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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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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宇还把陈毓明叫到自己家吃过几顿饭，叫女人做的拉面条。
陈毓明当个拐棍，每天领着几十名右派种地、挖排碱渠、去清水挖沙子，工作很累很繁忙，但他很负责任，尽心尽力。
这是1959年7月的一天，刘振宇把他叫到办公室说，今年的菜种得不好，缺肥料。领导研究派几个人到嘉峪关积肥，我的意见是叫你带着他们去，你看好不好？陈毓明知道，这是刘振宇体谅他在清水筛沙子身体累垮了，给他安排个轻松工作。右派们都愿意做外派的工作，自由，没有管教人员监督。他说，那好那好。哪天走？刘振宇说，明天你一个人先去，在那里找下一间房子，那几个人后天去。陈毓明说，我就担心有人跑了，我负不起责任。刘振宇说，你放心，你放心，给你安排的人都是牢靠人，不会逃跑。
翌日清晨陈毓明就出发了。他把行李捆好，放在宿舍里，等后边的人捎过去。他自己背了个书包，书包里背了两天的干粮——小小的六个白面馒头。这是经刘振宇特意关照伙房才给他的。书包里还装着漱口缸子、水碗、毛巾肥皂。另外还把自己的破棉大衣捆了个卷儿背在身上，还斜挂着一个军用水壶，这是他在省公安厅工作时发的。从夹边沟去酒泉走近道也就二十几公里，中午时分他就到了酒泉，坐上了去嘉峪关的公共汽车。坐在车上他才吃了两个馒头，喝了几口水。忍饥挨饿的日子他已经过惯了，他决不多吃一个馒头，多吃了明天就要挨饿。
嘉峪关市是建在戈壁滩上的一座新城。除了新修的沥青马路和建筑物，到处是鸡蛋大小的鹅卵石，长着芨芨草的沙包。那时的嘉峪关仅仅有个雏形：两条马路相交的大十字，中心有一个栽了几棵小树的转盘。大十字的东南角有个五一工人俱乐部——一个电影院，东北角是一座两层楼的百货公司，西北角是市政府、酒钢招待所，西南面有个蔬菜商店。这几座建筑是嘉峪关市最显著的建筑，其次，沿着四射的马路两侧断断续续盖了些房子，向四方延伸二三百米。这些房子是为这座城市服务的饭馆、商店、照相馆之类。在东西向马路的南侧，是三九公司的家属区，也都是低矮的平房。
在大十字东北方向的深远戈壁滩上，是兴建了几年却又停工的酒泉钢铁公司。到处是建了半截的工厂、车间、炼钢炉。
夹边沟农场有一名劳教的右派分子，是个留美学成归来的学者。据人说，他在归国之初周恩来接待过他，建议他到兴建中的酒泉钢铁公司工作，贡献他的知识。他来了酒钢，但时隔一年就向中央提出意见，说国家在嘉峪关地区建设这样大型的钢铁企业是得不偿失，因为镜铁山是个贫铁矿，且不够百年的开采量。他的意见是否被中央采纳不得而知，因为他被送到夹边沟劳教来了，但是五十年代中期大张旗鼓上马的酒钢公司却在大跃进的年代下马了，直到六十年代中期才又恢复建设。建成的酒钢在后来的好多年里生产搞不上去，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从夹边沟出来之前刘振宇对陈毓明说，酒钢下马了，空房子多得很，可是陈毓明跑了半天，家属区的房子都满满当当，找不到一间空房。他进了街边上的一间新盖好没装门的房子，结果旁边商店的一个人把他撵出来了。那人看他叫化子的打扮，以为他要偷东西。后来他跑到工业区，修了半截的工厂、车间空旷得像一座死城。他甚至跑进一座没有人烟的炼铁厂去了，看见了炼铁剩下的矿石和出炉后的炉渣。这里有空着的工棚，但他觉得这里没人。积什么肥去，就往回走了。
这时天已傍晚。太阳落下地平线去了，他顺着东马路沙哒沙哒地走回市区来。他想找个过夜的地方——马路边盖了半截的空房子。突然，他的眼睛看见马路南边的戈壁滩上有一座突兀而起的土墩子。土墩子迎着他的这面有个黑窟窿。他灵机一动朝着黑窟窿走去。他想，反正天热冻不着人，就到那个窟窿里窝一夜吧，明天再找房子。他下了马路，踏着满地的鹅卵石走过去。走近了禁不住大喜过望。这不是个黑窟窿，这是个窑洞，里边有十多平方米，地下散乱着一堆麦草几块破砖头，墙壁被烟熏得黑糊糊的。这里住过人！可能是打工的民工挖出来的，门口还有风干了的马粪。窑洞门的两边栽了两截椽子，其中一根上还绑着一片柳条编出来的筢子。柳筢子倾倒了，看来是个简易门板。近一段时间这里好像没住过人，窑洞里有许多粪便。
他绕着土墩走了一圈，认出这是个古代的烽燧，两三丈高，顶上还有个木制的很高的三角架，三角架用黑白油漆漆上了斑马线。
他走到南边的沙滩上掬了一大把芨芨草——芨芨草正是开花的季节，它的羽毛般的花序已经充分地展开，洁白无瑕，茎秆也变白了，柔软而坚挺——又在马路边捡了一截铁丝，把芨芨草扎成个扫把。他先把窑洞里的粪便用脚小心地踢出窑洞，然后简单地扫了一下，就在麦草上坐下来吃馒头、喝水，接着就躺下来睡了，把大衣当做枕头。他睡得很香。
天亮之后他开始大搞卫生，他先把麦草扫出门外，把砖头码在墙角，然后把窑洞的墙壁刮墙皮似地扫了一遍，把地上的灰尘和碎草都扫出去，然后把麦草抖搂干净再抱进来铺在窑洞的里边半截，再把砖头摆了一道只有一层砖的小墙，把麦草拦住，里边就成为一片地铺了。
后来他又把门口的粪便扫远一点，扫出一块空地来。
干完这些之后，他绕着土墩走了一圈，又回到窑洞里站着看了看，很满意地跑到大十字接人去了。
从兰新公路上来的汽车和从嘉峪关火车站来的旅客都是从南马路进入大十字。他在五一俱乐部门口的花坛上坐着等呀等呀，黄昏时分一挂他熟识的马车驶过来了，车上坐着几个穿着和他一样破烂的人。车上还拉着行李，锅碗瓢盆，一堆芨芨草编的筐子。他站起来迎上去喊，你们来啦？
那几个人下了车和他说话，问房子找好了吗？他叫大家上车，他也上了车，叫车把式把车赶到东马路上，再驶向大土墩。马车轮子轧在鹅卵石上，有人叫了，哪里有房子呀，你叫我们住到沙滩上去吗？他不吱声，叫车把式把车赶到土墩旁边。他跳下车喊了一声：到了！
人们看清了窑洞，有人说，这就是你找下的房子呀？陈毓明说，哪个人把房子给你们修好了等着你们来住？你们当成你们是啥人了，是省委的检查团吗？叫你住酒钢的高级招待所吗？有个窑洞住就不错了！进吧！
劳教分子，吃苦吃惯了的，地窝子住过，帐篷也住过，他们嘴里咋呼，可是进了窑洞看看，又都说好。大家出去卸车，把行李粮食和锅碗用具拿进来。把筐子放在了门外。
窑洞很窄，并排只能睡四个人。他们是六个人——包括车把式——陈毓明就把自己的行李铺在进门右侧的地上，和车把式睡一起。因为劳累，这天他们没有做饭，只是啃了点干粮就睡了。
夏季的河西走廊很少刮风。这天夜里有点闷热，正好柳筢子门歪倒着，深夜里大西北干燥凉爽的空气钻了进来。他们睡得很香。
翌日清晨他们做了一顿饭吃。马路对面有一家叫做独一处的饭馆，是从天津迁来的，陈毓明叫张家骥去要了一桶水。他们在门外用锹挖了个坑，把锅坐上，用沙包上挖来的碱蓬烧开水，煮了一锅汤面的糜面疙瘩。他们每个人的粮食月定量是二十四斤，按说应该很好地计划粮食，但由于可以自主地做饭吃了，大家一致决定吃一顿饱饭，至于以后够不够吃的问题暂且不管。于是做了一大锅稠稠的糜面疙瘩。
吃过饭车把式套车返回夹边沟。右派们出来送他。陈毓明嘱咐他：这里的情况你回去给刘场长说一下，我们今天盘灶，收拾一下，明天就开始拾粪。
马车走后，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出去到马路边新盖的房子旁边捡砖头，然后在进门后靠左手的地方盘了个狗爬炉。没有炉条，陈毓明也跑到路边的房前房后去找，捡了几根铅丝回来，凑合当炉条。顺便把歪倒的柳筢子门拴好了。挨着炉子又砌了个砖墩子，捡来一块木板做菜板。粮袋和蔬菜放在砖墩子旁边。中午休息了一下，下午大家又去拣砖头，重新把铺用砖头圈了两层。麦草显薄了，有人说出去找些草，有人反对说，没事了坐着歇会吧，等遇着了再拾也不迟嘛，非现在去找不可吗？遂作罢。
干完了这些，张家骥站在窑洞门上说，哎呀，真格局呀，就像布置洞房哩，就差个新娘子了。几个人都笑了，都觉得有一种久违了的轻松。后来看时间还早，陈毓明说大家到街上转一转吧，熟悉熟悉街道，以后也好拾粪。于是五个人都上街玩了。那时候的嘉峪关，可以去的地方只有个大十字，大十字东北角的百货公司。他们逛完了百货公司就没处去了，但是谁都不想回窑洞去。大家坐在十字路口的大转盘处观看步行和骑自行车的人流。这正是下班的时候，人来人往很热闹。后来人稀了，夜幕降临了，路灯亮起来，他们才往回走。肚子也饿了。
因为早饭粮食超支，这天的晚饭是糜面糊糊。面糊糊里放了很多饭瓜，撒了点盐，咸咸的。
虽然晚饭吃了一肚子菜，但是这晚上谁都不想早睡。他们坐在一盏如豆的煤油灯下聊天到深夜。他们被突然降临的巨大的自由感动了：身旁没有管教干部看着他们了！可以自由自在地在一座城市里散步和走动了！可以想几点钟睡觉就几点钟睡觉了！可以这一顿吃多一点下一顿少吃点，可以坐着说说话而且想说到多晚就说到多晚！他们突然说起了昨天的这个时候——晚上十点钟的时候——他们还在夹边沟的田野上加班加点翻地呢，不管身体多么疲劳，不管干多长时间，每个人必须完成一天一亩的定额，否则就不给晚饭吃。接着他们又回忆起去年冬季在清水火车站筛沙子的劳累，帐篷里还没有炉子。在高台县板桥乡的山里挖云石，没有炸药，用洋镐刨石头，手都震裂了。石头滚下来把人砸死！一年半，他们苦死苦活地干了一年半……后来，他们又说起了明天开始的拾粪，大家一起笑了：拾粪，拾粪不就是担着筐到处走吗？
他们五个人，若论年龄，最大的当属俞青峰，五十岁出头，刚来农场是个圆脸，白白胖胖的五短身材。现在他的脸已经很粗糙很消瘦了。他原是兰州市张掖路高昌皮货店的老板，解放后积极靠拢政府，思想进步。他曾经参加过解放军从青海入藏的工作，把商号的骆驼队拉出来为解放军驮运入藏物资，骆驼都累死在路途上了。他自己也跟着解放军进藏并在那儿工作了两年多才返回兰州。公私合营之后，领导任命他当了省商业厅所属的甘肃省皮毛公司的经理。论职务他也是县级干部了。其次是通渭县副县长徐敬宣，四十几岁。这是个来自老区的工农干部，没有多少文化，说话实在老实巴交。他因为进城后没和老家的女人离婚就娶了个年轻姑娘犯了重婚罪，加之又有错误言论被送来夹边沟。老三是高克勤，省邮电局的总务科长，不到四十岁的样子。他是省委书记处书记高健平的侄子。陈毓明是老四，三十四岁，大学肄业，1949年参加革命。他在省公安厅工作了几年，1955年调省劳改局，省劳改局又将他安排到驻酒泉的野外勘测大队工作。最小的张家骥三十二岁，毕业于陕西武功农学院，在山丹军马场生产科长的位置上当了右派。
陈毓明之所以定为右派是因为整风中提过意见：不该把劳改农场建在偏远的不毛之地，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还有，他在私下的聊天中对一些老同志管理犯人的方法颇有微辞。
通过聊天陈毓明了解到四个人的身世，他在心里说，难怪刘振宇派这几个人来积肥，原来都是当官的。
东方的戈壁滩上刚刚露出一抹熹微的晨曦，五个人全都起床了。他们生起火来，煮了一锅菜糊糊，一人吃了一大碗，然后就走到窑洞外边整理粪筐。
大家都在整理粪筐的时候，俞青峰跑到马路上去了。他在对面的墙根里找了一截粗铁丝，把柳筢子门关好，用铁丝拧紧。陈毓明说他：你不准备粪筐把那拧那么紧干什么，怕贼偷吗？俞青峰说，嗳嗳，事情还是防着些好。真叫贼娃子偷了怎么办？张家骥说，老俞有钱哩，怕贼偷。俞青峰笑了，有多少钱放在窑洞里？我是怕贼娃子把我的皮箱偷了。那皮箱是进过西藏的，有政治意义。张家骥又笑他：有什么政治意义，无非是炫耀你的光辉历史！你算了吧，你的西藏的光辉历程也免不了劳教的下场，你还总把那一段挂在嘴上。俞青峰说，还真是的，我真有点想不明白，我对共产党最拥护，结果落个这下场。陈毓明觉得奇怪，在夹边沟的时候，这些人都三缄其口，根本不谈政治性话题，但到了嘉峪关嘴上就没把门的了。他说，注意些，把嘴把牢些！但张家骥还是说俞青峰：算了算了，你不要想不通了，人家徐敬宣抗战就参加了革命，尚且难免劳教，你还委屈什么？你说我说的对不对，老徐！徐敬宣说，不要扯我，你们说话不要扯我。我是真有罪，但我不反对党。人们都笑了，笑声中张家骥又说，你不反党？你真不反党吗？可我听你们通渭县来的右派说，你说过——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了，劳动人民夏天晒得油淌哩，冬天冻得淌哩——这样的话，对不对？徐敬宣说那是前几年下乡哩，和人闲谝的话。张家骥说，闲谝的话？你呀，丑化劳动人民，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多么恶毒！多么恶毒！徐敬宣说，反正我不反党，反正我不反党。
人们哈哈大笑，担着粪筐走了。
陈毓明穿过东马路。走到独一处饭馆的后边去。马路边一溜排开建了许多商店、理发馆之类的房子，还有一些不知干什么用的空房子。房子后边就是沙滩。这是一座新建的城市，环卫设施不健全，公厕很少；行人都在墙角、墙根和房后的沙滩上解手。他顺着这种地方走，把风干了的或者不怎么干的粪便用粪杈铲到芨芨草筐子里。
不到十点钟，他就拾满了两筐粪。他担着粪筐回窑洞去。
走到土墩跟前，他看见那四个人都回来了，因为粪筐放在指定的土墩西边。但是当他走过去倒粪的时候，却发现四个人拾的粪和他一个人拾的一样多。他心里有点不高兴，进了窑洞，压住自己的不快问，你们几点钟回来的？四个人在地铺上并排躺着，不应声。他提高了嗓门：说呀，你们几点钟回来的！俞青峰慢腾腾坐起来说，九点钟回来的。他又把脸对着张家骥问，你是几点钟回来的？张家骥躺着没动，说，八点半。再问高克勤和徐敬宣，回答是刚回来。火苗噌的一下蹿上他的头顶：你们这么早回来是为什么？不是说好拾到中午吗？大家都不说话，张家骥腾地坐起来说：
操！丢死人了！
陈毓明一怔说，噢，你们是嫌拾大粪丢人呀！
张家骥和那三个人都不说话。陈毓明原本是想问明情况后好好训几句话的，但此刻他有点犹豫。他在自己的铺上坐一会儿才说，嫌丢人？你们的脸皮还薄得很呀。
张家骥大声说：不丢人？你担着粪筐子满街走没觉着丢人？
陈毓明闷声闷气说，有啥丢人的？
张家骥叫了起来：哎呀，我和你的感觉怎么不一样哩！我担着粪筐走在街上，就觉得街上的人都看我。他们说话，我就认为他们是在说我：看那个拾大粪的臭死了！
陈毓明看着张家骥情绪激动的脸说，张家骥，你娃娃的思想还没有改造好呀，就凭你说的话，还得改造你三年呀！在夹边沟掏厕所、拾牛粪怎么不嫌丢人？
那里都是右派，桌子板凳一样高。
到嘉峪关你就嫌丢人了？
不一样呀，在夹边沟和嘉峪关不一样呀。嘉峪关都是自由自在的人，走到街道上不光是觉得人们都看我，我心里也不是滋味：人家都是自由公民，我一个劳教分子掺杂其中，丢人死了！再想到人活到拾大粪的地步，的确是无地自容啊，不如死了算了，还活个啥！你就没这种念头？
陈毓明听张家骥说完，沉默了一下，慢腾腾说，念头能没有吗？就是想法不一样呗。我想的是嘉峪关又没有熟人，谁也不认识我，谁还笑话我？陌生人笑话？我不认识！
张家骥说：你是个阿Q，精神胜利法。
陈毓明勃然大怒：我是阿Q，那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嫌丢人？蒙受了耻辱？那你不要拾粪了，你回夹边沟去！你回去呀！
看见陈毓明生气，张家骥笑了：陈队长，你想叫我回去？我才不回去！就是拾大粪我也不回夹边沟了。操。
陈毓明回答：那就好好拾粪，把你那小资产阶级的脸面收起来。
拾粪的生活是很平静的。他们每天拾两趟粪。在拾粪的路上遇到一块木头或者一块煤炭，就捡起来。每个人的筐子外头挂个布袋，专门捡东西用。他们用拾来的木柴烧开水、煮饭。有时候某个人看下哪儿有几块没人管的木板，几个人就一起去搬回来。他们没有安排专门的做饭人，那样拾的粪就少了。谁回来早谁就做饭：拿桶去打水，点火，做糜面疙瘩或者散饭＇1＇。做饭时烟雾太浓，不做饭的人就到窑洞外头坐着。饭熟了也端到外边吃。如果是傍晚，大家就在窑洞外坐着说话，直到睡觉的时候才走进窑洞。有时候他们吃过了饭就到大十字转一圈，路灯亮了才回来。他们还集体去了一次长城的终点嘉峪关古城。只是他们去的日子不对，没赶上开放。他们就在城外走了走，在古城所在的山丘下边的一片草地上坐了两个小时。那里长着绿油油的牛毛草，像地毯一样，坐上去没有一点尘土。草地上有几眼泉，泉水被社员们引去浇地，他们在泉水里洗了澡，并且洗了衣裳。把衣裳晒干穿上，他们就回住处了。
一切都好，就是吃不饱，肚子饿得难受。
饥饿对于他们的折磨太残酷啦！他们都是在清水筛过沙子的人，那半年的时间，每月吃四十斤粮食，却要干超重体力的活，只要车皮一到，半夜里都要起床去装车，把百米外的沙子抬到车上去，跑着抬……他们已经累垮了，这才另调一拨人去把他们换下来。他们瘦弱的身体需要更多的营养补充，可是回到农场后却吃着二十四斤的定量，而且是带皮的原粮。这点粮食只够维持生命，哪还有力气劳动呀！
饥饿的威胁对于高克勤、俞青峰和徐敬宣来说稍轻一些，因为他们的家境好，家里人不断地寄点炒面、饼干、罐头什么的，每顿饭后自己再补充一点儿，可对于陈毓明和张家骥来说，却是巨大的威胁：每时每刻处在饥肠辘辘之中，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于是，从第一天拾粪开始，陈毓明和张家骥对于家属区的垃圾堆就特别关注。遇到垃圾堆就在里边翻腾很久，一根萝卜呀，一片菜叶呀，居民们扔出来的一块猪皮呀，都捡回来。每天晚上吃过饭之后，俞青峰在那儿吃饼干，陈毓明和张家骥就洗菜叶子，洗猪皮，把毛拔干净，然后煮烂吃下去。
对于陈毓明和张家骥捡破烂，俞青峰还表示过鄙夷：你们也不嫌丢人，在垃圾堆上翻来翻去的，叫花子也不干那事。但张家骥的嘴很厉害，他说，操，你当过大老板，家里有万贯家产，有人给你寄来。我们家里穷，不拾垃圾怎么活？民以食为天呀！俞青峰说，那还有人格问题，你总不能把自己降低到叫花子的水平上吧？张家骥又说，操，叫花子怎么啦，叫花子是自由公民，比你这劳教犯下贱？
俞青峰住嘴了。
张家骥不光捡吃的，他还在一些工厂倒出来的垃圾堆里翻来翻去，捡些钢筋呀铁丝呀电线呀，捡回来放在窑洞里。俞青峰嫌脏嫌乱，说他：你拾吃的就行了呗，把这些垃圾拾来干什么？张家骥说，我拾垃圾碍你什么事了？他说，太脏，太乱。
为垃圾的事两个人拌了几次嘴，可是这个月底他们的粮食断了——吃超了，缺三天粮。就在大家垂头丧气一筹莫展的时候，张家骥把钢筋什么的背到废品收购站卖掉，买回来十几个议价烧饼，叫大家吃。再后来捡来垃圾，俞青峰也不嫌脏了。
拉粪的汽车半个月来一趟，把晒干的大粪拉走，同时捎来粮食和蔬菜。八月底的一天中午，汽车又来了，坐在驾驶室里的还有一个袁队长。
袁队长是农业大队的管教干部。大队除了正副大队长，还有四五个干事，劳教分子们把他们都叫队长。这是个管教干部中最凶狠的人！夹边沟农场有些管教干部打人，但大部分不自己动手；这个袁队长亲自打，亲自捆人，打过多人，捆过多人。他从驾驶室一下来，大家都惊了一下，陈毓明马上迎上去问，袁队长，你来啦？袁队长不搭理他，背着手往土墩后边去了。陈毓明知道他是解手，趁机对张家骥说，老张，你那里还有钱吗？张家骥问，做啥？陈毓明说，快去，快去买几个烧饼去，再买上半斤酱肉夹上，烧饼夹肉。张家骥说，没钱了。陈毓明急得说，好我的张老弟，你就买几个去吧，我求你了。
袁队长解完手，绕着土墩转了一圈，看着晒在土墩西边的大粪说，这是你们拾下的粪？陈毓明忙说是是，袁队长，你进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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