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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第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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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药对保持青春有一定作用，但用久了会冒致癌的风险，但郭不听，到60年代初期她果然感到右乳有硬块的存在，舍命保青春，后悔已为时晚矣。
郭德洁起初是讳疾忌医，以后又失时误事。1963年春，她入院诊治，医生主张把她右乳切除。原先已办好住院及手术手续，但她想来想去，割去一乳，岂不破相？在施手术的前夕，她竟偷偷地从医院溜掉了。如果她不是这样，也许不致早死，1965年初，郭德洁发现情况不对，再度入院，这一次割治以后，发现她的癌细胞已经扩散，至多只有8个月好活了。她返国以后，经过北京医院及广州中山大学附属医院采取中西医分治合疗的方法，至少延长了她6个月的生命，直至1966年3月21日零时30分在北京医院逝世。郭德洁在美国时期，出于生活的原因，她加入了美国国籍。在她生前回国的短短几个月，还没有顾得解决这一问题。可是在她死后，此事必须妥善处理。当时中美两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周总理和彭真市长又怎么能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参加她的追悼会呢！因此必须根据法律程序将郭德洁的美籍身份证明卡片交出，办理恢复原国籍手续，于是，翻箱倒柜，寻找郭的美籍身份证，最后终于在她另一支手提包里边同5千元美钞一起找了出来，当即将美籍身份证明递交国务院。3月28日上午在北京医院举行了有周总理和彭真市长等参加的向郭德洁遗体告别仪式。李宗仁噙着泪水，拥着郭德洁的遗体，作了最后诀别的一吻。
远在40多年前的1923年，李宗仁在扫荡广西军阀统一广西的过程中，这年冬他和黄绍竑合作打败了割据一方的陆云高之后，李将他的司令部由桂林移驻桂平，经人介绍，并取得李母亲的同意和桂平县一个16岁的女学生——郭德洁结婚了。当时李年为32岁。从那以后，他俩夫唱妇随，休戚与共为时40余年，一旦诀别，悼亡之痛，可想而知。
听刘少奇介绍“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总理示意统战部，邀一些老友陪他去江浙一游。藉此转移环境，休养身心。于是李宗仁便于1966年5月7日偕黄绍竑、黄琪翔、郭秀仪、刘斐、陈此生和程思远乘火车去南京，统战部负责人同行，到时受到江苏省负责人江渭清、彭冲的盛情接待，邀到中山门外原蒋介石公馆住下。
南京曾经是国民党政治中心。李宗仁重临江南故都，往事不禁在脑海泛起：1927年蒋介石被迫下台，他同何应钦，白崇禧紧密合作，打退了孙传芳的突袭，取得龙潭战役的胜利，使南京转危为安，建立了宁汉沪三方合作的委员会。但这个局面转瞬即逝，到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形势就为之一变。最值得他感慨是1949年1月蒋宣告下野，他出任代总统，以和谈号召天下，然而他以后屈于阻力，没有接纳和平协议。所以他在1965年7月20日发表的声明中，对此引为歉疚，这一切，俱往矣！他企望国共重新和谈，实现祖国统一，要看将来“形势比人强”，这是周总理对他说过有关台湾问题的话，但愿如此罢。
经过16年的建设，南京已成为一个工业城市，这里有汽车工业、化学工业和纺织工业，洋洋大观，不胜枚举。南京长江大桥的桥墩已在滚滚急流中矗立起来，以中山陵遥望雨花台，满目青翠，迄无涯际，这是多么壮观的景色！中山大道两旁的梧桐树枝叶交织，构成一个绿色长廊。行人从这里走过，不会看到烈日，南京成为江南三个绿化最好的城市之一，果然名不虚传。5月下旬，李宗仁等经无锡至上海，住锦江饭店，受到曹荻秋市长的接待。上海在旧社会，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到了今天，已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基地。它支援全国经济建设，显示出无比的威力。最令人惊异的是解放前上海娼妓之多，全国第一，解放后经过教育改业，娼妓已经绝迹。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6月1日，李宗仁在上海看到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它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禁止）已在我国兴起。”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动乱局面。当然，李宗仁在那个时候没有看到这一点。
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号召人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出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把陆平领导的北京大学称为“《三家村》黑帮一个重要据点。”
李宗仁感到政治气候有点异样，特在锦江饭店邀集同行举行一次座谈会，谈谈报上所称“文化大革命”问题，谈来谈去，谈不出什么结果。以李此生的政治水平，他只能说共产党在解放前搞的是“政治革命”，后来土改及工商业社会改造是“经济革命”，现在进行的是意识形态改造的“文化革命”。从此可以理解，大家都对此茫然无知。程思远问一位中共党内的负责人，“三家村”是指什么？他也说不上来。从这时候开始，黄绍竑、黄琪翔的面部表情都有点不很自在，因为他们对国内政治运动都富有经验，对报纸上出现的报道和言论，一天比一天激烈，感到一场灾难将到来。
6月10日，李宗仁等刚到杭州，便被召回参加“文化大革命”。但返京后，无所事事。直到6月28日，李宗仁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才被邀到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听刘少奇的讲话。刘少奇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他在讲话中介绍了这场“文化大革命”发生和发展的经过。
刘少奇指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从一篇文章引起的。他说：去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起了各报的不同反应。12月2日，毛主席对彭真、康生等人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真要把这个问题局限在学术上。。刘少奇在介绍上述情况时，他推许彭真有见解、有能力，在中央书记处实际上是副总书记，他帮助邓小平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只因他对批判吴晗持消极态度，所以才犯了错误。刘少奇在说这些话时，康生忙坐到他的身旁来，并飞快地做纪录。
当刘少奇传达“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时候，运动还停留在北京各大学的校园里。形势正在发展，所以他说得简单。但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还是组织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了一次，李宗仁和程思远参加的一组，有阿沛·阿旺晋美和他的夫人。程在座谈会上说：“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我个人看来，主要是防微杜渐，遏患未萌，以巩固党的纯洁和促进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
会后，程同李宗仁去探访朱蕴山，朱当时是民革中央组织部长，熟悉个中情况。李宗仁问他：“‘文化大革命’究意是怎么一回事？”他也莫名其妙。
在301医院按受特别保护1966年8月1日，程思远和刘仲容陪同李宗仁去北戴河避暑，下塌中海滩19号及附近的一幢楼房。那年北戴河显得特别冷落，在这里只有张治中一家住在隔壁，另外再无其他熟人来此度假。与去年情景恍如隔世，严峻政治气候的一股冷风，也吹到北戴河海滨来了。
由于李宗仁等到了北戴河，完全不知道8月1日到12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直到8月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套红大字为标题全文刊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16条》），才知道“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以后的报道中，李宗仁知道中共中央领导的名次排列如下：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十分明显，林彪己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而将自七大以来就立为接班人的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转变。
8月18日，李宗仁在北戴河从收音机听到毛泽东在天安门见红卫兵的现场广播。广播员说：今天七时许，从各地推选出来的红卫兵代表1千5百名登上天安门城楼，和毛主席一同检阅参加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的游行队伍。会场上不时响起了“我们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庆祝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他在开幕词中给毛泽东冠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三个头衔。接着林彪讲话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自此“四个伟大”同时并称，极个人崇拜之能事。
在会上，林彪煽动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全国人民支持红卫兵“敢闯、敢于、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从8月19日开始，在北京首先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运动，随即神奇快速地遍及全国。
8月24日，李宗仁等在红卫兵“向旧世界宣战”的喊声中回到北京。这时“左”的思潮正直冲人们的脑海，一个主管李宗仁身边的服务班子的科长呼天顿地的说：“我们回来迟了10天，等于落后了20年。”意思是指他们已经落后于形势了。
8月25日，黄绍竑来访李宗仁，概括地追述了北京这几天所出现的动乱情况。他说，北京几所中学的红卫兵涌向街头，占领了“全聚德”，砸烂了“荣宝斋”。前天，红卫兵开始斗了一些著名作家，老舍不堪折磨，投下太平湖自尽。京剧老演员马连良被抄了家，其收藏的名贵古玩被砸得稀烂。这一切，不过刚刚开始。黄绍竑走时，程思远送他出去，看到他心情郁抑，不禁问道：“是不是你担心自己的安全？”他说：“我担心的是德公！”但过不了多少天，黄绍竑已被红卫兵揪斗致死。
8月27日，张治中请李宗仁和程思远到广东酒家参加一次晚宴。出席的主要客人是周恩来、陶铸、万里。周恩来看到李宗仁气色很好，与去年回国时大不相同，遂说：“德邻先生，你的身体好得多了。”“回国以后，心情愉快，因此身体就好起来了。”李回答说。张治中曾到过东四11条看过程思远。他对周说：“思远住的四合院很不错。”程思远说：“这都是总理的关照。”
广东酒家是广东省委向中央的献礼，厨师和服务员都由广东调来，所用菜色材料系按日用冻藏车厢从铁路运来，以盐■（又鸟）、脆皮（又鸟）闻名于时。后来只因江青讲了一句：“广东酒家搞特务活动。”这样，一个享有盛名的餐馆便关门大吉了。由此可见当时江青讲话的权威性之大。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9月，红卫兵对党外人士包括宋庆龄在内开展了范围广泛的“冲击”，幸亏周恩来及时采取了保护措施，不致受到太大的影响。中央统战部为了预防万一，遂委派了一位负责人到李宗仁家里，对李宗仁和程思远说：“红卫兵到时，请他们进来谈谈，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后来李宗仁知道有“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是8月30日周恩来提出经毛泽东批准的。其中就列有李宗仁的名字。
尽管这样，李宗仁还是被送到一处不为人所知的地方给保护起来。
一天早上，一位穿军装的人走进程思远的家里，带来了李宗仁亲笔写的一张条子：昨天晚上，管理局高局长来访，要我立即坐他的车子到一处住下，因临走匆忙，剃须刀和一些物品都未带来。请你到我住处将这些东西捡齐，并从书架上抽几本《文史资料选辑》一并交来人为盼。
至此，程思远才知道他受到保护了。当然，住在李宗仁那里的服务人员包括他的司机在内都不知道他的去处。
直到9月30日晚上，程思远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刚要散席，李宗仁匆匆走到程的跟前业，他悄声说：“你把我找得好费时呀！我住301医院，你不要对别人说。”“你怎样来的？”程诧异地问道：“是高局长接我来的，现在还要等候他送我回去。”
10月中旬，红卫兵串连到外地去了，北京总算出现了一个短暂时间的平静。李宗仁又回到西总布胡同5号寓所。他对程说，10月1日晚上，他登上天安门城楼看焰火，毛泽东把他找去，对他说，尽管搞了“文化大革命”，统一战线还是要的。李宗仁认为，毛所以有此表示，不过是要他安心罢了。后来李宗仁去看邵力子夫妇，开门进去，发现墙上贴有红卫兵批评邵力子的大字报。邵力子非常感慨地对李宗仁说：“统一战线有两条，一在国内，一在国际。红卫兵的过火行为，把我们国家的伟大形象完全破坏了！”说到此处，这位老人潸然泪下。
接着李宗仁去看张治中，发现他家中的古董陈设都没有了。李问是不是红卫兵拿走了？他说不是，但红卫兵认为现在“破四旧”，不应摆设这些东西。虽然，邵力子和张治中都是保护名单上的人物，仍不免红卫兵的光临。但李宗仁的西总布胡同5号以及程的住所，确实没有红卫兵来过。
李宗仁是不甘寂寞的人，不久，他又想请客吃饭，章士钊知道此事，忙来函制止，章函有云：“目前吾人应深自敛抑，不宜置酒高会，务请斟酌。”见此，李遂作罢。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前，李宗仁、黄绍竑、黄琪翔、余心清这几家轮流作东，大家相处得象火一样热，而今此种盛况已一去不复返了。
被扶下天安门城楼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深入发展。12月25日，清华大学学生5千余人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一时间，“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的大标语贴满了北京大街小巷。这样“文化大革命”便以“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为第一目标而向全世界展示出来了。
当“文化大革命”刚刚发生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给江青，说：“天下大乱造成天下大治，七八年后再来一次。”言下之意，这场斗争只几个月到一年便结束了，以后每过几年就来一次，作为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体现。但因这场革命的主动权一入林彪、江青两个反gemin集团的手中，就非毛泽东所能控制了。
李宗仁虽是军人出身，但其生活体验丰富，看问题还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1965年8月，当李宗仁去北戴河的时候，他在专刊上看了林彪为“八·一”建军节写了一篇题为《人民战争万岁》的纪念文章。在文章中，林彪鼓吹世界各国革命应采取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发动人民战争，从农村包围城市以争取革命胜利。李宗仁当时对程思远说，世界形势变了，人民战争不是万应灵药。9月，李宗仁回到北京，一晚，周恩来为招待中外记者，约李宗仁到紫光阁一谈，李曾向周提及林彪这篇文章。周恩来说：“林彪是党的领导人之一，他的言论是有代表性的。”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运动越深入，林彪和江青的勾结就越紧密。李宗仁对此慨然叹曰：“一位是接班人，一位是第一夫人。两个人勾结在一起，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这断非国家之福，我们在旁边看到这种情况，只有干作急。”事实上，“干作急”的又岂止他一个人呢？！
1966年8月下旬开始，红卫兵“破四旧”的行动席卷神州。这期间，李宗仁的一些老朋友和熟识的领导人，有的遭到了不幸，有的亦远离人世了。最先辞世的是黄绍竑。黄琪翔于9月2日去西总布胡同看李宗仁，不得其门而入，于是到11条胡同来看程思远，报告黄绍竑的死讯。
9月1日下午，有几个“八一”中学的红卫兵冲入黄琪翔的家里，对黄盛气地说：“黄绍竑今天上午自杀了，你是不是也要自杀？！”
黄琪翔说：“我意志非常坚强，无论受到任何凌辱，永远不会自杀”。
但过了几天黄就被隔离了。究竟关在那里，程思远和他的夫人都不知道。其次是余心清，他爱收藏字画和种植玫瑰，这些都是“破四旧”的对象。余受冲击后曾一度自尽，幸获救回。回家后，他便留书给周恩来，说“士可杀而不可辱”。接着，就用白兰地灌服速可眠，遂长眠不醒。
刘斐和陈此生被迫在北太平庄国务院宿舍扫街，经周恩来获悉后派人搭救始免。类此事件，不胜枚举。根据程思远回忆：知识分子不受冲击的，除我以外，几无一人。
有一次，章士钊找程思远去，说他事前知道了红卫兵要来抄家，就把他与毛泽东合影的照片悬在大厅上。可还是不济事，红卫兵入屋后，即把他的书房乱翻一番，随后更对他说：“章先生，为什么你收藏的书是线装书，而一本毛主席的著作也没有？！”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的秘书打电话给周恩来。不久，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立刻派一个副局长来，把这些红卫兵半劝半拉地送走了，并建议他用红纸写一副对联：“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毛主席万岁！”分贴大门两边，果然，从此平安无事。
此后，章士钊把他的汽车送回机关事务管理局，并暗示程思远照办。程思远回家后便打电话给管理局，建议把他的汽车调回管理局去。过了几天，管理局才答应照办，还留下两句话，如果要车，请打电话。直到1972年初，汽车才重新由司机开回程思远的家里来。
中共中央统战部到1966年10月就瘫痪了，随之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也受到军管，局长高登榜亦要靠边站了。但过年过节，国管局杨书荣、胡振英二人总到程思远家来，问生活上有无问题。程说：“因我从海外带回来一笔钱，生活费用还能自给，所以不必向国家伸手。”
1967年春节前后，张治中先生的女儿张素我和女婿周嘉彬来看程思远，问李德邻先生是不是如去年那样，到广东从化温泉避寒？意思是说，如果李宗仁去，张治中也去。程思远说还是在北京好，在北京有中央保护，况且从化温泉也很不安全，大字报说红卫兵曾到那里去揪人哩。
这段时间，张治中常到李宗仁那里聊天，对于当前局势，彼此只好摇头浩叹。原来这两家住得很近，张住新开路，现在他把前门关闭改走后门，就同李宗仁的西总布胡同住宅遥遥相对。当李宗仁回国时，张治中看到政府接待李过于隆重，认为可能刺激台湾当局，心中抱有抵触情绪，就在李宗仁进入国门之前，携眷溜到北戴河去了。即使是朱德夫妇在北戴河中央军委礼堂宴请李宗仁伉俪，他也拒绝参加。及张治中由北戴河归来，周恩来曾强令他宴请李宗仁一次。现在李、张会晤频繁，看来彼此前嫌尽释了。
从1967年到1968年这段日子，李宗仁所度过的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平静生活。在这两年里，邵力子和陈劭先相继因病逝世了。老成凋谢，势所必然。1968年8月，李宗仁经体检证实患了十二指肠癌，即披送入北京医院施行切除手术。虽然手术是成功的，癌毒也未扩散，但因他久患肺气肿，心脏发现有衰竭迹象。延长9月底，李便离开医院回家休息。建国17周年的前夕，李宗仁参加了1968年9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10月1日，又登上天安门城楼与国家领导人在一起，检阅国庆游行队伍，当日下午即以体力不支从座椅上向前扑倒，得再度送院疗养。关于此事，周恩来曾经说：“当时发给李先生的两张清柬，我的意思是要他不参加国宴而上天安门城楼亮相，相信这一决定没有贯彻下去，以致出事。”言下颇有责备国务院军代表丁江之意李宗仁住院期间，曾请中医国手周朴考前来会诊。他诊断后说，德邻先生体弱，需要大补才行，但怕他虚不受补，在药剂处方中用党参来试看疗效。周朴考所料果然不错，即使用了党参，他也未能受用，这证明李已病入膏盲，康复希望甚微。
1969年1月间，李宗仁自知不趄，于是口授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表示感谢之意。1月25日，李又得一场肺炎，他在回国后曾害过几次肺炎，过去总是用青霉素把他治好的。但这一次不灵了，虽已改用他药仍未奏效。延至1月31日凌晨30分，李宗仁终于逝世，享年78岁。
李宗仁遗体的告别仪式（那时不举行追悼会）于2月1日下午3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周恩来也来参加仪式，他在休息室说：“康生同志答应也来参加，我们等他半小时吧。”由于“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大家很少见面，所以周恩来同每一个人握手时总会顺便讲几句话。他首先同张治中、章士钊打招呼，当轮到刘仲容时，不禁诧异地说：“你怎么胖成这个样？”
“总理，我坐班房呀！”
原来刘仲容任外语学院副院长，“文化大革命”发生后，他被该院革命群众“专政”了。专政原来是个名词，现在通通作动词用，红卫兵惯用这两字来打击所谓“走资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说，现在我给你专政。意思就是把你关起来。刘仲容每天被指定于上午8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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