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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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邪恶势力之渗透发展，较前更为容易。而其最大作用，就是可使自由亚洲人民对于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所持之最后意向究竟如何，更感惶惑。故在亚洲赢得冷战之主要措施，为美国应有一坚定反共政策之表示。

蒋介石到底要求美国应有何种“坚定反共政策”？无外乎帮他“光复大陆”，而不是与中共和谈。但华盛顿的当政者，是现实主义者，比蒋介石清醒得多。“反共保台”可以。与八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战？决不冒这个险！蒋介石有怨气，可是，台湾小朝廷的存亡，又唯美国的庇护是赖，不敢太造次。

1956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国民党，发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巨大的和平攻势，频频向台湾发出了和谈信息。195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宣布“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台湾那里的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不久之后的1月30日，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对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指出：凡是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什么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咎既往；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这个行动中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他号召：“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

4月，毛泽东又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来去自由”的主张。

同年6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阐释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提出：我们原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7月，周恩来在接见原“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时，进一步提出国共之间第三次合作问题。10月间，毛泽东会见有关朋友，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现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签个协定公布。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就秘密来。台湾只要与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团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

不久，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问题。次年4月在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的宴会上，当周恩来谈到“国共两党过去合作过两次”时，毛泽东当即提出“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明确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问题。

章士钊出任和平使者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先生，从50年代起，就经常奔走于北京香港之间，利用滞留在香港的一些国民党故旧，勾通与台湾的关系。当他看到1955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刊载的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发言中说：“中国政府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更增加了做统战工作的信心，于是，向周恩来总理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过去的一些朋友做蒋介石的工作，以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

毛泽东、周恩来同意章士刽的请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倡导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办法：

第一，除了外交统一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

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拔款予以补助；

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

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

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中共领导人欢迎蒋介石能在祖国统一后回故乡看看。

1956年春，在周恩来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的信，到香港会见了台湾派在香港负责国民党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许孝炎与章士钊是同乡，抗战时期，在重庆和章士钊同为国民参政员，交往密切，关系甚好。这次在香港重逢，分外亲热，感叹不已。章士钊便向许孝炎谈了中共以和平方式统一祖国、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与诚意，并拿出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委托他亲手转交。许孝炎即从香港飞往台北，直接到蒋介石的“总统府”，亲手将中共的信交给了蒋介石，并将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报告。蒋介石听后，再展开中共的信件，反复看了几遍，长时间沉默无语，没有作任何表示。许孝炎只好默默退出。

当年国共和谈的发起人凭心而论，蒋介石觉得共产党如今以绝对的赢家地位，能提出这样的和谈条件，已是十分难得。20多年前，自己可没有如此“大方”过。

1935年，中国共产党已经先后被迫放弃了中国南方的各个根据地，转移到偏远的西南、西北地区。由于红军已远离中国的心脏地区，不再对南京政府构成严重威胁。至1935年10月，中共的中央红军更由一年前的8万人锐减为5000余人，不得不试图通过靠近外蒙边境来寻求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了。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自然也不必再把军事的重心放到中共身上，可以腾出手来解决国民党内部的纷争，特别是可以转而对付已经侵入到平津地区的日本人了。

要准备对付日本人，说到底就是要准备抗日战争。而要实行全国范围的抗日战争，自然就要想办法统一全国的军事力量，结束国内的战争状态。但严格他说，国内战争状态一下子还很难完全结束。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蒋介石很清楚，即使是在处于绝对优势的条件下，要想根本上消灭共产党，也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事实上，这时无论在西南；还是在西北，仍有大约20多万国民党军队被红军牵制着。而共产党问题的国际背景，更是难以根本消灭的一个重要原因。面对这种情况，与其用几十万军队去与红军打仗，不如以政治军事双管齐下，利用中共深陷困境之势将其收降。更何况蒋介石在他的计划当中，已打出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这张牌，还包含着更深一层的对苏战略的考虑在其中呢。

在蒋看来，共产党人的背后是苏联。所以，他考虑共产党问题时必然涉及对苏关系。尽管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英美各国的态度暧昧，而对苏交涉已成为借以抗衡日本入侵的重要法码，蒋介石一直等到1934年对红军的

第5次“围剿”接近成功之时，才开始着手这一交涉工作。显然，蒋介石认为共产党的存在已不对其统治构成直接威胁时，才敢于下决心同苏联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利用共产党势力已经严重削弱的机会才打出政治解决这张牌，也是对苏交涉的一种姿态。

于是，自1935年底开始，国共两党便有着秘密的接触与谈判。关于这段历史，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专家杨奎松曾有署名文章《1936年国共和谈揭密》给予论证。该文长达2万5千字，于1994年4月20日至5月21日在《团结报》分九次登刊。

根据杨奎松的披露，从1934年秋天开始，南京政府小心翼翼地加速对苏交涉的步伐，以适应国际之需，但收效甚缓。华北事变发生后，眼看华北五省重蹈东北三省之覆辙，蒋己不能不被迫把“武装抗日”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于是，全力加速对苏交涉，以求苏联在军事上的尽可能支持，进一步成为当务之急。1935年10月，蒋介石明确向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提出了缔结两国秘密军事互助协定的建议，而政治解决国共关系问题，就成为对苏交涉中的必不可少的关键。为此，南京政府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秘密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探知中共的意愿；另一方面向苏联方面提出要求，劝说中共服从南京中央政府。

经多次秘密酝酿之后，蒋介石在1935年11月底基本上确定了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方针，其基本内容包含以下4点：（一）取消苏维埃政府归顺南京；（二）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三）共产党可以存在，或共产党全部加入国民党；（四）改编后的红军全部开赴内蒙前线地区驻防抗日。

国民党开始通过秘密途径在上海和南京等地寻找共产党的关系。经秘密寻找近10天，包括释放在狱中的个别共产党人，都未能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欲派人秘密前往红军所在地川西和陕北，苦干找不到适当人选，又自知进入苏区几乎不可能。正在这时，回国述职的驻苏武官邓文仪注意到共产国际机关刊物——俄文版《共产国际》第33、34期合刊上的一篇论述中共统一战线新政策的论文，很快找人译出，送交蒋介石而引起他的兴趣。中共在莫斯科提出新的统一战线政策，公开表示愿意联合国内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党派、军队，“兄弟阅墙，外御其侮”，这表明政治解决的想法恰逢其时。既然共产党的后台在莫斯科，其新政策自然也是经共产国际批准的，何不直接前往莫斯科，借中共以联苏，借苏联以和共，联苏和共一并解决呢？

12月中旬，驻苏武官邓文仪和国民党重要中委、CC系负责人陈立夫先后衔命前往苏联驻华使馆，会晤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在反复重申南京政府联苏意图的同时，明确提出希望知道苏联方面对中共新政策及国民党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具体意见。陈立夫还特别提出，国民党方面有意派一名中央委员前往莫斯科与各方面进行直接的联络，也愿意与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进行政治接触。但对于陈立夫、邓文仪的上述表示，鲍格莫洛夫在未得到莫斯科的有关指示之前，当场只是简单地回答说：“不打算过问有关中国的内部事务。”

12月19日，鲍格莫洛夫根据苏联政府的指示，通知蒋介石，苏联政府准备同意与南京政府就军事互助协定一事进行具体的讨论。蒋对此十分满意，并立即坦率提出了请苏联帮助促进中国统一的问题。据原《苏联外交文件》第18卷披露。

（蒋介石）很感遗憾，过去苏中之间发生了一连串的误会，特别是关于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问题。他决不反对共产党的存在，并认为共产党像其他政党一样，有权表达自己的见解。但因为共产党以推翻中央政府为号召，所以他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对此他感到遗憾。他高兴地从我这里获悉，苏联支持建立统一的中国，况且他本人明白，只有达到中国统一，才能保证顺利抵抗外国侵略。没有统一，中国将永远不会强大。若苏联政府能促进（中国）统一，他会高兴的。

随着日本入侵加剧和苏对蒋交涉的迅速展开，蒋介石不能不同时着手从政治上解决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了。蒋之初衷，是建立在共产党军事上已无力与其进行军事抗衡的估计上，希望可以借此机会促使苏联出面，劝说中共承认其权威，把红军交给南京政府改编和指挥，以便实现先安内统一，后攘外御侮的既定方针。

考虑到日本不断扩大对中国国上的占领，将会给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压力，苏联这时的确渴望中国能够实现统一，投入反抗日本的斗争，以便减轻苏联在远东所承受的侵略威胁。因此，它这时也在积极谋求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并主张中国尽快实现统一。但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刚刚通过的关于在中国实现统一战线的方针反映出，斯大林希望在中国实现的是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军队在内的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非是希望中共服从南京。因此，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在答复鲍格莫洛夫的电报中，明确告诉鲍格莫洛夫：苏联政府支持国共两党直接谈判以求建立统一战线，并愿意为此提供可能的方便条件，但仅此而已。电报称：应特别注意蒋介石与中国红军的相互关系。需要指出，我们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不明白，如果蒋介石的主要武装力量用于对付中国红军，那么他想怎么安排抗日。我们坚信，蒋介石的军队和中国红军若不实行军事统一战线，就不能真正有效地进行抗击日本侵略的斗争。

如果蒋介石就此同您谈起他希望我们在他与中国共产党中间调停，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请您告诉他，我们不能扮演这种角色。但是，他完全可以同中国共产党直接谈判。比如，请您转告他，您愿意随时给蒋介石或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任何代表去莫斯科的签证，不管他前去的目的如何。

远在苏联政府向它驻中国大使发出上述重要信息之前，即蒋介石得知苏联方面同意就军事互助条约进行谈判之后的第二天，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派遣邓文仪赶回莫斯科找中共代表谈判了。邓于1935年12月21日乘苏轮起程。他到莫斯科3天后，蒋介石为避开南京政府内亲日派的耳目，国共谈判亦要有高层人物就近指导与决策，复派陈立夫（化名李融清）携俄文秘书张冲（化名江淮南），以新任驻德国大使程天放的随员身份前往柏林，可随时赴莫斯科。

王明、邓文仪首次会晤莫斯科1935年元旦过后，邓文仪回到莫斯科。他一到莫斯科就立即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请其转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要求与王明直接会面，但几天后未得消息。随后，邓文仪偶然遇见原19路军流亡将领设在香港的抗日反蒋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驻莫斯科的代表胡秋原，他转托胡秋原代与王明联系，此举终于成功。中共代表团经过初步讨论并取得共产国际同意之后，决定先由潘汉年出面了解邓文仪的基本意图。

根据与胡秋原商量好的办法，1935年1月13日晚，潘汉年按约定时间来到胡秋原的寓所，经胡秋原介绍与已经等候在那里的邓文仪见了面。邓文仪首先介绍了他此次寻找共产党谈判的原因。邓说：我这次来莫，完全是受蒋先生之嘱，一定要找到王明同志讨论彼此联合抗日问题。我们曾经在上海、南京等地找寻共产党关系，进行了一个礼拜，毫无结果。

后来想由四川或陕北直接与红军谈判，但事先毫无接洽，恐进不去。最近蒋先生看到王明在七次大会的讲演及在《共产国家》杂志上的文章，要我立刻来找王明谈彼此如何合作的问题。我们在南京曾召集几次高级干部会议，由蒋先生提出统一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与会者完全同意蒋先生的主张。可以说联合共产党的原则是已经决定了。因此，我可代表蒋先生与你们谈判合作的初步问题，具体合作条件双方自然还要请示。邓文仪接着表示，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方面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像1925年那样继续合作，但具体的合作方式，还是一个很复杂的技术问题，需要具体讨论。邓说：要合作是决定了，不过有三个问题解决比较困难：1。联合以后，对日作战非有统一的指挥不可；2。我们现在子弹与粮怕只够打3个月的时间，假如彼此估计对日要采取持久之战，那么非另想办法不可；3。外交问题，对英美外交自然是有些办法，但英美离中国太远，远水救不得近火，总没有苏联与我们毗连一起那样方便，何况最近日本要进攻外蒙。我们应当与苏联有合作，要他们帮助我们军需粮食，这点很重要对此，潘汉年答复说：“只要诚心抗日，这3点就不难解决。”问题在于共产党人至今看不到南京政府有什么真正抗日的表示。邓称：要抵抗可以说早已有准备，不然日本为什么非威迫蒋先生到底？关于我们抗日的准备将来是有文件可公布的。现在情形很迫切了，日本只容许我们有3个月的时间，而我们尚未停战，同时非集中80个师不足以言抵抗，然则与红军接触的各部队又不能同时撤退，恐日本知道秘密后，他先发制人，实行各个击破，这是很危险的。我敢说，我们与红军停战之日，即为与日本宣战之时，所以我希望能早与你们谈妥。

邓文仪与潘汉年的谈话，反映出国民党上层这时已经有了抗日的要求和联共的意图。尽管在中共代表团的内部讨论中，许多人怀疑蒋介石实际上只是想要借共产党之手来促使苏联对南京政府进行援助，但代表团多数人仍旧对这种接触抱以积极态度。在得到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正式批准之后，王明正式开始了与邓文仪的一连串秘密谈判。

1月17日，王明与邓文仪开始了第一次谈判。邓文仪在这次谈判中明确转达了蒋介石关于两党合作的具体要求。邓说：蒋先生的意见，第一，关于政府，取消苏维埃政府，邀请所有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第二，关于军队，红军应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因为要抗日一定要统一军事领导。当然，红军不能接受南京政府的军事工作人员，但政府和红军可以交换他们的政工人员，政府派政治工作人员到红军中去，红军也可以派政治工作人员到政府军队中去，以表示互相信任和尊重。

第三，关于党的问题，蒋先生考虑了两个办法，或者是恢复1924—1927年两党合作形式，或者共产党独立存在。这个问题可在以后逐步解决。蒋先生知道红军没有军事装备和食品，南京政府可以提供一批军事装备和食品给红军。另外，可以派一些军队和红军一起到内蒙古去参加抗日斗争，因为南京政府的军队主要的军事行动在长江流域，所以不能派较多的部队到别的地方去根据邓文仪的说法，“南京政府准备在明年6月份以前解决中苏合作问题，因为明年9月份中国政府准备开始对日战争”，这也就是为什么南京政府急于与共产党取得谅解。他再度提出有关苏联援助的必要性问题，强调全部军事装备只够全国抵抗3个月，英美离中国很远，远水不救近火，为此南京政府再三向苏联提供援助，而苏联却只是说：“他们可以援助，如果国联采取集体行动的话”。邓表示对此难于理解。他希望确切地知道：“在日中战争爆发后，苏联会不会援助中国？”并希望在这个问题上中共能够起某种促进作用。

对于苏联援助的可能性问题，王明只是含混其辞，没有做出正面的答复，但对于邓文仪要求派代表跟他一同到南京去进行具体谈判一事，王明一口答应。但他表示：第一小说下载网Jar电子书下载乐园＋ＱiＳuu。Ｃom，邓文仪必须出具一份签字盖章的书面保证，保证中共代表的人身安全；第二，莫斯科去的中共代表只负责国共两党的联络工作，“有关的具体条件你们必须去和毛泽东及朱德同志谈”。邓文仪再三要求王明就中共的妥协条件作出说明，王明却只是重复解释共产国际七大所通过的有关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建议，坚持具体条件只能和苏区去谈。双方最后商定了谈判代表出发的问题。

邓：我打算早一些出发。我知道31日有船要从海参成到上海去，今天是17日，所以我们20日就必须动身。

王：这当然好。不过最好你先向蒋介石发一个电报，问一下他是否允许我们的代表和你到南京去，并保证我们代表的安全，是否同意你们的代表到苏区去。

最好在他回电之后再谈你出发的事情。

邓：那好。我会发一个请示电。不过要过两三天才能收到回电，我担心。。，你们是否能够很快拿到过境签证？

王：这些技术性问题可以以后再谈。

蒋变卦，谈判中断22日，邓文仪第二次见王明，明确通知王明：“蒋先生回电到了，我们可以马上回国”。但这一次王明却表现出某种犹豫和疑虑。他认为，蒋介石提出的所谓条件，都是相当刻薄的，对中共极端不利，“要参加谈判，却只有这样一些条件，代表团不能不表示怀疑。”邓文仪承认，目前的条件的确对中共不那么有利，合作当然不能只要中共单方面做牺牲，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谈判才能找出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比如内蒙防地问题，南京政府也并非一定给内蒙不可。实际上，西北几省中共都可以提。邓特别强调，对日战争一旦爆发，中国的海上交通线注定要被切断，结果中国唯一的武器来源只有苏联，唯一的国际交通线也只能是西北的交通线。中国共产党如能在西北驻防，就意味着保持着国际联系。对此中国共产党应该可以满意。但王明仍旧怀疑：“谁会相信，蒋介石会照顾红军，会把红军看成像他自己的军队一样？”谁都了解蒋介石的所谓改编是怎么一回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是一个势力的问题。因此你们将来同朱、毛谈判时，请不要提出那些要求单方面让步的条件，那是不能接受的”。当然，王明并没有因此改变派代表前往南京谈判的承诺。在邓文仪肯定具体的谈判结果必须是双方让步，而不会只是单方面让步之后，双方最后仍旧商定了于25日离开莫斯科前去南京的时间表。

第二天，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即1月23日，邓文仪急匆匆地打电话要求与王明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