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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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也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抬到太平间去。

那是三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因为有月亮，我们加班播种小麦。半夜时分，我们在田野上坐下来休息，主要是叫牲口也休息一下——牲口耧耙也累了。那天晚上月亮特别圆，特别亮，我坐着坐着，心里憎恨起月亮来。我对俞兆远说，我特别恨月亮。俞兆远很惊讶，他正在嚼一把拌过六六粉的麦子，把唾沫吐出去，把麦子咽下去之后问我：月亮怎么惹你了，你这么憎恨他？我说自从来了夹边沟，只要是有月亮的日子，夜里总是加班，翻地，割麦子，挖排碱沟，播种……狗日的月亮都要把我们的血汗榨干了。他说有本事你把月亮捺住，不要叫升起来，我们不就睡大觉去了吗？我说我不是后羿，我要是后羿，就用箭把它射下来。俞兆远哈哈大笑，说，你这个人呀，没球本事就不要胡撒气了！你就不能找个轻松的工作干吗？比如说到伙房当个炊事员，或者理发员、统计的活干干。我说我可没那办法，我不会巴结领导。

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胡扯八道，扯着扯着，俞兆远突然说了一件事。他说，前几天他老家金塔县的一个女人来夹边沟看丈夫，说了她那个村里有一个人在酒泉城郊农场劳动改造，家属去探视后回来说：城郊农场的劳改犯的生活比夹边沟的右派好得多。劳改犯一月吃四十斤粮，劳动也是有时间的——一天八小时，因为劳改犯们从号子里出来劳动，警卫部队看押的时间就是八小时，八小时以后管教干部想延长时间，警卫部队不同意。另外，遇到刮风下雨，视线不好，警卫部队也不愿出来，劳改犯们就在号子里休息。所以城郊农场饿死累死犯人的事比夹边沟农场少得多。

俞兆远说这些话可能是无意的，但是我听完后却是怦然心动：在夹边沟待下去必死无疑，我何不想办法去城郊农场呢？还就在国庆节的时候，有个在严管队劳动的右派，半夜里打伤了看守逃跑，抓回来批斗后判了两年刑送到城郊农场去了。

此后好几天，我都在想这个问题：去城郊农场名声不好——劳改犯！将来释放了，人们也会指着脊梁说，这是个劳改释放犯。可是在夹边沟待下去，却有可能饿死，因为一个月才吃二十四斤粮食，劳动强度却比劳改犯大得多——一天要工作十四个小时。还有夹边沟农场的劳教生活没有个期限，就是摘帽之后也不许回家，这不是终身流放吗！而劳改农场劳改期满后刑事犯罪者是可以回家的。

两害相权取其轻，经过半个月的思考，我拿定主意了：来一次刑事犯罪，犯罪要轻一些——够判刑，判个一两年就行。

但是这种判一两年刑的罪行怎么掌握分寸呢，我又久久地作不出决定。打人，打组长或者分队长？不行，省检察院的张雨沛因为和组长闹矛盾，用铁锨砍了组长的头，逃跑，在酒泉火车站抓获，没押回农场，在酒泉就被处决了！偷仓库的粮食，把锁撬开？也不行，这种罪行太轻了，只能进严管队，而且要捆一绳子——挨捆的罪可是不好受呀：绳子解开后胳膊上的肉被勒得一条楞一条楞的，像麻花一样……

我非常苦恼地思考如何犯罪的问题，久久未果，可是这个机会却突然地悄无声息地降临了。

那是五月初的一天夜里，我在场部门前的菜地里浇水，农场养猪场的一头小猪跑到地里来了，正在用它的长嘴拱地，啃食地下的那时候没长大的水萝卜。当时我突然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打死这头猪，可能就能实现我的愿望。去年秋季，有个叫李志的人就是在这块菜地里打死了一只兔子烧着吃掉了，被领导知道了，捆了一绳，开了一次批斗会，还记了一次大过——农场里有规定，记三次大过者，就要正式逮捕，送劳改农场。我这时想，打死一只兔子记一次大过，那么打死一头半大的猪，还不记三次大过吗？一只猪的价值比三只兔子的价值高多了。想到我终于有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能去劳改队了，我的心激动得艮艮地跳起来了。我提着铁锨悄悄地向猪走去。我还担心猪看见我逃跑。就故意装成是巡渠的，到了猪跟前先没有动手，而是一边往埂子上培土一边往它靠近。

我的担心纯属多余，其实那头猪早就看见我了，我离得它很近了，它还抬着头看了看我，但接着又拱地里的水萝卜了，对我理都不理。我突然明白了，夹边沟农场的猪平时在这里拱拱食在那里拱拱食，右派分子们根本就不敢打它，它根本就不害怕人。明白了这一点，我的胆子就大点了，我又往前挪了两步，抡起夹边沟的铁匠们锻打出来的又锋利又沉重的那种长方形铁锨，朝着猪背打下去。我是抡圆了打下去的，那一锨的力量是很大的，猪一下子就倒在地上了。猪并没有死，它尖利地吼叫着，挣扎了一下子，又爬了起来。它的两只后腿在地上拖着，两只前腿扒地，往前爬，爬的速度还不慢。它还吱哇吱哇地叫，叫声响极了。传到好远的地方去。看它不死，我就连着补了几铁锨，追着打，我嘴里还大声地吼着：你还想跑，狗日的你还想跑！

终于，我把那头猪打死了。它躺在地上不动了，也不叫唤了。

打死了猪，我的心情很兴奋，再加上一连打了十几锨，我的虚弱的身体也累了，出汗了，我便坐在田埂上休息休息，心里想着怎么把这件事传扬出去，叫队长们知道，可这时和我一起放水的曹怀德和俞兆远跑过来了，问我出什么事了。他们听见了猪的惨叫声。曹怀德看见猪了，吓得叫了起来，说我：老席，你惹下祸了，这下可要倒霉了。他吓得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可是我说，老曹你怕什么，这是我干的，我做的事我来承担。去，找个刀去，剥开，剥开了吃肉。曹怀德抖抖索索地说，我不吃，我可不敢吃，吃了肉可就说不清了。他还说了许多话：你干事太莽撞，这事叫领导知道了，我和老俞也要倒霉。俞兆远一点儿也不害怕，他说，老席，干得好，干得好，这头猪够咱们吃一个星期的。来，咱们拉到东边的沙窝子去，到那里剥皮去。记住，要严守秘密，谁也不准说出去，说出去我们三个人谁都跑不了，非得叫捆一绳子，进严管队不可！

这可是我没想到的：我原计划打死一头猪进劳改农场的，可是俞兆远和曹怀德却认为我是饿急了，想吃猪肉了。我也没办法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也不好阻止他们吃肉。结果呢，我们把那头猪拖到东边的沙窝子里，像剥羊皮一样，用一把折叠小刀把猪皮剥了，把肉割下来，烧得半生不熟地吃了一顿。剩下的又用猪皮包起来埋好，每天夜里都去割一块烧着吃，吃了一个多星期。吃到后来，肉都臭了。我的计划落空了，我心里那个沮丧呀！

那头猪吃完了，我们又饿肚子了。于是我就又想，不行，这样饿肚子可不行，我还得再干一件坏事，一定要进劳改队去，不能等着饿死呀！

这第二次犯错误又是个天赐良机呀。有天傍晚，我正在麦田里浇水，看见农场的羊群归栏了。夹边沟农场总共有八群羊，估计有近两千只。那天我看着七群羊回来了，还有一群没回来。我灵机一动，就提了个铁锨到卧龙岗东边的羊群必经之路上站着，等最后一群羊归栏。夹边沟的羊经常是在东草洼那边的草滩上放牧。我等呀等呀，最后一群羊终于回来了，一个右派赶着羊群走到跟前了，我啥话也没说，冲上去就朝着一只绵羊的头上打了一锨。那只羊一声没叫就扑通一声栽倒了。那个右派是和我同一批从兰州来夹边沟的，是兰大附小的校长，一个老头子。他先是愣了一下，继而惊叫起来：小席，你疯了吗？你不想活啦！

我对他说，不是疯了，我是饿了，饿急了。他说饿也不能这样干呀，大白天的你这样干，你不想活了？我说正是想活才这么干的，不这样干就要饿死了。兰大附小的这位校长是位胆小谨慎但心地善良的人，他当时吓得够呛，数落我说，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你打死了一只羊，我可怎么给领导交待呀？我对他说，你回去报告去，就说我把一只羊杀了吃肉了，你不就没责任了吗！

那位老右派战战兢兢地赶着羊群走了，我把那只羊拖到沙窝子里剥了皮开了肚，美美地吃了一顿，还是点着火烤着吃的。吃饱了我就在沙窝子里躺着，等着人来抓我。我想，那位校长肯定要去报告的，可是我等了好久，都睡了一觉，还是没来人找我。到了半夜，我就回宿舍睡觉去了。

第二天也没人来找我。后来我才知道，那位校长回去后跟组长汇报一只羊走失了。好几个右派在东草洼找了一天。

我连续四五天不是白天就是夜晚，偷偷地一个人跑到沙窝子里去，把羊挖出来烤着吃，剩下的用羊皮包起来埋好。我有时候白天故意大摇大摆地去吃羊肉。

我整整吃了一星期，把那只羊吃完了，谁也没有发现我打死一只羊吃了肉。这时候我的思想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心一意地想着要进监狱，有意识地去犯罪，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反倒吃了个肚子圆。这不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吗？那就算了吧，就在夹边沟待着吧，能偷就偷点，得吃就吃点，混日子吧。说不定再有个一年半载劳教就结束了，老天有眼叫右派回家。到那时还是劳教释放犯比劳改释放犯名声好一些。

可是，没想到的事突然降临了。

吃完羊肉才三天的一个傍晚，我刚刚吃完饭，我们的组长通知我梁队长叫我到他的房子去一趟。我走进农业大队的办公室，梁敬孝正在召集分队长们开会。看见我梁敬孝就说现在散会，但是大家先不要走，我们要举行个仪式。办公室是间大房子，一头有个套间，外边是会议室，还有一盘炕。梁敬孝刚说完举行个仪式，套间里走出个警察来，小小的个子大概就一点六米的样子，说，我现在宣读个逮捕证：兰州市城关区公安局逮捕令。查现行反革命分子席宗祥……

宣读完逮捕令，那警察说，席宗祥，为了你的安全把手铐戴上。并且他还说，今天晚上你就睡在这间房子里，不准出去。

我当时一头的雾水：我不就是宰了一只羊打死一头猪吗，怎么成现行反革命了？是不是给毛主席像画胡子的事又有新说法？我就问了一句：能不能说清楚一下，我怎么反革命了？

跟在小个子后边出来的一个警察凶狠地吼了一声：上去，睡下！不准说话！我躺在外间的土炕上了。

第二天早晨农场的汽车送我们到酒泉火车站上车，回到兰州押在畅家巷看守所。1961年4月宣判，判我五年劳改。但是到了1962年，又宣布，通过复查，复议庭认为我没有罪，予以释放。

席宗祥先生讲完了他的夹边沟的故事。他在讲述的时候，讲到滑稽的地方，自己就笑起来，讲完了，他也很平静，点烟，给我倒水，然后他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我在夹边沟就这么点事，没有什么叫你感兴趣的故事，是吧？我没有回答他，反问，关于你在夹边沟被捕的事，别人也跟我讲了，但谁也搞不清你是犯什么罪被捕的，请你讲讲这件事，还有你后来的经历。

组织反革命集团。他答。

组织反革命集团？他的回答太令我惊讶了。

这话说起来就又长了。我在手工业联社的业余学校当老师的时候，认识个叫姚家达的，还有个叫马鑫的。这两个人都是业余学校的老师，也都跟我差不多年纪。两个人都是高中毕业，出身都不好，没上了大学。我们有几乎相同的经历，所以平时在一起的时候多，有共同的话题。1957年反右，我被送到夹边沟去了，姚家达也是右派，但留用了，降职降薪。马鑫因为态度好，没定右派，但也下放到一个农场劳动锻炼去了。我前边说了，我是1958年4月10日宣布劳动教养的，4月20日去夹边沟的，这中间的十天，我的心情特别不好，不知道到了夹边沟会遇到什么倒霉事。由于是好朋友，姚家达和马鑫就天天陪着我，叫我散散心。有一天姚家达还说咱们照一张相去吧。过几天就要分手了，这辈子不知再能见着面不能，照个相留个纪念吧。相片照出来了，马鑫的字写得好，在相片上写了一行字：让我们的友情像森林长青。我们都把相片拿回家挂在镜框里。大概就是我们三个人常在一起的原因吧，这时就有人向领导反映，说我们准备偷越国境，跑到外国去。领导还找我谈过话。那时候我的心情很不好，火气正没处撒，领导一谈话我一下子就爆发了，我说哪个王八蛋造的谣，狗日的怎么恨人不死——这不是想把我往监狱里送吗？

到了夹边沟，我们三个人还互相通信，讲述各自的情况。有一次，姚家达说他已经不在业余学校当老师了，退职了，经人介绍到兰州的陶乐春饭店当服务员去了。他说他宁愿端碟子洗碗，也不愿叫原单位的那些人瞧不起他。他还说，在陶乐春饭店他认识了一个人，饭做得特别好，人特别聪明。我在给他的信中说，我们组里也有个人特别聪明，生活能力非常强，家里没给他寄过一斤炒面，但他也没怎么饿着，他的名字叫俞兆远。

城关区公安局把我带到兰州，审讯中叫我交待发展了哪些人参加了反革命组织，我才知道自从我去了夹边沟之后，公安局一直在盯着我们三个人，检查我们几个人所有的信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三个人是个反革命组织，我们在劳动教养和监督劳动期间还在发展反革命成员。结果判了我五年，判了姚家达四年，马鑫八年。

法院宣布释放我的当天，街道干部就到我家来通知，到派出所参加学习。虽然宣布了无罪释放，但要经常到派出所去汇报思想，把自己置于专政机关的监督之下。生活上的问题嘛，工作当然是找不到的，街道正好组织了一个架子车队，我就买了一辆架子车，加入架子车队拉货挣钱吃饭。到了文化大革命又遣送回原籍——皋兰县青白石公社——种地。

我的婆娘娃娃由我父亲照看。为了拉扯我的娃娃，我父亲七十岁还没退休，拉架子车。

1979年落实政策，我又在水磨沟小学上班了。教学是不行了，搞总务。

现在的情况好了，席宗祥笑着说，你看，我们能够坐在一起谈谈从前的事情了。社会真是进步了。

饱食一顿

“印象最深的事？你是要我讲在夹边沟经历过的事情当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吗？”

“对。就我所知，凡是从夹边沟走出来的人，都有许多难忘的事情。就你个人来说，你认为哪件事情叫你至今难忘，刻骨铭心……”

这是1999年的初冬，我在兰州市七里河区建兰市场的一角——花卉市场——高吉义先生开设的花卉医院里。这个花卉市场不大，大约有四五十家花店围成个四合院。天气已经很冷了，夜间温度降到了零度之下。这是白天，花店的老板们为了招徕顾客，都把一盆一盆的鲜花摆在门外。许多盆花把四合院装扮得花团锦簇，香气扑人。

高先生的小铺外边一盆花也没有。他开设的是花卉医院，专门向那些养着几盆花但又缺乏养花经验的人讲授栽花知识，如何治疗和预防各类花卉疾病，同时出卖花药和花草肥料。他把对外的橱窗打开，在临窗处摆了一张桌子。桌上摆着许多装有药水的瓶瓶罐罐。他坐在一把常坐的椅子上，脊背倚着桌子。他叫我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只矮椅子上。看来这只小椅是专为客人准备的。小铺也就三四平米的面积，一角上还堆着一堆种花用的腐殖质很多的土壤。土壤是出卖的，顾客要栽一盆花，他就用塑料袋装好一袋，收三五角钱。是个斗室，坐不下第三个人。

他似乎是在用力思考或者回忆，久久不语。他扬着灰白色头发的头颅，他的年龄并不是很大——才六十四岁——但他的胡茬子全白了。

我仰视着他，启发他：你想一想，在夹边沟三年，你一定经历过很多难忘的事，其中肯定有一两件是你印象最深和难以忘怀的……

我这是第二次拜访高先生了。前两天，一位也是在夹边沟农场劳教过的老先生领着我来见他，我们相识了，且泛泛地谈了谈夹边沟。临别我曾嘱他，花点时间认真回忆一下夹边沟的生活，过两天我将正式采访他。

高先生思索片刻后说话了：难忘的事情是很多，还真有这么一件事叫我忘不掉……它在我的心里藏了几十年，我从没对人说起过，就是我的女人、我的子女也不知道，可是它又时时刻刻咬我的心，折磨我，有时把我从睡梦中惊醒……那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几十年了，但至今我也想不通，搞不明白，那件事我是做错了呢还是没做错……

第一次见高先生，他给我的印象是位性格开朗说话干脆且善于言谈的人，但今天他说话的口气却迟迟疑疑，有点欲说还休的样子。我挺了挺腰板，引项瞩目，耐心地等待他说话。就我的经验来说，听这些老先生谈话是不能着急的，不能催，不能追问。你越是催促急于了解下文，他可能谈得越是简洁，或者干脆就此打住。这些夹边沟农场的幸存者真是怕树叶子掉下来打破了头呀！

那是1960年的春天吧，也就是三四月份的时间……高先生的脸上呈现出努力回忆的神情说。对了，是四月初的日子。一天，领导从全场抽了八九个身体好的人，到酒泉县去拉洋芋种子……里边有农业队和基建队的几个人，还有金振柱，——金振柱是基建大队的分队长，是个“拐棍”——我们八个人由他带队。还有一个姓魏的二劳改也是管我们的。还有一个理发员也被挑上了。那天早晨天还黑黑的，我们八个人到伙房每人喝了一碗面糊糊，然后就坐上卡车出发了……

我打断高吉义：高先生，问你个问题，拉种子是农业队的事，怎么叫你去，你不是木工组的人吗？金振柱是基建大队的呀，他怎么领着农业队的人出去干活？

高吉义说，那时间劳教已经两年多了，右派们都已经累垮了，也饿垮了，有些人死了，活着的也都身体虚弱，农业队挑不出几个能装车卸车的人来；遇上这种外出装卸货物的活，就要从全场挑人。我因为到夹边沟不久就到了木工组当木匠，木匠的活轻松，身体虽说比以前虚弱了，但比别人强健得多，就挑上了。再说我是全场最年轻的右派，进夹边沟的时候才二十一岁，身体最好的时候。

金振柱比你大多了。

金振柱是比我大几岁，可他到夹边沟以后就当分队长，管人。不下大田，体能消耗少；再说，领导为了叫他管其他劳教分子，伙食上照顾他，每顿饭都多给他些吃的，他的身体也比较健壮。他长着五短身材，矮矮胖胖的，红润的面孔。你看见过他吗？

见过。我采访过他。和你说的一样。

卡车在路上跑了一个小时，到了酒泉，进了一个大院，从一间大房子里装洋芋……

我问，哪个大院？是在酒泉劳改分局的大院里吗？

不是，那不像个机关。除了看大门的，院子里再没有什么人。

为了印证我以前的采访，我又问，大院在什么地方？是在酒泉县城鼓楼的西北角上吗？那里曾经是酒泉劳改分局的服装厂，有大房子——做衣服的车间。

不知道。我只记得院子很空，没啥人，像是仓库。

你们进城从哪条路走的？那时的酒泉县城就是个大十字，有东南西北四条街，大致的方位总是知道的。你说的大房子，没啥人，是不是在城郊农场？城郊农场的库房？

不是，就是在城里。在城里什么地方没看下。那是早晨天刚亮的时间，风刮得很冷，我们坐在车槽里根本没往外看。

我不再问了。高先生继续说，那洋芋我判断是从外地调来的种子，因为大房子里堆了半房子，连点麦草都没苫嘛。我们就从大堆上往麻袋里装，往外抬，装车。四个人抬一麻袋，提着麻袋的四个角；第五个人钻到麻袋下头再扛一下，我们才能把麻袋装上车去。

到十点多钟汽车装满了，车要走了，那个二劳改叫我们从装好的麻袋里称出十六斤洋芋来，说是一人两斤，煮着吃。自从进了夹边沟，近两年了，我就没吃过一顿饱饭。刚到夹边沟的时候伙食最好，也才吃个半饱。看着一汽车洋芋吃不进肚子里，我实在不甘心，就跟姓魏的二劳改说，你把那多称出几斤来，叫我们吃饱一顿不行吗？你的肚子不饿吗？二劳改在农场里的地位比我们高，人家是挣工资的，一月二十四元，在吃的问题上比我们办法多，但他们也是吃不了太饱，所以我才大着胆子那么说。可是那个二劳改说不行，不是不叫你们吃，是怕你们吃得太饱下午干不成活。结果我们就一人吃了两斤洋芋。肚子虽然没吃饱，但比起农场伙房的伙食来强多了。

我说，库房里不是堆了半房子洋芋吗，煮着吃不行吗？

高先生：不行，人家有保管员——就是那个看大门的，不叫我们动库房的土豆。装麻袋都是过秤的，人家要记数。

我们装了两天洋芋，一天两车，装了四车。我们只管装不管卸，晚上不回夹边沟，就住在那院子的一间空房里。第二天傍晚，最后一车洋芋装好了，行李都卷起来装上汽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