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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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路，回到祖国的怀抱去。“宁当战犯，不作白华”，翁文灏把第二条路也彻底抛弃了，选择了

第三条路。他写道：“归乡虽少把握，叛国决非素心。审顾国局，不应逃亡。宁冒艰辛，归向祖国。”于是，他给远在北京的儿子翁心源写了一封家信，告诉儿子说：“我心已定，不愿在外蹉跎时日，近日即将归来。”

翁文灏踏上了归国之路。他在自述其生平的《回溯吟》中写道：毅然一叶向东飞，不畏榛关与棘扉。

焕发光华胜昨日，亲睹邱壑是邦畿。

才惭舒国屠龙尽，身比令威化鹤归。

但得回黄能转绿，松揪故土得凭依。

1950年12月，翁文灏从法国来到伦敦，准备乘飞机去香港。谁知，英国当局竟然以停发护照横加阻挠。在翁文灏的斗争下，终于在第二年1月初来到香港，并于当夜转到广州，由中共广州市委派人送到北京。

经过一年多的漂泊，正当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时，翁文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在北京火车站，翁文灏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代表们以及老朋友孙越崎、儿子翁心源夫妇等家属的热烈欢迎。他激动得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1953年1月8日，翁文灏写完了由58首七律组成的诗体回忆录《回溯吟》，回首往事，展望前程，他既惭愧悔恨，又欢欣鼓舞。他深深感激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和祖国人民对他的宽宏大量，在《回溯吟》的最后写道：自度辛勤卅载更，愧于政理失分明。

猿人演进惭多昧，军阀贪私痛久行。

枉历六旬虚用力，尚须多日苦收成。

愿从社会前途想，细绎史篇判浊清。

本是负有盛名的地质学家翁文灏在进入蒋介石政权之前，本来是一个负在盛名的地质学家。

1889年6月29日，翁文灏出生在浙江鄞县的一个富户人家。14岁，他考中了秀才。3年后，到上海进了法国天主教会办的“震旦”读书，主要学习法文和数学。1908年，翁文灏远渡重洋到比利时罗文大学攻读理学博士，专习地质、岩石专业。1912年，他以优异成绩获理学博士，成为我国获地质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当时比利时的一家报纸惊呼：“最好的成绩被一个矮小的黄种人夺去了！”

第二年春天，翁文灏回到祖国。他在北京参加留学生文官考试，名列第一，分配为农商部地质科签事。

本世纪初叶，中国地质科学人才奇缺，人们对于地质学的重要意义几乎一无所知。当时，北京大学因为地质专业招不到学生，竟把原有的地质专业停办了。担任农商部地质科科长的丁文江为了培养地质学人才，把北大地质专业原有的图书、标本一古脑儿借了过来，开办了一个地质研究班，后来改称地质研究所。翁文灏和丁文江、章鸿钊一起，投身于造就一代中国地质学家的教学工作，讲授矿物学、岩石学两门课程。两年后，地质研究所一期研究生班的20多名学生结业，为造就中国地质学家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中，翁文灏充满激情的序言，至今仍放射着他的爱国思想光芒：我国地大物博，而生息休养于斯土者，不自研求之，自考察之，而坐待他国学者之来游迨，既知考察研究之不可已矣。而必要之知识，相当之经验，又不可不求学于他国之校与他国之师。孜孜研究者数年，劳劳奔走者数百千里，而于本国之地质仍不免于耳食之谈，隔膜之见，此诚未可讳言者也。地质研究所诸生未得更贤于余辈者以为之师，是诚憾事。然而以中国之人，入中国之校，从中国之师，以研究中国之地质者，实自兹始。登泰山而考片麻岩，涉长江而观冲积层，其胜于余辈为学时，不亦远哉！

“到处游踪欣涉跋，试从形迹溯源渊。”翁文灏极其重视野外实地地质调查和室内化验等科学实验。他在担任地质研究所教师期间，先后同丁文江、章鸿钊带领学生“三年之中从事于实地之观察者，北抵朔漠，南涉鄱阳，往来奔走，而不敢以室内之普通讲义及外人之已得成说自封。”1920年12月16日，甘肃发生8。5级大地震，死亡达20余万人。翁文灏闻讯，立即前往调查。当时，银元还不普及，他身上带着纹银，坐上一辆骡车，冒着严寒的北风出发了。由于行程十分缓慢，一路上饥寒交加，长期缺乏营养，赶到震区时已经患了维生素缺乏症，以致脚软得不能举步。但是，他坐在骡车上仍然坚持实地调查，终于完成了我国现代地质学家第一次实地调查大地震的创举。

地震调查归来后，翁文灏陆续发表了《甘肃地震》（1921年），《甘肃地震的历史记载》（1921）、《中国某些地质构造对地震之影响》（1922）等一系列论文，评述甘肃地震的频度和烈度，列出比较详细的地震分布表，对地震的起源提出构造成因的意见，并绘制了一张现在看来也相当合理的中国地震分布图，突出大地震和活的大断裂的密切关系。

翁文灏作为一个地质学家的卓越贡献，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他于1930年出版的《锥指集》一书，有通论，地质学、地震学、矿床学、古生物学及考古学、地理学方面的27篇科学论文，基本上包括了他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结晶。

翁文灏曾创立了东亚燕山运动的学说。这一学说阐明亚洲东部侏罗纪和白垩纪间有造山运动，至今仍是中国和东亚构造地质学中的重要篇章。与此同时，他还指出我国造山运动也有欧洲阿尔卑斯运动的某些特点，提出中国也有“纳布”构造和“纳布”构造的重要经济价值。本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在“纳布”构造下盘找到了较大油气田，证实了翁文灏几十年前的创见的正确，引起了中国地质、石油方面研究人员的重视。

翁文灏还创建了中国矿产区域论，说明锡、钨，汞分带的理由。他首次提出我国成矿系列的概念以及他对成矿规律的论述，对后人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翁文灏还担负了继地质研究所结束后成立的地质调查所的领导工作，长达十数年之久。在此期间，在翁文灏主持下，地质调查所积极开展了地震、燃料、土壤新生代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科学研究，许多活动是开创性的，在国际国内都很有影响。

地质调查所经费少得可怜，翁文灏对于“全所经费不及农商部欧人顾问”所支付的费用，极为愤愤不平而又无力改变现状。他只得紧缩开支，把十分有限的财力全部用于地质调查。他在任期间，上百人的地质调查所，始终只有两个非专门的人员：一个会计，一个杂务。他从不用秘书，所有的公私信件都是自己缮写，往往一早上写几十封，写得手腕酸痛，提不住笔为止。信写完了，他就到各研究室去考察、指导工作。1933年，所里经费稍有增加，下文江等同事见翁身体不好，工作繁重，劝所里置买一辆汽车。翁文灏说：“一辆汽车的费用，至少可以做两个练习生的薪水了。为我自己舒服而少用练习生是不应该的。”

长时期来，翁文灏就洁身自好。他留学归来时，家道已经中落。1920年前后，翁文灏的亲家、大女儿慧娟的丈夫张悦联之父张寿庸，担任了北洋政府财政部长。张寿庸请翁文灏去做税务差使，说：“这个差使，奉公守法的人，一年也可以有6万元的好处。你去一年，先把生活问题解决了，再回来做科学工作不迟。”翁文灏回答说：“谢谢你的好意。我的生活很简单，用不着这么多钱。”到了1921年，他父亲已经彻底破产。翁文灏上要赡养双亲，下须抚养7个孩子（大女儿出嫁不算），家里生活十分困窘。但翁文灏为了维护地质调查所创办初期同人相约不在两个机关拿全薪的原则，1931年代理清华大学校长3个月后，当会计科派人把1800元薪金送到他家里时，他竟然分文不受，原壁退回，做了清华学生的奖学金。

翁文灏以一颗赤子之心，站立在中国地质学界的前沿，努力奋斗，获得了世界公认的成就。那个时候，他不关心政治，不过问政治，政治却来找到他的头上。可惜的是，找他的是现代中国历史上黑暗政治，其代表人物是蒋介石。

牯岭之行与武康之难翁文灏与蒋介石相识，始于他的牯岭之行。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钱昌照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担任常务次长兼国民政府秘书。

这年冬天，钱昌照每天上午在教育部工作，下午到蒋介石住的地方与蒋一起会客。一天晚上，钱昌照向蒋介石建议筹办一个国防设计机构，并且解释说：“国防设计应该是广义的，其中包括军事、国际关系、教育文化、财政经济、原料及制造、交通运输、土地及粮食和专门人才的调查等部门。”蒋介石似乎很感兴趣，连忙问：“哪些人可以担任这些工作？你拟一张名单交给我看看。”

十几天后，钱昌照把拟好的一份名单交给蒋介石。接过名单，蒋介石的双眼在四五十人的名字上溜来溜去。他看见在军事方面有陈仪、洪中、杨继曾等，国际关系方面有王世杰、周览、徐淑希等，教育方面有胡适、杨振声、张其昀等，财政经济方面有吴鼎昌、张嘉璈、徐新六、陶孟和等，原料制造方面有下文江、翁文灏，顾振等，交通运输方面有黄伯樵、沈怡、陈伯庄等，土地及粮食方面有万国鼎、沈宗翰、赵联芳等，其中许多人不曾相识，连名字也是第一次见到。他不住地指指点点，向钱昌照问这问那。然后，在军事方面人名旁边，用笔添了林蔚。他对这张没有宋、孔和二陈的人，也没有当时在国民党政府负实际责任的人名单表示同意，又嘱咐钱昌照：“请钱先生和这批人谈谈，再选一部分人和我见面，或者算是讲学吧！”

第二年夏天，翁文灏应邀从北平来到牯岭，与蒋介石相见。他与蒋介石同为浙东人，虽素不相识，但这第一次见面，却相谈甚洽。

翁文灏在谈到国家大局时，言辞恳切地敦促蒋介石说：“政府诚然有保全整个领土的任务。日本帝国主义由东北而进侵华北，亦必由华北进取长江，社会人心，都怕政府苟安一隅，不肯负全国责任，因此愈感恐慌。此为目前存亡所关，如果政府负起这个艰巨责任，必能取得全国拥护，增加新的力量。而且有了这种重大任务，那么经济建设等具体工作，得有确定目标，也可易于集中推动。至于政府工作，我并无专长，惟历年调查矿产，于主要富源，尚知梗概。”接着，他又滔滔不绝地向蒋介石讲起全国自然资源的分布概况。蒋介石摆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听完之后连声称道：“好！好！”过下一会儿，又对翁说：“翁先生，我要以巩固国防为己任，因此，设立一个国防设计委员会，延揽贤才，筹划各项工作。你是国家之栋梁，我希望你能多出主意，给我以实际的帮助。”

翁文灏完全被蒋介石所迷惑了。他天真地认为，蒋介石虽是一个军人，但尚能认识保全国土的责任和为此礼贤下士。这一错误看法，便成了翁文灏从一个致力于地质事业的科学家落入战犯泥坑的潜在思想根源。

这年10月初，国防设计委员会正式成立，隶属于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

蒋介石自任委员长，要钱昌照担任副秘书长，而准备委任二陈的叔父、百分之百的官僚陈其采当秘书长。钱昌照反对陈其采担任此职，面向蒋介石提出异议。

“那么，你看什么人比较合适呢？”蒋介石问。

“翁文灏先生可以胜任。”钱昌照的提议，马上得到蒋介石的同意。

然而，翁文灏却没有同意。他向蒋介石回复说：“我并无分头接洽各项事务的能力。况且，地质调查所是一个穷机关，我不能脱离这里。”后来，国防设计委员会改为资源委员会，蒋介石再次要翁文灏出任秘书长，翁文灏仍力辞未受。尽管如此，翁文灏心中却对蒋介石产生了知遇之感。

1934年初，翁文灏去浙江长兴调查油苗。这次调查中发生了一个意外事故，翁文灏险些丧命，那是2月16日，春节即将到来，驾驶汽车的司机多喝了几杯酒，行至武康桥上时出车祸，坐在车上的翁文灏当即因流血过多而不省人事。

消息传到北平，翁文灏的一位朋友写信给胡适说：“如此天才，如此修养，岂但是一国之瑰宝，真是人世所稀有！”还有一位朋友说：“翁咏霓（翁文灏的字）是50万条性命换不来的。”

当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刊出这些溢美之辞时，一位叫“子明”的人写信给胡适，讥笑说他们是“台里喝采”，“互相标榜，未免有点肉麻”。为此，丁文江写了《我所知道的翁文灏》，甚多赞誉，“差不多是一篇身后的墓志”。丁文江此文又引来了许多读者来信。其中一封长信责备翁文灏辞官不就，是“放弃了他不应该放弃的责任”。还劝说翁文灏：“不可狃于世俗结习，以为一入仕途，便有‘晚节不终’的危险；而正应上台去移风易俗才是。”

几个月后，从武康之难中康复的翁文灏读到这样的信，不由地很受感动。读者的敦促，蒋介石的拉拢，以及他对蒋介石的期望和知遇之感，诸般因素溶为一体，对翁文灏踏入蒋介石的政权产生了一种推动力量。这时，他对自己“只事研究不干国事”的一贯作法，发生了根本性的怀疑。从怀疑到摆过去，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距离。

失足的爱国者日本侵略军步步进逼关内，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然而，一心内战的蒋介石不顾外患临头，大敌当前，亲自坐镇江西，调兵遣将，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组织反gemin的“围剿”。

翁文灏从北平给蒋介石拍了一封电报，以忧虑的心情告诫蒋介石说：“华北将失，勿忘国计。”

蒋介行接到电报后，不日动身北行，在保定停车，于车中约见北平的知名人士。见到翁文灏，蒋介石一再表示说：“政府决不放弃北平。”其实，蒋介石根本没有抗日的打算。

1935年10月，蒋介石约请翁文灏任行政院秘书长。同时，被任命力行政院政务处长的有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何廉等人。一时间，这批人被称为“学者从政派”。

蒋介石的目的，不过是利用翁文灏等人的名声，给腐败、反动的国民党政府装璜门面，欺骗人民。但是，首先受欺骗的是翁文灏本人。蒋介石冠冕堂皇地对翁文灏说：“日本内侵愈急，你在南京政府受一官位，以便我们有事随时面商。”蒋介石“为了抗战”的这块假招牌，打动了一颗真正的爱国心。从此，翁文灏正式加入蒋介石政府。这是他失足的开端。

1937年4月，蒋介石派翁文灏以行政院秘书长名义，加入孔祥熙任特使的外交团体，趁赴英国祝贺英王加冕之机，到欧洲历访英、法、德及苏联各国政府人士，探询对中日危机的态度。正当翁文灏在苏联访问时，“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了。这年9月，翁文灏从欧洲飞返南京时，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已经踏进上海。目睹大好河山被日本帝国主义践踏，人民惨遭蹂躏，翁文灏心中充满悲愤。

翁文灏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的身上。为此，当国民党政府移至武汉后，他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于1939年1月担任经济部长，兼任并入经济部的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工矿调整处处长。

蒋介石也已经不满足于只是让学者从政，他还要把可以利用的学者进一步拴住。新组成的国民党武汉政府各部长中，只有翁文灏、张嘉璈不是国民党员。于是，蒋介石指令国民党中央党部，一定要把这两个人拉入国民党内。蒋介石严词厉色地告诉翁文灏：“我已经向党部正式推荐，因此，你们一定要接受勿辞。”于是，翁文灏成了一名“钦点”的国民党员。

翁文灏就任新职后，立即着手进行建设后方工业基地的工作。

第一项工作是组织战区各地工厂、煤矿拆迁机器，迅速内运，择地重建。尽管翁文灏多方努力，主持人员和技术人员、工人不畏艰险，迁到内地的工厂却数量极少。诚如翁文灏在1937年12月22日《再致地质调查所同仁书》中所述：“中国从前太信任上海的外国租界，许多工厂都开在那边，内地许多富人的财产都搬在那边，只图一已的苟安，而放弃了全国的大局。此次战事却使东南富力大半灰烬，政府尽力协助，只搬回了工厂120余家，设备总价约计1万万元，其他许多一时措手不及。”

为解决后方燃料短缺的燃眉之急，翁文灏一只手抓住煤，另一只手伸向石油。他派地质学家孙健初等7人，到甘肃玉门老君庙进行石油地质勘探。为了在玉门油矿钻井，1948年在汉口他还同周恩来商定，调了陕北者根据地两部冲击钻机去玉门钻探石油。1962年，周恩来总理在大庆接见石油工作者时，追述了当年亲自批准派钻井队的过程。就是那些钻井队，打出了玉门油田的油井。这个油田不但为抗日增添了一份力量，而且也成为世界石油地质史上一个非海相油田的重要先例。这一非海相生油观点，为全国解放后大庆油田的发现拔除了理论障碍。

翁文灏致力于抗战所需的后方工业建设，虽然得到了来自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国统区的广大爱国人士、科学工作者和工人的大力支持，仍然困难重重，举步维艰。这些阻力和障碍，完全来自于他所从政的蒋介石统治集团内部。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大发“国难财”。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政府交通部要建造叙昆铁路，与法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代表磋商借款办法。不料，宋、孔两家死力把持的建设银公司与法国资本家串通一气，无理要求铁路两旁的开矿权。翁文灏拒绝说：“造路与开矿性质不同，不应并为一事。”然而，得到的回答却是：“没有矿权，绝对不能帮助造路。”面对如此之个，翁文灏只能摇头长叹。

与四大家族肆无忌惮的巧取豪夺的行径共存并行的，是蒋介石法西斯特务组织无孔不入的破坏活动。翁文灏任经济部长和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时，任用了一批有爱国思想和事业心、为人正直、品行良好的高级职员。但这些人连人身安全也全无保障。1942年，章元善、吴闻天、蔡承新等忽被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拘捕审讯，翁文灏提出质问，戴笠拒不作答。翁文灏愤慨之极，直趋蒋介石注地，向蒋介石说：“我既不了解军统为什么抓人，也不知道被抓之人有什么问题，无法向人们说清。我面请辞职，望能照准。”蒋介石“王顾左右而言他”，既坚拒不允翁文灏辞职，也不命令戴笠即行释放拘捕之人。翁文灏真是欲于无力，欲罢不能，内心苦不堪言。

翁文灏的高足朱森之死，是他最感痛心的一件事。1942年，在重庆大学任职的朱森，经翁文灏推荐，又在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兼任地质系主任。当时，法币贬值，物价上涨。一般教授每月配给五斗平价米，算是特殊照顾。恰逢朱森带领学生外出调查之日，两校各发给他五斗米。朱森本人并不知道此事。特务闻讯后，秘密告发朱森“贪污”。教育部长陈立夫竟无理斥责朱森，并以教育部名义命令朱森免职。一气之下，朱森的胃溃疡骤发、不治而逝。

在中央大学饭厅，各界人士为来森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以示对国民党当局抗议。追悼会那天，饭厅上挂满了挽联，气氛格外悲哀沉郁。潘菽教授写的一幅挽联：“在昔唯用折腰事；于今竟犯丧身罪。”矛头直指横行霸道的陈立夫之流。然而，大厅正中的朱森遗像两侧，陈立夫竟派人挂上了他送的挽联，上联说了几句“值得同情”一类的敷衍话，下联却写了“国法难容”等字眼。翁文灏参加朱森追悼会时，看到这一挽联，频频摇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还送这样的挽联啊！”

回到家中，翁文灏以满腔悲愤写下了长达462名句的诗篇《悼朱子元》：“人生自古谁无死，死非其人太可怜。五斗折腰古所耻，君负此名真歉然。真诚朴俭人皆晓，枉死无境太倒颠。。。”这首长诗，可说是翁文灏用血和泪为朱森写下的悼文。1946年，他在重庆出版诗集《蕉园诗稿》时，收入此诗公开发表，以鸣不平。

翁文灏在重重混乱与阻碍中，勉为开创抗战时期的西南、西北地区各种经济建设尽力。他满心以为为国家增加了抗战实力，却不知大部分化为了蒋介石集团反共反人民的资本。翁文灏对此并无觉悟，蒋介石却看到了翁文灏对自己的特殊用处，进一步加紧了对翁文灏的拉拢。1944年11月，蒋介石利用翁文灏在美国人眼中的学者身份和清廉名声，委派翁文灏兼任直接同美国政府打交道的战时生产局局长。蒋介石的这一招确有妙处，既堵住了美国朝野人士对国民党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成风的指责，义为自己捞到了一批批美援。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又封给翁文灏以挂名不作事的行政院副院长头衔。同年，国民党代表大会举行，中委名额激增，蒋介石也把翁文灏拉入中委会。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翁文灏们心自问，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