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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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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进山，俞兆远飞快地进屋，从木箱里拿出四个苞谷棒子塞进怀里，然后提着铁锨上路。他走得飞快，翻过铁路走进山谷的时候，已经把其他人甩开了两里多路。他是有意走这么快的，他想跑到大家前头，挤出时间，躲开人们的眼睛，烧几个苞谷吃。他一路走一路拾柴，进了山谷就拐进一道山沟点着火烧苞谷。他用大火烧，把苞谷皮烧焦了，然后剥掉皮啃苞谷。烧熟了的苞谷更香，啃完一个又啃一个，不一会儿就把四个苞谷吃完了。吃完了苞谷他又想苞谷芯子怎么办——可不能叫罗股长看见，那是个严厉的家伙，知道了他偷苞谷，非扇他嘴巴不可——想来想去，就在离火堆不远处挖了个坑，把芯子埋了，并在上边撒了泡尿。
这时后边的人走过来了，蹲在火堆旁烤火。有的人也在他埋苞谷芯子的地方撒尿，还问，你挖着黄药子了吗？他回答，挖着个球！
不过，后来他专心挖黄药子还真挖到了两个。点上火烧熟，掰开，里面是黄面面子，像烧熟了的红薯。大家掰着尝了尝，有点苦味。
过两天他又去了一次小泥房，且是白天去的。他的目的是踏勘一下，看还有什么可偷的东西。可是去了一看，苞谷不见了，那两个二劳改也不见了，房门上了锁。他扒着窗户往里看看，空荡荡只有一面土炕。这一趟也没白来，找到了一块没有成熟的落花生。他没见过落花生，但他看见了小小的秧子，挖出来又看见根上带着几个白蛋蛋，放进嘴里一咬，是甜丝丝的水泡泡。他读过一位作家写落花生的文章，因此他断定，这是二劳改们试种的落花生，没有成熟。他大嚼了一通水泡泡。回住处时还抱了一捆花生秧子，煮着吃叶子。有人问他吃的什么，他回答菜叶子。
经过侦察，他知道这附近的确没什么吃食可偷，于是就很节约地吃那些偷来的苞谷，一天吃一个棒子，细水长流。实在饿得招架不住了，就去那块地挖些落花生秧子回来煮着吃。
他们这些人在临泽的荒滩上又住了一个多月，时值11月中旬，祁连山下的这片荒滩已是滴水成冰的季节，并且饿死了十几个人。再住下去也没什么意义，场领导就派拖拉机拉他们回农场去了。
在挖渠工地他们听到消息，夹边沟的人差不多都挪到明水来了，他们也都急着想回去，心想场部的条件会好一些。不料回到明水下了拖车，他们的心唰的一下就掉进了冰窟窿。
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相差甚远！
夹边沟农场虽然地处巴丹吉林沙漠，但是有农业大队的大杂院，有基建大队的四合院，还有场部的办公室和机关干部们的宿舍房，还有农田还有水渠！这里却是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山水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站在沟沿上往下看。地窝子大小不一，窑洞口挂着草帘子或是破棉絮遮挡风寒，景致如同50万年前黄河流域一处猿人部落的聚居地。唯一体现现代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东边一条山水沟南端的高地上有几块长着糜谷的庄稼地，两间附近农民种撞田 ＇6＇住的土屋，三四间新搭的芨芨草房。有人告知，那是场部和伙房。伙房旁有一口新挖的井。
此处被称为明水农场，是因为在东边二三里处有一条百多米宽的明水河。明水河徒有虚名：河道干涸了，只有下游的河坝里积蓄了一些雨季流下来的洪水。
更叫人心寒的是迁来这里的人们十之二三已经饿死，山水沟两边的荒滩和北边的河坝里到处是新起的坟冢。活着的人们也都苟延残喘，奄奄一息。半数人已经躺倒，能活动的人们在中午时分挪出洞穴在阳洼地上或坐或卧晒太阳。人们去伙房打饭的力量都没有了，开饭时炊事员提着桶往地窝子和窑洞送饭，给每个人抖抖索索举起的饭盒里舀上半马勺末糊汤。每天的定量是半斤豆面。
从工地上下来的一百多人被安置在西沟的十几孔窑洞里。西沟比东沟深，窑洞也大一些，一窑住四五个人，大的几孔能住十几二十人。据人们讲，在他们到来之前，领导把这些窑洞的人合并到减员较多的其他窑洞去了。那些窑洞的不少人此时在沟外的荒滩上长眠不醒。
右派分子们静静地生活着。他们平静地等候着最后时刻的到来。只有极少数不安宁分子采取了特殊的生存之道：逃跑。
俞兆远没有逃跑。父母在他的少年时代就把全家赖以生存的土地典出去，送他去上学，指望他给家庭带来荣耀。他跑回去父亲一定会背过气去。至于回兰州的家，他想都没敢想：五尺汉子，如何藏身？他想，不逃跑，但要活下去！
于是，当大家躺在窑洞里喝末糊汤时，他拖着疲惫的双腿把明水农场的沟沟坎坎丈量了一遍。他的“丈量”是卓有成效的。东西两条沟之间有一块收获过的萝卜地，地边上有间类似瓜棚的小屋，门口堆着许多萝卜缨子。这是伙房的财产——可能是农场花钱把全部萝卜买下来了——有时候劳教分子吃的末糊汤里放一些萝卜缨子。瓜棚里住着一个姓周的二劳改，负责看守这堆萝卜缨子。白天偷萝卜缨子是不可能的，瓜棚的门开着，那个二劳改就坐在门口晒太阳，打盹。夜里，有一盏风灯放在窗台上，窗子没有窗户扇，灯光正好投在萝卜缨子上。二劳改穿着厚厚的衣裳在炕上坐着，眼睛从窗户往外看，过上十分八分钟还走出来转一圈，手里拿个木棍。经过多次的侦察，俞兆远决定夜里去偷。他从很远的地方绕过去，贴山墙站着。等二劳改巡逻完进屋，他就四肢着地爬到窗户跟前。窗台把灯光挡住了一部分，窗外有一片短短的黑影；有一截黑影正好落在萝卜缨子上。他借着影子的掩护，很快地装了一袋子萝卜缨子。就三两分钟的时间，他已从黑影子下边退了出来，抱着口袋跑回窑洞去。他们窑洞住四个人，四个人搜集些茅草点火，煮着吃了三天。
三天后他又去偷，刚刚装了半袋子，姓周的二劳改从他身旁的田埂后边扑上来，狠狠打了他两棍子。二劳改说，狗日的，我等你三天喽！
他拖着一条被打瘸了的腿回到窑洞。他再也不去偷萝卜缨子了。他知道，二劳改谋到一个好差事也不容易，他们对工作尽心尽力是很正常的。等腿好点了，他就把目标转向了糜子地。在他们住的山水沟南端，也就是场部的南边，有一大片糜子地。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已近十一月下旬，那片糜子还长在地里，是种地的农民被征集去搞水利了？还是种撞田的生产队不看重这片糜子？但奇怪的是有几个妇女看守着庄稼地，住在一间“瓜棚”里，时不时出来巡视。俞兆远和杨乃康合伙来偷糜子，到了糜子地附近，在田野上趴着。由俞兆远学狼嚎，一声扯一声的“狼”嚎声中，巡逻的妇女们都回到“瓜棚”去了。这时，他和杨乃康钻进糜子地，把糜子捋进口袋。俞兆远捋上几把糜子，停下来学两声狼嚎，然后再捋。捋满了口袋，两个人仍然学着狼嚎跑走了。糜子可是好东西，他们舍不得给别人吃，回去后把糜子埋在窑洞附近的崖坎下边。但是，第二天夜晚他们去吃糜子，发现埋下的糜子不翼而飞了。他们判断糜子被人偷了——有些右派专门在窑洞附近或者崖坎下边寻找别人埋藏的食品。于是，他们第二次偷来糜子以后就往北走，走到山水沟北边的河坝里，埋在死者的坟头上，做好记号。每天夜里，他和杨乃康来这儿炒着糜子吃，或者生吃。生糜子嚼起来也很香，还有一股甜丝丝的味道。只是嚼碎了的糜子皮爱粘舌头，粘在嗓子里很不易吐出来，容易带来剧烈的咳嗽。
好景不长，十一月底，来了一群农民，风卷残云把那片糜子割走了。然而就在此时，俞兆远发现了一件奇特的事情，离他们窑洞不远的地方，山水沟的一个拐弯处，有一个垮子。垮子三面是崖坎，另一边插着篱笆。这是农场的一个羊圈，里边圈着七八十只绵羊。羊圈里头有个窑洞，住着两个牧羊人——兰州市的两个右派。这两个右派和其他右派不一样：他们的身体很健康，面孔红润，红得都有点发紫了。俞兆远不明白他俩为什么有着那样健康的面孔，问人。有人告诉他：每过两三天，放牧归来，两个右派就背回一只半死不活的绵羊来。人们都看见过，那只羊的屁股成了个血窟窿，肠子还往外耷拉着。牧羊人向队长汇报：羊群在野外遇到了豺狗子＇7＇，豺狗子把羊屁股掏去吃了。讲故事的人说到这里很生气，说，这样的事出了很多次了，队长们不追究他们，只是叫他们把死羊交上去，照旧还叫他们放羊。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他们两个人吃肥肠，管教干部吃肉，把骨头给灶上熬汤，还说是给我们宰羊改善伙食了……
俞兆远听了故事一点儿也不生气，还开导那人：这事你生啥气呀，现在是啥时局嘛——饿死人的时局，八仙过海各现其能的时局——你有本事你也吃肥肠去，吃不上不要妒忌人。接着他又问，那羊皮哪去了？那人回答，在梁队长的房顶上。
听说是在梁队长的房顶上，俞兆远立即就跑到农业大队办公室去了。看看梁敬孝不在，他便很敏捷地从房顶拽下两张羊皮，跑到河坝里去，点上火燎羊毛。羊毛是烧不干净的，燎得狠了羊皮就烤焦，燎得轻了，皮上剩下两毫米长的一层毛根。他干这种活很有耐心：慢慢地燎了一整天，将羊皮烤得硬夸夸黄澄澄如同马粪纸一样，然后撕成小块放嘴里嚼，美美吃了一顿烤羊皮。吃剩的羊皮拿回窑洞，给其他人一人分一块吃。杨乃康嚼着又脆又香的羊皮说，老俞，要是能回到兰州，就凭你给我的这块羊皮，我请你到悦宾楼吃一顿烤鸭。悦宾楼的烤鸭比不上你的烤羊皮的一半香呀！俞兆远的好日子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因为在明水农场的确没什么东西可偷了。
但是俞兆远的确不愿坐以待毙，又跑到草滩上去捋草籽。一天，他过了铁路进山谷挖黄药子，回来的路上看见了几根骨头棒子，就把它们拣了回来。山谷里有许多这样的骨头，他估计不是人骨，是兽骨。骨头经风吹雨淋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没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他研究怎么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便放在火上烤着看看。谁知这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舌头舔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味，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凑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兽骨……
吃了两天骨头棒子，十二月上旬，队长就把他调到西沟的病号房当看护去了。
十一月中旬，死人到了高峰期，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党委书记梁步云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梁步云：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梁步云灰溜溜回到农场，想来想去决定成立病房，想办法少死几个人。于是，管教干部们亲自动手，把全场饿得爬不起来的人集中在山水沟南端的七八间大地窝子里。每个地窝子盘个炉子取暖，并且派两个身体好点的人做看护。看护的任务是开饭时炊事员送来了饭，他俩把每个人的饭盒收集起来叫炊事员打饭，然后送到每个人的手里；还要给病号们端屎端尿，叫病号躺着别动，减少热量消耗。病号们每天夜里十点钟有一顿加餐——场长指示，每天宰两只羊剁碎了熬汤，再加点胡萝卜、菜叶子，给病号增加点营养。
看护人还有一个任务：把死了的病号用被子卷起来，捆好，拉到门外放着，再把新病号安置在空出的位置上。俞兆远是个聪明人，他发现夜半时分病号死亡的多——他们入睡后再也醒不过来——于是，每到半夜，他就把所有的病号叫醒，叫他们坐着说说话，少睡点觉。有些病号烦他这一着，骂他：滚开，烦死人了，连觉都不叫睡！但他不生气，笑嘻嘻把病号拉起来坐着。他笑着说，你狗日的要是不起来坐一会儿，死了可不要怪我。
由于他奇特的护理方法，他的病房里死亡率最低。
当看护期间他没偷过什么东西，因为一间病房有三四十个病号，忙，顾不上偷。结果，仅仅半个月的时间，他的身体迅速地垮下来，他的脸和腿肿了起来。
也真是巧得不能再巧了，就在他非常悲观地认为离死不远了，将步那些死难者的后尘走进酆都之时，西北局兰州会议的精神传达下来；纠正省委的左倾路线，抢救人命。十二月下旬，明水农场来了一辆大轿车，把“病情”最严重的人拉到新华劳改农场去休养。作为护理员，他忙里忙外搀扶病号上车。一辆轿子车，座位和过道都塞满也只坐了五十个人。车要开了，梁队长叫他也上车，说是到了新华劳改农场还要他伺候病人。他忙忙地回自己的窑洞去拿行李，看见杨乃康在窑洞门口晒太阳。他又急急地跑去找梁队长，说杨乃康不行了，也叫他挤上去把。梁队长同意了，他走回去搀扶着杨乃康上了大轿车。
这五十一个人到了新华劳改农场，住在两间学校的教室里，地下铺了许多麦草。在这里他失业了，因为有一批从上海“收容”来的无业市民、妓女、舞女和旧政权的一些职员正在这里劳动教养，领导从他们当中抽了十几名姑娘伺候这些病号，端屎倒尿。
在新华农场，俞兆远又接着偷。虽然他也享受病号的待遇，一顿一碗很稠的加了肉末的大米粥，但是他总觉得饥饿难挨，每天吃过了饭。就到处蹓跶。一天，他进了一间办公室，看见墙根上立着两麻袋大米。他就盯上了，坐在办公室门口装成晒太阳的样子，等待时机。后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出去了一下，他立即溜进去把大衣的口袋装满了大米。还在明水当护理员的时候，他拣了一位死亡者的灰棉布大衣穿在身上取暖。然后很快地走出来又倚着墙晒太阳，嗓子里还发出哼哼唧唧的呻吟。这时工作人员回来了，并且发现大米被盗了，嘴里喊着米叫人偷了米叫人偷了，跑了出来。工作人员看见了晒太阳的俞兆远，问他，你看见有人进来过吗？他回答，是有个人进来过，是个穿黄大衣的。问那人往哪边去了？答，往西走了。那人匆匆往西追了过去。他从容地站起来，大大方方走回病号房去。他把杨乃康叫起来，扶着他走到外边去，找个没人的地方，两个人嚼生大米。
也不知道何种原因，过了三四天，一辆大轿车开到新华农场把他们又拉到了明水农场西边十五公里处的碱泉子农场，住进一间库房一样的大房子。在他们到来之前，明水农场的另外几十名体力衰竭者已先期到达了碱泉子农场。
在这里，他们被告知，休养几天，身体好点后就送回兰州去，可是情况却进一步恶化：没有肉粥了，粮食供应又回到每天半斤豆面。死亡继续蔓延！
碱泉子农场是个劳改农场，这里也在饿死人。
糟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俞兆远也走不动路了。碱泉子农场也有很多从上海“收容”来的妇女，领导叫她们侍候这些右派，端屎端尿，但俞兆远不习惯这种扶持还是坚持自己上厕所。谁知有一天去了厕所，蹲在茅坑上他居然站不起来了。他用双手触地想先撅起屁股再抬起上身，不料手一软一个跟头栽倒了。他在地上坐了一会儿，有人进来解手才把他扶起来。这件事吧他吓了一大跳：他想可不能躺着等死了，必须搞到吃的。
人只要不放弃生的追求，就总能绝处逢生。俞兆远多年后讲到夹边沟的时候这样对我说。他说在厕所摔倒的第二天傍晚，吃完了末糊汤，他慢慢地在碱泉子农场的角角落落蹓跶，想找点能吃的东西。突然几挂马车驶了进来停在粮仓门口。碱泉子农场的管教人员叫来一帮二劳改卸车。车上是一麻袋一麻袋的蚕豆。有的麻袋破了，卸车时蚕豆洒在地上。他想上前捡几颗蚕豆，被管教干部喝退了。他想，可不能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就围着马车转呀转呀，琢磨怎么搞到蚕豆。突然他发现这天的月亮很亮，月亮把库房的暗影投在院子里，其中一挂马车的拉套马正好有半截身躯站在暗影里。办法马上就有了：他从很远的地方绕过去，潜入库房的暗影里，慢慢地接近了拉套的马匹。他跪倒，四肢着地从马的两条腿之间钻过去，在马肚子的掩护下又进到辕马身下，然后钻到车下边去。二劳改们正在卸粮食，管教干部站在一旁监视，但谁也没看到俞兆远已经爬到车槽下边了，一下一下地划拉地上的蚕豆。他把大衣的两只口袋都装满了蚕豆，然后又小心地从马腿之间爬了出来。可惜的是刚刚爬到库房的暗影里，他以为安全了，往起一站，突然的一阵头晕目眩，眼前迸发出一片耀眼的白光，猝然摔倒了。他摔倒的声响惊动了一位管教干部。
这个管教干部叫人把他拖到梁敬孝住的房子，说，你看你们的人干的好事！他把俞兆远口袋里的蚕豆掏出来叫梁敬孝看。梁敬孝看着他的手说，啊呀呀，人都晕过去了，你还做啥嘛！那位管教干部愣了一下，转身走了出去。
俞兆远回到大房子之后，把偷来的蚕豆分给身旁的人吃，一人几颗。他自己多留了一些，躺在被窝里蒙上头嚼上几颗，再嚼上几颗。生蚕豆的味道竟然香醇无比。
明水农场的右派们在碱泉子农场“休养”身体的时候，省委派往夹边沟的工作组正忙着联系车皮。1961年1月1日，右派们接到通知：今天要走一批人。为了保证右派们平安回到兰州，从张掖地区医院抽来了几个医生，挑选病号中的“健康者”先走。检查到俞兆远了，一位医生叫他站着，用手捏了一下大腿。俞兆远干瘦的大腿哪经得他的一捏——扑腾一下倒在地上。他就说，不行，这个人不能上火车。
过了几天又送一批走，梁敬孝事先通知他：你想走不想走？想走就精神些。于是，俞兆远把身上的劳教服脱掉换上从家里带来的三年来一直当枕芯的棉袄，并且洗了洗脸，从梁队长那儿借个剃须刀刮了脸。当医生检查到他捏大腿的时候，他咬着牙挺住没有摔倒，连哼都没哼一声。这时候梁敬孝很默契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看这小伙子，多精神！医生看了梁敬孝一眼说，叫他上车吧。
这天是张掖地区派来的大轿车把他们拉到高台火车站的。黄昏时分火车进站，人们蜂拥上车。火车在高台站就停五分钟，人们都着急，使劲挤，竟把俞兆远挤下站台去了。他从车下边站起来想爬上站台，但是爬了几次，用尽全身力量也上不了站台。这时人都上了车，要发车了，兰州市公安局来接他们的张科长吼他：快上来，火车要开了！他说，我是想上来，但我上不来！就叫火车轧死算了！张科长说，你想死呀，我还不能叫你死！他一把将他拉了上来，推上车去。
车到兰州，几辆大卡车把他们拉到民政局招待所。进了招待所，他立即到处巡视，看有什么东西可偷。他看见招待所餐厅外的墙上挂了许多一把一把扎好晾干的芹菜，当天夜里就偷了一把。吃完了招待所供给的大米粥，他和同房的人又煮芹菜吃。招待所的大米粥很好吃，煮得很软，还加了许多肉丁。只是一顿只给一碗，吃了饭就跟没吃一样，胃空荡荡的很难受。第二天晚上他又去偷芹菜，却发现已经被人收起来了。但是他看见了厨房门口的泔水桶，把手伸进去捞了两把，桶底有许多煮米饭煮糊了的锅巴。他回客房拿个洗脸盆来捞了半盆，拿到水管子上冲洗了一下，又拿回客房煮了煮，几个人分着吃了。过两天他又侦察什么东西可偷，竟然在张科长住的房子里发现后窗户台上放着几摞烧饼。他认出来了，这是返回兰州时坐火车，餐车供给大家的烧饼，张科长全买下了，一人只分了一块，剩下的现在全摆在房里的窗台上。他绕着房子转，看到后窗户上有一块玻璃碎了，掉了一半，可以伸进手去，但却没法下手，因为房子里总是有人。看见那么好的烧饼摆着却吃不到口，他心里急得要命，就总是围着那间房子转来转去，寻找机会。恰好一天的上午，他从餐厅出来，看见张科长和几个警察去会议室开会去了，他认为机会来了，就急忙跑到张科长房间的后窗户去。到了窗户跟前，却又发现房子里还留了个被人们叫做小李的青年警察，他还是下不了手。这可怎么办呀，不能失去这个机会！他略一思考后就跑到前门口去，捏着鼻子学服务员的声音，娇声娇气地喊，小李呀，张科长叫你到会议室去一趟。听见小李应了一声，他转身就跑到山墙处躲起来。他原想把小李支开，然后从前门里进去，但是小李走后他过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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