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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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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チ艘淮紊虾＃夜Ｎ宜凳锹穑克担慊辜堑梦腋闼倒幕奥穑�1957年，我就是因为写文章被打成右派的。可是平反以后的几年里，我的手痒痒，又写了几片论述劳改工作的文章发表。这一次没被打成右派，有一篇竟然被司法部评为优秀论文，颁奖会在上海举行。
那是在上海的最后一天，大家自由活动，我去淮海路购物。淮海路的繁华，在我的眼里是可以和南京路相媲美的：商店鳞次栉比，游人如织，摩肩接踵。我是想给老伴儿买几件衣裳的，——我的老伴儿也是个苦命人，在五大坪工作几十年，把两个孩子带大了，遇上我才成了家。她连一件时髦点的衣裳都没穿过——可是跑了几家服装店，也没买成一件衣裳。原因是时髦的太时髦，不时髦的我又看不上眼。
我继续逛商店，看见一家商店门口的牌匾上镏金大字写着：老字号伊丽莎白西装店。店铺的门面不是很辉煌，但却庄重大方。我的心突然动了一下，伊丽莎白这几个字我好像很熟悉。我站住想了想，还真想起来了：近三十年前，在明水的山水沟里，一位上海女人去探视丈夫时对我讲过，她家公私合营前有一家西装店，店名叫伊丽莎白。她还说她家就住在店后的一幢小楼房里。那女人拿过我的一条毛毯，用于包裹丈夫的遗骨。
心头突发的一阵兴奋，我走进了西装店。我并没有要回毛毯的念头，我是想，既然走到门口了，进去问问，如果能见到那位女人，喝杯水，叙叙旧，不是很好吗？
店铺不是很大，但生意很火，顾客拥挤。我思考了一下，走近一位年纪大一点的营业员——实际他也就三十几岁不到四十的样子——耐心地等他应付完几个顾客，才说，请问师傅，你们这个服装店最早的老板是不是姓顾？营业员有点莫名其妙的样子，说，什么老板？我们店是国营企业，不是个体经营。我说，不，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最早——就是五十年代刚解放的时候，这个西装店的老板是不是姓顾？他的眼睛显出惊讶的神色，你问这干什吗？公私合营的事我哪里晓得呀？我说你们这儿有没有岁数大点的人，了解这个西装店历史的人？他思考一下说。你到楼上去问问我们的会计，他可能知道。
按着他的指点，我从店堂的过道上到二楼，在一间狭小的房子里，找到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同志。当他明白了我的来意之后。明确地告诉我，这个店公私合营时期的老板不姓顾，而是姓朱。我说怎么会不姓顾呢，老板的女儿告诉我，她家的西装店就叫伊丽莎白，难道上海还有另一家伊丽莎白西装店吗？老同志肯定地说，不会的不会的，上海没有第二家伊丽莎白西装店。我在上海的私营和国营服装店工作了一辈子，有多少家老字号服装店是很清楚的。看他回答得很肯定，我便说，那是我的记忆出差错了吗？老同志，我再问你个问题，你们的店后边是不是有幢小洋楼？那位女同志告诉过我，她家的店后边有一幢二层的小洋楼，她家就住在那栋小洋楼上。老同志摇着头说，没有没有，我们这个店后边从来没有过小洋楼。我说是不是有过，后来拆掉了？他还是摇头：我不是说了吗，从来就没有过。我在这儿工作了二十多年，后边都是大楼房，是解放前盖的，没有过二层的……他说着说着突然停止了摇头，改变腔调说，哎呀，你要找的莫不是南京路上的维多利亚西装店，那儿的老板最早是姓顾来的，公私合营后换了新经理。我说，是吗？他的老板是姓顾吗？你能肯定吗？他说肯定，我一点都没记错。我疑惑了，说，可我的印象里是伊丽莎白西装店呀。他坚定地说，不对，就叫维多利亚，是你记错了。维多利亚后边是有一座小洋楼，现在还有。我迟疑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她亲口对我说的，她家的店名叫伊丽莎白，是英国女王的名字。但老同志又说，没错，我说的没错，你要找姓顾的，就到维多利亚去找吧。是你记错了，维多利亚，伊丽莎白，都是英国女王，你把维多利亚和伊丽莎白搞混了。时间久了。记忆容易出错误。
我被老同志说服了，承认是记忆力出了毛病。老同志热情地把我送出西装店，站在人行道上指给我去什么地方坐几路车可以去维多利亚西装店。我谢过他。
但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走了一截，我就突然决定不去找那位姓顾的女人了。我是这样想的：挺费事地找了去，如果顾家不住那儿了，不是徒劳一场吗？就是顾家还住在那儿，但那女人倘若已经搬走了抑或不在人世了，不也很扫兴吗！
走进夹边沟
08月初，正在巴丹吉林沙漠腹地的天仓高级农业合作社下乡的金塔县团委书记祁钥泉接到县委通知，立即回县上开会，行李带回去。这个季节回县上开会祁钥泉觉得意外。他是七月初带着一个三人的县委工作组来到天仓的。这是第二次了——从去年合作化运动开始，夏收前夕，县委县人委要组织庞大的工作组分赴各乡，督促各乡做好夏收、交公粮和统购粮的工作。上级下达的统购粮任务很重，县委原定工作组要到九十月打碾罢了才回县的。
回到县上他才知道，要开展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
祁钥泉是很爱读书读报的，他知道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里早就搞大鸣大放了，人民日报刊载了很多大鸣大放的文章。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重要社论，说有些人借共产党整风之际向党发起进攻，党对右派进攻的反击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金塔县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的动员大会是在新近落成的宝水堂进行的，全县乡以上干部参加，全体教师和文化工作者参加，县委书记陆为公作动员报告。然后分组开会，叫大家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
县团委的干部和文教系统的干部教师们分在一个组里。这是最大的一个组，有二百人。
祁钥泉是敦煌县人，1949年秋季，在酒泉县河西中学读高三。酒泉解放了，对新中国的未来充满理想的祁钥泉立即到军管会报名，要求参军。新建立的政权需要干部，军管会便把他送到新成立的酒泉地区干部培训学校学习三个月，然后分到临泽县当了青年干事。1952年初又到沙河镇团区工委当书记，同年又入地区青年干部学校培训几个月，回县后任团县委组织部长，同年入党。他是个高大英俊的年轻人，学习又刻苦——他每天都在读书，喜爱文学，又努力攻读马列主义理论。几年的时间里。他的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经过省团校、省党校两年的学习之后，组织又任命他为金塔县团委书记。
由于这样的成长道路，他认为自己就是个红孩子，本质就是革命的，所以他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给党提意见的思想。
文教系统的大鸣大放冷冷清清，连着两天都没人提意见。
第三天，县委书记陆为公参加了文教系统的会议。由于会议规模较小，陆为公在会上进一步强调帮助党整风的意义，要求大家大鸣大放提意见。他说，给党提不提意见，作为党员干部来说是党性强不强的问题，对非党员干部来说是爱不爱国的问题。
祁钥泉是非常崇拜陆为公的。陆为公是革命老区庆阳县人，出身大户人家书香门第，但却早早参加了革命，当过我党领导的陇东中学的校长，战争年代就担任过庆阳县委书记，解放后第一任的定西地区专员，省交通厅副厅长，后调省委办公厅做秘书长。他是1956年9月下放到基层来锻炼的，兼职金塔县委书记。
金塔县县委书记秦高阳是陕北人，也是老革命，上级并没有免他的职务。于是金塔县出现了两个县委书记的奇特现象，两名县委书记主持着县委工作。
祁钥泉崇拜陆为公还因为陆为公文化水平高，工作能力强，讲话有水平，文章写得好。陆为公作报告从不叫秘书为他写稿，而是自己写个提纲，上台就讲，头头是道，逻辑严密。为人谦和，做事稳妥。他来金塔县工作之后深入群众了解百姓疾苦，改变了从前的县委领导粗暴的工作作风，并纠正了一些原县委的错误决定，因此很受农民和各级领导的拥护。是他主张修建金塔县第一座大礼堂的，他说金塔县的干部没有个开大会的地方。礼堂建成后他提议叫做宝水堂。他说水在金塔县是最宝贵的，是命根子。
陆为公也很赏识祁钥泉。这年初县委把向上级汇报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的总结报告交祁钥泉起草。祁钥泉因工作忙拖着没写，临到审查前的这天夜里突击而成，一夜写了三十二张稿纸。转天早晨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念了一遍，陆为公连声称赞写得好，这个总结写得好，我没意见。我看就这样往上报吧。接着他还说，总结报告是很难写的。县委书记秦高阳也随声附和，报吧，就这样报上去吧。会上还讨论了宣传部的《宣传工作汇报》和学生部的《学生工作汇报》，却都未获通过。后来《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总结报告》打印成文报到地委去了。秦书记去地委开会，回来后握着祁钥泉的手说，地委书记夸我们的报告写得好。
祁钥泉兼任着县上的理论学习指导教师，经常给县委县政府的干部做理论学习的辅导报告。陆为公去听了他讲课，事后对人讲，这个祁钥泉厉害嘛，不光文章写得好，还能讲得很理论，水平高。我看呀，金塔县的干部，理论上没有超过祁钥泉的。
因为赏识，陆为公在县委常委会上提议，向上级组织部门建议提拔祁钥泉当副县长。县委组织部的干部两个月前偷偷告诉祁钥泉：给省委组织部的报告批下来了，叫你当副县长。陆书记说了，等整风运动结束后就宣布。
正是基于这样一些因素，陆为公在文教系统的干部会上讲话的第二天，祁钥泉决定响应陆为公的号召，带头发言。他说，今天我发个言，给县委秦书记提些意见。我的第一条意见是作为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党在金塔县最高领导人，应该注意一下个人的生活作风，行为要检点一些。现在金塔县的老百姓中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秦书记下乡鸡儿遭殃，给个婆娘还要个姑娘。这句顺口溜还有个版本：秦书记下乡鸡儿遭殃，身后跟着两个大姑娘。这第二个版本的意思是说下一次乡，糟蹋一个大姑娘不行，还要糟蹋两个大姑娘。
这是大鸣大放的会，是文教系统的干部大会，祁钥泉是很严肃的口气说这些话的，但会场上仍然爆发出了一阵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有点压抑的哄笑声。许多人捂着嘴笑。不等笑声落地，祁钥泉依旧严肃的口气说，大家严肃一点。我为啥要提这个意见哩，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个人作风问题！你秦书记是共产党的干部呀，你是代表着共产党在金塔县工作的，你当初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推翻三座大山吗？三座大山推翻了，共产党坐江山了，你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下乡的时候要搞女人，还要搞两个。你的这种行为和旧社会的恶霸有啥两样？说实在的，国民党的县长下乡还很少听说搞女人的。下边我谈谈第二条意见，关于统购粮过头问题。我今年上半年在双城乡下乡，看见那里的农民脸带菜色，问啥原因，说是去年的统购粮购得过头了，老百姓没吃的，返销粮又跟不上，老百姓挖着吃野菜……我希望县委领导要关心老百姓的疾苦，要合理收购统购粮……
祁钥泉一口气提了七条意见。散会后还把这七条写成大字报，贴在机关大院里。他不提意见则罢，一提起来竟然一发而不可收：县委有个管福利的干部，每个月给秦书记发一份救济补助款，秦书记把他提了个组织部副部长，这人便趾高气扬，并且每个月给秦书记送一份钱。祁钥泉就这人写了一份大字报：《赵春发不为国不为民，拿着福利费向上爬》。在金塔县北边的沙漠里营造防风林带，树总也栽不活，他写份大字报：《光栽树不浇水，春天栽树冬天烧柴》……他还写了一封给县委的公开信，交给了陆为公书记。
在这封信里，他给县委提出十条建议：1。要坚决反对三大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个人主义）；2。搞好统购统销工作，既要给国家多交公购粮，也要安排好农民的生活，叫农民吃饱肚子；3。对党员要进行深入的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我们是干革命的，不是贪图享受的；4。县人委有些人不适合做政法工作，应安排他们去干其他工作；5。应该发挥党委的集体领导，而不是搞独裁……由于他的带动，机关的干部们都开始提意见、写大字报，大鸣大放还真热闹起来。但是这种状况也就持续了十几天，祁钥泉和其他人提意见的热情突然就冷却下来。原因是他们逐渐发现了，每次开会提意见之后，记录稿被专人封存起来，发言人想查看一下记得正确与否都不允许。还发现有几个人每天在院子里抄录大字报。
人们不再提意见了。有些人把自己贴在机关大院的大字报扯掉了。
祁钥泉也觉得情况不妙。他听人说，那几天抄大字报的人是秦高阳指派的。他在一天下午，把自己贴出去的十几张大字报扯下来烧掉了。就这，他的心中还是惴惴不安，觉得要出什么事。他跑去找陆为公，说，陆书记，你把那封信给我吧。陆为公说那封信我交给秦书记了。他不由得提高嗓门说，你怎么把我的信给他了？陆为公说怎么了，信交给秦书记不对吗？你那是给县委的公开信呀。他也觉得自己有点失态，忙说，交给就交给吧。只是我觉得形势有点不好，像是要出啥事。他想从陆为公这里得到些什么情况和消息，可是陆为公什么也没说。陆为公的脸上仅呈现出公事公办的沉稳神情。
从陆为公办公室出来，他的心里已不是惴惴不安了，而是有点恐惧，脊背上凉飕飕的。他不明白，原先对他很热情的陆书记为啥今天这样冷淡？还有，陆书记的脸上为什么那样忧虑，精神状态也不好……
过了两天，他就去找秦书记了，说，秦书记，我的父母年纪大了。为了能照看老人，我想调动一下工作，调到敦煌县去。他当时预感要出啥事，决定要求调走。秦书记冷冰冰地说，现在搞运动，你哪里都不能去。想调动等运动结束之后再说。
他是有思想准备的，他说，文克栓部长不是调走了吗？我怎么不能调？
你和文克栓不一样。
他心里一怔，又问，我和他怎么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了？你还问我吗？你心里不清楚吗？
他知道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便大着胆子说，我不清楚，你给我说一下。
说一下！好，我就说一下。你呀，祁钥泉，你娃娃今年多大了？
二十四岁。
我看你不像二十四岁。你年轻轻的，就把一辈子的事都做净了！
祁钥泉心里一阵阵发冷。秦高阳又说，你呀，在金塔县已经登峰造极了，你就差提刀杀人了。你知道不知道？
过了五六天，开始反击右派……
二十年以后，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为祁钥泉落实政策，销毁反右当中的所有材料。一位政工干部问过祁钥泉：老祁，我问你，当年县上叫你们提意见的时候，人民日报上早就登出了毛主席写的文章：《这是为什么》、《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城市里早就反击右派了，你怎么还提意见呀？这不是手里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吗！你当时脑子里怎么想的？
祁钥泉回答，是呀，人民日报上是登了那些文章，北京上海也反击右派了。我那时天天看报纸，这我都很清楚，可我那时总认为，那是对那些大人物的，跟我们这些小人物无关。再说，我那时的确太信任陆为公了：认为这么一个令人崇拜的人不会欺骗人的，不会诱骗我们发言，然后关起门来打狗……
反击右派的斗争一开始，哗的一下子，揭发和批判祁钥泉的大字报就把县委机关大院贴满了；说他的发言全是向着共产党恶毒进攻，他写的十条建议是对党射出的十支毒箭。大字报贴了一批，过几天又贴一批。他当然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反党。不承认就开辩论会——实际就是批斗会。批斗他也不承认，于是批斗会就变得旷日持久……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文教系统召开的，有全县干部参加的，还有以小组形式召开的。每天八小时，有时十二小时，白天批斗了夜里还接着批斗，轮流批斗，车轮战。有一天是县委和县人委的一帮科局级以上的干部开批斗会，会议主持人是组织部的副部长。开始的时候主持人讲，我们今天开一个和右派分子祁钥泉的辩论会。秦高阳也参加了这天的批斗会。这天的会上，祁钥泉仍然不服输——不承认自己反党。别人批一条，他反驳一条，别人批两条他反驳两条……总之，他理论水平高，能讲会道，谁也批不倒他。于是，每当他讲话的时候，有的人就推他，还用拳头捣他的肋巴骨。
平时的批斗会，就有人推他捣他，他都忍了。这天参加会议的都是县委县人委的科长、局长和部长，这种行为令他十分厌恶，他喊起来：秦书记，你看，你看，这叫什么辩论会，又推又捣的，还叫我说话不！秦高阳说，不要推，不要搡，叫他说。
叫他说他就说：我给秦书记提意见，这是对个人的批评，不是对党的进攻；我对县委的十条建议，哪一条错了？
他就十条建议一条一条进行说明，指出每一条建议的实际根据并且背诵马列、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一讲起理论来，他头头是道，某些马列、毛泽东的原话他是倒背如流。那些科长局长们讲不过他了，便说，你说得对，你写得对，但你心里反党！
后来，看他还是不服，辩论时发言的人就不叫他说了，只是批判者一口一个右派分子地说他，扣右派分子和反革命的帽子。
他说，随便你们说，嘴是扁的，舌头是圆的，你们随便说吧。
批斗持续了三四个月，他的身心都受到了伤害，已经招架不住了，没有精力反驳和辩论了，每次开会就一言不发。他在心里说，你们说吧，你们想把我说成右派就右派吧。左派、右派就一字之差，你们就是把我说成右派又能怎么样？这是意识形态问题，毛主席讲了，意识形态的问题，要用意识形态的办法去解决。你们还能违反毛主席的教导吗？
尽管他的心里是这样想的，可是进入1958年的1月之后，他感觉到形势更加严峻了，批斗会升级了：连着开了两次全县乡以上的干部和文教系统职工参加的批斗会，就是在陆为公题了字的宝水堂。
第二次大型批判会结束后的这天，晚上回到家中，他对妻子说，情况严重了，这几天的大字报都是给我定性的，要求县委把我定为右派。有的大字报说我是反革命分子。看来要处理右派了——这是领导上的意图。没有领导的意图，不会有人写这样的大字报的。我得有思想准备。
祁钥泉有个美好的家庭。他是1955年结婚的，那年他二十二岁。妻子是1954年支援大西北来到金塔县的天津市姑娘，这年二十岁，漂亮，能干，贤惠。妻子是金塔县城关镇政府的秘书。他们的孩子一岁了。由于夫妻上班，没人照顾孩子，他们请了一位老太太做保姆。
妻子问他，怎么做准备？
他回答，看这样子，我真要定为右派了。右派是敌我矛盾，处理会很严重的——可能当不成干部了——我想了，为了你和孩子不受连累，我们离婚吧。
妻子激烈地说他，你怎么想到这个问题上去了！会怎么处理你！下放当农民？判刑劳改？劳改咱们就一起劳改去！种地咱们就一起种地去！
事情的发展还真被妻子不幸而言中了。就在第二天的上午，他又被叫到了宝水堂。他以为又要开批斗会，不料会议主持人是县委的一位姓赵的副书记，他说，下边由公安局副局长赵正方宣布逮捕令。
赵正方是农民中提拔起来的干部，土改时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当过村长，当过双城乡的公安特派员，在省公安学校学习半年回来后升为公安局副局长。公安局没有正局长，他主持工作。此刻他威严地一个一个叫名字。每叫一个名字，就喊一声出来，往前走！那个右派就往前走两步。接着赵正方宣布逮捕令，再喊一声捆起来，就由两个公安中队的战士五花大绑捆起来。后来赵正方喊，右派分子祁钥泉站出来！
从第一个右派被捆起来，祁钥泉就明白了，他也是要被捆起来的，所以他不等赵正方喊往前走，就走到前边去了，而且走到离主席台只有两步的地方。赵正方读完逮捕令喊了一声捆起来，两个公安战士拿麻绳走了过来，伸手要抓祁钥泉的胳膊，但祁钥泉大喊了一声：后站！
那两个战士惊了一下，站住。祁钥泉大声说，赵书记，钢刀虽快不斩无罪之人，今天你们逮捕我，我要问一句，我犯什么法了？
赵书记说，你还没有犯法吗？
共产党叫提意见，我提意见了，提意见犯法吗？那县党委号召我们提意见犯法不犯法？
赵书记愣住了，不知如何回答，他既无回答这种问题的思想准备，又缺乏灵活应对的智慧。
会场沉寂了约一分钟之久，有几个积极分子喊捆起来，捆起来，太嚣张了！
那两个战士抓住了他的胳膊，五花大绑捆了起来。他没有反抗。他知道，他可以推开这两个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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