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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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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镁鸬淖裳鸥涸鹑耍槭鹩γ磕旮蹲裳�75万美元服务费。但早在2月11日，已退休的柯克就以美国国际通讯社（后与合众社合并）记者身分访台，抵台当天即获蒋介石和宋美龄召见，并在宋美龄的陪同下，视察国军基地。柯克凭其声望与关系，得到美国海军的直接协助，海空军与陆战队将领纷纷抵台，一批美式武器亦源源运台，真正负责采购和运送这批军火的，是由中情局设立的“纽约商务国际公司”。据文献证明，麦克阿瑟将军曾“鼓励”并促成这项交易，艾奇逊亦知道此事，但未加制止。
柯克扮演美国密使柯克2月11日访问台湾后，即经常往返台北和东京；并积极介入国民党当局军事战略决定，除了建议国民党军队自舟山群岛撤退外，据称国民党军队决定放弃海南岛，亦出自柯克的划策。
柯克亦敦促蒋介石将军事最高指挥权交给孙立人。1950年3月，孙立人出任陆军总司令，4月兼任台湾防卫总司令；这项人事布局（不论孙立人是否拥有真正的指挥权），显然也是蒋介石听从柯克建议的结果。
蒋介石既然对他如此信赖与尊重，柯克为什么同意国务院“扶孙倒蒋”
的策略？为什么愿意担任传递讯息的“密使”？
柯克虽支持国民党当局不遗余力，但他对台湾局势的考量，仍以“美国利益”为出发点，他协助售卖军火给国民党当局，乃是为了反共保台。他比一般美国将官还了解中国事务，抗战时访问过重庆，战后又以第7舰队司令驻防过青岛，然而他也看到国民党的仓皇辞庙，他的经验告诉他，蒋介石并不是一个领军、治国的上乘之选，台湾应更换领导人才能对抗中共。柯克愈来愈赞同国务院“扶孙除蒋”的构想。
消息灵通的鲁斯克一清二楚柯克所领导的咨询团协助台湾购买武器的事情，故透过海军军令部助理部长欧林姆与柯克取得联络，莫成德亦向鲁斯克建议利用柯克，而何克的身分与地位，颇适合担任这项负有重大机密任务的传讯工作，如此亦可使孙立人觉得美国是认真的。于是，“中国最良之友人”柯克上将，乃扮演了“扶孙除蒋”的“密使”角色。
胡适拒绝领导反蒋鲁斯克数年前曾向为他作传的乔治亚大学比较法学教授熊安邦透露，1950年6月初（应为6月下旬），他收到一封专人（即柯克）递送的孙立人将军的密笺，孙立人提出一项“惊人的建议”，他愿意领导兵变以除蒋，孙要求美国支持，至少予以默许，孙表示他如果掌权，将制止国民党当局的贪腐，并在对付共党方面，较蒋更具弹性。
鲁斯克说，此事需要总统的决定，他为了防止机密外泄，以免蒋杀害孙立人，乃毁掉密笺，并告诉艾奇逊。艾奇逊答应呈报社鲁门，但杜鲁门未作决定前，朝鲜战争就爆发了。
康明思教授认为鲁斯克的陈述，乃是推卸责任的说法，有意将政变责任推给孙立人，而开脱真正的祸首——华盛顿。鲁斯克是一个诡计多端的“老狐狸”，他在1990年接受美洲《中国时报周刊》总编辑杜念中的专访和孙立人义子杨钧的函询时，皆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含糊其词地交代美国（其实是他本人）策动孙立人造反的史实。也许鲁斯克已垂垂老矣，记不清楚三四十年前的往事，甚至连收到密笺的时间亦记错。
鲁斯克的倒蒋计划显然在收到孙立人愿意反蒋的密笺后，得到新的动力。经国民党当局友人麦基的安排，鲁斯克于1950年6月23日，与前北大校长、“中国自由派”领袖胡适，在纽约布拉萨大旅馆（即1970年4月黄文雄、郑自财行刺蒋经国未遂之地）会晤。据胡适事后告诉顾维钧，鲁斯克要求胡适出来领导一批反共而又亲美的自由派人士，取代蒋介石政权，胡适告诉鲁斯克，他毫无兴趣，并指责美国未支持国民党，不过，胡适认为蒋介石不应该再当“总统”，只有如此，台湾才能获得美国军援。“胆小”的胡适向顾维钧报告与鲁斯克会见时，宋子文亦在场。
朝鲜战争救了蒋政权鲁斯克于80年代未接受康明思访问时表示，他完全不记得在布拉萨大旅馆与胡适会面的往事。康明思说，鲁斯克以记忆力强而著称。
鲁斯克在纽约会晤胡适当天，国务院远东司长莫成德和肯楠等官员亦在讨论台湾问题。莫成德说，美国如要改变对台政策，则必须彻底，肯楠则表示，在政变之前，“蒋介石将已被解除权力”。莫成德又说，鲁斯克自纽约回到华府后，艾奇逊将立刻和他讨论台湾问题。
文献显示，国务院所拟议的台湾政变“预定日期”是6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亦就是6月24日或6月25日，但朝鲜战争于6月25日星期天爆发了。鲁斯克说：“韩战挽救了蒋介石政权。”
但据解密档案和学者研究结果，自接到孙立人的密笺直至朝鲜战争爆发以后，鲁斯克一直还在推动倒蒋运动。亚利桑纳大学教授夏勒则指出，“韩战爆发后美国仍未放弃迫蒋下台的念头。”肯楠在6月29日召开的国安会秘密会议中表示，蒋介石“随时”将会被“推翻”。
麦克阿瑟档案指出，麦克阿瑟总部情报部门在7月初获悉，蒋介石已越来越怀疑孙立人图谋不轨。孙立人的陆军总部少将军法处长周芝雨7月1日被捕，11月23日处决；孙的老部下、前新七军军长李鸿获中共释放来台，8月被捕，关了25年。孙立人的英文秘书黄正和女生大队少校黄珏姊妹，亦早在3月因涉及“共谍”李朋案，而被蒋经国下令扣押，坐了10年黑牢。
蒋介石消除孙立人势力1953年3月20日至22日，被艾森豪威尔击败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伊利诺州长史蒂文森访问台湾。3月20日上午抵台后，蒋介石即与史蒂文森会谈，21日晚上又在士林官邸设宴款待他，当晚10时30分史蒂文森回到台北宾馆后，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即到宾馆与史蒂文森单独谈了一个小时。据史蒂文森档案称：“孙立人显得不大自在，声音压得很低，显系担心房间装有窃听器。”孙立人称赞史迪威将军二次大战期间的在华表现，并认为马歇尔将军1946年调处国共纠纷时，对国民党当局贪污腐化、没有效率和未获全民支持的批评，乃是“绝对正确”。
孙立人对史蒂文森说，秘密警察仍在台湾严厉控制思想，蒋介石父子不择手段地镇压反对他们的人。孙立人说，国民党军队不错，亦有希望反攻大陆，但目前的领导层不行，它仍是一个充斥个人权力的者政权。
孙立人夜访史蒂文森一事，蒋经国控制的特务不可能不知道，何况史蒂文森又不是一个亲蒋的美国政客，其行动更需监视。
1954年6月24日，孙立人被调为“总统府参军长”，7月3日就职；同年12月，美国和台湾签订“中（台）美共同防御条约”。1955年5月25日，陆军步校少校教官郭廷亮被捕；5月28日，蒋介石召见孙立人，当面叫他“少跟政客们来往”，并表示要把他“孤立”起来；6月6日，发生所谓“屏东机场兵谏事件”；自此，震动海内外的“孙立人案”正式登场，国民党当局大肆展开“清君侧”之举，彻底消除孙立人势力。8月20日，蒋介石下令组织9人调查委员会调查孙立人。
需要求美隐忍再三显然地，所谓郭廷亮事件和屏东机场兵谏，都是国民党当局制造孙立人案的藉口。孙立人的唯一罪状，乃是他在美国策动下试图谋反。
事实上，蒋介石对美国与孙立人所作的一系列联络与接触，均在其掌握中。据文献指出，在美国普渡大学和维吉尼亚军校受过教育的孙立人，抗战期间与美国“战略情报局”关系颇佳，因此受到国民党当局特务跟踪，到台湾后，更因蒋经国建立政工系统，黄埔系军人和他对立，故孙立人一直受到监视与盯梢而浑不自知。
在风雨飘摇、美援孔急的时代，蒋介石对孙立人迹近“叛逆”的行径，隐忍再三，甚至在美国的压力下还让他升官；然而，韩战爆发后，台湾已可确保，美亦源源而来，蒋介石父子乃陆续采取断然措施，斩除“挟美自重”的官员，先罢黜台湾省主席吴国桢（1953年春天）。再“孤立”孙立人。蒋介石所需要的是绝对忠诚的部属，绝不宽容任何心存贰志的文武官员。
国民党当局在风云际会的50年代初期，摇身一变为山姆大叔的反共盟邦，蒋介石政权开始放手弹压异己，华府莫可奈何，孙立人乃成为美国对台阴谋策略下的最大牺牲品。
第四节雷震惨下文字监公然叫阵1960年3月，一心想做终生“总统”继而父传子的蒋介石，面临一个尴尬问题。台湾6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又到了，按照“宪法”规定，连选只得连任一次。蒋已连任一届“总统”，再连任就违背“宪法”。当初制订“宪法”时，曾预想定一个没有连任限期的“总统”，但那岂不等于封建王朝的世袭制？那么，“实行民主政治”的招牌，一天也不能挂之。蒋既要这个门面，学美国宪法的派头，也要终身当“总统”。蒋介石的真实意图，很难从他发出的讯息得到明确肯定的答案。因为他的那些演说太模棱两可了，即使他最亲信的幕僚，猜起来也颇费周章。一会儿他说，“宪法”不能修改，他要把它完整地带回大陆；一会儿，他又说：“我要带你们打回大陆去！”假使不修宪，他怎么当选连任呢？不连任，又怎么带你们“打回大陆？”后来，大家才明白，他反对修改“宪法”，并不反对增加临时条款，如在大房子旁边加个小房子。和很多政客一样，他有擅玩魔术，愚弄人民大众的“智慧”。
绕个大圈子，最后由国民党内善体君意的现代绍兴师爷们，运用dafa官会议，作成解释决议，以现有在台的“国民代表”人数为计算标准，修改临时条款，但不“修宪”。这样，蒋不仅可连任，且可做终身“总统”。
国民党这一荒谬的举措，原以为岛内没有人敢反对。所有的舆论工具，悉由当局把持操纵。反对就是“破坏领导中心”，“共匪同路人”，有带红帽子坐牢的机会，什么人敢冒此不韪！
台湾偏偏有一个叫雷震的人，主管一份叫《自由中国》的半月刊杂志，竟对蒋介石连任“总统”著文净谏，继而公然叫阵，发出铿锵有力的反对声。于是招来了一场大祸。
雷震，1896年生，浙江长兴人。早年留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复人大学院专攻宪法。返国后，曾任浙江省立第三中学校长，中央大学教授。1928年任法制局编审及编译局编撰，翌年入立法院，并兼任中央军校教官，1931年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书记长，兼南京代表大会主席，1933年任教育部总务司长，1935年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候补执行委员。抗战期间任国民党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及秘书长，周旋于各党派之间。日降后，任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及国民大会副秘书长。逃台后，曾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政务委员，国民党中央改革委员会设计委员会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央银行监事，“大陆灾胞救济总会”常务理事等职。
雷原属CC系，后靠近政学系。与胡适交谊很深。是亲美反蒋的重要头目之一。1949年胡适在美国组织“中国自由党”时，雷担任台湾方面的主持人，并出任胡适在台湾创办的《自由中国》半月刊社长，旋因其与美国人有勾结，攻击蒋，于1951年秋被撤去所有“官衔”，并遭监视。1954年被开除国民党党籍。1955年，美国曾邀雷赴美讲学，但为蒋介石所拒，未能成行。其后雷等伙同台湾内外的“自由分子”，打着“自由民主运动”的旗号，鼓吹反蒋“大团结”，企图逼蒋“开放政权”。
《自由中国》自持有某些美国人的支持，在“国大”进行选举“总统”
时，就连篇累犊地发表反对蒋介石连任的文章，如《拥护蒋总统继续领导而不赞同连任》，《岂容御用dafa官滥用解释权》，《敬向国大代表同仁说几句话》等等。文章明确指出：“近几年来，政府采取的种种反自由、反民主、反宪法的手法，尽管引起了海外自由反共人士的普遍不满，乃至于具有领导地位的左舜生和李璜两先生（左舜生和李璜系青年党骨干），早就发出对台湾不宜多存幻想及与台湾各行其是的主张。然而，事实上仍没有与台湾走上最后决裂之途，而是一忍再忍，苦口婆心的仍向政府当局进忠言。可是最近消息传来，现由于修宪连任运动者竟不惜撕毁我们立国基础的中华民国宪法，非但左舜生等先生，已决定不出席可能被迫毁宪的国民大会；且迫使海外的自由反共人士，决定发表宣言：如果台湾真听任修宪连任运动者一味硬干到底，则将不再承认自由中国政府为合法的政府了。”
“各位是被修宪连任运动者所收买，做了一毁宪的最后工具。至于因此而造成的任何结果，是海内外的彻底决裂也好，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反共的最后失败也好，各位便无从逃避责任。果不幸而如此，则各位代表势将被这一代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所永远唾骂，甚至各位代表的子子孙孙也将因此而蒙受永恒的羞耻。民初曹锟贿选时，议员们在‘红罗厂卖身’的结果，终留下‘猪仔’议员的骂名，便可谓殷鉴不远！”“。。今日反对修宪连任，已经是地无分台湾、香港、美国，人无分青年党、民社党、无党无派、乃至国民党，可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了。因此，如果修宪连任运动者更要不恤人言，罔顾民意，还不悬崖勒马，则后果岂不显然可见了？尤其在海外所将造成的结局，恐将不堪设想好！”
该刊的主要撰写人殷海光教授撰文说：国民党是怎样统治台湾呢？因为一伙比较大胆的狡猾的人集拢起来，用自命合法的方式，掌握着社会资源，为私利而统治着台湾。而且，实际上是打着“国策”的幌子，以“伟大领袖”的意志，把人民当作自己胡作非为的工具，理由是：“领袖是人民意志的旗手”。
此外，《自由中国》还揭露台湾当局把反攻大陆当成遮羞布，来合理化一切不合理的措施。《自由中国》认为：这几年来在台湾的措施都是以“马上就要回大陆”为基本假定。这种办法，真是弊害横生。
第一，因为一切都是为了“马上就要回大陆”，一般人就形成事事“暂时忍受”和“暂时迁就”的心理状态。大家看到官方许多不合理或苛烦无比的措施，都认为这是暂时的现象，将来回到大陆就好了，所以只有忍受下去。官方在“反攻大陆”这个大帽子之下，利用人民的这种心理状态，遂得以畅所欲为，这几年来，人权自由受到严重的妨害，政治向着反民主的道路发展，其故在此。结果所及，“反攻大陆”尚在毫无端倪之时，我们已经先失去了自己所有的。
第二，因为被“马上就要回大陆”的心理状态所误，官方的许多措施都是过渡性的措施，不求彻底，不求永久。而一般人民在心理上则被“吊起”。于是，许多事情得过且过，不去设法开展，蹉跎岁月，一误再误，八年于兹。浪费民族时光精力，不可计量。
第三，因为“马上就要反攻大陆”，官方人士拚命办这种训练，那种训练，弄得颇紧张的样子。紧张的时间太长，大家所追求的目标尚渺不可得。但是迫于威势，屈于利害，大家不敢形之于色，言之于口。于是，久而久之，双重人格就出现：在公开场合满口“拥护”、“革命”、“反攻”；在私人场合就是牢骚、惆怅、悲观、失望、彷徨。
依据上面的指陈，我们知道以“马上就要回大陆”这一假想为根据的种种作法是有着显著弊害的。而“马上就要回大陆”这一假想又是颇为渺茫。一个国家的一切作法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这是太不稳健了。一群人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活动，哪里会“生死以之”、全力以赴？
《自由中国》的上述言论，使蒋介石的颜面大失光彩。而该刊又在蒋介石当选后，再撰社论《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代？》一文，穷追不舍，余音缭绕，台湾当局更力震怒。
如果雷震有自知之明，急流勇退，台湾当局可能在投鼠忌器之下，不会贸然对雷震等下手。但雷过高地估计了美国官员对台湾的影响，竟在书生式的坐而论政之余，联合国民党的反对派，准备成立台湾的第一个反对党——“中国民主党”，正面向国民党挑战。
组织反对党1960年4月间，台湾第三届各县市长及省议员选举落幕之后，全省落选的党外候选人，聚集在台北“自由之家”，他们议论纷纷，揭发国民党违“法”选举，如兑票换票、埋伏票、代领投票、故意制作废票、故意唱错票、威胁投票等等。场面火热，责骂声不断。
这时，坐在上座当主席的雷震，突然站起，大声讲话：“大家对国民党的选举作弊，举证历历，真令人寄慨无已。大家都知道，国民党主办选举单位，包括法院在内，都是沆瀣一气，官官相护，互相装聋作哑，不理不睬，即使告到法院也会视若无睹，不了了之。这是因为我们候选人没有组织力量来抗争之故，所以今天我提议，大家组成一个政党，以后选举，以组织力量来对抗国民党，如果国民党继续以作弊方法来赢取选举，我们自可以组织力量彻底揭发斗争，这才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本做法。才能得到公开、公正、公平的保障。现在请大家附议，是否应该组织新党？”结果，全体无异议热烈鼓掌通过。
当雷震宣布组织“中国民主党”时，有人举手发言：“今天我们在台湾实施民主政治，组织新政党，应以‘台湾民主党’的名称较妥。”雷震制止说：“我们的政治目标是为全中国同胞的政治受惠，故不应该只冠台湾的名称。”
接着，雷震宣布：“政党组织的筹备工作，异常艰苦，提议，以《公论报》负责人李万吉先生，及曾做过台北市长，而这次在台北市为竞选省议员的党外候选人助选的高玉树先生和本人皆以发言人名义代表本党，进行组党工作，李万居先生是留法的本省前辈，德高望重，高先生对外尤其对国际人士有良好公共关系，同时负责财务的筹措。”
开会后雷震私下对高玉树说，胡适先生最近曾与“行政院长”陈诚谈过自己多年的意愿，“中国应该实施西方式的多党民主政治。”（胡适曾在大陆解放前，建议蒋介石是否把国民党分为左右两个党，以英国或美国模式实施两党互相制衡的政治。未得蒋介石采纳）雷震并以肯定语气说，“陈院长”当面向胡先生保证，国民党绝不反对或排斥新党出现，但先有一个基本条件，必须与国民党同一目标，即反共而以反攻大陆为最高指标。雷震很乐观地告诉高玉树和李万居，我们不必顾虑，他们是绝对以反攻大陆为最高目标的。不久之后，胡适亲自在阳明山高玉树寓所主持一次新党的筹备会，参加人员包括雷震、高玉树、李万居、吴三连、郭雨新、齐世英、李秋远、杨金虎、许世贤、余登发等。当天，胡适非常慎重，以恳切语气说，“今后组党是艰巨万分。历史上政治理想的实践，都带艰苦耐劳，无可避象，各位必须有信心苦干到底，才能贯彻我们中华民族历史的创举。”
1960年6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并向蒋介石提出“国民党政务让台湾本地人有更多的机会来干”的“强硬建议”以后，雷震等更加积极进行反蒋活动。《自由中国》撰写社论《台湾人与大陆人》触及国民党的要害。由“二二八”事件引起的省籍鸿沟伤痕，一向是敏感到谈不得的问题，雷震却说：“人与人不会成为仇敌，除非由于政治上的错误”。又说：一些迷误于政治权力的人们发现大陆人和台湾人在政治改革运动上携手合作，起了恐惧心。故意危言耸听，说台湾人的势力抬头，内地人将受歧视等等。
国民党当局一面发动自己控制的舆论工具进行反击，一面制造谣言，硬说中共驻港的工作人员暗中支持台湾的新党活动等等。同时通过美国驻台“大使”庄莱德，向国务院缓颊，俾一旦采取行动时，减少美国官方的压力和冲击。奉命执行此项任务的，即蒋经国指挥下的情治系统——台湾警备总司令部。
大前提上，蒋氏父子俩为维护自己的权力统治，利害相同，观点一致。
纵使蒋介石不下命令，蒋经国亦必去之为快。从个人恩怨出发，吴国桢、孙立人是他夺权的障碍，雷的《自由中国》是他愚民政策的绊脚石。允许这个杂志的存在，很多神话、谎言就有被拆穿的危险。
雷、蒋冲突，肇始于50年代时期。据雷震自己说：“我于民国39年（1950年）10月第一次去香港时，这些党派人士并未提到国民党要‘党化军队’一事，大概国民党改造委员会此时尚未定案也。迄民国40年（1951年）元月28日我和洪兰友同去香港慰问各党派及民主人士时，青年党左舜生和李璜等一见我们，就大骂国民党首领蒋中正和蒋经国（此时陈立夫已放逐至海外了）不该违反现行宪法的规定，在所有军队里，以及持有枪杆子的宪兵和警察里设立国民党支部之事，和过去的军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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