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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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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晁崇文把他用他的鸭绒被和一条毯子裹起来，塞到窑洞的角落里，等他女人来收尸。
谁知事情就那么怪。往常，各个窑洞死了人，都是堆在门口，由农场组织的掩埋小组拉走埋掉，但董建义死去的第二天早晨，却遇上农场刘场长亲自带着人清理死尸。他大声吆喝着叫人走进窑洞检查，结果把董建义搜出来拖出去，拉到山水沟口的崖根处埋掉了。为了对董建义的女人有个交待，我跟着掩埋组去看了掩埋的地方。
过了一天，我们就明白刘场长亲自带人清理尸体的原因了。这天中午，山水沟里突然来了几位不速之客，他们大都穿着军大衣，但又不是军人，其中还有两位女同志。他们一间挨一间进了几间窑洞和地窝子，和右派们说话，问他们从哪个单位来的，多长时间了，犯的什么错误，每天吃多少粮食。他们走后不久，就有消息传开来：中央的一个工作组来过了，是由中央监察部的一位副部长挂帅的，调查夹边沟的情况。传闻还说某某右派认识那位副部长，两个人还说了话。副部长是位女同志。
这个消息真是鼓舞人心，人们都以为中央来解决夹边沟的问题了，右派们要离开明水要回家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还是在夹边沟的时候——就有消息说，夹边沟饿死了不少人，中央都知道了，中央要解决夹边沟的问题。过了几天，看不见什么动静，人们的心又凉了下来。
夹边沟的右派们回家，是1961年1月份的事情，还真与那位副部长的到来有关，但是我们还是回到董建义的故事上来吧。大约是董建义死后五六天的一个下午，他的女人到了明水。他是从高台火车站下火车，东打听西打听来到明水乡的山水沟的。她问董建义住在哪儿，有人把她支到了我们的窑洞。
我的铺靠近门口，我首先听见有人喊董建义。这声音是陌生的，似乎是个女人。我就问了一声谁找董建义。
我，是我找董建义。
蓦地一惊，我明白她是谁了。我慌慌地站起，一时间竟然忘了窑洞的高度，头撞在洞顶的硬土上。但我顾不得疼痛，低声对窑洞里的右派们喊了一声老董的爱人来了，然后才对洞口说，哦，哦，你是……进来吧。
窑洞里像是刮起一阵旋风，躺着的人急忙坐起，有的穿衣裳，有的拉被子，一片乱纷纷的窸窣声中，洞口的草帘子被人掀开了，一个女人从台阶上爬上来，进了窑洞。她的头也在顶壁上碰了一下，她扭着脸看我，躬着腰说，我是从上海来的，叫顾晓云。我是来看董建义的，他是住这儿吗？
是，是，住这儿，住这儿，可这阵……
说实在话，这些天我就没想过她来了怎么和她说话。我原本以为董建义死去六七天了，她一定是接到农场发出的死亡通知单了，可能不来了。现在她突然闯了来，搞得我一阵慌乱。她似乎看出我的慌张来了，脸上显出诧异的神情说，怎么，他不在呀？
我没回答，只是模棱两可地点了点头，便扭脸看了看我的伙伴们，想从他们那儿得到一点灵感。可他们静悄悄或坐或躺，眼睛都盯着我不说话。我更慌张了，对她说，坐下，你坐下，我跟你说。你是董建义的爱人吗？
她说是是，我是董建义的爱人，但她没坐。她的眼睛往四下看了看，似乎感觉到了气氛的异常，便把询问的目光投在我的脸上，说，你是叫李文汉吗？我说对对，我叫李文汉。她又说，哦，你是李大哥，那好，那好。老董在信上说了，他要是不在明水农场的话，叫我找李文汉——就是你呀？我哦哦地应着，她继续说，我接老董的信，说他可能要调个地方，叫我能来就来一趟。我想，前几次来看他都是去夹边沟，明水这边还没来过，我就来一趟吧。要是调到一个新地方，安定下来，我再来，时间就太长了。李大哥，老董是调走了吗？
出去了，老董出去了……我糊里八涂地应着，躲开她的眼光跪在地上拍打我的铺脚，说，坐下坐下，你先坐下呀。我的铺很脏，但我拍打和收拾铺盖不是为了干净，而是想利用这个时间来思考怎么告诉她关于董建义的事。
她坐下了。她的手里提着个很大且鼓鼓囊囊的花格子书包，她放下书包，然后抹下头上的绿色绸缎方巾，仰起脸来看我。这是个典型的南方人，有着鼓鼓的前额，凹陷的眼睛，很秀气的脸，尖下巴。董建义跟我说过，她已经三十岁了，但我看她也就是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真不忍心告诉她董建义的事情，我忙忙地又去洗茶缸，然后给她倒水。我的铺前有个热水瓶，那是我的，但提起来晃晃却是空的。我便说，你先坐一下，我去找点开水。我原想以打开水为借口走出去，这样我就有充分的时间思考怎么和她说话；可是她说，不要去了，不要去了，李大哥你坐下，咱们说说话。老董干什么去了，几点钟能回来？我只好对其他人说，喂，你们谁有开水，给顾大姐倒一点！右派们有的有自己的热水瓶，放在自己的铺跟前。我从一个右派的热水瓶里倒了开水，把茶缸子放在我铺旁的皮箱上，然后说，顾同志，我叫你大姐对吧？老董跟我说过你三十岁了，比我要大几岁，你就叫我的名字好了。她笑了一下，表示默认，但有点难为情的样子，然后说，小李大哥，这老董去哪儿啦，你知道吗？我说，顾大姐，老董的事我要详细跟你谈谈，可是你听了我的话可不能太伤心。老董走了，走了七八天了。
在接待她的这段时间里，我在心里作出决定，要告诉她实情，瞒是不行的。只是这样的谈话对她来说太残酷了，我于心不忍。为了掩盖内心的不安，我立即扭脸朝着洞里的其他人说，对吗，老董走了七八天了？老晁，你说是不是？但是谁也没回答我，他们静静地坐着，敛气收声望着那个女人。
我害怕那女人痛哭起来，可是她一动不动地坐着，眼睛直愣愣盯着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是她没听清我的话呢，还是不懂“走了”的意思，我就又说了一遍：顾大姐，你明白我的话吗？——老董去世已经七八天了。
她哇的一声哭起来。其实，她听懂我的话了，她是在抑制突如其来的悲痛。在抑制无效的情况下才哭出声来。
这是那种发自胸腔深处的哭声。她的第一声哭就像是喷出来的，一下就震动了我的心。接着她就伏在那个花格子书包上呜呜地哭个不停，泪水从她的指缝里流下来。她的哭声太惨啦，我的心已经硬如石头了——你想呀，看着伙伴们一个一个地死去，我的心已经麻木了，不知什么叫悲伤了——可她的哭声把我的心哭软了，我的眼睛流泪了。确实，她的哭声太感人了。你想呀，一个女人，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每过三两个月来看一趟劳教的丈夫，送吃的送穿的，为的是什么呀？是感情呀，是夫妻间的情分呀，盼着他出去阖家团圆呀！可是她的期望落空了——丈夫死掉了，她能不悲痛吗？再说，那时候从上海到河西走廊的高台县多不容易呀！你知道的，现在从上海坐去乌鲁木齐的快车两天两夜就到高台！可那时候，铁路才修到哈密，这条线上连个普通快车都没有，只有慢车，像老牛拉破车一样。她从上海出来，还要转几次车，要五六天才能到高台。一个女人，就是这样风尘仆仆数千里奔夫而来，可是丈夫没了，死掉啦，她的心受得了吗，能不哭吗？我落泪了，的确我落泪了。我们窑洞其他的右派我看见他们也都在悄悄地垂泪。我们确实被那个女人的哭声感动了。
我等着那女人哭了一会儿，把最初的悲痛、艰辛和委屈哭出去一些之后，劝她：顾大姐，不要哭了，你要节哀，可不能把身体哭坏了，你还要回上海呀。我这样劝一点儿作用也没有，她还是号啕大哭。后来我说，顾大姐，我想跟你说说老董的情况，老董在去世之前托付过我一些事情，我要告诉你。她这才克制住了号啕大哭，坐起来，打嗝一样地抽泣着，看我。于是，我把董建义去世前后的事讲了一遍。我重点突出地讲了董建义死亡的过程，告诉她董建义死时没有痛苦，他是在和我们说话的时候突然停止了呼吸的。我们把他皮箱里一套新呢子制服给他穿起来，用他的被子和毯子裹好，拉到坟地埋葬了。
董建义说的不愿埋在大西北，叫女人把尸体运回去的话，我隐瞒了。我只是告诉她，老董死后，他的遗物被农场管教科拿走了。你要是这次想拿回去，你就到场部去找管教科，要是不拿，他们以后可能把贵重的东西从邮局寄给你，其他的就当破烂扔了。
她又痛哭起来，哭着说，人都见不着了，要那些东西干什么？
她又哭了很长时间，然后才止住哭，拿过花格子书包打开，掏出好几个纸袋子，打开摊在铺上。然后她说，小李大哥，这两件衬衣是我在上海买的，给老董买的。老董走了，也就没人穿了，你就留着做个纪念。说着话，她又抽抽噎噎地哭了，哭着又说，这里还有一件毛衣，是我自己织的，一针一针织出来的，我就拿回去了。然后她指着那些食品——饼干呀，肉松呀，蛋糕呀——提高了嗓门：这些吃的东西，你们大家就吃了吧。
要是往常，哪个右派的亲人来探望，身边总是围着一帮人，期望能得到一块饼干，或者一勺炒面和一支香烟，但是这天的情况竟然这样令人难以置信：人们都坐在自己的铺上不动，显出很文明的样子。有人还以高贵文雅的口气说，不吃，我不爱吃甜食。经她再三催促，有人才说了一句：你回上海的路上不吃吗？那女人说，我能吃多少，有几块饼干就行。我在火车上还可以买盒饭，你们可是没地方去买。
你说得对，那我可就不客气了。那个说话的人站起来，弯着腰走过来，拿了两块饼干放进嘴里。不知什么原因，他嚼了几下就咳嗽起来。有人笑了一下，说，小心，小心呛死。他咳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但还是把食物咽下去。他抹着眼泪说，呛死我我也要吃，叫我女人去找顾大姐打官司吧。人们都笑，那女人也咧了一下嘴。笑声中，人们才走过来拿吃的，走不动的人跪着挪过来，把他们脏污的手伸向那些食品袋。我急得大声喊，喂，你们客气点，给顾大姐留下一包饼干路上吃。但最后我的铺上只剩下一些细碎的面包屑。那女人对我说，叫他们吃吧，叫他们吃吧，我在火车上买盒饭吃就行。
我觉得这帮人在老董的女人面前抢吃抢喝，有辱斯文，太不雅观了，抱歉地对她说，顾大姐，你不要见怪，我们这些人真是饿极了，脸都不要了。她叹息着说，不怪大家……
人们吃完食品，坐回到自己的铺上去了，有的人手里还捧着多维葡萄糖的粉末一口一口地舔着。这时那女人又说，诸位大哥和兄弟，你们是老董的朋友，老董活着的时候，你们对他的帮助，我非常感激，只是有一件事还要请你们帮我做一下……她说到这里停住，眼睛看着大家。大家也都静下来看她，等她往下说，有的人还催促：说吧，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她才又接着说，我这次来看老董，根本就没想到他会不在了，连个面也没见到。所以我想呀，请你们带我到坟上去看看，帮我把他的坟挖开，叫我看他一眼，然后我要把他运回老家去。请你们帮我这个忙。立即就有人说，行呀，这有什么难，埋得又不深，不费事就能挖出来。但我却吓了一跳，忙说，顾大姐，那可不行，老董的坟可是不能动。
她惊讶地说，为什么？
我说，你想想呀，才埋进土里七八天，肉体开始腐败了，但又很完整，那个样子你挖出来怎么运回去，火车上叫你运吗？
她愣住了。
我又说，不行，你可别打这主意。迁坟可不是运个死狗死猪那么简单的事。
她说，那可怎么办？
我说，你要是真想迁坟，就过几年再来，到那时就可以把他的骸骨带走了。
她不说话了，在思考，良久才说，没办法吗，真没别的办法吗？那就只能按你说的办了，我就过两年再来，赶在三周年之际迁坟。
我说三周年也不行，肉体在地下腐败的过程很慢，三周年时间恐怕太短。接着我又以随便但却认真的口气说她：你着什么急呀，反正这一次带不走，你就多过几年再来呗。人都说入土为安，他已经入土了，很安稳了，你就不要急着迁坟了。
她说，好的，好的，我听你的话，过上几年再来。今天就请你带我去他的坟上看看就可以了，然后我就回去。
我的心里格噔响了一下。这是我最怕的一件事。我一边思索一边说，顾大姐，老董的坟……你就不要去了吧。
她的眼睛立时显出惊讶的神情，说，为什么？
我躲开她的眼睛支吾着说，不为什么，就是……一个土堆，有什么看的？
她的脸色有点变，说话的口气也有点变：小李大哥，我跑几千里路来大西北就是看他的……
我有点狼狈了，说，是呀，你是来看他的，可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人是不在了，可是上坟扫墓是应该的。
是应该，是应该，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他的坟……可能找……不到了……
怎么会找不到？
我真是不知如何回答她了，因为她的脸上一片狐疑的表情，眼睛似乎要把我看穿。我支支吾吾了：
荒滩上到处都是坟堆，乱七八糟的……怕找不到呀。
她说，小李大哥，你刚才还说过，是你们亲自把他拉到坟地埋葬的。这才几天时间，你就认不出地方了吗？
我心里真是后悔，后悔先前说话欠思考，现在竟然陷于狼狈。为了改变狼狈境地，我厚着脸皮改口说，顾大姐，刚才我说的我们，是指掩埋组的人，而不是我和我们窑洞的人。
她不说话了，眼睛直愣愣看我，显出不信任的眼神。我接着又说，你要是不信就问问他们：他们谁去埋老董了？
她把眼光投向其他的人，其他人都不出声，于是她又对我说，小李大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没去坟地，但我请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我一定要认下老董的坟。我不认下他的坟，以后来迁坟，我到哪儿去找他的骨头？
糟了，她误会了，以为我不愿带她去坟地，这样一点举手之劳的事都不愿意办。这使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又说，顾大姐，你听我说，我们这里，人死了，都是抬到门外放着，专门有掩埋组的人赶着马车来，把尸体拉去掩埋，其他人都不去。你想呀，人们都饿得站不起来，走不动路了，哪还有力量抬死人哪。除了掩埋组的人，其他人都不去坟地，这是真的。
听了我解释，她静了片刻，又说：小李大哥，那就这么办吧，你领我到坟地去一趟，我挨个坟堆去找。
我说，到了坟地你也找不到的。坟堆都是一样的，你能认出哪个是老董？
她惊讶地说，没有墓碑呀？
墓碑？哼哼，你想得好！你以为是烈士陵园啦？
连墓碑都没有，哪能这样做事呀，这不是伤天害理吗。死者的亲属来上坟，给谁烧纸呀？
我摊开双手：那不是我考虑的事。对啦，我说的也不全对——幸亏你提醒我——死者的身上还真是拴了个纸片片的，写上名字，编上号码，是毛笔写的。
她说，身上挂个纸牌牌有用吗？埋在地下的人，家属来了也不能哪个坟都挖开看看呀。
我说，人家可不那样想呀！人家编号是为了统计数字，好造册，向上级交待，哪管以后家属来了方便不方便。
她又哭了起来，哼哼……这样说来，我是见不着老董了？
我没说话，觉得不好回答。倒是晁崇文叫了起来：怎么找不到？你到场部去，找管教科，埋人的事是他们管。他们登记造册，他们就该知道埋在哪里。
其他人也说，老晁说得对，就找管教科。
那女人抹着眼泪看我。我说，那你就到场部问问去吧。
我们的住处在山水沟中端。我领着那个女人顺着弯弯曲曲的山水沟走了十几分钟，从南边爬出山水沟，指着东边二三里处的一道山水沟告诉她，场部就在那里。看着她走近那道沟了，我才回到窑洞去。
老李，你他妈的真不是东西！我刚刚爬进窑洞，就听见晁崇文的吼骂声。晁崇文是山西人，1946年就参加了地下党，那时他才17岁，正在上中学。解放后他在甘肃省运输公司当政工科长。这个人脾气很是暴躁，看见不顺眼的事就要说就要骂。据他自己说，他是在当政工科长时因为给书记提意见，被定为右派的。我惊讶地问，老晁，你骂我干什么，我惹着你啦？
骂你，骂你还轻咧！你他妈的不是个好熊，我听着就有气。人家老董的媳妇哭哭啼啼地求你，叫你领到坟上去看一看，这也是人之常情嘛，男人死咧，媳妇上个坟，记下男人的坟在哪达哩，以后来上坟哩迁坟哩也方便嘛，你他妈的就几步路的事，你不愿去！你说你找不着！你咋个找不着？那天埋葬董建义，不是你跟着去的吗？你说你要看一下埋在什么地方了，他媳妇来了也好有个交待。人家媳妇来了，你又说不知道，你到底安的什么心？你才是这么个熊人！
我耐着性子等晁崇文骂完，然后回骂他：闭上你的臭嘴吧，你他妈的那个嘴怎么那么脏！我不领她去看坟自然有不领的原因，用着你管吗？说实在的，那女人在这儿的时候，我就怕你多嘴惹事！
怕我多嘴？你不要胡扯！你为啥怕我多嘴？不就是怕我揭露你还想要那件毛衣吗？那媳妇把那件毛衣给你，你就领着去了。
你胡说！我真生气了，骂他。你知道个屁！前两天，我往沟口那边去挖辣辣根，看见老董被人抛尸荒野，光溜溜地扔在沙滩上。他的衣裳叫人扒走了，被子和毯子都不见了。
有这回事？晁崇文说，睁大了惊愕的眼睛。
师院历史系的章教授说，肯定是叫人拿去换吃的了！那天我就反对过——我当时说了没有？——不要给他穿呢子衣裳，不要裹鸭绒被，你们不听！
我说，我告诉你们吧，还有更糟的事！老董屁股蛋子上的肉叫人剜走啦！
真的？
不信，不信你们去看呀，我骗你们干什么？小腿肚子那儿还叫人刮了两刀。
谁干的，谁他妈的干这种缺德事情？晁崇文大声吼叫说。魏长海，是不是你干的？
魏长海前几天因为刮死尸被队长捆了一绳子还关了禁闭，这两天正在恢复被绳子勒得近乎坏死的胳膊。晁崇文一吼，他惊慌地说，老晁，你可不要冤枉人！
晁崇文说，冤枉你？你妈个屁，我看就是你干的！王院长是不是你动的？
魏长海叫起来：老晁，你可是冤枉人。王院长的事我承认做错了，可我再也没干过那种事。这几天我的胳膊肿得连门都出不去，还能干那事吗？
晁崇文问，你敢说没出过门？
我忙忙地插了一句：老晁，这事我作证，他是没出去过，饭都是我给他打的。
晁崇文说，那是谁干的？啊呀，这人都他妈的变成畜生了！虎毒还不食子哩，人吃开人了，这人还叫人吗！
大家都不出声，我又说，你不是问我安的什么心吗？我告诉你吧，就为了这事。你去看看吧，尸体冻得硬邦邦的，干不拉几，光溜溜的那样子，我怕那女人见了受不了呀！
晁崇文哑口无言，过一会儿才说，那就不该叫她去场部打听。
我恨恨地说，不是你叫去的吗，你还说我？
晁崇文不言声了，但恨恨地唉了一声。
已经是黄昏了，从我们窑洞看出去，对面的悬崖边上仅剩下一条窄窄的夕照，山水沟里已是阴影朣朦。我们去食堂打了菜糊糊，吃完就躺下了。
吃了就睡，减少无谓的活动，把热量的消耗降低到最小，是大家的共识。但是，我还没有睡着，就听见草帘子的响声。我问了一声：
谁？
我，小李大哥。我又找你来了。
是那个女人的声音。我坐起来穿衣裳，同时轻轻地喊了一声喂，老董的爱人又来了，怎么办？听见了晁崇文的声音说，那就叫进来呗。我便朝窑洞口说，进来，你进来吧。
天还没黑尽，洞口的草帘子斜了一下，窑洞里透进一片朦胧的亮光，一个人影爬上台阶来，站住。我明白，这是因为窑洞里太黑，她怕碰着什么。我叫她等等，点上了煤油灯，然后问她，找到人了吗？
如豆的灯光照在她的脸上，她的脸色苍白，且不清晰。她哀哀地说，李大哥，我还得找你，求你帮助我……
她说不下去了，要哭，泪水盈满了她的眼睛。我忙忙劝她：不要哭，不要哭。你坐下，坐下说，出什么事了，没找到人吗？
她擦了擦眼睛坐下了，还坐在我的铺角上。我蹲在她的对面。在我们窑洞里站着是很累的，因为窑洞很矮，总要弯着腰。
然后她告诉我，在场部的一间芨芨草席搭的棚子里，管教科的一名干部翻开死亡人员登记册查了查，说董建义真是死了，七天了，但不知道埋在什么地方。她要那位干部去问问掩埋组的人，干部叫来了一个叫段云瑞的人。但段云瑞说他只是负责登记姓名和死亡日期，不去坟地。叫他去找那几个人，他说一个吃脏东西死了，另一个病重住进医务室了，剩下的三个人走不动路了，在窑洞躺着。
新组建的掩埋组又不知道先前的情况。她在办公室哭泣很久，说找不到董建义的尸体就不回上海去，那位管教干部竟然发火了，说，咦，你不回去呀，那好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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