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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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英当局脚踩双船14日晚上，港督葛量洪在香港电台及丽的呼声中发表讲演，声称此次参加暴乱的歹徒定必予以严惩，同时强调局部地区仍在宵禁期限范围之内，而英军亦暂时留在市区，协助恢复市区秩序。只字未提北京方面的抗议之事。16日，港府宣布戒严已经全部解除，市区及郊区全部恢复正常。而此时拘于“漆咸营”中的“罪犯”人数却已超过5000戒严已被解除，秩序也终于恢复正常了。

对于这场持续的暴乱香港方面该作怎样的“交代”呢！

16日下午，新闻处通知在辅政司署之内举行记者招待会，出席长官除葛量洪之外，还有辅政司戴维德、署理警务处必明达、驻港三军司令史德顿等。

招待会上，名报记者争相询问，当提及周恩来总理在10月13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先生的抗议时，葛港督竟回答说：“中国政府的抗议中，称九龙的中国和平居民的生命财产在国民党匪帮特务分子操纵的暴徒们的动乱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港府被指责说没有及时采取得力措施阻止暴乱的扩散，这种抗议和指责是通过一些不确凿的报道资料作为根据的，是不合实际的。”

又是脚踩两条船的卑劣手法！

又是两面三刀惯用伎俩的复演！

望着自己的骨肉同胞惨遭蹂躏，全中国人民怎能不怒火中烧，义愤填膺呢？

“释放无辜居民！”

“严惩黑帮特务！”

“戳穿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

这是正义的声音，是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共同的声音！

在这场由国民党驻港特务一手策划并指挥的持续数天的大暴乱中，港英政府一直处于被动应付之中。对于台北的直接参与采取了置若罔闻的消极态度，这表明英国政府和受其遥控的港督府并未完全放弃“两个中国”的反动立场。而只是到了暴乱升级，殃及池鱼。局势若再不加以控制，整个九龙城将变得不可收拾之时，迫于中国政府的严正抗议，港英政府才不得不采取了所谓的宵禁政策。

好一个姗姗来迟的宵禁令！

几百家公司、学校、商店被毁，几千人被拘禁“漆咸营”中，上百人伤残、几十人命归黄泉，这就是英警察加上军队所取得的辉煌战果！青山作证，历史无情，人们从中又一次领略了殖民主义者的丑恶嘴脸。

第八节毛人凤作古蒋介石痛失老奴1956年10月13日，郑介民因报告九龙事件来到蒋介石跟前。听完九龙情况，蒋介石对特务的活动颇为满意，突然，他想起头天曾有“国防部情报局长”毛人凤病危的消息传来，便向郑了解毛的病情。郑介民答复道：“毛局长本来有慢性支气管炎症，一直没有彻底治好。从去年夏天开始，不时咯血，甚至咯血回局办公。到本年4月再发，血咯得多，又发高烧。5月间医生断定是局部化肺癌。”蒋介石问：“不是到美国治病了吗？”

郑介民道：“是！毛局长在美国波斯顿州医院动手术，切除了右肺中叶和下叶，医了两个月，后来从波斯顿去纽约，不成了，再去华盛顿检查，发现心脏跳动太快，也不规律，就在当地住了下来，9月份才回来，这是上个月的事。”蒋介石：“美国医生也没办法？”郑介民道：“大概病太重了。9月底毛局长回国之后又咯血，痰中有葡萄球菌和肺炎双球菌，于是又动胸膛穿刺手术，取出淤血一块，咳嗽咳得厉害，到双十节过后，连饭都不想吃，精神萎疲，再检查，又发现右肺气管中有大量淤血。到大前天，再动切开胸壁手术，在心脏附近发现大块癌瘤，因为癌已从肺门深入纵隔，紧靠心脏壁压住了食道，已经无法切除了，要治好的希望不多了，从那时起，已经输血、拿氧气帮他呼吸，非常辛苦。”蒋介石越听越不舒服，挥手令去，一个人坐在那里发怔。

10月14日上午11时25分，毛人凤终于归阴。

18日，台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情报局故局长毛人凤事略》：【军闻社讯】国防部情报局毛人凤故局长生前事略，顷经治丧委员会发表如下：毛故局长讳人凤，字齐五，籍隶浙江江山，生年五十有九。幼怀大志，与戴雨衣将军同砚于江山文溪小学，常以报国相勋勉。弱冠时毕业于浙江省立一中。旋入上海复旦大学肄业。中途感国事之蜩螗，愤军阀之残暴，乃毅然间道入粤，投考黄埔军校第四期，不幸因病休学，不久病愈，转入党军戎幕，略偿夙愿。民十五年春，因封翁谢世，自粤返籍奔丧。其时适值戴雨农将军亦欲投身黄埔军校，俾遂报国之初衷，先生赞助甚力。

迨民廿三年，戴将军正主持情报工作，浼先生为之臂助。初在浙江省警官学校及武昌西安行营第三科，先后供职有年，为各该单位首长所倚重，建树极夥。民廿六年七七事变，日寇入侵，戴将军责任更重，工作益繁，乃调先生兼程入京，命掌机要。军书旁午，听夕辛劳。八一三沪战时，先生随侍戴将军在沪郊主持情报别动等项重要工作。。嗣局势日非，我政府由粤徙渝，先生为卫护领袖驻节渝垣之安全，并亲自部署西南方面之工作，曾亲赴渝州留至最后。迨后大陆全面失陷，保密局在川康青边境等地之各游击部队，曾先后予共军以重大打击保密局迁台以来，在先生之贤明领导下，曾先后破获重要共谍案多起，功在国家，蒙政府酬奖勋劳，先后奉颁三四等宝鼎勋章，三四等云麾勋章，胜利勋章，忠勇勋章各一座。美国政府也曾以先生对于中美情报合作著有勋劳，曾以司令级嘉猷勋章授予先生。。在国民党文武大员死后的“事略”之中，人们将永远看不到死者到底是个什么样儿的人，更谈不上死者的“德政”与“德行”了。当然，国民党人之中确乎也有君子，但毛人凤则不然。

毛人凤作古，蒋介石一面庆幸蒋经国接手情报单位的障碍，从由消弭于形。但回想起毛氏一生对自己的忠诚，不禁黯然泪下。

至于毛人凤如何掌握蒋介石的特务机构，还得从戴笠乘机失事说起。

“特工王”突然失踪1946年3月17日下午，戴笠座机失踪的消息犹如世界末日降临的阴影一样，阴森凄凉地笼罩着重庆军统局本部。军统局代主任秘书毛人凤紧张不安地守在办公室里，不停地指令重庆总台向上海、南京、青岛、济南、天津、北平等处询问222号专机的消息。至次日，毛人凤紧张得坐立不安，甚至通宵也不离办公室一步。电讯总台的电波连续不断地向全国各地数十个建有机场的大中城市发送，并命令各地的军统组织调动一切情报力量，寻找222号专机去向。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毛人凤心中的不祥之感越来越强烈。过去，戴笠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一般都要给毛人凤发电告知自己的行止，以备蒋介石随时向毛人凤查询，也便于毛人凤及时向他报告局里的重大情况。但是自17日中午戴笠离开青岛后，不但完全中断联系，而且完全失去行踪，这是以前从没有出现过的异常情况。222号军用运输机，原由DC—3型民航机改装而成，1942年开始装备美军部队，安全可靠，全天候飞行。其最大时速350公里，最大航程4900公里（平常2500公里），续航时间为19小时24分（平常8小时），可载量2270公斤，号称空中列车。毛人凤认为，按222号专机正常航程计算，戴笠已不可能在空中飞行，即使按最大续航时间测算，戴笠也不太可能在空中飞行，肯定已经降落到某一个地方。只要222号专机着陆，戴笠与军统局及当地组织的联系并不困难，不但戴笠随身带有电台和报务人员，况且军统组织遍布国内，军统的一项重要命令可以在一两个小时之内，通过近干座电台传达到全国每一个角落。现在岂有老板数十个小时与局本部联系不上的道理。据此分析，222号专机极有可能出现以下两种情况：（1）由于某种原因，飞机被迫降落在共产党武装控制的地区；（2）飞机失事，机上人员遇难。

对于这两种情况可能带来的后果，毛人凤都不敢深思，他只觉事情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必须尽快向蒋介石报告。

3月18日清晨，毛人凤闯进蒋介石官邸，向蒋紧急汇报222号专机及戴笠失踪的消息。蒋听完报告，一言不发，立即拿起话筒用一种恐慌与紧张的口吻向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询问222号飞机的去向。当他得知222号专机确实失踪后，当即作出两项指令：一是指令周至柔马上派出几架搜索机沿青岛、南京、上海一线及周围地区寻找，弄清222号专机降落的地点，通知空军各机场协助查寻，将情况随时报告；二是指令毛人凤马上选派1名将级特务，带上电台及1名报务员，1名外科医生，于3月17日下午即出发前往上述地区寻找，如发现222号专机，就马上降落，不能降落则跳伞下去，并用电台将情况随时向蒋报告。并且命令毛人凤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戴笠，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蒋介石之所以很快作出这两项决定，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考虑，222号专机如果是失事遇难，那将是无可挽救的事，蒋也并不担心这一点。说实在的，蒋对戴的厌倦心理甚至在潜意识中希望出现这种后果。但是，需要防备的是，如果飞机降落到共产党武装控制的地区，戴笠一旦被共产党活捉，以戴所掌握的国民党内幕及情报，就会对蒋的统治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这是蒋决不能处之泰然的。因此，当蒋得到戴笠失踪的消息后，很快表现出恐慌而不是关怀戴笠安全的原因。

毛人凤急匆匆地领旨回到军统局，当即召开所有在渝的“将”字号的高级特务会议，通报戴笠及222号座机一天一夜失踪的消息，传达蒋介石关于派人寻找的指令。参加会议的大都是局本部各部门及驻渝外勤机关负责人中少将级以上的大特务，一共20余人。

当到会的大特务们得知戴笠已经失踪一天一夜时，不啻一声惊雷在头顶上炸响。多少年来，军统特务们无不把戴笠看成是军统的灵魂、化身和象征，甚至早已习惯了终日战战兢兢地在戴笠的淫威下生活，谁也没有想过离开了戴笠的意志、权威和漫骂，将如何生存。在过去，特务们均以戴笠的意志为意志，想戴笠所想，干戴笠所干，一切以戴笠的脸色为行动准则，早已失去了个人的意志、人格和思想，一个个几至成了政治上的植物人，谁也不敢想象离开了戴笠，军统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参加会议的军统总务处长沈醉回忆当时的情形，只觉得自己“顿时浑身直冒冷汗，心想：他可千万不要出什么事呵！”沈醉的这种心情正是当时大多数特务的共同心态。

但是，当特务们听说蒋介石命令要选派1个人坐飞机去寻找戴笠时，马上都像被霜打了的庄稼似的，一个个蔫着头。会场上鸦雀无声，谁也不肯接受这样一个“伟大”而“光荣”的任务。生存是每个特务的本能，何况又是面临着抗战胜利后人人都将升官发财的灿烂前程，谁肯因为寻找老板而被共产党活捉，成为老板的殉葬品，结果断送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

这一尴尬的场面大大出乎毛人风的意料，他本来以为会上将有一番热烈的竞争，人人都会抢着要去，结果在关系到戴笠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这些平时被老板视为心腹亲信加以重用的大特务们竟没有一人肯挺身而出，肯去救主。这不啻是对戴笠鼓吹“团体即家庭，同志即手足”的无情讽刺和嘲笑。毛人凤面对这一场面几至要哭出声来。他本是一个代主任秘书，地位与这些“将”字号的大特务只在伯仲之间，资历却远远不如这些大特务，过去他也仅仅是戴笠的传声筒，拉大旗作虎皮，替戴笠看家守门罢了。这些大特务们既不把毛人凤放在眼里，毛人凤也不敢对这些大特务指手划脚。现在戴笠生死未卜，他又如何能一下子指挥得动这些“头上长角”的混世魔王！最后，毛人凤在百般无奈之中声泪俱下地哀求说：“同志们，委员长再三强调，一定要派个高级同志去。如果没有一个负责人肯去，岂不是显得我们军统的负责人大胆小怕死了吗？如果我能走开，我一定去，可是戴先生临走时，让我在局里处理日常事务，离不开。你们叫我怎么去向委员长复命呢？”

在会场气氛几至凝固的情况下，倒是年仅33岁的沈醉站了出来，表示愿意承担去共区寻找戴笠的任务。沈醉既非戴笠的江山或浙江同乡，亦非戴笠的黄埔同志，只是出于报答戴笠对他的知遇之恩，才决定不惜冒死成行。这也是戴笠平时注意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效应。

沈醉是湖南长沙人，1932年初因闹学潮被学校开除，到上海投奔特务处上海特区区长、姐夫余乐醒，由其介绍加入特务处，初任上海区交通员，时年仅18岁。这年的秋天，余乐醒命沈醉送一封信到杭州浙警校面交戴笠。在浙警校特派员办公室，沈醉看到身着灰色中山装的戴笠，中等年纪，中等身材，显得过长的长方形的脸，又宽又大的嘴巴，除了那双又粗又黑的剑眉和精光四射的眼睛让人望而生畏外，其他无一出众之处，不像平时特务们传说的那么可怕。戴笠望着新参加特务处、年仅18岁的沈醉，十分高兴，立即放下架子，亲热、和气地询问沈醉的个人和家庭情况。当沈醉谈到被学校开除的前后经过时，戴笠哈哈大笑起来，一股同病相怜、惺惺惜惺惺的感情油然而生，亲切地对他说：“年轻人干点莽撞事没什么！我小时候踉你一样，也是让学校赶出来的。只要你在这里好好干，就有前途。你知道我们这个组织是当前最先进的革命团体，它进可作革命的先锋，退则保卫革命的安全。这是项很神圣的工作，你好好干，就前途无量。”说到这里，戴笠感慨地讲：“你很幸运呵，这么年轻就能参加到我们这个团体里来，我可是经过了多少年的奋斗，才有今天的呵！”这一天，戴笠破例跟沈醉谈了一个多小时，临走还送给他100元钱，让他在杭州游玩。并亲切地拍着沈醉的肩膀说：“你以后常到我这里来玩吧，我儿子跟你同岁，在上海上大学，放寒假同他一道去南京玩。”

戴笠眼里，沈醉是初出茅庐，一张“白纸”，可塑性强，只要稍加笼络，即可培养成自己的心腹。1933年5月，上海区法租界情报组长徐昭俊因情报屡次失实，被戴笠下令扣押问罪。该组14名组员，个个久历江湖，阅历很深，戴笠却破格晋升乳臭未干的沈醉任组长，并刻意教会沈醉一套驾驭下属的工作方法：一是自己会搞情报；二是奖惩分明；三是恩威并济；四是运用团体纪律。这是戴笠多年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套用人思想，轻易不对外人言，却毫不保留地传给沈醉，可见对其希望之殷切。这一次，戴笠调沈醉随自己同入厦门搞策反活动，一则充作助手，协助自己搜集情报；二则让他开开眼界，学习学习；三则进一步考察运用，观其表里言行；四是加深感情，以作心腹。一路上，沈醉把任组长后组里的情况和心里的苦恼一一向戴笠作了汇报，特别是一些老资格的特务对沈醉阳奉阴违，各行其是，极难驾驭。戴笠一边笑着安慰：“年轻人别着急嘛，干什么都要慢慢来”；一边令人不寒而栗地开导：“对部下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对那些不服从命令、软硬不吃的就要抓住他的小辫子，狠狠整治一下；杀一儆百，这样他们就不会再不听话了。”

沈醉随戴笠在厦门鼓浪屿完成任务后，很快回到上海，并按戴笠的教导，对情报组进行整顿。通过抓小辫子、杀一儆百以及金钱名誉引诱拉拢的办法，很快使手下的特务一个个刮目相看，服服帖帖。因而也更受到戴笠的青睐和培养。有一次，沈醉发现自己手下有一个叫胡继业的情报员给日本人提供情报，并悄悄搬到千爱里附近的日本人居住区居住。沈醉一时不知如何处理，决定到南京直接向戴笠汇报。适其时，戴笠儿子戴藏宜因与沈醉相处很好，一次私下向沈醉借了300元公款出去胡花，快到发饷时，戴藏宜仍不能归还，沈醉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也就一不做、二不休，跑到南京去向戴笠讨债。戴笠初听沈醉向他要钱，一时不知所以，等到问清缘由，不由得哈哈大笑。本来，戴笠的凶狠冷酷，在特务处是出了名的。一些跟戴笠多年的老特务，在他面前也不得不唯唯诺诺，恭恭谨谨，敬之如鬼神。但奇怪的是，沈醉这个乳臭未干、新来乍到的年轻特务，却能在戴笠面前谈笑自若，受嗔自然，而戴笠也不怒反喜。他听沈醉说完，连连表扬沈醉做得对，当即给沈醉开了一张300元的支票让他到会计室支取。

子债父还以后，沈醉接着汇报了胡继业一事，并建议开除胡继业出情报组。谁知，戴笠却要沈醉亲手干掉他。沈醉当时仅20岁，当听到要他亲手杀人时，极其惶恐地加以拒绝，可是戴笠却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命令说：“不！我就让你去。”并开导他如何进行心理平衡：“胡继业把情报交给日本人，这种做法就是汉奸行为，把他干掉就是为国除奸，就是为民除害”。接着，戴笠写了一张条子，叫沈醉去找特务处技术股和行动股，让他们教会沈醉杀人的办法。临走时，又给沈醉写了一张发“特别费贰百元”的条子，作为杀人的赏钱。

沈醉离开戴笠，到行动股领到一把削得又薄又尖的有毒的竹刀，又领得200元特别费，回到上海。经过两天两夜的激烈思想斗争，终于在金钱、地位、前程的诱惑、团体纪律的威逼、“为国除奸、为民除害”的心理解脱下，利用去看望胡继业的机会，将胡继业刺死。从此以后，沈醉在戴笠的精心培植下成为一名出色的职业杀手。

1934年底，戴笠提拔沈醉兼任淤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少校行动组长，沈醉从此对戴笠更加忠心不贰。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由此看出沈醉的分量，托人传话给沈醉，要收他为徒，加入他组织的“恒社”。以杜月笙当时在上海滩的名誉地位，此举不啻是项殊荣，但此时的沈醉对此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

以杜月笙的阅历和手段，他是不相信会有人在重利之下不上钩的。于是，过了不久，又买了一部豪华轿车送给沈醉。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在杜月笙看来，也是没有人能够对此加以拒绝的。沈醉虽然很喜欢这辆轿车，但他想起戴笠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得人钱财，就得与人消灾。”受了杜的汽车，就得被杜利用，自己现在的一切，都是戴笠给的，只应效忠戴笠，不应该再去效忠他人。于是断然退回轿车。此举连杜月笙也不得不佩服沈醉的忠心和戴笠的厉害。当时，戴笠的特务处和杜月笙的青帮组织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争夺人才十分激烈，戴笠和杜月笙为了彼此利用，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加以默许。戴笠手下的大特务、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大队长、黄埔四期生王兆槐就是杜月笙的青帮大弟子，杜月笙手下的弟子陈默也是被戴笠拉进特务处的特务。现在沈醉年纪轻轻，居然能对戴笠矢志不渝，就是杜月笙也深为佩服。

戴笠不久从杜月笙口中知道了这件事，内心极其骄傲，对沈醉简直是到了十分宠爱的程度。他特地把沈醉叫到南京，陪他一起吃饭，以示恩宠。然后详细问了杜月笙拉拢沈醉的过程，听完后，戴笠又高兴又得意地拍着沈醉的肩说：“做得对！我的人如果都成了杜先生的学生，那我还依靠谁呢？你要永远保持这样就好！”

此后，沈醉大走鸿运，很快被提升到军统局任总务处长。

沈醉的“壮举”使毛人凤和在场的大特务们如得救命稻草。毛人凤当即领沈醉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在官邸又叮嘱一番道：“好好好，你们赶快去找，务必要把他找回来，你们要不借一切把他我回来！我刚才又问了一遍，各处都没有发现这架飞机，准是在共区了！好好好，你们到共区去吧！”忽地又问沈醉：“你会不会跳伞？”沈醉直挺挺答道：“不会。”

蒋介石一怔，说道：“不会跳伞那怎么成？”又问毛人凤道：“换一个能跳的人去吧。”毛人凤不便告诉他旁人没一个肯去，情急智生，说道：“问过了，都没有跳伞经验。”蒋介石急道：“那就练习，你们今天下午带着医生、报务员先练习一下，明天便动身。”至于跳伞是否能在一个下午学得好，到时会不会跌死，蒋介石倒没想到。两人正在告辞，不料一声“且慢”，蒋介石又说：“我来写几句话！”接着拉开抽屉，取出一张信纸，写了几行字便要秘书拿去盖印，然后再给沈醉，只见那是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手令”，上面写道：“无论何人，不许伤害戴笠，各军政机关，地方政府，如发现戴笠，应负责妥为护送出境，此令。”

蒋介石吩咐沈醉道：“如果你发现失踪的飞机不是停在机场上，你就应该带着报务员和医生立刻跳下去，见到那边不管是什么单位的负责人，你就把我的手令给他们看。找到戴局长，立即用无线电告诉我！我相信，一切都不成问题，看谁敢违抗？”蒋的这最后一句话虽然明白表示了他是对共产党而言，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戴笠的威胁。蒋的猜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