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59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学阶段的三个女儿雷美琳、美莉、美梅就已是学校里的“特殊分子”了。雷美梅高中时因制服只有一个口袋，而非多数同学的两个，受教师屡次警告。大姐雷美琳的遭遇更荒谬，她就读世界新专时，有一名姓刘的教师每次在走廊遇到她，就对她谈保密防谍，上她的课，则会在黑板上写下“保密防谍”四个大字。有一回，这位教师要同学写一篇作文，题目是：“一个伟大人物”，雷美琳写的就是父亲雷震，教师给了她40分，并对全校同学说这位认为自己父亲是伟人，“无视于国父、蒋总统存在”的同学“不要脸”。经雷美琳向校方陈情后，该教师居然在校务会议中下了”不是她走，就是我走”的最后通牒。由于没有教师认为学生写自己的父亲是一个伟大人物便罪当开除，所以这名教师终如其所愿，“走”了。早在雷震入狱前，国民党特务已24小时盯住雷家。雷美琳值班太晚，男同事送她至家门口，隔天这位好心的同事就被“安全人员”约谈，他们拿着暗中拍摄的雷美琳与男同事站在门口的照片问他“到雷家干嘛？”。原来常到雷家借报的邻居，也因类似情形不再来往。亲友多不敢与他们接触，雷家就这样被孤立了起来。

在当时苦闷的空气中，雷家姐弟们偶尔也会制造一些乐趣。大雨天，与父亲坐在凉亭里，看着两个一边监视、一边东张西望、若无其事的特务，淋着滂沱大雨，像落难老鼠的惨状，使他们乐从中来。有时雷震要到中南部为筹组“中国民主党”开会，他们会陪父亲借道邻居家，翻越后山，到景美搭车。姐弟几个再由另一条路走回新店，打从前门晃回来，唬得那几个特务一愣一愣的，搞不清他们没有出门，怎会从外面回来的。

1964年，雷美琳随夫婿往美国。几年内，姐弟也陆续离台。一两个星期可以发下的出境证，他们却等了将近半年。1966年，雷美梅去美时，雷震正住院，病房随时有两个保防官陪伴，她怕有关单位改变心意，临时禁止她出境，竟连离台的消息也没告诉父亲。雷美梅回忆说：“当时匆忙成行，就像逃难一样。”

定居美国后的雷氏姐弟，每次回台，出入境时也备受阻扰。一班飞机抽查两个中国人、两个外国人，这四个人恰巧就是持台湾护照的大姐、小弟，及待外国护照的二姐、三姐。人被带到小房间搜身，如果可以的话，海关人员会把他们的皮也掀起来检查看看的。带回送人的礼物，也要受严密搜查。面霜被搅得溢出一半，糖果盒被拆烂，甚至牙膏也挤出一半，行李箱被翻得合不拢来。排在后面的老外看了，当场对她们说：“女士，如果你要告他，我随时可以为你作证。”但是，告了他们，于事何补？口口声声注重“国家形象”，国际形象的国民党当局，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外国人面前演这类荒谬侦探剧，受害的，又岂只雷震家人？

雷震出狱后，仍然被监视着。有一回，他参加朋友喜筵，因身体不适，提早离席回家。守在喜堂外的情治人员没有发现，管区警员竟在凌晨到雷家临检，折腾一番后离去。被吵醒的雷震再也无法入睡，面对着曾经门庭若市、冠盖云集的客厅，唏嘘不已。

雷震生前，始终耿耿于怀的，即为他在狱中完成的400万字回忆录遭狱方没收一事。出狱后，雷拟重写回忆录，由于在电话中托人印稿纸而被“警备司令部”保安处长吴彰炯得知（雷家电话被24小时监听、录音），立即打电话给雷夫人，叫他不要再写回忆录，“在家打打麻将好了。”

雷震非常念旧，蒋介石死时，他还到“国父纪念馆”排了四五小时的队“瞻仰遗容”。雷家一名司机被卡车撞到景美桥下，雷震难过了许久，每年清明节，他都到坟前致意。然而活着的朋友，却难得见上一面。

雷氏姐妹曾无限感慨地说：“父亲晚年非常寂寞，即使昔日再好的朋友，他也不会主动联络，就怕连累人家。”

1976年秋，忍受不住精神上重大威胁的雷震，开始为自己安排后事，他选了一块坟地，除了夫妻的墓穴，又做了三个，安葬亡儿德成和两位故友（均为《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一为殷海光，一为罗鸿诏。1979年，89岁的雷震含冤去世。

1989年4月29日，当年雷案当事人傅正与民进党立委及关心雷案的人士，成立了“1960年雷震案平反后援会”。5月1日，久居美国旧金山、洛杉矶的雷震儿女们，特别千里迢迢赶到台湾，希望能力其父的清白尽一点心力。

5月5日，雷震之女雷美琳，雷美莉、雷美梅三人，在雷案辩护律师谢长延的陪同下，共同出席了平反雷震案的记者会。会中雷美琳等人发表一篇“我们的感谢与呼吁”的声明，要求有关当局重审雷案，将雷震当年在监狱所写的回忆录手稿及日记归还，同时并要求注销雷震家属的黑资料，归还他们自由生活的权利。

雷震子女表示，当年有关雷震案的侦察、判决都是假的、错的，“监察院”的调查报告，也是不尽事实的作品而已。

雷震子女在会中也呼吁，所有知道雷案真相的关系人，包括该案的证人，当年参与侦察审判、监视的治安人员，能发挥道德勇气，提供确实资料，以助雷震案的平反，还其清白。

第六章台北频发暗杀令，魔掌屡伸大陆内地。共和国镇反剿匪。军统龙头纷纷归阴

第一节覆巢之前的哀鸣毛人凤布置潜伏1948年以前，保密局的企图是派遣特务进入解放地区建立组织，结果屡遭失败，经常受到蒋介石的责备。1948年以后，由于一些原来控制在国民党手中的大中城市不断被解放，根据这种新情况，毛人凤开始采用预先布置潜伏组织的办法，以便解放后这些组织能继续活动。

为了加强对潜伏特务培训，保密局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全能训练班，由电讯处长杨振裔主持，加紧培训一批所谓全能情报员。这个班的成员除要接受搜集情报的训练外，还要接受无线电收发报技术训练，能够独立担任无线电报收发工作。全能特务派到前方各大城市居住下来，让他们先找好掩护的职业，不与原来保密局的站组发生横向关系，直接由保密局潜伏布置组领导。以后又采用双层布置，在各大中城市中又吸收了一批新的人员。担任这项工作的条件是，要有一个正当的职业，例如医生、hushi、教员、会计师、工程师等。他们当中，以既要与特务有一点亲友关系，又没有被人发觉与特务有往来的为最适宜。每个大城市都准备设立一个或两个这样的组，组长一般由军统特务没有暴露身份的人担任。每组设一部或两部电台。潜伏特务的待遇是以黄金计算，比一般特务要高出几倍。组长如兼电台报务员，每月连房租等津贴可得黄金二两左右。在快解放的地区，可以一次发给半年或一年的经费。一般组员每月待遇是从黄金三钱到五、六钱不等。在潜伏地没有解放时，这些特务只作一些准备工作，而不正式活动。潜伏组主要任务是解放后搞情报。蒋介石最希望这些人能在解放后混入政府机关去工作，特别希望能混入到共产党里面去。所以这些特务平日表现得很左，工作也很积极，因为只有这样的才能取得信任。

保密局还布置一些潜伏在解放地区的个人，专搞破坏工作和进行造谣等活动。这些人一般都是个人活动，并不结成小组，也不配备电台，而是靠个人去作反gemin活动，与潜伏组不发生横向关系。潜伏组所用的电台，一般是两瓦半的美造特工机，利用种种方法掩护起来。有的装在办公桌抽斗的后半部，有的装置在收音机、留声机、台灯等里面。电池一般也配给半年到一年。当时毛人凤乐观地估计，不出一年，所有被解放的大中城市，便可以在美国的直接帮助而重新回到国民党手中，最久不过一年，于是各种配制也只以一年计。

西南方面的潜伏布置，一直到1949年4月以后才正式开始。这年3月间，沈醉到重庆参加毛人凤召集的西南、西北两地区的负责人会议。会后，沈奉派去上海找保密局办事处领取经费，回来时才带回西南地区布置潜伏组织的指示和各项规定。那时，蒋介石认为西南还可以作为反攻基地，短期内不至于解放。但到这年夏天，他们感到连西南也不易保得住，才匆匆派出保密局潜伏布置组第二科科长任鸿传赶到重庆，由他兼任西南特区潜伏布置专员指导各省站协助布置。

任鸿传和重庆站站长李修凯，先在重庆及川东等地进行布置后，7月间才到昆明，在昆明布置了一个潜伏组和一个独立潜伏台。潜伏组由沈醉找人介绍了两个医生，一个叫明绍武。任鸿传知道明绍武想开设一个私人诊所，便一次答应给他1000元云南半开硬币。当时毛人凤是想用重金来搜罗这种人才，使他们在解放后能为国民党效命。任鸿传只匆匆把昆明布置好以后便去贵阳。按保密局规定，在云南除昆明应布置一两个组外，还要在保山，昭通各布置一个组。当时因交通困难，任鸿传不肯久待，便先走了。

9月间，毛人凤感到西南地区潜伏组的布置还不够理想，加上华北、华东、华中的一些潜伏组在解放后陆续被破获，为了加强西南地区的布置和恢复解放区的组织，又在重庆缫丝厂内成立了一个全能情报人员训练班。这个训练班由毛人凤兼主任，王蒲臣任副主任，准备训练几百名潜伏特务派往各地。但开始训练不久，解放军已向西南进军，训练班只好迁往成都，结果在路上便弄得七零八落。到成都后，知道已没有时间从容进行训练，才把这批人编入交通警察第一旅何龙庆部队中，准备让他们去打游击。

保密局在进行潜伏组布置的同时，还作了一些专门准备在解放后的大中城市中搞暗杀和破坏部署。这种部署的办法是，先把手枪、爆炸物品预先存放在可靠而容易取出的地方，而不是放在担任破坏暗杀等工作的特务家里，需要时临时派人去取。

还乡运动1949年春天，当全国大部分地区被解放后，从各地逃出的特务大批向国统区后方逃窜。他们多年来受蒋介石的欺骗宣传，没有一个不害怕异常，不少人都希望早点去台湾。

毛人凤看到这种情况，便向蒋介石请示办法，得到的答复是除少数大特务有必要时才准许去台湾外，其余还应留下来继续与共产党斗争到底。毛人凤根据这一指示，3月间在重庆召开了有西南、西北、广西、湖南等省的负责特务参加的会议。毛提出这样一个办法：各人返回自己的家乡去进行个别的活动，在地方上设法立足生根。

这个办法一方面可以大量派遣特务到各个角落去继续从事反共活动，同时又可以减少拥挤在国统区后方城市的待命人员，实际上是不想再负责安置他们的工作。因为地区一天天缩小，人一天天增多，实在也没法安置。这样一举数得的办法，蒋介石很为赞许。

毛人凤在宣布这一办法时，要求这些从事还乡运动的人，要在自己家乡坚持一两年，要他们相信蒋介石不久便可在美国帮助下率部卷土重来，只要忍受一个短时期，便可得到重用。毛人凤还指示他们回到解放地区，可以但白向共产党交代自己过去的历史，不必隐瞒身份；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不准交代组织，特别不准检举其他特务，不准揭发别人罪行。如果不遵守这一规定，不但将来要处分，甚至当时就要派人进行纪律制裁。毛还告诉这些人，可自首交代一些历史上的人，以便进一步取得信任。如果能够在机关中得到工作，那时自然会派人去联系；没有联系到以前，可以相机行事。自己有把握的破坏活动，一定要进行，成功后逃到后方或台湾可以受到奖励。回到没有解放地区的人，要先立下足来，设法掌握地方团队武力，有把握时可以参加打游击；等到解放时，如果没有办法，可以参加起义，以便混入解放军部队去。

留下大量叛徒1949年10月初，有天傍晚，昆明航空检查所长李瑞峰拿了一大批请示飞香港、仰光、台湾等地的申请表，要沈醉作最后决定。当时毛人凤住在沈家，在楼上一间大的客厅办公，沈醉在他隔壁一间小会客室办公。徐远举正在和沈醉聊天，沈便叫李瑞峰把申请表放下，等他看过后再还给他。毛人凤等李一下楼就把沈醉和徐远举叫到他的办公室，要他们特别注意一个问题。他说，蒋介石曾当面指示他，要尽可能不要让中共叛徒去台湾，而要劝他们留下。他说，蒋连张国焘都叫人去劝说过。当时沈问毛人凤，为什么要尽可能不让叛徒去呢？毛说，这是蒋介石英明的地方，使他非常佩服，要沈醉和徐远举一定要认真控制好去台湾的飞机票。因为叛徒去台湾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主要原因是共产党胜利了，他们决不会再死心塌地的跟着国民党。加之，有些叛徒在台湾又没有什么关系，再也不能利用他们去破坏地下党组织，只是增加负担。他们到台湾后，当局不但要多养活一批闲人，还得防范他们倒戈投向共产党，在台湾搞里应外合，而留这批人的好处就太多了。由于蒋介石这一措施，解放前夕在重庆出卖江竹筠、王朴等近百名地下党员的叛徒，曾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刘某，虽然对国民党立过“大功”，在最后向毛人凤跪下去苦苦哀求让他去台湾时，也被毛人凤一脚踢开，刘在解放后落入了人民法网。曾给国民党立过汗马功劳，在军统中工作多年爬到将官级的前张国焘秘书，也没能逃往台湾。此外，未能逃到台湾的叛徒，有做过榆林站长的，有任军统局局本部第二处副处长的，有任业务处长的，有任兵工署稽查处长的，有任成渝铁路警务处长的，等等。

准备在西南地匡打游击、当流寇1949年12月12日，是蒋介石在中国大陆上的最后时刻。

这天中午，毛人凤及蒋介石的贴身机要秘书拿着一份《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和一大叠国民党中央行政院的委任状，从蒋介石卧室里出来，匆匆往楼下的一间临时机要室走去。这项“应变计划”是从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后由毛人凤亲自起草、拟定的，前后酝酿了整整半年，其中的一些措施，早在人民解放军挥戈南下之时就已经着手进行部署和安排。

毛人凤在重庆期间，曾要求每个省站的负责人立即拟好一份“应变计划”，叫大家充分作好临解放前的大破坏、大逮捕、大屠杀的准备，从速作好上山当流寇的准备。他谈得比较具体一点的是打游击，主要力量是依靠何龙庆的交警第一旅的两个总队。贵州站长陈世贤曾表示，他和余万选可以成立一两个总队。云南方面当时也有一些交通警察，可以凑成一个总队。如加上西南地区十几个兵工厂的警卫部队，以及特务们所掌握的一些公开单位和流氓组织，凑几万人不成问题。

毛人凤信心十足地说，共产党是靠打游击起家，而军统特务也懂得这一套，在这方面要比一般正规部队强得多，将来在大陆上保留几个据点有把握。同时他还向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要到了沪州专区，介绍罗国熙去当专员，派了几个特务当县长，准备把这个地方也作为根据地。

毛人凤拟定的“应变计划”是一项国民党在地下继续与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进行斗争的政治动员令和组织大纲。而那些委任状，则是属于这项“应变计划”中的一部分，是由国民党“中央行政院”正式委任的、国民党失陷后在全国各大区以及各主要游击区的负责人和主要领导人。现在经蒋介石签署后，将通过秘密电台发往全国各地的潜伏组织和武装特务。这也是蒋介石在离开大陆前的最后的计划和措施。

“应变计划”称，“为更好地在全国范围内贯彻。。总体游击战之计划，按照当前全国特定情形，全国敌后工作委员会总部暂时设在台北”，并在大陆设5个“勘乱区”：

第一是西南区，主要负责人何应钦；

第二是西北区，主要负责人马步芳；

第三是华北区，主要负责人李玉堂；

第四是东南区，主要负责人郑介民；

第五是华南区，主要负责人薛岳。

“应变计划”中规定，这五个区“直接统归中央行政院领导，并受驻台北全国乱后工作委员会具体工作指导”。

除上述5个“勘乱区”外，“应变计划”中还策划在各地建立15个“重点游击根据地”。它们分别是：苏南太湖游击根据地，辖“太湖游击纵队”4个师，并“曲线救国新编

第一军”，纵队司令胡伯龙，参谋长季家振。

湖北大别山游击根据地，辖“大别山人民反共义勇军”一个军，军长汪宪，参谋长袁成英。

浙皖边游击根据地，辖“浙皖边区游击挺进纵队”一个军，并“浙边支队”、“皖边支队”各一个师，纵队司令徐振东，副司令徐建中。

豫西游击根据地，辖“豫西剿暴总指挥部”两个军，并“黄河”、“绥远”两个特工大队，总指挥卢民。

赣南井冈山游击根据地，辖“井冈山游击挺进军总指挥部”一个军，并“翠微峰独立支队”，司令黄镇中。

湘西游击根据地，辖“湘西反共救国军”暂编第一军，并“新一师”、“新二师”，军长陈子贤，“新一师”师长兴周，“新二师”师长余适。湘鄂川边龙山游击根据地，辖“湘鄂川边反共游击军”暂编第二军，并五个直属支队，总司令瞿波平。

广西瑶山游击根据地，辖“广西反共游击联军”暂编第四军，并两个交警大队，军长黄品琼。

广西十万大山游击根据地，辖“广西反共复国第三方面军”一个军，及9个县自卫大队，总司令苟正康。

黔东北游击根据地，辖“黔东北人民自卫军”暂编第九军，军长史肇周，副军长吴登云。

川黔湘鄂边游击根据地，辖“边区人民反共自卫联军”4个师，及11个自卫团，总司令陈全，副总司令陈长捷。

川南游击根据地，辖“西南剿共救国纵队”两个军，并新编第7师，第一军军长也占武，第二军军长欧阳祥林，新7师师长吕振华。

滇北昭通游击根据地，辖“云南人民救国义勇纵队”一个师，并三个大队，师长杨永寿，大队长王跃云，龙绳曾，李云聪。

甘青川边游击根据地，辖“三边靖绥反共司令部”4个师，总司令周迅宇，副总司令刘野樵、傅秉勋。

武当山游击根据地，辖“鄂陕边人民自卫军”一个军，并新编第5、第8军，总指挥王凌云。

“应变计划”还对这些“游击武装”布置了具体任务，“一是要保存，二是要扩大，三是要进击”。要求他们“各自为战，苦撑待变，尽力避免不利行动。生存就是胜利，坚守就是胜利，同时，积极吸收和引导、组织过去我所留之各种地方武装、警察、绿林武装，等待一切机会，留心一切机会，创造一切机会”，并“利用当前社会问题制造事件”，积极主动地进行“灵活的斗争”，破坏一切军用设施，消灭一切有生力量，最终配合国民党完成“反共复国”的“大业”。

这一垂死挣扎，虽像覆巢之前的哀鸣，却也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力。应该说，长达3年之久的匪患，其源盖出于此。

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崩溃的时侯，留在大陆上的溃散武装（政治土匪）就有200万，各种特务分子60万。这些反动势力，在全国各地埋下了定时炸弹，增加了建国初期的不安定因素。

第二节中苏铁道线上连环谋杀毛人凤策划行动方案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就在毛泽东手持讲话稿，站在天安门城楼宣告这一伟大事件后的24小时，从苏联的首都莫斯科拍来了世界上第一份外交贺电：。。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联政府的反应之快，使全世界都始料不及，许多国家领导人还在瞪大眼睛看着新中国有没有人理睬呢？！

紧接着，蒙古及其他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也都相继用最快速度拍来贺电，纷纷正式承认这个新生的人民政权。

一个占人类1／4人口的国家的红色政权迅速地在国际上站稳了脚跟，这使得新中国的领袖们不禁长长地舒了一大口气。

10月16日，苏联大使罗申在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递交国书，周恩来等参加了这个仪式。

11月的一天，毛泽东打电话把周恩来等领导人请到了自己的住处，正式商谈着出访苏联、亲自会晤斯大林的事宜。

“恩来同志，我看现在我到苏联去一趟比较合适了。”

“今年是斯大林同志70寿辰。他60寿辰那时主席在延安不是还写了祝贺他生日的文章吗？”

“是呀，一晃10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呀！”

“12月21日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领导人都要到莫斯科去为斯大林祝寿，主席选择这个时候去苏联很合适。”

“我可是只管去祝寿幄，有关双方商谈，协定、签约之类的事还得靠你这个政务院总理啊。”

“主席可以先在苏联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恢复恢复，有关中苏双方商谈的具体工作，我到苏联后按主席的意见和政治局的决定去办。”

“好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