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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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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刚刚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发表，显然不是偶然的。这对于忠心耿耿为美国侵华政策服务的司徒雷登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8月13日，毛泽东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对南京解放时的司徒雷登作了一段十分精彩的评价：“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结束，遭到失败的蒋介石逃往台湾，美国院外援华集团不顾杜勒斯的不同意见，立刻弹起“是美国的贻误造成了中国的丢失”的老调。1949年8月5日，艾奇逊国务卿发表了题为《美国对华关系》的白皮书，这份长达千余页的白皮书叙述了令人沮丧的，在前5年中发生的事件。
最先想到要搞白皮书的是梅尔比。1949年初，凯南为《外交》季刊写了他著名的《X先生》一文。文中力图为美国对苏关系提出一项明智的政策。梅尔比觉得也应当有人为对华关系做一番这样的工作。他把自己的想法对当时的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处长凯南和这个内部智囊团的成员戴维斯谈了，他们两人都支持这一想法。
梅尔比花了好几周的时间，拼凑了一篇合适的文章，但是，引用的材料太多了。于是，戴维斯提议，搞一份详细的白皮书可能更合适些。凯南赞成这个建议，艾奇逊和社鲁门这两位大人物也表示赞同。总统在4月中旬甚至说，他希望白皮书能在8月份起草出来并发下去。
梅尔比奉命担任这一工作的统筹人。笔杆子斯普劳斯被要求起草其中的一部分。政府中的老手杰赛普没有在中国工作过，因而能以不偏不倚的态度研究那里发生的事情，所以，艾奇逊要他审阅第一稿。最后的润色工作由艾奇逊、梅尔比和杰赛普做的。艾奇逊在把草稿交给总统看时，附上了一封长信。信中写道：这是关于一个伟大国家的经历中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的坦白记录，这个国家早就和美国有着友好联系。。这份记录表明，美国一直坚持了，并且仍然坚持着我们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中那些根本原则，其中包括门户开放、尊重中国的行政和领土完整，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遗憾的是，在编纂这份记录的时候，为了尊重事实，必须公布一些表明这个国家的可悲局面的事实。然而，我认为，不能为了这个缘故就不加以公布。。我们派去帮助中国人作战的政府代表，不管是军人还是文职人员，很快都发现。。（国共两党之间的）长期斗争使中国政府不仅在军事上和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和民心方面都受到严重的削弱。从美国军人和外交官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在1943年到1944年间，人们越来越确信，中国政府和国民党已经失掉了赢得人民效忠的战斗精神。根据许多观察家的看法，他们腐败了，醉心于争权夺势，依靠美国为他们赢得战争的胜利，维护他们自己在国内的经济地位。。我们清楚地看到，只有一个有朝气、进步、能重新得到人民热烈拥护的中国政府，才能够有效地对日本作战。美国官员一再向委员长表示他们对这种局势的关注，以期引起他的注意，他也一再保证要扭转这一局面。然而，他并没有作出什么有效的努力来扭转局势，甚至把那些对他苦苦相劝的中国官员拒之门外。除了对中国中央政府的萎靡不振感到关注之外，一些美国观察家还对国民党同中共的最终较量（政治的或军事的）表示关注。这些观察家的报告也在附录中引用了。他们早在1943和1944年就担心国民党政府如此脱离群众，以致在战后的权力斗争中，证明它无法保持政权。不过，我们还是继续把我们提供的一切援助，全都给了国民党政府。。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在我国力所能及的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无法改变这种结局。这种结果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我们少做了某些事情。这是中国内部种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奏效。这种局面是中国国内局势决定的。
现在已经看得十分清楚，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我们制订的政策，对中国人和对我们自己，都不能有所帮助。我们仍旧认为，不管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多么悲惨的局面。。中国古老的文明和民主主义终将重新抬头，它将打碎外国加给它的枷锁。。一些共和党人把白皮书斥为替罗斯福政府和杜鲁门政府洗刷过失的文件，并且宣称，有朝一日他们掌了权，他们将公布中美关系中发生的事情真相。
白皮书发表不到两个星期，毛泽东对美国的这个文件讲了话。他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一文中声明：“这些文件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白皮书特别详细地叙述了抗日战争末期到1949年的5年中间。美国实施扶蒋反共政策，千方百计地反对中国人民，结果遭到失败的经过。。”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注释中，向他的读者们简单介绍了美国先前的历史：“华盛顿（1732—1799）、杰斐逊（1743—1826）、林肯（18091865），都是美国早期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
新中国宣布：美国驻华外交机构是非法的白皮书发表的那一年，美国驻华人员变得越来越少了。美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对中国总是另眼看待。美国在派有外交使团的大国，都很少设总领事馆。在中国，总领事馆却设得很多。例如，在情况允许时，北平、广州、上海、天津、汉口、沈阳和哈尔滨都有总领事馆。按照惯例，在政权更迭或发生内战时，只要获得允许，领事馆是可以继续活动的。
但是，因为美国当局不承认中国现政权，所以他们在中国的领事馆，不被中国现政权承认。
10月1日，共产党在北京正式升起国旗的那一天，柯乐布和当时在北京的所有其他外国领事都接到了当地政府的正式通知：如果他们的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同国民党断绝外交关系，那就可以保持通常的外交关系。那时，蒋介石还不曾离开中国大陆，这种要求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
按照华盛顿的指示，柯乐布拒绝了。
在一个时期内，柯乐布继续履行自己受到限制的职责，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但是，他对那种状况心里是不痛快的。他在日记中写道：“美国方面继续发表反对美国承认共产党中国的声明。我倒认为，他们还是改变一下做法，什么话也别讲，让共产党先揣摩揣摩为好。但是，看来，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是一定会促使我们把牌摊到桌面上来的。”
1950年1月5日，艾奇逊国务卿打出了两张牌。他发表了一项声明，大意是说，在北京局势平静下来之前，美国不会考虑承认这个政权。他后来又发表过一些类似这样的声明。
与此同时。新生的人民政府在所有西方国家领事馆的大门上都贴了告示：8天后，他们以前的兵营将被没收。伊·卡恩说：“看来，这同艾奇逊的声明不是没有关系的。共产党人知道，以前美国军人就住在现在作为总领事馆的地方。在限期来到的前几个小时，柯乐布把办公室迁到了邻近的美国人的院落里，那里从未驻扎过军队。亏得他有先见之明，头几天就把电台移过去了，才使他能同华盛顿保持发报联系。”
此时，艾奇逊已决定，不管人民政府采取什么做法，全体在华的美国官员都要撤离。4月10日，柯乐布关闭了驻北京的领事馆，凄然踏上了归途，他像往常一样，经由天津回国，天津的领事馆也在晚些时候撤离了。在天津，柯乐布夫妇的行李受到了海关的彻底检查。当一家轮船公司办理他家的物品运输手续时，有25本稀有的珍贵书籍和50件艺术品被没收。
柯乐布在离开时，有意把所有的房门都打开，钥匙插在锁孔里，他还事先降下了美国国旗。
4月15日，柯乐布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已经离开了共产党中国。
我们来到了竹幕的这一边；又可以深深地舒一口气了。”
第四节厦门战役内幕控制厦门外围阵地福州战役胜利后，第3野战军第10兵团很快成立了福州市军管会，由韦国清担任主任，负责接管工作，叶飞率兵团主力继续南下，肃清闽南漳泉地区之敌，尔后再向厦门、金门两岛进击。
这时，蒋介石重新调整了指挥系统，撤销了福州绥署和第6兵团建制，由汤恩伯接任福建省主席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厦门分署主任，统一指挥刘汝明8兵团、胡琏12兵团和李良荣22兵团；并将兵力收缩防守厦门、金门、漳州及潮汕。显然，敌人企图凭借厦门海岛的有利地形及原有要塞的永久性工事来抵抗我军进攻，固守厦门作为台湾的屏障。
第10兵团由福州挥师南下的目标，首先是解放闽南泉州、漳洲地区。南下时，兵分两路主力沿福厦公路行动。
第28军两个师由海上前往。派部队由海上走，一方面是要渡海解放平潭岛，另一方面是有意锻炼部队适应海上作战。虽然部队经历了渡江作战，但渡江与渡海作战是两回事。入闽部队都是“旱鸭子”，未见过一望无际的大海，不少官兵一上船就要呕吐。渡海作战，首先要有船只，部队还必须有航海知识，否则就一点战斗力也没有。在福建地下党组织和福建人民支持下，28军于9月14日攻占大练岛，16日攻占平潭岛，俘敌74军、73军六七千人。
八九月份正值台风侵袭福建、浙江沿海的季节。正因为台风这一人类尚未征服的怪物，解放平潭时，两个团部队登陆，突然遇到台风，刮了一整天，敌我双方的船只都被台风吹散了，都不能增援。人们都熟知，1281年忽必烈出动10万之众攻打日本，被台风吞噬了这支骠悍的大军，弄得全军覆没。这就是日本史学家称之为“弘安之役”的著名战例。还有，1944年12月，美国海军第三舰队占领菲律宾的明多罗，由于强台风袭击，险遭全军覆没，损失仅次于珍珠港事件。我军解放平潭虽然顺利，但船只却被台风刮散了！这就使部队初步懂得了渡海作战掌握气象情况的重要。那时没有气象台，只能向老渔民请教。老渔民经验丰富，一辈传授一辈，他们熟知台风来临的一些预兆。台风来袭前，一般人看不出问题，他们却把辐射状卷云叫做“扫帚云”、“马尾云”。谚曰：“马尾云，吹倒船。”台风近了，乌云滚滚，谚曰：“断虹现，天要变”。“静海起浪头，渔船快回头。”有时，大风和海浪强烈摩擦，引起“海啸”，谚曰：“东吼叫，西吼叫，台风来到鼻梁梢。”还有“海水发烫，船莫出港”，“海水发臭，台风随到”。。天虽有不测风云，人们还是能凭经验预先测知的！
我28军解放平潭以后，9月17日又攻下大小痒岛、塘屿等地，完成了预定战斗任务。解放泉州、漳州都没有什么大的战斗。我29军于9月11日攻占湄州岛，16日攻占南日岛，随后主力南下，19日晨占领马巷，22日攻下集美，扫清了厦门外围之敌。我31军于19日晨攻占长泰，另一路同时攻占同安、角尾、石尾，20日渡过九龙江攻占海澄、浮宫，25日解放漳州，先后攻克岛美、城仔丙、东屿、高埔一线厦门外围阵地。这一阶段，共歼敌2万3千余人，完全控制了厦门外围大陆沿海的阵地，形成了对金厦两岛三面包围的形势。这已是10月1日的前夜，总部一再催促第10兵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解放厦门。
老蒋令汤恩伯死守厦门厦门岛的面积是118平方公里，自然形成南北两半岛。西、南、北三面临大陆，离大陆最近处一海里。岛东南多山，沿岸多海滩和断崖，北半岛为丘陵，地势开阔，沿海多淤泥和峭壁。岛上有日本军占领时期和国民党军构筑的要塞永久性工事。
厦门岛的西南是鼓浪屿，面积只有1。09平方公里，距厦门岛约700余米，距大陆最近处约1000米。四周多为礁石陡壁，能登陆地段较少。
守敌为汤恩伯集团55军全部，166师及从漳州方向逃来的68军余部，总兵力3万余人。
具体部署是：以齐装满员的74师3个团守厦门北半岛；以181师守东南面；以29师一个团和要塞守备总队、68军残部等守厦门市区；以29师两个团守鼓浪屿。在阵地编成上，分有前沿阵地、主抗阵地和纵深核心阵地，阵地内的工事大部分为钢筋水泥结构。前沿阵地敷设雷区、铁丝网、鹿砦、外壕，构成要塞环形防御体系。为了给困守厦门的官兵壮胆打气，国民党军政首脑接二连三由台湾来厦门“巡视”，还由台湾派员劳军慰问。汤恩伯、刘汝明、毛森等吹嘘厦门防御“固若金汤”，“守三五年没有问题。”
虽然福州战役，泉、漳战役顺利，但我军对渡海作战攻取厦门这个要塞，进行了充分准备，生怕在人闽取得一连串的胜利之后出问题。蒋介石严令汤恩伯死守厦门。过去日本人在厦门构筑的防御工事非常隐蔽，与海礁、岩石的颜色差不多，不易观察，非到近处不能发现。一点不夸张地说，我军从来还没有打过如此设防的岛屿。敌人离台湾又近，又有海空军，我军却没有海空军掩护。虽然当时全国形势势如破竹，但第10兵团的领导认识到以木船渡海登陆攻取厦门，这个任务是艰巨的，我军完全没有经验，是不能轻敌的，因为这不是在大陆作战。
我军准备了近一个月，主要是征集渡船。大军渡海登陆，需船数量很大，筹集不易。我28军虽有一些船，但在平潭岛吹散了大部分，只好在泉州湾继续搜集补充。29军也在泉州湾征集船只。31军则在九龙江征集。但大多数是江船，江船平底出海困难。因船只问题，我们不得不把攻击厦门、金门的时间推延了3天。
原定作战方案是厦门、金门同时攻击，这是兵团9月26日在泉州召开的作战会议所确定的。
会上提出，“金厦同取”、“先厦后金”和“先金后厦”三种方案。军事上，金厦一般是并称，金门厦门唇齿相依，相邻并列，扼台湾与大陆海上交通要冲，紧紧拱卫闽南大陆，是东南海防要地。会议权衡了三种方案的利弊。
金厦并取——可以造成国民党指挥及兵力火力的分散，使其顾此失彼，可求全歼；但征集船只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先金后厦——可以形成对厦门的完全包围，暴露厦门的侧背防御弱点，便于乘隙攻击；问题是厦门国民党军已有逃跑迹象，先攻金门，厦门的国民党军就有可能逃走，不能全歼；先厦后金——当面敌情清楚，距离近，便于准备，攻击易于奏效，但一旦厦门攻下，金门的国民党军可能逃跑，不可能全歼敌军。
权衡再三，兵团领导认为：国民党军虽然在拼命作顽强固守的准备，但也显露其恐慌动摇的心理。
比如，汤恩伯部后方和厦门补给司令部移到小金门，巡防处也从厦门移至金门总部；军级以上指挥机关移至军舰上办公；技术兵团等撤往台湾等等迹象来看，汤恩伯并没有坚守厦门的决心，应该趁敌军士气瓦解之际，一鼓作气，同时攻下金厦。
会议并决定：由28军担任攻取金门，29军和31军两军担任攻取厦门的任务。
但是，10月上旬一检查，29军只有3个团的船只，31军有3个多团的船只，而28军只有一个多团的船只！时不我待，兵团领导决心改变原定方案，先攻取厦门，而后攻击金门。10月7日把这一决心电报三野司令部，三野首长指示：“。。如考虑条件比较成熟，则可同时发起攻击，否则是否以一部兵力（主要加强炮火封锁敌船阻援与截逃）牵制金门之敌，此案比较妥当。。请你们依实情办理，自行决定之。”
第10兵团决心先攻取厦门。确定以第31军及第29军攻取厦门，以第28军攻取大、小嶝岛，并作攻金门的准备，待攻占厦门后，再打金门。
10月10日，28军与29军一部先后渡海攻占大、小嶝岛，歼敌3个多团。15日黄昏，我军发起攻取厦门战斗。
厦门战役是解放战争一次成功的渡海登陆作战，是在不宜于航海的台风季节里进攻有重兵防守并有永久性工事的要塞岛屿之战。厦门岛不大，长13公里，宽11公里。实际上，大岛好打，小岛难攻。岛大，防御工事不那么集中和密集，空隙很多很大，易于突破。岛小，情况就不一样，防卫严密，没有空隙。
叶飞司令员判断敌人反击部队集中在厦门岛腰部决定渡海登陆，佯攻鼓浪屿，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纵深机动部队南调援救，主攻方向放在厦门岛北部高崎。这是叶飞司令员又一次采取鲁南突围时使用10师首先东进以调动敌人向东，然后我主力突然向西突围的战法。当然，这是险着，叶飞司令员一生就用过这两次。
具体作战部署是：以31军的91师并以93师一个加强团，担任佯攻鼓浪屿任务；以29军85师、86师和31军92师，在集美强大炮兵群的火力支援下，从西、北、东北登船，采取多箭头，在厦门北部高崎两侧30里的正面登陆突破，夺取高崎滩头阵地，然后向厦门继续攻击，把28军配置在大小嶝岛、莲河、围头沿海阵地，监视金门国民党军，并以炮火压制金门进行牵制。“金厦慰劳团”抵达厦门我军开始进攻厦门之际，汤恩伯正在虎头山总部宴请来自台湾的“金厦慰劳团”。这个“慰劳团”是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前来前线劳军的，不料险些成了我军俘虏。
据“慰劳团”团长谢汉儒日后回忆，这个“慰劳团”成立于1949年9月下旬。这一天，国民党政府台湾省参议会正在举行每周例会。会上，议长黄朝琴首先对时局作了扼要的报告。他说，汤恩伯部队已从上海撤退厦门，而在大陆被共产党军队追击败退入闽的刘汝明部队，也撤至厦门重整。他宣布，当局要由省议会、省政府和各界团体代表共同组织一个“金厦慰劳团”携带白银30万元，前往厦门和金门前线“慰劳军民同胞”，这次活动由省参议会率领。他并说，目前金厦由汤恩伯坐镇指挥，局势已趋稳定。“慰劳团”团长由省参议会推派，副团长则由省政府社会处长担任。同时，他希望参议会应该推派一位较为年轻的参议员担任“慰劳团”团长。
黄朝琴此语一出，坐在他旁边的秘书长连震东，立即指着谢汉儒说：“谢参议员最为适当”。
谢汉儒忙推辞说：“这是秘书长的预谋吧”。
但是，一阵掌声，还是通过了谢汉儒代表省参议会担任“慰劳团”团长的决定。
“慰劳团”的全称是“台湾省各界金厦慰劳团”，谢汉儒任团长，副团长是国民党台湾省政府社会处长李翼中（原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团员包括由当局指派的士农工商各行业代表和随行记者。此时，解放军挥师南下，势如破竹，“慰劳团”中有不少人员临时退出，只剩下的只有十几人。“慰劳团”启程的日期是10月14日，全团由台北出发前往基隆，拟乘搭早已起火待发的“继光号”运输船出发，但当团员抵达码头时，“继光号”船长说船发生机件障碍正在修理，要等第二天才能起航。时已近午，“慰劳团”无精打彩地到基隆市区的一家餐厅用餐。就在这个时候，副团长李翼中夫人和家属赶到，坚持不让李翼中随团前往，面带泪水，其他成员目睹此景，心里都感到十分沮丧。
15日下午，“继光”轮已修好，“慰劳团”全体团员来到基隆码头集合，但副团长已另派社会处一位科长黄震球（其后出任台北市政府财政局长）代理。下午3时，团员们登上“继光”轮，直航厦门。
当船离开基隆港时，天空晴朗，风浪不大，但入夜以后，开始摇晃震荡。船上人员对此行的前景倍感不测，久久难以入寐。直到破晓时分（10月16日），天色仍然黯淡无光，海浪起伏更加凶猛，他们便用闲聊打发“豆腐掉进灰堆里”的时光。
汤恩伯欢宴“慰劳团”
“慰劳团”被招待安置在厦门市大中路的大中旅社。有关官员告诉谢汉儒在厦门的活动日程的安排：当晚汤恩伯总司令在虎头山总部欢宴全体“慰劳团”，并邀请厦门市国民党党、政、军各界要员作陪。
第二天上午9时，在厦门中山公园举行“民众”欢迎大会，中午由厦门市各界政要欢宴。下午2时半，前往前线劳军。
“慰劳团”全体团员，按照有关方面早已安排分配的房间，各自卸下轻便的行装。时已下午5时许，他们便在旅社静候汽车前来接他们前往虎头山汤总部，应邀出席汤恩伯的欢迎晚宴。
大约6时许，汤总部的副官处长派了几部轿车接“慰劳团”到虎头山的总部。这里原来是谢汉儒家乡邻村后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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