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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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嘛？你说个不换的原因嘛！

为啥？这原因很简单：杨队长一个月供应多少粮食，不也和我们一样吗？一天七两口粮。他吃饱吃不饱？有剩余没剩余？他拿十斤豆面馍换我的表，这豆面馍从哪里来？我问你，杨队长的家又不在这里，他在食堂吃饭，他哪来的十斤馍馍？

你不要管他的粮食从哪来的嘛。

不管粮食从哪里来？不管不行呀，他的粮食肯定是要从我们吃饭的灶上抠出来。也就是说，他把大家的救命粮拿来换我的表，结果是我吃了粮食，他得了表，别的人可能就饿死了。你说，这样的粮食我能换吗？我吃下去于心不安呀！我是损人利己呀，是助纣为虐呀……

刘政德沉默了，许久他才说，这么说你是不换了？

不换。

换给吧。

不换。

你真不换？

真不换。

好吧，不换就不换吧。你睡吧，我走了。

邹永泉说，把你的馍拿上吧。

刘政德说，不拿了，不拿了，那是我给你的。

刘政德走后，邹永泉一动不动地就那样坐着，直到食堂的炊事员提着饭桶进了地窝子。最近的这次搬房之后。很多人起不了床了，农场领导体恤劳教分子，叫炊事员把饭送到地窝子，减少体力消耗。

吃的仍然是一马勺豌豆面糊糊。豌豆是凉性食物，淀粉少，煮的糊糊又稀溜溜的，所以要趁热喝下去；如果放凉了，糊糊就解了，变成半碗面糊半碗清水。

喝完豆面糊糊，躺倒又睡，但怎么也睡不着，我就捅了邹永泉一下，说，喂，你今天可把刘政德弄得难堪得很！

邹永泉正在嚼刘政德给他的白面馍馍，他停止咀嚼说，他活该。

我说，哎，你也不怕得罪他？

他说，怕他什么？我也不是炊事员，还怕他整我吗？

我说，可你把杨队长得罪了。

他说，得罪就得罪吧。过去他也没照顾过我，我也没讨好过他。以后呀，要是上边开恩把咱们放回去，他也不能扣住我；要是长期如此，没有十斤粮食是个死，有十斤粮食也是个死。至于死了以后的事，我就不想他了——是埋掉呢，还是扔在沙滩上叫狼吃掉，都一样呀……

我没再出声。我们比邻而眠已经七八天了，但我对他的了解并不多，因为我们觉得生命已经快到尽头了，一切对我们都没多大的意义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冷漠到极点了。就拿目前来说吧，他躺在被窝里吃着刘政德拿来的白面馍，并不掰给我一口。而我呢，也不责备他吝啬和自私。我有吃的也是独吞，不给他。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因为我的父母常常寄点炒面粮票什么的，我的身体还比较健康，而他已经衰竭得够呛了，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我认为这要怪他的家人，家人不给他寄炒面和罐头却寄给他一包多维葡萄糖粉，他每天冲一小勺喝。那不就是糖水吗！肚子吃不饱，一缸子糖水能救命吗？

不过他今天对刘政德的态度令我钦佩，他不为了多换点粮食而去损害别人！

转天我独自去了南寨村。我的棉袄裤换了六七个土豆，还拿着两双袜子，两双袜子换了两把沙枣。闹饥荒的年代，这里的农民把沙枣当粮食吃。

南寨村在兰新公路的北边，紧靠着公路，有几十户人家。南寨村和明水农场之间隔着一片沙包，人叫鸣沙窝，有六七里宽。南寨村的农民也很穷，有些人家的男子汉逃荒去新疆了，家里就剩妇女老孺。

一路走一路吃沙枣，回到山水沟的地窝子我已经把沙枣吃光了。喝完了晚上的一碗糊糊就又躺下了。躺在被窝里我对邹永泉讲述换粮食的过程。他一边听一边骂：抢劫！这是抢劫。他就这么可笑，随便一件小事都容易激动和发脾气。我记得刚搬到这间地窝子的那天夜里，有个专门做生意投机倒把的农民拿着个布袋子，里边装着烟卷烧饼之类的东西，闯进我们地窝子来，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有个右派用一支金星笔换了一盒双羊牌劣质香烟。他大声地骂那个农民“抢劫”。那个农民说不换就算了，转身要走，他却又拉住人家要用自己的毛衣换烧饼。

听我讲完去南寨村的事，邹永泉说，刘政德今天又来了。

我说是吗？

他说，他还是要换我的表，说再增加几斤。

你怎么回答？

我说不换。

他没再说啥？

说了，他说了很多，央求我把表换给杨队长。他还说，他这次找我换表，是杨队长在他房子说话说起来的，我这里有块好表，他就主动提出来替杨队长换我的表。他说，既然是他主动提出来的，这表要是换不成，他不好给杨队长交待。我想，他跟我说这些话，有一箭双雕的效果：一个目的是给杨队长开脱，他们怕我找领导反映呀，大队长拿灶上的粮食给自己换手表！再一个目的就是一旦动员我换成了，他杨队长既得了表，刘政德又讨好了杨队长。我把他们的目的猜透了，就是不换，叫他在杨队长跟前丢脸去。你可没看见呀，刘政德今天低三下四的样子，他一再央求我：看在我的面子上换给他吧，换给杨队长吧。这次你帮我这个忙，以后你有啥困难了你就来找我……

我就说不换，只要是杨队长换我的表，我就是不换！

当时，我夸了邹永泉两句：好，好，你把刘政德碰回去好，叫他不要以为当个管理员就可以为所欲为，无所不能，叫杨队长也明白，虽然我们是阶下囚，但也不巴结他……但是，喝完了晚上的那份汤，又一次沉入黑夜躺在地铺上之后，我又久久地睡不着觉，我又一次捅了捅邹永泉：

喂，老邹，你睡着没有？

他从睡眠中醒来，迷迷糊糊问我，嗯，什么事，老杨，是你叫我吗？

我说他哪来那么多瞌睡！不要睡了，我们说会儿话。他问说什么。我说，就说你的表的事情。索索的被褥响的声音，他转过身来了，把脸对着我了。说：

表怎么了，你说我的表怎么了？

我说呀，刘政德找你换表，你就换给他吧。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嗯？你同意换给他。

不是我同意，那是你的表，你拿主意。我是说，他答应给你十斤豆面馍馍，今天又说加几斤。你就跟他说，十五斤，给十五斤就换给你。不少了，一块表换十五斤粮食，真不少了。你知道现在的行情不知道，一块大罗马换不上五斤炒面了。再说，他还说了，有啥困难找他去，他要是真心帮助你，你可能还能活着走出明水农场……

妄想！

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我可以猜测到他白皙却又黄惨惨的消瘦面孔上痛苦的表情，因为他说话的口气虽然缓慢无力，但却用词很坚决。他说：

我知道我活不长了。我从各方面的情况分析——包括场领导的讲话——现在是全国性的缺粮食，我们劳改劳教的首当其冲。要想改善，得到明年夏收……咱们一天吃七两豌豆面，无论如何活不到明年夏季……

那你就该把你的表换吃的……

换得三五斤，七八斤，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大厦将倾，独木何为。

可你昨天说，说不定十天半月能放我们出去……

那是希望，美好的想象。实际不可能。好长时间我都在想，毛主席不知道下边的人胡作非为，不知道我们在农场里受这样的苦，他知道了会解救我们的，可是我又想，毛主席不会不知道我们受的苦，受的罪，他那么聪明决断，甘肃省委能瞒了他？

听着他的分析，我心头一阵阵发凉，我说，不说这些，不说这些。小心人听见了汇报去。我要跟你说的是你就按刘政德的话办，把表换给杨队长，你能多得几斤粮食。

不换，他给的粮食再多也不换。他是拿大家的口粮换我的表呀，我可能活下去了，但更多的人死掉了，我不是助纣为虐吗？　我死了人们也要骂我呀，为一己之利损害众人。

没人说你呀！就是有人说你，也可以原谅的，罪责在刘政德，你并没有多大的责任。

他说，古人不是说过吗？不因善小而不为，不因恶小而为之。

我不好再说什么了，我说，不管你跟谁换都要早点换，越往后粮食越紧张越贵，换的就越少。睡吧。

他说睡吧。

其实，不论是邹永泉还是我，都对这件事的后果估计不足。

第二天早晨喝汤的时候，他把饭盆伸到我面前说，你看。

我看到了，他的饭盆里面汤比我的少三分之一。

我说他，你认为是刘政德捣的鬼！

他说，到晚饭看看再说吧。

到了傍晚，炊事员提着桶走进地窝子以后，我就特别注意炊事员打饭的过程：给我给别人打饭，他都是一舀一马勺豌豆面糊糊，轮到邹永泉的时候，他舀了一马勺，但往外走的过程中马勺一倾斜，流出去不少。倒在邹永泉的饭盆里，和我的比比，少了三分之一。我们都是在夹边沟农场小卖部买的儿童洗脸盆当饭碗，大小一样。

邹永泉立时就叫起来：你怎么给我的比别人少？

炊事员说哪里少了，哪里少了！

邹永泉把我的盆端过去和他的盆放一起。炊事员只好说，再给你补一点，再给你补一点。

炊事员又给他舀一点糊糊，但也不如我的多。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三四天，每次开饭炊事员都给他舀的饭少，他几乎每天要和炊事员吵架。于是我又一次劝他把表换给杨队长，我说他胳膊拧不过大腿。他不为所动。我又劝他，那就到南寨村去换吧，换给农民吧，你总要填补些粮食嘛。他对我苦笑一下：杯水车薪，杯水车薪。

但是有一天下午，他到隔壁的一间地窝子去看一个他的上海老乡回来，很激动地对我说，杨世华，这两天你还去南寨村吗？

我是经常去南寨村的，有时拿自己的物品换粮食，有时有人死了，在管理干部来处理后事之前偷下一个饭盆，一双袜子，一件旧大衣，我都拿到南寨村换粮食。哪怕换一把沙枣，我也去。

我说去，明天去。

他说，你找人打听一下，有没有人拿粮食换手表。

我说他：你改变主意了？

他告诉我，在隔壁的地窝子里，人们都在传说，省委的一个工作组来过夹边沟了，还有人说是中央监察部的一位副部长，是个女同志。他们是来了解情况的。看来，夹边沟死人的事真的惊动了中央，中央要解决夹边沟的问题了，要放我们回去了。我要活下去。

听到这讯息我也很高兴。我把自己在天水中学工作时缝制的一件半大皮袄拿出来了，拿到南寨村换粮食。中央已经知道夹边沟的事了，那就是说有希望了，我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活下去，活着回到天水去。

我的短皮袄做得很好，是直贡呢的面子，水獭皮的领子。里子是九道湾的滩羊皮。滩羊皮是很有名的，是宁夏自治区靠近黄河的河滩上放牧长大的绵羊皮。它皮薄毛厚，既保暖又轻便，九道湾又美观好看。这件皮袄缝好以后，我就没穿过几回，在学校里上班我都舍不得穿。也就是过春节穿几天。定右派后我把它带来夹边沟，放在箱子里根本就没穿过。

皮袄换粮食的事不好办。我在南寨村进了几户人家。有的嫌小。——我的身材瘦小，我穿的衣裳，农村的成年男子要么穿不上，要么穿上了紧绷绷的胳膊不能活动。还有一个问题是我说拿皮袄换粮食，有些人不敢换，他们说，队长早就讲过，不叫他们和明水农场的犯人来往。给犯人衣物和粮食，就是帮助阶级敌人，脚后跟站歪了，是犯罪。

有一户人家只有一个老婆子和一个小姑娘，老婆子的儿子儿媳逃荒到新疆去了。这个老婆子看了我的皮袄，穿在身上试了试，很合身，就有点爱不释手的样子，说是换给她。但是说到换多少粮食的问题，她说给我两碗酸菜。西北的酸菜也叫浆水，是大白菜呀圆白菜呀芹菜呀煮个半熟倒进缸里，再煮上一锅苞谷面糊糊倒进去，盖上盖儿，使菜发酵。发酵后的菜就不再发霉了，要吃时舀出来做汤喝。两碗酸菜就想换我的皮袄，那哪行呀，我当然不换。我就是想换点粮食的，但她死活不同意给粮食。她说，给你三碗酸菜，给稠些。我说不换不换，酸菜你留着自己吃吧，三碗酸菜你吃了可能还救你的一条命哩，可是救不了我的命。

走了七八户人家，皮袄也没出手，最后我就进了队长家，说我的这件皮袄想换点粮食。队长也喜欢我的皮袄，但他试着穿了一下，穿进去一条胳膊就再也穿不进另一条胳膊了。嫌小。他说，你再来的时候给我拿件宽大一些的，也要滩羊皮的。我说我又不是二道贩子，哪里给你找件宽大的滩羊皮皮袄去。这时我突然想起邹永泉托我的事，我就说我有个朋友有一块手表，想换些粮食，你换不换？队长说换，是块什么表，是大罗马吗？我说不是大罗马，是浪琴，比大罗马好得多。队长听说这么一块表要换粮食，很是有兴趣，立即给我拿了个白面饼吃。那白面饼还真白，我已经好久没见过那么白的白面了，跟城市里卖的富强粉一样白。拿在手里掂一掂，有四两重。关于那块表队长问了我很多情况，最后对我说，你回去问一下，他要换多少粮食？你把他叫来行不行，我们当面谈？我说他可能来不了啦，他的腿软得走不成路了。

回到山水沟跟邹永泉讲了情况，他说去，明天我去。我怕他腿软走不了那么远的路，但他不知哪来的力气连休息都没休息一次，跟我穿越鸣沙窝去了南寨村队长家。这次一进门，队长就给我们一人一块白面饼，然后看表，然后谈价钱。事先我和邹永泉就商量好的，不能一次谈成，要吊他的胃口，多吃他两块白面饼。所以第一次没谈成。

后来又去了两次，我们两人又吃了村长的四个饼，然后交易谈成了，换了五斤炒面外加三个白面饼。

最后，村长把我的皮袄也留下了，给了我三个白面饼。村长说，皮袄留下就留下吧，我的儿子大了再穿。村长三十岁出头，他的儿子八岁，刚上小学。

我的三个饼，回到明水农场，我一顿就吃完了。许久没吃过饱饭了，三个饼放在口袋里很是诱惑人，吃过了晚饭坐着，掰一块，再掰一块，到睡觉时就吃完了。我真钦佩邹永泉。他的三个饼和五斤炒面，回到山水沟之后他只是像冲多维葡萄糖粉一样舀了两小勺炒面，冲成稀汤汤喝了一碗，然后就把白面饼和炒面都放进皮箱里，锁好。我说他，两小勺炒面顶啥用？有吃的就吃呀！他回答：

不能多吃，要细水长流。这种状况不知要持续多久，可我再也没什么东西去换吃的了，不细水长流以后怎么办？

以后的日子里，食堂给他打的面糊糊还是比别人少，但他一句话也不说，也不找领导反映。他就是每天冲一碗面糊糊补充一下。这期间他也不再躺着了，我和他一起每天都去挖苦苦菜。我们要争取活到释放的那一天。怕人偷，他每天外出时把炒面和白面饼装在一个布袋里背在身上，晚上睡觉时才锁在皮箱里，放在脚下边。每天我们都去南寨村的麦田里挖野菜。他还不断地追逐蜥蜴，用铁锨拍打，打死了拿回来烧着吃。

我是很注意饮食卫生的。我挖野菜煮着吃，也捋草籽炒着吃，但我从不吃老鼠、蜥蜴之类的。

有一天，在挖野菜回来的路上，他打了二十多条蜥蜴。回到山水沟之后，他在地窝子外边用蒿蓬点了一堆火，把蜥蜴扔进去烧，一边烧一边吃。我在那儿煮苦苦菜。后来，吃得剩下两个蜥蜴了，他说我，这两个你吃了吧。我说不吃，有毒。他说，没毒，我吃了十几天了，平平安安的，没啥事，你放心吃吧。他还说，他吃第一条蜥蜴之前观察了好久，别人吃了蜥蜴没出什么事，他才吃的。我说我嫌恶心。结果他把那两只烧得黑乎乎的蜥蜴又嚼着吃了。虽然蜥蜴表面烧黑了，但里边还是没烧透，他咀嚼的时候我听见了咯吱吱的声音。我的心里麻酥酥的。

但是过了两三天，他的身体突然肿起来了。全身都肿了，像是吹气一样肿了起来。腰肿得像是水缸一样粗，脸肿得眼睛睁不开。叫医生来看，医生了解一下情况，说是吃蜥蜴中毒，给了几个白色的药片片，转身走了。过了一天，他就完全地闭上了眼睛。

埋葬之前，我想给他换一下衣裳，但是因为肿胀，衣裳绷得紧紧的脱不下来。清理遗物，打开他的皮箱，见他从南寨村换来的炒面还剩下二三斤，还有两块白面饼，白面饼子干得掰都掰不动。

告别夹边沟

1960年秋季的一天，夹边沟农场所属的新添墩作业站几百名右派凌晨四点钟就起了床，整装待发去明水农场。在河西走廊的西端，这时候还是深夜；因为仲秋的这片荒原上，要到八点钟太阳才能爬出地平线。

还在十多天前，夹边沟农场就接到上级指示，夹边沟农场的全体劳教分子迁往到高台县的明水乡去。省劳改局决定在那儿立即上马建设一个五十万亩土地的谷物生产基地，需要大批劳动力。新添墩作业站已经过去两批人了——约三四百名，今天走最后一批——连锅端，总共四五百人。

因为昨天傍晚就通知过的，今天早晨要来汽车，所以听见哨音响，右派们全都起了床，捆行李，吃饭，做好准备工作。由于是要走远路，这天的伙食也与往日不同：小米汤，不限量，敞开喝。这件事可是把右派们乐坏了。有些人打一份回来，等不得小米汤凉下来，也不顾烫嘴不烫嘴，噗噗地吹着，稀溜稀溜往下喝——他们怕稀饭被人打完了，自己打不上第二份。有些人很聪明，打了小米汤回来，把米汤倒进洗脸盆里，然后又往伙房奔去。一时间，通往伙房的路上人影躜躜，脚步匆匆。当然，这可苦坏了那些身体已经衰竭的人：他们平时就走不动路，跪着去食堂，慢腾腾地在地上挪，像是疲乏无力的鸭子晃呀晃的，而此刻为了多喝一份小米汤，他们竟然也打起了精神，快速地移动双腿往前走。为减轻膝盖的疼痛而绑在膝盖上的鞋底发出沙沙的摩擦声。他们快速行走的姿态如同刚从大海里爬出来的躲避海豹追击的企鹅，快速地摆动着身体和短腿。

蔬菜组的王永兴打来了一份小米汤。他是个老病号了，近来腹水增多，不下地干活，所以开饭时总是晚去。这天他打回小米汤来，像往常一样，盘腿坐在土台子上，一勺一勺慢慢喝。这时有人说了一句：今天的米汤敞开喝。他不相信，说，哪有那样的好事？仍旧一口一口慢慢喝，充分咀嚼。但是，看到有人真的打来第二份小米汤，他也紧急行动起来，忙忙地打开已经捆好的行李，拿出一个闲置的大茶缸子，匆匆向伙房走去。他还怕自己行动得晚了，走在半路上问了一个打饭回来的人，还有米汤吗？那人回答，有，多的是。他果然打到了第二份小米汤。

打回的小米汤晾在土台子上，他接着喝先头的那一份。喝着米汤他还说那些腿快的人：你们打下三份四份，能喝完吗？一会儿出发怎么办？端着上路吗？王永兴是个很务实的人，做事很有分寸，从不做莽撞事。他看见那些贪心不足打了三四份小米汤的人，从心里就觉得可笑。他又说，人的肚子是有限的，可不要贪便宜胀死！

但是，那个打了四份小米汤的人很轻易解答了他的难题。那人喝了两份小米汤，然后把一条毛巾铺在土台子上，把另两份米汤慢慢地倒在毛巾上。毛巾是个过滤器，清汤渗入沙土去了，米粒就堆积在毛巾上。那人看了一眼王永兴说，你看我有办法没有？这时候王永兴后悔得要死，后悔自己怎么就想不出这么个主意来。但后悔也没有用处，因为已经有人回来说没米汤了。

吃过了饭，劳教分子们把行李搬到院子里放下，然后就集合排队出发了。王永兴没走，他和一帮病号留下来等待拉行李的汽车，坐汽车走。

八点半钟，酒泉劳改分局调配的六七辆卡车驶进新添墩，装上行李载上病号和一帮装卸行李的人，出发了。汽车驶出田间公路，经过杨洪公社的一个村庄时追上了先行出发的大队人马。从新添墩去酒泉火车站约七八十里路，队伍才走出二十几里就已经散乱了，哩哩拉拉二三里长。当汽车超过稀稀落落凌乱不堪的队伍时，扬起阵阵尘土。王永兴听见了不断如缕的吼骂声：这一帮狗日的倒舒坦了，平常不劳动，现在又坐上汽车喽……

王永兴是前一年的初冬病倒的。那是10月下旬，冬灌＇1＇最紧要的关头，花园水库通往夹边沟农场的大干渠冲垮了，夹边沟农场的领导指示新添墩作业站抽调五六十人去修渠。冬季外出施工，是要挑强壮劳力的。1959年，劳教分子们的口粮就削减到每月三十斤，基建队和农业队的人因饥饿和超常超重的劳动体力衰竭了，只抽了一小部分，而蔬菜组的人因为劳动强度相对要轻一些，还能近水楼台地吃点西红柿南瓜什么的东西充饥，体质相对而言要强壮一些，所以三十多个人无一漏网被抽去修渠了。修渠是在西边十几公里的银达公社的荒滩上，住在两户社员的草房里。那是真正的堆草房子，他们去后把草腾到院子里，又在地上铺点麦草挤着睡。真是拥挤呀，三十多人挤在一间房里，人只能侧着睡，翻身都翻不了。吃的又是菜糊糊，尿多，人们出去一趟又出去一趟。每次出去不是踩着这个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