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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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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钡娜飨擞背椭泄仓醒胪痴讲坎砍ぱ罹踩史⒊隽搜搿Ｔ�1984年春东归的吴国桢、黄卓群夫妇，因黄卓群女士有病未能成行，遂推到同年9月。岂知6月6日，吴国桢突然病故在异国。
异乡难埋思乡情，吴国桢的心愿成了遗愿，永无了时。他只有神游故国，魂归大陆。这真是：“长恨绵绵思乡人，不尽哀思游子魂。”
第三节孙立人去职“王朝”芒刺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召开了29个亚非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提出了亚非各国应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加强团结，一致对敌。经过协商，同其他与会国一起努力，达成了基本上符合和平共处的十项原则，即“万隆精神”。
周恩来同参加会议的印、缅等七国代表团长举行会谈，讨论缓和远东局势，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周恩来严正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造成的。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但任何谈判都丝毫不影响中国人民行使自己的主权——解放台湾的行动。并表明我国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方式和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尽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和平解放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诚意和正确方针博得了国际舆论的好评，促成了1955年8月开始的中美大使会谈。这对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促成中美双方的相互了解起了好的作用。我国外交政策方面取得的一系列的胜利，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1956年3月，蒋介石在接见美国合众通讯社社长时说：本人坦白认为：自由世界在亚洲冷战中，正遭遇失败，很不幸的，至少在亚洲，自由世界的外交已造成一种支持与鼓厨中立主义的印象。。。今日所谓中立主义，一方面使共产集团之收获益臻巩固，而另一方面使俄、共政治经济的邪恶势力之渗透发展，较前更为容易。而其最大作用，就是可使自由亚洲人民对于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所持之最后意向究竟如何，更感惶惑。故在亚洲赢得冷战之主要措施，为美国应有一坚定反共政策之表示。
蒋介石到底要求美国应有何种“坚定反共政策”？无外乎帮他“光复大陆”。但华盛顿的当政者，是现实主义者，比蒋介石清醒得多。反共保台可以。与八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战？决不冒这个险！蒋介石有怨气，可是，台湾小朝廷的存亡，又唯美国的庇护是赖，不敢太造次。
实质上，既有了“美、中（台）共同防御条约”为庇护，蒋介石已看出长期偏安的局势已定，他也就乐得在海岛上称孤道寡，安享天年了。要紧的就是如何稳定岛上的政局，发展岛上的经济建设，将最后这一点江山，妥妥当当地传给子孙后代。
蒋经国在父亲的教导下，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危险人物”，“异己分子”相继溃不成军，皆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尤其是在拔掉手握兵权的武将孙立人这颗眼中钉时，表现得更为突出。
“东方的隆美尔”
我们先把焦点对准孙立人，将孙的出身作一交代。
孙立人，原籍安徽舒城，生于1900年。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被保送赴美，进入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获工程学士学位，转入弗吉尼亚西点军校学习，和美国的乔治·马歇尔元帅是先后期同学。
1928年，孙立人毕业回国，先人国民党党务学校任军训队长，后调“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任副总队长。宋子文成立“税务警察总团”，邀孙出任该团“特种兵团团长”。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
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由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直接受到日寇威胁，14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发表“自卫”宣言。同时，蒋介石电令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对日寇发动总攻，并调集73个精锐师参加上海抗战。孙的税警第四团，参与是役。
当时很多人认为，孙部是支非正规部队，没有战斗力。但实际上，这支财政部的武装，武器远比一般国民党军队优越，中层以上军官大都是留美的少壮派，士兵中有文化的多，部队平时训练严格，军容风纪比国民党其他部队好，再加上民族战争伟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淞沪前线打得很顽强，给日本侵略军以很大的杀伤。
在温藻浜战斗中，孙立人中弹负伤，被送香港养和医院医治。1938年，孙立人又率部参加了武汉保卫战，二次立功。
这二次战役，使孙立人在军界初露锋芒。
“税警总团”在长沙扩建为缉私总队时，孙立人任总队长，同时晋升为少将。孙立人选定长沙为扩军基地，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长沙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便于收容各路部队的散兵游勇；其二，原“税警总团”的官兵中，湖南人居多，在战斗中，湖南人勇敢善战，深得孙立人赏识，在本地扩军，便于多招些湖南人。孙部基地设于长沙岳麓山。副总队长齐学启，湖南宁乡人，曾任江苏保安团团长。
第一团上校团长贾幼慧，山西人，是孙立人清华和弗吉尼亚的同学，曾任原税警总团炮兵营长。
第二团上校团长唐守治，湖南零陵人，曾任某部队宪兵营长。
第三团上校团长葛南杉，江苏人，留法生，工兵营中校营长王之，留美生。通信营少校营长文芝龙，黄埔毕业。孙立人依靠这些骨干，招募和收容兵源，扩大自己的势力，不到半年，就招集了三千多人。以后逐渐扩充到五个团，还有工兵、通信、特务等三个直属营和一个教导队，实际已有了两个师的兵力。
孙立人在湖南建军，原以为离前线尚远，可以好好地扩军训练，不料日军飞机经常来轰炸，弄得日夜不宁。于是，他急忙电告重庆，请求转驻贵州。蒋介石、宋子文也想保存这部分力量。所以，很快就批准了入贵州的请求，指定缉私总队驻贵州都匀训练。
1940年11月，税警团改编为新38师，孙任师长，1942年远征缅甸。
在中国对日抗战史中，有一段精彩的“异域”篇章，这就是孙立人所率新38师远征缅甸时的“仁安羌大捷”。
“仁安羌大捷”是个闻名世界的战役，新38师在劣势的情况下，竟以不满1000人的兵力，击败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救出超己十倍的友军。
当时缅甸整个战争形势，就盟军方面来说：左翼为国民党军队第6军，当面之敌为敌第18师团；正面为国民党军队第5军，当面之敌为敌第55师团；右翼为英第一军，当面敌为敌第33师团。新38师在曼德勒，无形中有东西策应的任务。
4月14日，由于英军第1师放弃马格威，改守仁安羌，引起盟军右翼的严重局面。新38师的112团和113团先后奉命由副师长齐学启率领，开往纳特曼克与巧克柏当两地布防，负责支援英军和掩护正面的侧背，曼德勒卫戍的任务，只留下114团的两个营担任。而114团的第1营仍然留驻腊戍，担任飞机场的警戒任务。
日军探听到英军退守仁安羌的消息，马上就分出两个联队兵力，绕到英军后方，占领仁安羌油田，切断英军归路，将英军第1师全部和战车营的一部，包围在仁安羌北面一带地区。又用一个大队的兵力飞快占据拚墙河北岸渡口附近，阻截英军的救援，不过当时在拼墙河北岸和日作战的英军，只是少数步兵和装甲旅战车山炮的一部分，自身都已难保，更无力分兵去救援在南岸被围的部队了。
4月16日，在仁安羌北面的英军第1师已经被包围两个昼夜，粮尽弹缺，水源断绝，危急万分，驻扎巧克柏当的113团，便接到了立即驰援的命令。救兵如救火，113团连夜奔赶，在17日的黄昏时分，到达拚墙河北岸，在距河五英里的地方，进入准备攻击的位置，当晚就展开了猛烈的战斗。18日拂晓起，战斗更激烈，孙立人亲自从曼德勒赶往前线指挥，正午12时，拚墙河北岸日军肃清，英方催请孙部立刻渡河攻击，当时孙部兵力太少，而且南岸地形暴露，日军又是居高临下，孙部站在仰攻的地位，如果攻势稍一顿挫，日军可能立即窥破孙部实力，这样一来，不但不能达成解救英军的任务，并且可能把113团陷入危险的境地。因此，孙立人决定暂时停止进击，打算在黄昏以前用尽各种方法把当面的敌情和地形侦查清楚，再利用夜间去周密部署，准备在第二天拂晓进行攻击。英第1军团长史林姆将军对于孙立人这样计出万全的筹划，虽然表示十分钦佩，但怎样才能使他的被围部队立刻解救出来，却是他更焦急的一个问题，因为他接到被围的第1师师长斯高特将军的告急无线电话，报告被围官兵已经断绝了两天的水粮，无法继续维持下去，若是今天再不能解围，便有瓦解的可能。所以史林姆将军要求孙立人无论如何要立即渡河攻击援救，不能等到明天。后来孙立人一再的解释利害，并且请他打电话通知斯高特师长务须再忍耐一天。史林姆将军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斯高特师长又打来了第二次告急的无线电话，说是被围的部队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再也不能忍耐一刻了。史林姆将军脸上显然是变了颜色，他凝视着孙立人，目光慌乱，神情紧张，但孙立人的态度却依旧很平静，并再请史林姆将军转告斯高待师长说：“贵师既已忍耐了两天，无论如何还要坚持这最后一日，中国军队一定负责在明天下午6点钟以前，将贵师完全解救出围。”无线电话中又以焦急而怀疑的语气传来“有无把握”的询问，孙立人斩钉截铁地回答他说：“中国军队，连我在内，纵使战到最后一个人，也一定要把贵军解救出险！”
这句话使史林姆将军大为感动，和孙立人郑重地紧握着手，认为这是一种“君子协定”。
19日，东方鱼肚白色还没有出现，攻击便开始了。破晓时，左翼部队将日军第一线阵地完全攻占。战斗转进到山地里，日军不顾一切猛烈反扑，孙部已得的阵地，三次失而复得。在日军优势兵力的压迫下，孙部必须要处处防备敌人侦知实力，所以用种种方法，设置疑兵，虚张声势，又用小部队进行扰乱突击，更教日军无从判断虚实，主攻部队利用山炮、轻重机枪及轻重迫击炮的掩护，反复肉搏冲杀，第三营长张琦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还高呼着“弟兄们，杀呀！”士兵们眼看着自己的长官壮烈地倒了下去，心头热辣辣地默念着他最后所发出的口令，含着眼泪，前仆后继的拚死冲杀上去，一直冲上了油田。山凹里，油田边，都积起了一堆一堆的尸丘。这一场白刃肉搏的大战，从午前4时继续到午后3时，日军的第33师团完全被击溃了，他们丢下了1200多具死尸，退出阵地，113团不过1000人的战斗员兵中也伤亡了一半。这不但是一个冒险的攻击战，简直是一个可怕的空城计。
下午5时，孙部克复了全部仁安羌油田区域，枪炮声渐渐的稀远，敌人显然是在加速后撤。孙部首先将被俘的英军、美传教士和新闻记者五百余人解救出险，并将夺回被日军抢去的英方辎重汽车一百多辆，交还英方。接着英军第1师的步兵、骑兵，炮兵、战车部队等七千余人和一千多匹马都在孙部的安全掩护下，从左翼向挤墙河北岸退出，三天的苦熬已使他们狼狈不堪，一路对着孙部的官兵，个个都竖起大拇指高呼“中国万岁”，更有许多军官压制不住感激的热情，抱着孙部的军官跳了起来，友情的高扬已经到达了顶点。
仁安羌之役、在军事上是一个奇迹，中国军队是以少胜多，以客胜主，以寡救众。这一仗，不但表现出中国军队是有严格的训练和旺盛的士气，更表现出中国的指挥官有卓越的将才，有高明的判断能力，有超人的战术眼光，胆大心细的断然处置。同时，这一仗还不只是表现出中国军队作战的英勇惊人，并且显示出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优越性，从孙立人回答史林姆将军的“中国军队战至最后一人，也一定要把贵军解救出险”的一句话语中，就充分表现了中国军人舍己救人和不背盟信的美德，以及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对道义的高深教养，后来，新38师转进到英法尔时，又和英军第1师碰在一起，彼此语言不通，相互以目光表达情感，有些英军官兵见了孙部，眼眶中竟都含有感激的晶晶泪水，这种表情不只是在羡慕新38师的战功，也不只是在感谢中国军队当日解救他们出险的好处，而是他们被中国军队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了，对于这种亲挚的友情协助，他们当会终身感念不忘的。
由于仁安羌援救英军卓越的战功，孙立人荣获“英帝国司令”勋章（C·B·E）和美国的“丰功”勋章。被誉为“东方的隆美尔”和“东方野战之狐”。
四面楚歌“仁安羌大捷”后，孙立人升任新一军军长。抗战胜利后，新一军4万多人马辎重，借道香港，在美国军舰护送下，开向东北，部队首先在秦皇岛登陆，然后乘火车到锦州一带集中。途中受到东北民主联军的袭击，伤亡颇重。这一年初，孙立人又一次出国考察，此时尚未回国，全军由副军长贾幼慧率领，辗转迂回到沈阳外围。在四平街，新一军同东北民主联军激战了一个月，伤亡惨重，却攻不下一个小小的四平街，蒋介石非常不满。这时，孙立人已经回国，急忙从关内赶来指挥战斗。也是他运气好，东北民主联军在保卫四平街的战斗中，赢得了时间，正作战略转移。因此，新一军一举而下吉林，长春、德惠，陈兵松花江畔。这一战又给孙立人镀了一层金粉。
但孙立人既非黄埔弟子，又非陆大学生，在国民党部队中自成一系，且孤芳自赏，自命不凡，仗着美国人撑腰，有时连蒋介石也不放在眼里。所以，蒋介石对他也不满，适逢云南部队60军184师在东北起义，投向共产党，使蒋介石愈加感到非嫡系部队不可靠。云南部队的后台是龙云，蒋介石曾以明升暗降的手法，把龙云调到中央，削掉了云南王的兵权。于是，便使用同样的手法，提升孙立人为东北“第四绥靖区司令”，接着又任为东北九省保安长官司令部副司令长官，把他调离长春到沈阳与保安司令杜聿明共事。而他的新一军，也交给了黄埔出身的50师师长潘裕昆。孙对这种人事安排自然不满，但又没有办法，只能暗中怨恨。不久，只身南下。
孙离开东北，心情抑郁，意兴阑珊。最不甘心的，是受黄埔系的排挤欺压。1948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际，蒋介石依从美国的授意，任孙立人为“陆军副总司令”兼“训练司令”，在美国顾问的直接控制下，开始在台湾训练新兵。其后，蒋介石又任陈诚为台湾省“主席”，除为了部署逃命外，也有牵制孙立人的用意。陈到台后，即曾暗中策划孙立人的凤山军官训练班并入军校中，陈系的林蔚、郭帏、罗卓英等企图将孙的练兵权转到罗卓英手上，但没有成功。
1949年9月，蒋介石为了取得美国的积极援助，以陈诚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又“提拔”孙立人为“台湾防卫总司令”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在陈的控制下，孙实际上没有什么权力，在长官公署成立不久的某次会上，孙就曾很不满地表示：他虽为台湾防卫总司令，而军队的调出调入他一点都不清楚，调换一个军长，他连一个通知都没有接到。陈曾指使其嫡系的第6军，用“升官”的办法拉孙的80军的官兵，80军一个老兵到第6军可升班长，班长可升排长，此事引起孙的异常气愤。
蒋介石复位后，陈诚任“行政院”院长，又升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表面上向美国做出了姿态，得以争取美援，实际上又以陈诚系的周至柔任“参谋总长”，用以牵制孙立人。据1950年材料，孙知道实际的权力操在“参谋总长”手中，不愿就任，要陈诚答应他两个条件：第一，仍任“台湾防卫总司令”；第二，仍兼负陆军军官训练责任。后经陈同意就任。表面上陈虽同意了孙的条件，但孙仍然没有人事权和指挥权，而且训练权的大部分也相继被陈夺去。孙曾哭诉于何应钦说：“台湾完了。”
1951年5月香港《自然日报》称：孙立人仍旧是一个“木偶司令”，不经蒋介石同意不能任免一个营长，没有蒋介石的命令也不得调动任何部队。蒋纬国的装甲兵部队更不容孙过问。孙的“陆军总司令部”的决议，每次均被周至柔控制的国防部加以删改，双方常打公文官司。陈诚的亲信原任国民党第6军军长戴朴等陈系军官，竞拒不出席孙召集的台湾防卫会议，此外，当时孙虽名义上仍兼“陆军训练司令”，可是，校官以上的训练全由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陈诚系的将领万耀煌、彭孟缉负责，高级政工干部的训练又由蒋经国的政工干部训练班主持，孙的凤山军官训练班，只能训练尉官以下的人员。陈诚手下的一些喽啰，对孙挂名的“陆军总司令”空衔，也喧嚷要予以夺去，如1950年黄杰从越南逃到台湾和陈诚系的黄埔出身军人段沄、罗奇等叙餐时，大家公开他说：“陆军让孙立人干，难道我们黄埔就无人吗？”曾决定要夺取“陆军总司令”的位置，后经吴国桢提出：“要顾及美国人的印象”，才暂作罢。
江南在《蒋经国传》中说：孙立人的处境，自美学成归国那天起，的确备尝嫉妒倾轧之苦。国民党军队将领中，有留日派、保定和黄埔系，惟留学英、美，形单影只。假使不是宋子文成立税警团，孙立人可能毕生从事军事训练。假如没有和盟军并肩作战的机会，孙亦不可能脱颖而出，中外驰名。那位西点军校出身的温应星，当了一阵税警团长，即销声匿迹，50年代，参加香港的“第三势力”，和蒋介石隔海对抗，就是最好的例子。
孙的学识，据说卓越超群，这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变成他的负数。蒋介石在1940年前，不让孙入野战军，带兵作战，多半基于现实形势的考虑。这一点，我们要承认，蒋作为最高统治者，权衡人事的综合平衡，有其独到之处。
据一位跟过孙多年的老部下说：“孙是个非常优秀的带兵官，但是位很坏的领袖。”讲人际关系，和他的同辈，几乎没有人可以合得来。任“陆军总司令”期间，每周军事汇报，他从未准时出席，其理由非常可笑，“他不愿意向周至柔总长敬礼，迟到能避免，因为，总统已在场。”
孙之傲慢，固有其理由，主要看不起他的一些同僚，认为他自己鹤立（又鸟）群。也可能当时的情势，特别美国恢复军事援台后，制造他“非我莫属”的优越感。诚然，孙有学识，也有战功，是蒋的爱将，美军的宠儿，但孙是台湾整体里的个体，不能与人和衷共处，就会孤立无援，且遭致群体的打击。《孙立人在台兵变经过》一文，则有如下生动的描述：当陈诚任行政院长、周至柔任参谋总长、王叔铭任空军总司令、桂永清任海军总司令时，屡当蒋介石召开会议时，陆军总司令提出的问题或意见，总是遭到三票对一票的否决，有时弄得蒋介石亦左右为难。例如空军与海军提出，在防卫台湾及反攻大陆的战争中，空军海军如何重要，如何优先，须获得优先装备，反正是一切优先。又如空军提出，空军官兵的待遇要超出陆军两级，飞行员待遇，要超出陆军十倍，空军官兵要新式美观服装。海军提出，海军是国际兵种，须按国际标准待遇，一般官兵要超陆军一级，另有航海津贴，要有海军自己的舞厅、歌厅等。以上诸多不平等待遇，二十年后的今天，仍是外甥提灯笼（照旧）。可怜的陆军，四面是海，可怜的总司令，孤掌难鸣。陆军提出的许多问题，都遭到空海军的联合杯葛、阻碍。有时老孙气急了，就在会议上向老蒋报告说海军空军如何好，如何如何行，那么请总统将陆海空三军测验一下，比一比，看究竟哪一军好。先从我们三军总司令考起，比文也好，比武也好，比立正稍息也好，比X＋Y也好，由你们海空军决定好了。像这样情形，最后还是由老蒋打圆场，至于老孙在老蒋面前请求批准进军校再受训一词，更是家常便饭。由此可见老孙与陈诚、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等高级将领间之矛盾多深。
已四面楚歌，腹背受敌，孙立人却犯着更致命的错误，他以蒋经国为敌，以“陆军总司令”的地位，抑制蒋经国的政工制度。
1950年12月，孙立人召开的“新年第一次年终扩大良心会”，“让许多高级长官来听取士兵们的良心话”。孙致词说：“现在社会黑暗，人心不古，不但做事骗人，说话也骗人，所以社会动荡不安，就是彼此不能开诚相见，埋没了良心之故。”
“良心会”的用意，也许不坏，但蒋经国觉得，孙立人捞过界，这本来是该“政治部”发动的事。蒋经国反击，推行“庆生会”，孙、蒋较量的火药味，乃全面扩散。
美军顾问团长蔡斯，他是带了支票签字权的美国大亨，负责台湾的军援执行，颐指气使，法力无边。早为蒋介石父子所不满，孙、蔡不谋而合，蔡斯也主张撤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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