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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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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间一片白茫茫。西南方向的雪原闪烁着太阳耀眼的亮光，而东方的雪野呈现出蓝莹莹磷火般的朦胧色彩。天地相接处有几株灰楚楚的树木。
和桑的眼睛被许多零零散散的雪堆所吸引。他们或单独、或三五成群，比积雪高出一截。她走近几个雪堆看了看，判定就是坟茔，因为朝着东头的雪很厚，形成一道雪塄子，而朝西的一面却露出黄色的沙土——这是西北风所致。
所有的坟冢都没有墓碑。
她面朝祁连山的方向站了一会儿就下了沟。蓝天白云，青天白日，但是西北风很硬很强劲，刮得她的眼睛不停地流眼泪。
这天夜里她和几个妇女住在一间大地窝子里。这些人都是来看望丈夫的。
有个敦煌县的农村妇女是前天坐火车来明水的，在高台车站下的车。下车时天黑透了，她辨不清方向，又不敢问人——听人说高台很乱——就在车站下边铁路工人们的柴禾垛旁蹲了一夜。天亮后想走，已经站不起来了。她痛苦得呻吟起来，房子里的铁路职工把她扶进房子歇了半天，她才走到明水农场来。顺着铁路走是二十五里。
还有一位妇女是从天水来的，带着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和一个八岁的女孩。她是接到丈夫的信赶来的，丈夫说他想孩子，想见见孩子。他们长途跋涉一千公里来到明水，却没有见到丈夫。丈夫在十天前就去世了。掩埋丈夫的人也去世了，没找到丈夫的坟冢。
还有个女人是十天前来到明水的，带着五岁的孩子。她到明水前的两天，丈夫就躺倒在一个只能住两个人的窑洞里，发烧，说胡话。她和孩子在丈夫的窑洞里守了十天，天天把炒面用开水冲成糊糊喂丈夫，但是丈夫始终没清醒过来，昨天死去了。和桑问她：一星期前不是来车把病危的人送到高台农场去了吗？那女人说，有个大夫跟着车来了，检查后说心脏太弱，不能动，——不能上车——就没接走。呜呜呜，知道遭这么大的罪还是死了，还不如那天背上车去，说不定还能活一条命。唉唉唉，人死了，带来的干粮也吃光了，怎么回去呀……
还有个妇女是兰州市邮电局的干部，她说我来这一趟可不容易。到火车站买票，车站还要介绍信。我又不敢去单位开介绍信，怕单位领导说我和右派分子划不清界限。偷着上了火车，到永登查票查出来了，人家非说我是盲流，要送车站派出所收容。好说歹说，差点给人跪下，才补了一张车票。
一个妇女说，前两天一个老奶奶领着儿媳妇来看儿子。儿子死了，老奶奶哭死了……
几个人简单交谈后便大声痛哭。哭够了睡觉。房子里没生火，房顶依然能看见星星，门口挂片芨芨草帘子。
和桑在明水农场的地窝子里住了三夜，第四天的早晨，有人挨屋通知，说今天有车了，都准备上路，到高台火车站坐火车。中午时分，一个名叫王志穿着旧军装的右派来找和桑，说是队长派他来的，把她送到火车站去。王志帮她提着行李——她从四工带出来的衣裳和一条毛毯——跟着其他人拖拖拉拉步行上路了。
半路上，她看见王志气喘吁吁的样子。便把自己书包里的最后一个花卷给了他。她问王志，你怎么不拿行李？王志回答，领导不叫他走，因为他还走得动路。领导说，所有的右派离开明水以后，他才能回家。后来和桑才知道了，这个王志并非等闲之辈。他是西北军区战斗文工团的编剧，写过几部在全国都很响亮的话剧和歌剧。
天黑时分火车到站。这一列火车多拉了一节车厢，是专为明水和提前七八天接到碱泉子农场去养病的右派准备的，进站时空着。但是车门打开，那些高台县的其他旅客也都涌了过来。右派们和其他旅客都往上挤，如同洪水淹了黄河源，逃难一般。
有个临洮县的右派被人挤倒了，跌在站台下的枕木上，没再爬起来。一位管教干部把他拉上来，人已经断气了。
右派们上车，正是开晚饭的时候，但是列车员告知大家，他们的那份烧饼被管教干部买走了。有人去要，管教干部说一会儿送来，又迟迟没有送来。和桑的花卷在明水时送给那些妇女、孩子吃掉了，此刻只好饿着。一个来看右派儿子的陕西农民给了点炒面叫她充饥。
在列车上，她一个人也不认识。她静静坐着，听见有人说了一句话：听说王景超的家属来了。她立即对那人说，我就是！你认识王景超吗？那人回答：我和王景超是一个队的。
你能讲点王景超的事吗？
王景超呀，这人正派，对人不卑不亢。此人叫邹春生，西北军区工农速成中学的文化科科长，三八式干部，右派加坏分子。他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是因为进城后要和当军医的妻子离婚，未获批准，就与一青年女教师同居并生了孩子。重婚罪。
旁边还坐着一位临洮县一中的教师，问和桑：你去了王景超的坟吗？
她回答：管教干部说远，没去成。
临洮人说：很近，也就两百米。
附记
和桑是在兰州市五泉山公园附近的西北民族学院她的家中接受作者采访的。讲完了去明水探望丈夫的故事，她停顿一下说，王景超的故事还没有讲完，我的故事也仅仅开了个头，你还想知道后边的事吗？于是她接着讲下去：
前边我对你讲了，我是下决心不在四工农场改造思想跑回兰州来的。由于我的行动正好和抢救人命释放右派回家合拍，结果并没有招来什么灾祸。1961年9月，报社还宣布摘去我和王景超的右派帽子，1962年10月又恢复我的工作。当然，摘帽右派是不能再搞编辑工作了，领导安排我到资料室管图书。这时候我就想，干事业是无从谈起了，那就抚养孩子吧，平平安安度过余生吧。于是，我第二次结婚了，丈夫是西北民族学院的一位讲师，也是摘帽右派。可是我的家庭又一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西北民族学院停办了，丈夫被下放到甘南藏族自治州。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1968年清队又把我揪了出来，批判，斗争，并于1969年再次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到会宁县六十里铺交农民监督劳动。监督劳动了四年，1972年我听到消息要对文革清队的问题进行甄别，我就又擅自跑回了兰州，找军管组要求重新审查我的问题。我不断地找，反复地找，到了1974年8月，军管组终于承认错整了我，将我收回报社并第二次摘掉了我的右派帽子。既然承认整错了。就该恢复我的工作，但领导却通知我去甘南州民族学校当教师。说是照顾我和丈夫团聚。并且我被告知：同意也得去，不同意也得去，如果三个月内不去甘南州，即以自动离职论处。我是不愿意离开兰州的，我还有八十多岁的老母需要照顾，甘南州海拔2900米，属高寒地区，我不能把老母亲带去呀。但是，那个时代，离职就无法生活，无奈之下我还是去了甘南州。在甘南州又过了四年，1978年，我的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右派问题改正了。正好这时民院重新开办，我便随丈夫调到民院汉语系工作。
1983年，丈夫因为患癌症去世了，我第二次又成为寡妇。1983年我五十一岁。五十一岁的寡妇还是有人要的。有人登门来说合，但是被我谢绝了：既然上天安排我这辈子要当寡妇，我何必再追求家庭的完美！这时候，我决心倾注全力要做一件事情：把王景超的骸骨找回来。我这一生，自打四工农场回到兰州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景超的死一直像磨盘一样压在我的心上：我觉得他不该那么早就死去，他的死我是有责任的。我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未能帮助他，未能去看望他。我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我对不起他呀。还有，这二十多年里，我经常想起他，想起我们年轻时你敬我爱、亲亲热热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思念之情日益增长，不可遏止。我经常偷偷地哭泣。但是，二十几年来，我无力去做这件事，因为生存是第一位的，我始终在为生存而奔波，而努力。再说，我不能在第二个丈夫面前表现出对前夫的思念，想念景超只能是在无人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哭泣。现在丈夫死了，我不必掩盖对景超的思念了；孩子们也都成家了，不用我操心了；生活也有保障了，不必为一日三餐发愁了。我觉得是该去看看景超了，弥补我终生的遗憾。于是，我开始寻找当年夹边沟的右派，打听有关王景超的消息，哪怕是一星半点，一鳞半爪。终于，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1991年，一位家在高台县居住，曾经和我一起在十工农场劳动过的右派高宗华来信说，他七十年代在碱泉子林场当过场长，领着几个工人在明水种树，发现过几片右派们的坟地，每个荒冢旁压着一块石头，石头扣着的一面用红漆写有死者的名字。他问我是不是愿意去找一找景超。接到他的信，我略事准备之后就带着大儿子赶去了。
我们是坐兰州去酒泉的长途班车上路的。走到半截又遇上修路，耽误了七八个小时。原先在电话里约好，下午五点钟高宗华在南华镇接我们，可是车到南华镇已是午夜，我便担心起来：如果他五点没接到我们，认为我们改期了，就回家了，如何是好？ 于是我做了最坏的打算，车到南华镇叫司机多停一下，我下去找他，如果找不到，我就坐车去酒泉。那年从明水步行去高台火车站，经过南华镇来的，那儿连个旅馆都没有。南华镇离高台县城还有十多里路，夜里又没车。结果却是车到南华镇，我还没有下车，就听见一个人喊，和桑！车上有个叫和桑的吗？我急忙回答，我就是！
那天夜里我和儿子就住在高宗华家。他家住在离县城两里远的电力局下属一个厂的宿舍里。第二天休息一下，第三天我们就去了明水。高宗华有一辆自行车，又借了一辆，他和我儿子一人骑一辆，轮换驮着我。我们顺兰新公路走，然后右拐穿过一片沙枣林，到了明水。
这次去明水，是8月下旬，没有寒风，可以睁大眼睛看。当然了，三十年前的那场大雪也融化了，明水的草滩坦坦荡荡展示在我们面前：右派们住过的山水沟总共是两条，东边一条，西边一条，两条沟的崖坎上都是同样的窑洞，有大有小。西边的沟深，挖的窑洞也大，最大的一个窑洞我们进去看了看，可住二三十人。有一个小窑洞，我们爬进去看了看，蹭了一身土，土壁上不知是谁用硬器刻下的两个字历经三十年依然赫然在目：生存！我当年住过的地窝子早就拆掉了，遗迹尚存！
在明水我们整整待了一天，把所有的坟茔都跑遍了。高宗华当年在那儿当林场场长时就管八个人，他们在明水的荒滩上盖了几间平房，还打了机井，住了几年在那儿植树。他对那片土地熟悉极了，哪儿有一座孤坟，哪儿有一片坟茔，了如指掌。可是他带着我们找完一片坟茔又找一片坟茔，把每个坟冢旁的石块都翻了一通，我们也没找到王景超的名字。每一块石头都必须仔细辨认，因为大多数石头经过风雨剥蚀，红漆脱落了。有些红漆没脱落的，也是残缺不全。于是，在非常失望的情况下。我把从兰州带来的香火和蜡烛点起来，烧了一沓烧纸，和孩子对着祁连山的雪峰叩了三个头，并念了我从兰州就写好的祭文。我的祭文是一首词，原文是这样的：
挽先夫景超·调寄《水调歌头》
泣血何人知，断肠有谁怜；茫茫白雪无语，与我共悲涓。
冤未平，人已去，此情痛煞凄绝，惊破戈壁天！同蹈苦和难，良人不回还。
声喑噎，心破碎，恨绵绵。沧桑巨变，万般痛楚未稍减。
血泪往昔忍顾，明水一别卅年，尸骨未能见，荒冢无觅处，长哭问苍天。
念完祭文，我悲痛不能自支，哭倒在坟茔之中。歇息良久，我们走上归途。这时高宗华叹息说，唉，我要是十几年前知道你在哪里，通知你，你来就好了。那时候石头上的字清清楚楚的。我说十几年前我可能在甘南，那时我还顾不上来这里呀！后来，到他家了，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说，三十年了，我见过的夹边沟的右派也不少了，可是谁也没跟我说过：右派的坟头上有一块石头，上边写着名字。高宗华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你是说这石头哪来的，是吗？咳，这事呀，我发现之后也觉得蹊跷，这种黑颜色的石头是哪里来的呀，明水根本就没有石头呀。后来我问了县公安局的人，人家告诉我，是夹边沟农场撤销几年以后，酒泉劳改分局搞善后工作，从碱泉子农场叫了些劳改犯，从山根里拣来的石头，按着登记簿上的名字和地点给每个坟前放了一块石头，写上名字。为的是亲属们能找到坟堆子。我说，噢，是这么回事呀！可是，这能保证那个名字下边的人就是那个人吗？高宗华一怔，呵呵地笑了：老和，这就是哄人的嘛，在心理上安慰一下嘛：家属找亡人来了，看见有个土堆堆，哭一场，烧个纸回去就行了呗。
我说，看起来我的运气很好，没找到王景超的名字；如果找到了，我将对着一个陌生的尸体痛哭一场，你说对吗？
呵呵呵……
高宗华呵呵地笑。作为三十年前的难友，他想以这样的笑声冲洗我的悲哀，想让我的情绪得到转换——高兴起来，可是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原因是这次明水之行我不仅没找到王景超，心里反而又生出新的阴翳，留下了一块心病。
我们在明水的右派坟茔寻寻觅觅的时候，看见了一具无名尸体。坟地上疏疏落落散乱着一些白花花的尸骨：头骨、腿骨、肋骨……而这是一具有着完整的上半身的男尸。看起来雨季时候的洪水把他从墓穴里冲出来的年代还不太久：他的黑发还覆盖着半个头颅，另一半闪着怕人的白光。他的半截上身穿一件深红色的对襟绒衣，肩头上补着一块补丁。补丁平平整整地连在领子上。绒衣的深红色其实已被强烈的日光晒得完全褪了色，只有在侧身的背阴处可以分辨出原先的深红色。
破损的绒衣已无法遮盖身体，白白的肋骨排列整齐。我的心当时嘡地跳了一下：在我遥远的记忆里，我的亲人原先是穿着一件旧了的深红色对襟绒衣来的，我们离开兰州发配河西走廊前夕，为了迎接将来的艰苦岁月，我把前襟上的口袋撕下，补到了肩头的破损处。眼前的半截男尸该不是我正在寻找的亲人？
我把这话一说出来，高宗华急忙解释：我去年在这里帮你找景超，就看见了这具尸体，我在电话里告诉过你他的特征：红绒衣里边穿着一件红格的衬衣。你说景超老哥没有这样的衬衣。大儿子也急忙说，那时候穿这种红绒衣的人多的是。
我知道，他们是在安慰我，我呢也不完全相信——是不愿意完全相信——眼前这个丑陋的尸体就是景超。如果我亲爱的人多年来就是这样躺在荒滩上，那也太惨了，我的心接受不了！
如今我已经离开坟茔回到高宗华家中了，但是我的心却沉甸甸思绪万千，疑窦丛生。那具半截完整的尸体如果真是我的亲人景超呢？那深红色的对襟绒衣，肩膀上缝补平整的补丁，还有那存留在半个头顶上的黑发——景超的头发就特别黑呀，都让我觉得他就是景超。如果他真是景超，今天我和儿子就从他身边错肩而过，又对他不理不睬，那可太叫他伤心了！
我觉得我做错了！他即使不是景超，我也该把他埋起来的——他是个无故死去的难友啊！
我是怀着这块心病离开高台县的。
看起来，是上苍一定要叫我搞清楚这件事的！回到兰州，去照相馆冲洗胶卷时发现，在明水拍的胶卷全都拍废了，儿子没把胶卷挂好，一张照片也没照上。这使我大惊失色，寝食不安。明水这一荒凉凄惨的所在早已被人忘却，有些人把它当作历史的陈迹不屑一顾，但是，它却是一座纪念碑镂刻在我的心版上，今生今世它将与我共存。我人生的一切体验，似乎只是在这里才有了真正的开始。我却没拍下照片，这太遗憾了！
我于9月30日重返高台县，和高宗华再次去明水坟地，重新拍照。也就是这次重返明水，才消除了我的心病：我们从近年来搬迁到明水农场附近的农民家里借了一把铁锨去掩埋那半具尸体之际，我又一次仔细察看了尸体，发现红绒衣里边的确如高宗华所说，穿了一件红格的衬衣！
我疑窦顿消。他不是景超！因为景超从来没有穿过鲜丽色彩的衬衫，更不用说红格子了！
高宗华用铁锨铲起男尸及其脱落的所有零散骨头，将其安放在他认为是原先的坟穴里，盖上了土。
我想即便这不是景超，我们也应该埋葬他。他是和景超一样含冤而死的呀！他不应该暴尸荒原！
和桑六十岁退休。她今年才六十七岁，她的头发几乎全白了，但精神状态很好，走路也很精神。这两年她正在写一本书，书名叫《经历——我的1957年》。她夜以继日地写，反复修改。我说她，你是个坚强的人，那么多的磨难没有摧毁你，还要写书。她说：是的，我现在很刚强，是苦难重新铸造了我。我要把亲历过的苦难写出来，变成一笔精神财富，献给人民，献给社会。我要尽我的绵薄之力，我绝不允许自己经历过的这段沉重的历史今后再能重演。
自由的嘉峪关
1957年12月2日这天，由酒泉劳改分局代管的省劳改局野外勘测大队的干事陈毓明被人叫进会议室。在全队干部和部分工人面前，队长宣布：给极右分子陈毓明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同时宣布送夹边沟的还有工程师夏普。
前两年他参加过夹边沟农场的规划和测量工作，所以他清楚夹边沟农场的历史：1954年创建，其内部名称是甘肃省第十八劳改管教队。但是农场创建之后，由于许多劳改农场的犯人劳改期满，而中央的政策又规定劳改犯期满释放后大都不准回原籍，夹边沟农场就改成了专事收容就业人员的农场。这儿有三百多名就业人员，它的分场新添墩有一百多名就业人员。有四十多名管教干部。
可是他不知道就在他挨批判的日子里，就业人员已被转移到下河清农场，夹边沟已被改造为右派们的劳教农场。他到达的时候，这儿只剩下几十名赶马车、喂猪和打杂的就业人员，空旷的房子和田野专等着右派来住来耕耘了。
他和夏普是第一批到达夹边沟的右派！
转天来了第二批右派，酒泉运输公司的七个人。过了几天，陆续又送来八九个人，此后就停顿了。
他是劳改系统的右派，在这儿搞过测量，和场长熟悉，场长便在十七名右派面前宣布：陈毓明是你们的临时负责人，你们有啥事先跟他说，由他找领导反映。
他领着这十几个人搞卫生、喂猪、积肥，干了两三个月。春节过后，大批的右派潮水般涌来。他又被宣布为农业大队第四队的队长，成了一名真正的拐棍。
夹边沟农场的场长叫刘振宇。陈毓明知道他的传奇故事：陕西志丹县人，1935年参加革命，曾任三边回汉支队的大队长。1947年4月，他带领一支小部队在宁夏活动，被国民党一支大部队包围。突围时他的头部中弹，从马上掉了下来。战友们以为他已牺牲，急速撤退。他被一名掉队的战士背到山谷里隐藏。那位战士在下山找粮时被搜山的敌人俘获并供出了他。他被押往兰州的华林山监狱关押。关了两年之后敌人将他释放。他回了陕北老家。他在老家种田，做小生意。1951年他去宁夏做生意，意外地与回汉支队的一位战士在银川市街头相遇。那战士大惊失色，说我们当成你已经牺牲了，追悼会都开过了！他讲了自己的经历后那位战士说他，你怎么不找组织呀？他说坐了两年多班房，脱党两年多了，我还怎么找组织？因为这次偶遇，组织知道了他还活着，于是他又回到了革命队伍。问题是，他被俘后的情况总也搞不清楚：他说自己没有叛变，组织却要问他敌人为什么就偏偏释放了你？众所周知，兰州解放前夕，关押在华林山的和大沙坪监狱里的共产党人被敌人杀害在黄河北面的大沙沟里。但是组织又找不到什么证据说明他有变节行为。于是下了个不可重用的结论，安排他在潮湖农场当大队长，管犯人。五十年代中期宁夏和甘肃省合并，他被调到夹边沟农场当副场长，行政级别为科级。他的老战友、原回汉支队的政委此时任省政府某厅厅长，不久又升任省委副书记。
刘振宇历经坎坷命运不济。夹边沟农场后来饿死了一大半人，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兰州的宁卧庄省委招待所召开会议纠正甘肃省委的极左错误，西北局第一书记曾下命令枪毙他。由于省委工作组调查之后认为夹边沟惨案并非他个人的错误所致，他才幸免于难。
刘振宇其人，皮肤奇黑，脾气暴躁，但是他对陈毓明极富同情之心。陈毓明到夹边沟不久，其在省公安厅工作的女人也被定为右派送来夹边沟劳动教养，在副业队喂猪。刘振宇曾两次指示农业大队的队长梁敬孝：叫陈毓明到他女人的房子住两夜去。陈毓明的女人带着三个孩子劳教，和另外两个女右派住在一间房子里。晚上，陈毓明来到女人房间的时候，那两个女右派早被梁队长临时安排到其他房子去了。
刘振宇还把陈毓明叫到自己家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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