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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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崔家崖建工局职工医院当干部，也可能是护士。李丽，兰州铁路局干部，很漂亮，她在夹边沟劳教时丈夫就死掉了，回来后是否再嫁人我不知道。我想是嫁人了，她很年轻呀，又很漂亮。敏惠萍是个很活泼的人，张掖人，在夹边沟劳教时演过戏剧节目《拾玉镯》。她后来到省建委当了处长。那秀云也当了处长，在公安厅。她运气好，六二年甄别的时候平反了，不是右派了。她和我同时参加工作的，“文革”后算是老干部，升了处长。你说我为什么没升上去吗？就因为我在张掖市公安局得罪了那个局长，六一年甄别时他咬住我不放，我的右派帽子戴到了1978年。毛应星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打三反”时被枪毙了。她从夹边沟回到兰州后和一个同样是右派的人结婚了，那时都三十六岁了。组织部门认为他们两口子不宜当教师，把他们下放到静宁县的农牧站，男的在一个公社种胡麻，女的在另一个公社种小麦，一年见不上两次面。“文革”当中两口子都被揪出来了，因为“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被枪毙了。上刑场之前和张志新一样被割断了喉咙——怕她在公审大会上胡来。由田回到兰州后完全神经了，在马路上捡树枝；人家问她捡树枝干什么，她说烧火煮饭吃。医学院就把她送到清水神经病医院去治疗。住了两年医院，出来后就病休了。她现在住在八里窑附近的老年公寓，她的一个孙子，就是宋亚杰的儿子伺候着。宋亚杰？你是问宋亚杰吗？早在1959年秋季，农场给三个劳教分子摘帽子，其中一个是宋亚杰。摘了帽子也不叫回家，直到1961年1月才和由田回到兰州。这时候他父亲在宁夏大学当教授，来兰州看他和由田，把他接到宁夏去了。文化大革命中搞“一打三反”，法院说他父亲是美帝国主义派遣来的文化特务，判了无期徒刑，1975年死在狱中了。廖兆玲，“文革”中“一打三反”，她看见许多夹边沟出来的右派又被揪出来批斗，有的判刑劳改，有的枪毙了，她吓坏了，从兰州又跑回酒泉去了。她在酒泉劳改医院当卫生员时认识了一位酒泉新生机械厂的就业人员，她跑到酒泉和这个人结了婚，在劳改厂就业了，逃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那秀云告诉我的，改革开放以后在劳改局见到过廖兆玲，她和丈夫来劳改局办理移居美国的手续。她那个劳改释放犯的丈夫有亲属在美国。哟，我刚才忘了：改革开放之初宋亚杰在兰州炼钢厂学校当老师，他读夜大，毕业后考托福去美国上学，现在是耶鲁大学的教授。宋亚杰也五十几岁啦。张香淑我再也没见过，也没听到过她的消息。赵经忠是南方人，军阀家庭出身。父亲是国民党军长。她原在地质局工作，反右斗争中她大义灭亲揭发父亲，但终归没能逃脱劫数去了夹边沟。她回到兰州后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张启贤很惨：她男人陷害她当了右派送到夹边沟；出来后到了兰州，和客车厂的一个劳改就业人员结了婚。那个男人经常打她。我见过她，说她，你怎么和那么个人结婚。她说，我一个右派，没人要，我还能跟谁？李怀珠回到兰州后从兰州农校下放平凉农校，又嫁人了。还有个叫李默的，武威人，不知她到哪里了。其他几个人的名字我都记不起来了。四十年过去了，记忆力不行了。

对了，夹农如果没死掉，今年应该是整四十岁了，应该有家有孩子了。我已经老了，还能活几年？我最近想着去平凉看看李怀珠，看看夹农。李怀珠还活着，肯定能看到，夹农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他要是不和她妈在一起我就看不到呗。

在列车上

1990年夏季，我从省警校毕业即被分配到地处白银市的王家坪农场工作，在教育科当干事。王家坪农场的正式名称是银城监狱，就因它在白银市境内的原因。王家坪农场劳改的都是判了十五年刑期以下的刑事犯。上班不久，那是年底前，我就执行了一次公务，奉命去武汉押解犯人。还在我去王家坪农场之前，那儿逃跑了两名犯人。听老同志讲，那两名犯人逃跑得特别蹊跷：几十名犯人被带到农田里劳动，在警卫的看押下干活，傍晚收工时少了两个人。警卫战士坚决不承认从他们眼皮底下跑了人，因为那是一片出苗不久的玉米地，犯人们在锄草，每个人影警卫都看得很清楚，不可能逃走。经过分析，农场管教干部和警卫人员共同认为犯人是藏起来了，藏在沟坎或是草丛里了。这时候天已经黑了，不便于搜索，警卫部队便把田野封锁起来，准备明天搜索。第二天，像是篦子一样，警卫战士们把田野篦来篦去篦了一天，没有任何结果。后来就撤除了警戒四方追捕还是没有结果。这次是武汉市公安局拘捕了两个入室盗窃者，经审讯是从王家坪农场逃跑的犯人。武汉市公安局将此事通知了甘肃省劳改局，劳改局打电话叫王家坪农场立即去武汉接犯人。

接到电话的当天上午，科长就带着我和张祥出发了。科长叫李天庆，已经五十八岁了，过一两年就要退休，借着这次出差的机会回老家看看。他的老家就是武汉。张祥是老干事了，三十五六岁。农场的汽车把我们一直送到兰州火车站，我们上了从兰州去武汉的直达列车。

因为走得急，也因为农场经费困难，我们买的是硬座票。看起来，科长和张祥已经习惯这种外出的差事了，火车一开，他们就都倚着椅背歪着头和身体打盹。我真是不习惯这种枯燥的差事：没人打扑克，也没人聊天，睡觉吧，歪着身体挺难受的，根本无法入睡。再说，车上人满为患，拥挤不堪，空气龌龊难闻，令人窒息。时间真是难挨，到黄昏吃过盒饭，我就忍不住了。向科长建议买一张卧铺票，三个人轮换着睡睡觉。科长不同意我的建议，说买了卧铺票回单位无法报销。我说，咱不要公家报销，咱三人凑点钱买张卧铺票，换着睡觉不行吗？科长更不同意了，说，出差给公家办事，为什么要自己掏钱呢！你坚持坚持不行吗？我老头子了，能坚持，你个小伙子这点苦就受不了？我明白，不是能否坚持的问题，他是舍不得掏钱。于是，我改口说，科长，你看这样行不行，不要你和老张掏钱，就我自己掏钱，买了票咱们三人轮流休息，回去后我也不要求报销。他不说话了。不说话就是默许，我又说了声我去买票啦，他还不出声，我就去补票了。我们科长的小气在单位是出了名的。我是在警校学会吸烟的，到监狱上班的第一天，我吸烟的时候递烟给他，他不要。我以为他是不吸烟的，但过了不一会儿，他就从口袋里摸出烟卷吸了起来。这样的事遇到了两三次，我以为他嫌我的烟不好，但仔细观察，他吸的烟更是差劲。我觉得蹊跷，问同事们，同事们告诉我他就是那种人，从不吸别人的烟，自己吸烟时也不让人。机关分鸡蛋，他总是要找个秤来称一称，看够不够分量；若差了一两二两的，都要跑到后勤部门去要回个鸡蛋来。有一次我去他家找他请示一件事情，恰好遇上他和老伴吵嘴。我听了听，原来是儿子要结婚了，女方家里要一笔钱，儿子拿不出那么多钱，要他出一万元。他同意出这笔钱，但却要儿子写借条，将来必须归还。老伴儿生他的气，说他财迷转向，对儿子无情无义。他说儿子长大了，成家立业了，应该自己奋斗，自食其力，不应依靠老子。老伴儿说，他不靠老子靠谁去？你说，谁家的孩子不是靠老子？他说，你看人家外国，儿子一长大就独立生活，不靠父母。老伴儿反唇相讥：你跟外国人比什么，你是外国人吗？中国和外国国情不同，不能和外国比。他说，不和外国比就不和外国比，那就和我比吧。我十六岁离家后就再也没有要过家里一分钱，我还把他们养大了，还供他们上了大学。女人说时代不同了，你不能拿现在和过去比。你过去过的啥日子，你要儿子过你那样的可怜日子吗？

我们的车厢在车尾，走到列车中央的列车长工作席，我就出了很多汗。车长席旁没什么人，车长正低着头数钱。我叫了声车长，然后说，请帮忙给我解决一张卧铺票。车长没有抬头就说，没有卧铺啦。我想利用一下警察的身份，便提高嗓门说，唉呀，那怎么办，我们是外出执行公务，路途远，能不能照顾一下？我的话产生了效力，他抬起头来了，看我。于是，我看清楚了，这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列车长，圆圆胖胖的脸，大盖帽的下边，双鬓已经花白。他的长相显出朴实敦厚的样子。我便又接着说，我是去武汉押解犯人的，我们有一位老同志也像您这年纪了，身体不好，请您照顾一下。您看，这是我的工作证。我一边说，一边把工作证递过去，但是，他只是瞥了工作证一眼就低下头去了，说，告诉你了，没有卧铺。我无计可施了，央求他：帮个忙吧……这一次他连头也不抬了，也不说话，干脆不理会我了。

回到车尾我们坐的车厢，面对着科长和老张询问的眼光，我沮丧地说，没买上卧铺，列车长说没铺了。张祥说，不可能呀，这么长的一列火车，一张卧铺都没有了？我回答，车长说没了，都卖光了。他说，不会的，车长手头总是有几张卧铺票的，不会都卖光的，人家是留着照顾领导或者熟人的，不卖给你。白跑了一趟，我心中本来就不痛快，听了张祥的话，那意思是说我没本事，便反唇相讥：我是没本事，你行你去买呀。张祥遭我抢白，也有点不高兴，说，我说你没本事了吗？我是说车长手里有票，可人家不卖，谁也没办法。我又说，你怎么知道他有票不卖？张祥说，我当然知道，以前坐火车，我遇到过一个列车长。他对我讲过，每趟列车的列车员车厢里都有十几个硬座和卧铺席是空着的，这些座位和铺位，是列车长掌握的，火车站无权出售。

我和张祥戗戗有没有卧铺的事，科长听着听着说话了：别争了！你们俩的意思不就是要卧铺吗？

对呀！我回答。

真想坐吗？

那还有假吗？

你把钱给我吧。

干什么？

我去试试看。

你有办法？

咳，这谁能保证。去试试看呗，买来就买来，买不来就买不来，买来了不是更好吗？拿钱来。

科长，你真去呀？

我已经白跑了一趟，怕他去了也是劳而无功，但这时张祥推了我一把：

掏钱吧，你快掏钱吧。科长说去，你还啰嗦什么，舍不得钱啦？

我拿钱给科长。等他走了，我说张祥：谁舍不得钱啦？我是怕老头子白跑一趟，无功而返。

张祥说，不会的。他自己要去的，准是有办法呗。

什么办法？他认识车长？

谁知道呢。他这人呀，你是搞不清他是怎么回事。好多事情，咱认为办不成的，他去了还就办成了。我和他出差多次，遇到补票的事，住旅馆的事，都是他去，十有八九能办成。

我基本同意张祥的话，我们的科长是有点怪，比如他的吝啬，比如他的思想方式。记得上班的第一天，他在介绍工作的时候，当着大家的面对我说了一大堆冠冕堂皇的话，什么对犯人要像亲人一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爱心去感化他们，教育他们，但是一转身，房子没人的时候，他又以严厉的口气说：犯人都是兽性未泯的东西，心狠手毒，和他们打交道，可是要小心谨慎，保持警惕，保持距离。我对他印象深的还有一件事：那也是刚上班不久的一天，教育科进来一位老人。那人刚进屋，他就很亲热地叫了一声苏政委，并且对我介绍，这是退休了的原监狱政委，是他的老上级。他那恭敬有加的神情令我很是感动。可是过了不到一分钟，苏政委提出要一个篮球，拿回去给孙子玩，他立即就绷起面孔说，苏政委，你孙子要玩篮球，你自己花钱买一个也买不起吗，为什么要公家的？我可以给你一个篮球，教育科有一大堆篮球，少一个两个无所谓，但是，这篮球是给犯人活动用的，我给了你，犯人是要指着脊梁骂我的，也要骂你的，说共产党的干部这么点小便宜都要占。他几句话说得苏政委羞惭惭地走了出去。我当时想，他这人太不近人情了，那么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找你要个篮球，你不给也罢，说那么难听的话干什么？搞得老头太难受了。

还有一点，我也觉得奇怪：他已经是年近花甲的人了。194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而且文化水平也不低，工作能力也很强——他是解放前的高中生，我们银城监狱志的撰稿人——可是他的警衔才是个一级警督，行政职务是科长。我们的监狱长比他整整小20岁，也已经是一级警督，行政职务比他高出两级！还不是党员！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科长回来了。不等他坐下，我就问买到票了吗。他把捏在手中的钱递给我。

你也没买来呀？我说。

他扬了一下手，意思是叫我把钱装起来。我把钱装回口袋的时候，觉得钱是湿的，便说，科长，你是替我省钱呀？你看，你把钱都捏出水来了。

我的话一语双关，既说了他没本事，又讽刺他小气。当然，说了这话我也有点后悔，因为平日里谁要是说他小气，他的反应是很强烈的，跟人家吵架，瞪眼睛。不过，这天他倒是没生气，还朝我笑了一下。他坐定之后说，你们谁累了，就先去睡觉吧。到列车员车厢去，就是最前边的那节车厢，一进门的第一个格子，下铺。

我一惊：科长，你买到卧铺啦？

他说，去吧，你闹得最欢，先去睡吧。

我真的吃惊了：真的，科长，买到啦？

他说，咳，你怎么这么啰嗦，叫你去你就去吧。

那不行，那不行。你先去睡吧，我和老张值班。再说，这钱也不能叫你花，是我要买卧铺的。我说着话，就从口袋里掏出潮湿的钞票。我真是没有想到，平日里抠抠搜搜的老科长今日这样大方。

但是，他推开我的手说，我要你的钱干什么，我根本就没花钱。

我哪里信他的话，说，你开什么玩笑，科长，不花钱叫你睡卧铺，车长那么好心？他是你儿子，还是你小舅子？

他瞪眼了，说，谁跟你开玩笑！我是遇到熟人了——列车长是我的老朋友，三十多年没见过面了。

我还是不相信：科长，你是没买到卧铺呢，还是不想叫我掏钱？三十多年没见过的朋友，今天遇上了，是列车长，叫你白坐卧铺，天下有这么巧的事？

啊，是这么巧，你不相信呀？不相信就算了。张祥，去，你先去睡觉。小林子不信，就叫他坐着。

我不能不相信了，我说，哎呀，天下还真有这么巧的事！科长，你们是什么朋友，是老战友，还是莫逆？你们的关系够铁的！

不是莫逆，也不是战友。

那……那是什么关系？不是莫逆，也不是战友，给你这么大面子——不花钱坐卧铺！

行了行了，你就别管是什么关系吧。你不是困了吗，你去睡觉就是了，你管什么关系干什么！

我当然不好意思先去睡，这里边就我年轻。我和张祥都叫他先去睡。他不去睡，他说，我可是不能睡。我那位朋友说了，这阵儿他当班，等下了班要来找我，我们要聚一聚。

最后还是我先去睡觉。我走到列车员车厢，找到那张铺，果然是空着的，我躺倒就睡了。

我是被人推醒的。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见李科长站在铺前。他弯着腰把脸凑近我，小声地说，起来。我迷迷瞪瞪坐起，看看窗外一片黑暗，车厢里也是只亮着暗淡的脚灯。我问他几点了，他说是凌晨两点。我有点难为情地说，哟，睡了这么长时间？你睡吧，你睡吧；我到后边去。他身后站着个人，这时也说，老李，你睡吧。可是科长说，不睡不睡，这阵儿我不瞌睡，叫张祥来睡吧。然后他指着那人对我说，来，小林，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老朋友魏长海，这趟车的列车长。我们刚刚聚了一下，说说话。我和列车长握了握手，说，认识，我们白天就见过面了。

和白天比较，车长就跟换了个人一样。他热情地跟我握手，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白天不认识。然后又说，老李，你就放心睡吧，你的两个朋友我来安排就是了：车到西安就有铺了，我给他们一人安排一个铺。但科长不同意，说，不用，不用。我们有一张铺轮着睡一下就行，不能给你找麻烦。真的我这会儿不想睡。说着话他就往后车厢走去。列车长和我只好跟在后边。

到了硬座车厢，列车长叫列车员给我们提来一个热水瓶，然后就领着张祥去列车员车厢了。我和科长在硬座上坐下来。

我早就闻到科长身上的酒气了，车长和张祥走后我问，科长，今天开戒了？我知道科长是不喝酒的。科长笑了一下说，喝了点儿。我说，喝了点儿？到底多点儿？他说，一瓶。我吓了一跳，说，你们俩喝了一瓶？他胆子也够大的，作为列车长，在车上还敢喝酒？科长说，一开始他不喝，说工作不允许，可是，他看我也不喝，就说我喝点儿他也喝点儿。结果，我们把一瓶古井贡喝光啦。

我挪了挪位置，让出一块地方叫科长斜一会儿。我想，老头子了，喝了酒，一定是要睡觉的。他却一点儿困意都没有，反复地说，三十年啦，我们三十年没见面啦。过一会儿又说，小林子，你不知道呀，我们是什么样的朋友。我看出来了，他这会儿很兴奋，一丝儿睡意都没有，就跟他说话：你们在一起工作过，老同事。他摇了摇头：不对，不对。我又说你们是同学？他说，不对，更不对了。你听不出口音来吗，他是西北人，我是南方人？我告诉你吧，你猜是猜不着的。我们是夹边沟出来的，生死之交。

我惊了一下。夹边沟我是听说过的，那是酒泉县北边的一处地方，五十年代末期，数千名右派曾在那儿劳动改造；我也听人说李科长当过右派，但不知道他曾在夹边沟待过。我问他，在夹边沟的时候，你们俩关系好？

他回答，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

我奇怪了：也就是说，关系一般？

他说，不一般。

我糊涂了：你这是什么意思？谈不上好，谈不上坏，可又不一般，这不是矛盾吗？

他又说：不矛盾，一点儿也不矛盾。小林，我看这么办吧，你已经睡过觉了，我呢也不想睡，我就对你讲讲我和魏长海的事吧。

我答道：好的，反正我也不困，你讲到天亮我也陪得住。

于是，在去往武汉的列车上，深更半夜的，李科长跟我讲了下边的故事。

我是1957年10月在王家坪农场被定为右派的。原先，我在省公安厅工作，搞外勤——就是侦察员。是苏振起把我要到王家坪的。苏振起你认识吧，就是有一次到教育科来给他孙子要篮球的那个老头。他离休前是咱们监狱的政委。要说他的历史可是老资格了，三七年参军的老红军，五十年代初在陇东一个县当过公安局长，因为犯错误免了职。他对我说过，是因为公安局看押犯人的警察有天夜里喝醉了酒，犯人跑光了，他因渎职罪被免去局长职务，在公安厅当个生活管理员。1957年初领导又起用他，叫他到王家坪农场当场长；他要我去给他当秘书。我家庭出身不好，经过内部肃反之后领导不信任了，不叫我当侦察员了，调到公安厅政治部宣传科当宣传干事。那时候我的思想正处于低落时期，有精神压力，他叫我跟他去王家坪，我就去了。他是个大老粗，不识字。

我就不讲反右派的过程了。关于反右派的书出了不少，想必你也读过，打右派的过程基本上大同小异。我只是讲定为右派之后去夹边沟劳动改造的事。那是1958年春天的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是3月22日。苏政委打发老婆把我叫到他家吃了一顿饭，给我送行。他说他问过省劳改局了，叫我自己到夹边沟农场去报到，劳动教养。我当时说了一句：你不派人押送我吗？不怕我跑了？他说，啥，你跑？你跑到哪里去？我又说，中国这么大，我哪里不能跑？他哼了一声：哼，除非跑到美国去，别的地方，你就是跑到天边边上，我也把你抓回来。咳，我就是那么说一下，我根本就没想跑。我是公安出身，还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吗？小林，这你可是不了解：五十年代的人，阶级斗争的觉悟高，警惕性高，犯人跑到不管什么地方，都有人查问你是干什么的，发现你形迹可疑就报告。再说我解放前就参加革命，虽然当了右派，是阶级敌人，但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判了个劳动教养，我还想通过劳动教养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回到革命队伍里来。

第二天早上，农场的汽车把我送到了兰州火车站，就像今天送我们出差一样，就是时间比今天早一些，因为去酒泉的火车十点多钟发车。苏振起派了个人送我到火车站，给我买了火车票，送我上了火车，他就跟车回去了。我自己坐火车西行。第二天上午到酒泉火车站，下了火车再坐公共汽车到县城。我扛着行李去了酒泉劳改分局，放下行李，叫他们有车时带过去，我步行去了夹边沟农场。

在夹边沟农场劳动了几个月，大约七八个月，到了秋季又调到新添墩。新添墩是夹边沟农场的一个作业站，实际上就是一个分场。

我就是在那儿见到魏长海的，就是这个列车长。

我的印象是夹边沟农场有三千多右派。夹边沟场部有两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