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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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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赖沙场忠勇士，不辞拚命捍防城。
秋风秋雨忆招魂，胜利反教流泪痕。
南望一棺江岸畔，放牛坪上尚安存。
战后辞官，是翁文灏久存于心的念头。因此，抗战胜利不久他就接连5次向蒋介石呈文辞职，申明“原为对日抗战而加入政府任职，自当为抗战告竣而告退”，坚请辞去政府本兼各职。他本想脱卸政务后，往欧美各国考察一番，重新回到心爱的地质科学研究工作中去。但是，行政院长宋子文坚持不允，蒋介石也只同意他辞去经济部和资源委员会的职务，保留行政院副院长名义。
出国考察既不可能，翁文灏就另作它想。他想组织一个中国石油公司，自行出产油品，于一点实事。1946年6月1日，资源委员会中国石油公司在上海江西路131号宣告成立。翁文灏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利用各地旧有的基础，将甘肃油矿局、东北抚顺炼油厂、高雄炼油厂、嘉义溶剂厂、台湾油矿勘探处、四川油矿勘探处、新竹研究所以及上海、南京、汉口、广州、台北、青岛、天津、沈阳、兰州、重庆等十多个营业所，一并纳入公司之中。翁文灏意欲向企图垄断中国石油事业的美孚老板们争一席之地。由于当权者的阻挠，自产油品的事没有办成。
1947年4月，国民党行政院改组，张群继任院长，翁文灏乘机辞去了行政院副院长之职。但又受蒋介石之命，专管资源委员会。
此时，翁文灏已经在蒋政权里从政十年之久。十年从政，他并没有认清蒋介石及蒋政权的真实面目，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蒋介石大好内战，太弄权术，偏重内争而对外屈辱忍让。但是，他仅仅“认为可惜”而已。十年来，他亲历目睹国民党各派，如宋、孔、CC派、政学系、复兴社等等，置国家大局于不顾，明争于朝，暗牛于野，为害甚烈。然而，他并没有与这个腐败没落的政党脱离的决心。结果，翁文灏不但未能从蒋政权中拔脚，而是愈陷愈深。
滑人战犯的泥坑中1947年7月4日，国民党政府举行“国务会议”，出席的“国府委员”
“一致通过”蒋介石所提出的《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翁文灏在其中充当了一个角色。
第二年初，中国石油公司按照蒋介石的旨意，为满足蒋介石打内战的急需，以2444万美元巨款，向美国政府订购军用石油。在这一活动中，翁文灏不能辞其咎。
如果仅此而已，翁文灏自然不会进入头等战犯的行列。我们是不相信天命的。但却相信有一些事情，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一个人的处境。翁文灏便是如此。蒋介石把翁文灏“拉郎配”式地推上行政院长的“宝座”，这像一个正在沿着陡峭的河岸向下滑动的行将落水之人，又被已经落入水中的人死死拽了一把，一下子深深掉了下去。
从1948年6月至11月，翁文灏担任行政院长虽然只有短短的5个多月，但是却犯下了两大罪行。
其一，翁文灏直接参与了蒋介石所谓“戡乱”的内战。这年7月中旬，蒋介石将陶希圣执笔的反共讲演词交给翁文灏去播讲。当时，翁文灏曾向蒋介石推辞过：“此稿是蒋先生的口气，还是蒋先生自讲为好。”蒋介石点点头，笑道：“我自然会讲。但你是行政院长，你也该讲。”在蒋介石屡次催问督促下，翁文灏以行政院长名义。于7月24日在南京电台上向国内外发表坚持“戡乱”的广播讲话：“我们必须把全国的力量集合起来，以担负我们戡乱救国的神圣任务。”
翁文灏发表这一广播讲后的真实背景，是国民党政府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中，已经碰得头破血流。美帝国主义为了保护他们在华的利益，不使岌岌可危的国民党统治彻底垮台，正在策动以李宗仁为首的一部分国民党人士出来进行国共和谈。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继续主战的死硬派却因此发生恐慌，所以蒋介石又一次把翁文灏推上前台扮演反共到底的角色，借以给李宗仁等人施加压力，给主战派打气。
果然，在翁文灏发表广播讲话的同一天，李宗仁正式辞谣称：“任何人相信谣传都是无道理的，现在并无和共产党谈判的基础。”
其二，翁文灏直接参与了筹划蒋介石政权的所谓财政会融改革。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临时条款》授予的特权，宣布国民党政府“改革币制”，发行伪金圆券，实行空前的通货膨胀，同时实行暴力“限价”，强制收买人民手中的金银、外币，对人民实行进一步的掠夺。
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之日，正是国民党政府到了山穷水尽之时。物价飞腾，财政破产，巨大开支无款可忖，中央银行外汇告罄。
蒋介石看到内战已经到了严重关头，不顾人民的死活，连连命令翁文灏等人想尽一切办法，赶紧搜刮现金，以供反gemin的内战急需。财政部长王云五提议以“金圆券”代替法币，并与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商定具体办法。翁文灏对于财政金融并无专门知识，处此急需之时，“病急乱投医”，他即与王云五向蒋介石报告改革办法。
蒋介石闻之大喜，立即宣布实行。结果，蒋介石通过这一敲骨吸髓的掠夺，从人民手中抢走了3亿7千多万美元的金条、银元和外币，而四大家族却已先期把他们握有的外汇存放到外国去了。到了10月上旬，国民党统治区有20余大中城市爆发大规模抢购风潮，伪金圆券随即急剧贬值，物价更形暴涨。11月11日，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宣告原“改革币制”计划全盘破产。蒋介石在经济上遭到致命挫折的同时，军事上也遭到了惨重失败。蒋介石在东北亲手丢掉了3个机械化兵团之后，于10月30日自北平飞回南京。蒋介石一下飞机，立即召集翁文灏、何应钦、张群等举行紧急会议。会上，“蒋以最阴郁和最悲观的腔调讲话”，描述目前的军事情势为抗日战争结束以来之“最严重者”。
这时，翁文灏的心情比蒋介石更阴郁，也更悲观。简直可以说，他的心情已经达到了彻底失望的顶点。不过，他终究和蒋介石不同。他与蒋介石的最大区别之一，恐怕就是他不但看到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完全失败，还勇于承认自己个人的完全失败。他无法再继续在行政院长的位置上干下去了。尤其是他亲眼看到了“金圆券”是“杀（又鸟）取卵”，使国统区的广大人民更加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他始料不及，他痛悔异常。
痛悔之余，翁文灏终于决定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这一抉择，尽管不是他与蒋介石最后的分道扬镳，也无法改变他应负的罪责，但却称得上是悬崖勒马！
“拉郎配”式的行政院长长辞职了1946年，11月，蒋介石违背政治协商会的决议，单方面召集伪国民大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伪宪法。从此，蒋介石公开践踏中国人民要和平要民主的愿望，进一步发动全面内战。
一年多后，蒋介石于1948年4月又举行伪国民大会，自选为总统。同时，蒋介石又玩弄手段，使伪国民大会通过了所谓《勘乱时期临时条款》，加强他在国民党政权中的独裁统治。
依照伪宪法规定，行政院长人选应由总统提出，经立法院表决通过。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不同派系为此进行的激烈争斗，把蒋介石提政学系的张群任行政院长的预谋搅翻了。
1948年5月8日，所谓“行宪”后的第一届立法委员会首次在南京举行会议。这天中午，蒋介石约集CC系、政学系、朱家驿系和黄埔系的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立法委员的骨干分子陈立夫、张道藩、谷正鼎、赖琏、吴铁城、王启江、刘健群、黄宇人、倪文亚、汤如炎、白瑜等，聚到黄埔路官邸举行午餐会。
“醉翁之意不在酒”。何况，蒋介石本人并不喝酒，他所举行的宴会上，也从不备酒。蒋介石名为“征询”在座诸位关于立法院长和行政院长入选问题的意见，实际上是想在立法院选举正副院长和对新任行政院长行使同意权时，都应受“党”的约束，也就是唯蒋之意是从，不能有所异议。
席间，蒋介石首先提到行政院长的人选问题。蒋介石一本正经地说：“我想就张岳军（即张群）、何敬之（即何应钦）两人中选择一位担任行宪后的首任行政院长，希望大家表示意见。”
久之，席上竟无一人发言。又过了一会儿，黄宇人起立说：“何以不提胡适之？”
蒋介石听后，面色阴沉地说：“书生不能办事。”
席上的空气一时僵住了。半晌，赖琏战战兢兢地小声说：“我赞成何敬之先生。”
蒋介石点点头，又连忙摇着头说：“他要负责军事。”
至此，蒋介石的意图大白，就是要在座诸位赞成张群任行政院长。蒋介石见再无一人发言，等得实在不耐了，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宣布表决：“造成张岳军同志的请起立！”“刷——”在坐的人都站了起来，蒋介石一见喜形于色：“好，好，请坐下。”蒋介石满以为这样一来，他的旨意就已贯彻下去了。谁知，十几天后竟然挨了当头一棒。
5月20日，蒋介石穿着长袍马褂在国民大会堂宣誓就职首任总统。
第二天，蒋介石召集国民党籍的全体立法委员到丁家桥中央党部举行谈话会。会上，蒋介石板着面孔说：“我准备提张岳军同志为行政院长，希望大家在立法院行使同意权时一致支持。”
蒋介石训话后，随即离席而去。谈话会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主持继续进行。这时，CC系的立委一致主张用投票的方式试行选举，以其结果供蒋介石作参考。吴铁城知道这些人的意图是借此来反对张群组阁，因而主张投票后不要当场开箱检票，由中央党部秘书处将投票结果提出报告。但是，参加投票的立委坚决要求当场开票。开票结果，何应钦得票最多。张群见此情形，一气之下，当晚离开南京去上海，表示决不就任行政院长。何应钦进退维谷，只得步张群后尘，也表示不任此职。
蒋介石闻讯后，火冒三丈，震怒异常，而又无可如何。不得己，蒋介石决定另拖一个人出来充任行政院长。
5月23日，蒋介石亲自打电话让翁文灏到黄埔路官邸面谈要事。见面后，蒋介石开门见山地说：“翁先生，依照宪法我有提任之权，乃组织部（即CC派）范围的立委反对张群，又并未预先得到本党总裁的同意，就在党部开会试行投票，这是违宪越权的行为，我决不能承认。”蒋介石恨恨地咬咬牙，喘了一口粗气，放缓语气说：“你向少派系关系，因此，我决定提议由你担任此职，请你不要推辞。”
翁文灏毫无思想准备，怔了一下才忙说：“蒋先生这一提议，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个性与才干都不能当此政务地位，决难勉任。”
然而，蒋介石主意已定，不管翁文灏推辞与否，即于次日径向立法院提任通过，由翁文灏任行政院长。
翁文灏在极度惶恐之中，同意“暂时试任”，并于6月4日走马上任，组成国民党政府的第一届“行宪内阁”。他虽然在国民党政府任职已久，却对这次担任行政院长极不情愿，但又不敢坚持不受，一走了之。同时，他还存在一种“顾全大局”的心理，怕自己坚辞不受，使蒋总统与立法院争执的僵局更难解决。在他的内心深处，与蒋介石政权包括蒋介石本人，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
5个多月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日益分崩离析。当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接到翁文灏递交的辞呈，知道翁内阁是拖不下去了，便不再挽留。不过，蒋介石还留了一个尾巴：“翁先生，我们共事多年，相处甚久，以后还需要你多多帮助。”
“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翁文灏回到祖国后，因为年迈体弱等原因，不能回到地质工作中去了。
但是，他每天在家中读书、写作、会客，仍然很忙碌。
他还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等职务，为祖国统一大业做了大量工作。
晚年的翁文灏，时时为祖国日新月异的建设成就所激动。1961年，他已72岁高龄，仍积极参加西北视察，对包头白云矿和稀土矿的开发与综合利用，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设性意见。
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的著名文章中，肯定他是“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之一。十年动乱初期，翁文灏被“造反派”抄了家。不久，周恩来总理在中山公园见到了他，握着他的手说：“翁老，我们没有保护好你。”这件事，翁文灏记在心，深为周恩来代表党和国家给予他的关怀所感动。
1971年1月27日，翁文灏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临终前，翁文灏留下遗嘱。他在遗嘱中他再一次追述了自己一生所走过的曲折的历程。对祖国早日完成统一大业寄予无限期望。
第四节卫立煌归来纪实丢失东北的替罪羊
第二位回归的国民党大员是原东北“剿总”总司令、国民党“五虎将”
之一卫立煌。
卫立煌字俊如。1897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县昙卫杨村，祖父是一个贫农，父亲原先也在家务农，后来在合肥县衙门当册书。
辛亥革命爆发，年方15岁正在村内义学读书的卫立煌剪去了辫子，响应召募，到安徽庐州军政分府的队伍当兵。此后，长期不离鞍马，不叹“髀肉复生”。他曾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排长，旋在粤军和国民革命军中任职，参加了东征、北伐，勇谋兼备，青云直上，在“安内”、“攘外”的沙场上都立有战功。皖西大别山丛有个“金家寨县”，而在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之前，却叫“立煌县”。那是因为1932年国民党军在第四次围剿“鄂豫皖”区时得了势，蒋给卫的最高精神奖励（蒋的批文是“金家寨县准称立煌县”）。1938年初冬，国共合作，在山西五台山麓组织了一次抵抗日军南下的“忻口战役”，卫是该战役的最高指挥官。
抗战后期，为开辟“史迪威公路”，卫立煌曾率国民党军队远征。1949年，国民党在“辽沈战役”中的惨败，从根本上说，不是谁指挥不得力的问题，而是发起这场内战“不得人心”的问题。蒋介石笃信王阳明哲学，总是对“心”与“力”，即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如何才能取得一致这个根本问题，研究得不深不透，硬把该战役失败的责任一古脑推卸在卫立煌头上：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贻误戎机，下令撤职查办，以为奉行军令不力者戒。
逃港途中被蒋扣留卫立煌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以后，孤独的住在北平东城汪芝麻胡同孙连仲公馆，此间，除傅作义常与之晤谈，很少有人上门。
这时蒋介石匆匆忙忙飞往徐州，去作保卫南京外围——黄淮平原最后决战的准备去了；在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军政官员人人自危，害怕东北的解放军即将入关，谁也顾不上去注意他了。他就乘着这个混乱的机会，自己包了一架美国陈纳德“民航队”的飞机，由北平飞到上海，在上海住了一夜，次日又由上海飞往广州。行前没肩通知过别人，只给吴忠信发了一电报，说他要离平南下。
到了广州以后，卫氏一家及其随从下榻于当时广州最高级的旅馆爱群酒店，准备逃往香港。由于卫立煌本来有个对蒋介石不买帐的毛病，这次他们一家由北平到达广州，没有受到阻碍，不免有些粗心大意。进了爱群栖店以后，一下子开了十几个房间，来来往往，进进出出，排场很大，在旅客姓名登记本上，是用卫立煌的小儿子卫道然的名字登记的。哪里来的这么个卫道然，到了广州最豪华的酒店包了这么多的房间？他们这些人绝大部分又穿着军装，佩带了手枪，更引起人们的注意。保密局的特务就化装茶房前来探询。卫立煌自己和夫人、儿子住在爱群酒店的九层楼，其他人员住在较低的层次，卫立煌从第九层楼打电话给下面的青年副官，让他先到香港准备寓所，没想到这些话都被保密局的特务窃听去了，逐级向上报告，说：“卫立煌到了广州，要往香港逃跑。”
这时南京的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也发现北平和南京均没有看见卫立煌，一听到他到了广州，便立刻向蒋介石报告，同时叫广州的特务们严加监视，不要让卫立煌活着跑掉。蒋介石闻知此事，即密电广东省主席把卫扣留。广东省主席即派宪兵和特务，将卫立煌所住的一层楼围住，跟着让宪兵团长出面，请卫暂庄沙面卫的老部下某人的花园楼记内，外面由宪兵把守。接着由南京派来飞机一架，声称：“总统接你回南京，派专机来了。”
当时跟在卫立煌旁边的有二、三十个部下，看见监视在四周的特务们样子实在可恨，有的主张拔出手枪来拼一场，让卫乘乱逃脱，上那珠江边的轮船，或乘汽车由小路去香港。他们都知道卫立煌青年时期在广东打了几年的仗，熟悉道路，公推卫道然去征请父亲同意。卫道然是卫立煌的小儿子，幼年丧母，一直跟在他父亲身边长大的，自幼就由乃父教会使用枪支，这时虽然只有16岁，已是很高明的射手，平时和卫的随从人员很是投契。他把这些老部下的主意告诉卫立煌以后，卫立煌说：“不可轻动！开火必有伤亡，你就是神枪，寡不敌众，白流无辜的血，也是无用。我回到南京，他不敢拿我怎样，你要好好劝解大家。”次日卫立煌带着夫人及两名随从，乘专机飞回南京，留下的家属和随从人员撤到沙面旅馆内。
被幽禁南京住宅卫立煌回到南京上海路他自家的住宅，门外已经来了一排宪兵，岗哨密布。卫的随从问：“你们这些人来干什么？”
宪兵们回答：“我们来保护总司令。”
卫立煌前脚踏进家门，宪兵司令张镇后脚就到了，装扮成挺恭敬的样子和卫立煌见面，随后向卫宣布蒋介石的面谕：“你是听候查办的人，在未见到总统以前，不许出门，不许和任何人见面，不许通信、通电话。”
自此，卫立煌就失去了自由，电话线被掐断，卫宅和外界完全隔绝。
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是卫立煌的同乡、老朋友、老前辈，卫立煌初到广东时在吴忠信部下当兵。他过去是蒋介石的盟兄，现在是蒋介石总统府日常事务的负责人，对蒋很有影响。他认为卫立煌到东北是蒋介石亲自说过责任不由他负的，怎么现在又对他禁闭呢？跑去问蒋，蒋推不知道，吴忠信又询问张镇：“总统都不知道，你为什么派宪兵到卫家去呢？”张镇惶恐不知所措，也没有回答出一句话来。
蒋介石所以幽禁卫立煌，关键在于丢失东北数省责任由谁来负的问题。
国民党军队如此惨败，是国民党前途不利行将崩溃的一个显明预兆。对于一些吸尽民脂尽膏、富贵尊荣的达官贵人来说，对于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来说，真是惶恐悲哀至极，他们在南京鼓噪起来：“杀卫立煌以挽士气！”
“杀一儆百，为丧师失地者戒！”
这一股喧闹来势汹汹，看样子，蒋介石确实想枪毙他所不喜欢的卫立煌，发泄自己大打败仗的怨怒。要把东北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在卫立煌身上，让卫立煌成为自己的一只替罪羊。但是蒋介石手下也有人看到：卫立煌杀不得。如果和战失利就落得这样一个下场，从现在整个形势来看，还有谁敢带兵打仗？卫立煌跟蒋介石30年，出生入死，立过不少汗马功劳，国民党全部军队有很大部分受过他的指挥，很多军官都和他熟识，有交情，现在明明不听卫的意见而失败就要杀他，将要引起很多军人离心离德，没有好处。蒋介石虽然恨卫，觉得这种意见也有道理，只好暂时不杀卫立煌，把他幽禁起来，先让他背着黑锅，以后再说。
这时卫家不但外边有宪兵包围，里面也钻进来十来个歪戴帽子敞开领口的保密局便衣特务。这些特务升堂入室，占了客厅当卧房不算，还嚷着要上楼，要把铺盖搬到卫立煌和卫夫人的套房外间来往。这时卫的上校副官丁志升出来交涉，坚持拒绝他们上楼。丁副官说：“楼上住着两位年轻小姐，你们上楼不方便。至于要进卫先生和夫人的套房外间，那就太过份了，我们身上的手枪都尝过人血。卫先生身上还佩着手枪，他的枪法杀你们像玩儿似的，不费事。他的脾气发作，你们先要出血，他也可以以自杀来抗议，将来总统追究责任，你们就吃不了兜着走。”特务们看见讹诈失败，只好不再谈上楼的事。从此卫宅逐渐变成这么一个阵线：卫立煌身外包围了三层人物，最外层是宪兵，中间是特务，最内层是卫的多年随从，还有从外地特意赶来保护他的。
睡到半夜，楼下鼾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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