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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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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席话说得铿锵有力。领导还没遇到过这样的事，那警察可能也没见过这样的右派，一时间他们愣住了，警察也不敢贸然上前抓我，体委的干部们也都寂静无声哑然失色。大概静了一两分钟，领导才说了一句：会就先开到这里吧，叫李祥年先冷静冷静，回去考虑一下，明天再说。
明天？哪能等到明天！我估计散会之后他们就要请示上级，如果上级回答对不服从组织处理的右派强行扭送夹边沟，明天可就晚了！散会之后我就去了火车站，买了车票。傍晚等到机关下班之后回到宿舍，把被褥卷起来，叫个三轮送到火车站，当夜就上了44次列车，直奔北京。到了北京姐姐家里，我不敢说实话，就说是回家探亲来的。为什么不敢说呢？就因为我妈思想积极——她是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干部，就是人们常说的街道老大妈。她因为工作积极还戴过大红花呢。我父亲虽说赋闲在家，但胆子小得很。旧职员嘛，唯恐有什么祸事临头。五七年我被定为右派之后，我曾写过一封信给父亲，说反右斗争激烈得很，我受批判了。我父亲回信中就说过这样的话：只要不定为右派，挨批判没关系。我在家里待着，心情不好，又没事干，就每天跟着父亲出去，会他的那些票友，唱戏，消磨时间。在家里待了一个月，兰州市体委的公函寄到建工部设计院党委了。领导就找我姐夫了。我姐夫是辅仁大学毕业的，家庭出身官僚资本家，这时在设计院当总工程师，胆子也小得很。领导对他说，林总，你思想挺积极的，政治上要求进步，家里怎么养了个不劳而获的右派分子，还是劳教分子。我姐夫说我不知道这事呀。领导叫姐夫把我送走，接受劳动教养去。姐夫一回到家里就说了这事，当时全家大惊失色哑口无言，我父亲连晚饭都没吃。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姐姐跟我谈话，说，你还是要回兰州去，我们给你拿钱买车票。我当时没说不回去，因为我知道，我住在家里对姐姐姐夫不利，全家也要受牵连，他们保护阶级敌人嘛。可是我心里的确不想回兰州去。
我在姐夫家又住了两三天，姐姐和母亲没再逼我，但管庄派出所的警察找我来了。那是中午，我正在睡午觉，母亲喊祥年，警察找你。我一下子惊醒了，吓得惊叫起来，像是魇住了一样呻吟不止。我母亲当时安慰我：祥年，你怎么啦，怎么吓成这个样子啦？别害怕别害怕。那天警察跟我谈话，说，你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逃跑呀！我说党的政策允许自谋生计，我是开除公职了，回家来了，这怎么叫逃跑呀？警察说，劳动教养是经政法机关审批的，一旦批示了，就要强制执行的，你还得回去接受改造呀。警察走后母亲跟我谈，祥年呀，你还得回去呀，政府的决定是不能违抗的。转天，母亲给了我些钱，送我到管庄的汽车站。在车站等车，我跟母亲说，娘，我真不想回去。劳教农场吃不饱，每天喝稀糊糊，劳动比劳改队还要重。母亲说哪能呢。共产党是讲人道主义的，是讲思想改造的，哪能饿肚子呢。我说兰州五七年底就送右派去夹边沟了，亲人们去探望，都知道吃不饱，不能去呀。母亲说，你不去怎么办呀，不能离开组织呀。我说已经开除了，还有什么组织呀。母亲说，只要你好好改造思想，组织会在你改造好之后安排你的出路的。
车来了，离着还有二百米远，我跟母亲说，壮士一去不复还。母亲是读过大学的，她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了，抱着我的腿说，儿子呀，你要听党的话呀……
复还是复还了，但却是二十年后。苏武牧羊十八年，薛平贵在西凉招为驸马也是十八年，杨四郎失落番邦……我离开家后二十年又四个月以后才得以重返，那时候我母亲已经作古了……
我和母亲告别的一幕永远地刻在我的记忆里了。亲妈。独子，我的亲妈把她的独子撵出家去，叫独子去接受非人的生活。
我当然没听我母亲的话。我不能在家里待了，但我决不回夹边沟去。我拿母亲给我的钱买车票到了天津。天津有很多亲戚但我没找。我想，我的母亲和姐姐都不留我，亲戚们能留我吗？我找同学去了。我有个同学张金铸当时在一个中学当老师，我住到了他家。他的表妹介绍我到新华造纸厂干临时工，一天挣一元八角钱。我干了近两个月临时工又出岔子了：一天在街上走，遇到了我的亲伯父，就是李鹤年的父亲。他问我怎么在天津上班？我说了瞎话，说工作调回天津来了。伯父问住在哪儿，我说暂时住同学家。伯父叫我回他家住去，我没去，伯父便寄信给我父亲，说在街上见到我了，为什么不去家住而要住在同学家？我姐姐看了这封信，汇报了设计院党委，党委又通知了天津市公安局。市公安局的警察到造纸厂找到我，说跟我走一趟。我跟他去了，立即就被扣了起来，关到了看守所。过了几天，兰州市体委的办公室主任和射击教练来了，把我接回了兰州。在火车上看得严，没机会跑。到了兰州，回到五泉山市体委的机关大院，借着解手的机会我翻墙跑了，往五泉山的山坡上跑。结果射击队的小伙子们提着小口径步枪追我，子弹打得身旁的土地冒烟，我吓得腿都软了，被他们抓回去了。转天就把我送到了夹边沟。
……由于有过一次回家的经历了，这天走到了家门口，我就犹犹豫豫不敢敲门了。我怕过不了姐姐和姐夫这一关呀。上次我妈妈给了我车票钱，我没听人家的话跑到天津去了；这次回来没有任何手续，姐夫姐姐猜都能猜出我是逃跑回来的，还能留我在家吗？
我在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蹓跶，思想里剧烈地斗争着进不进家。我的确想进家去呀，想看看亲人；我的身心都疲惫了，真想在家里睡一觉，休息休息，吃一顿饱饭。我却又不敢进门。我逃出夹边沟很不容易。可以说冒了很大的风险吃尽了苦，我可不愿意叫我的亲人们打个电话就把警察叫来，把我逮起来送回夹边沟去。这次要是抓回去，可就不像上次了，说不定要“升级”的。
我在姐姐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整整一夜也没敢敲门。到六七点钟天亮了，第一趟从通县到北京市的公共汽车开过来了，我上了车。什么母子情呀同胞情呀，就都结束啦。
汽车到了市里，下了车，我开始琢磨下一步怎么办。我从夹边沟出来的时候身上有七八十元钱，虽然整个路途几乎没买车票，但我身上的钱已经花光了。在石家庄买了两只高价鸡就花去三十多元，其他的钱住旅社吃高价饭用了。我想找个临时工干，北京却没熟人，而北京的户籍管理是很严格的，市民们对外来人警惕性极高，我不敢自己去找工作。
我在街头流浪了三四天，白天在街道上蹓跶，在商店里站一会儿，暖和暖和身体，夜里就去蹲火车站的候车室。正是春节运输的高峰期，流动人口多，我在候车室坐着睡觉并未引起警察的怀疑和注意，但是身上就剩下两三元钱了，我的内心很恐慌：怎么办，花完这两三元钱后挨饿吗？我想来想去，决定去偷了。我也看见了少数人伸着手向人乞讨。这是不犯法的，我却嫌丢人，张不开口向人乞讨，再说，警察看见了就抓，抓住就收容，我还真怕被收容和审查。
我用身上的最后一点钱买了个电筒，又买了一把钳子，钳子插在衣裳里边的皮带上。这天夜里我闯进了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白天侦察好的，进修学院放寒假了，门口和院子里冷冷清清的，门房的门锁着，没有人。
我是夜间十二点钟走进进修学院的，门大敞着，一个人影也看不见。进了院子我就东看看西走走，看能从哪儿下手。我想好了，如果遇到了人，问我干什么的，我就说找人。我穿着蓝棉布的大衣，长毛绒的领子，里边是一套毛料的中山装，不像个拧门撬锁的。
我走来走去到了一栋平房跟前，看见一间房的门口挂了个牌子：教师进修学院伙食科。好呀，我找的就是这种目标。门上挂着个半大的铁锁，我用钳子钳紧了，用力一拧，锁就开了。我推开门进去，又关上门，从里边上了锁。——这样，就是来人推门，也以为里边有人，就不会起疑心了。房子里有四张桌子，其中的一张是写字台，挂着一个小锁。我没用力就把小锁拧开了。拉开第一个抽屉，里边有七八十斤北京粮票，一百多元钱。这正是我需要的。拉开第二个抽屉一摸，有个公章。我用电筒照了一下——不敢多照，怕外边人看见电筒的亮光——公章上一行字排列成半圆形：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中间一个五角星，下边横着一排字：伙食科。这东西对我也是不可或缺的，住店要介绍信呀。正好抽屉里还有一本教师进修学院便笺，我撕了点纸把伙食科三个字挡住，铛铛铛盖了五张，撕下来装进口袋，把公章扔在桌子上——那东西我没用，说不定还会招惹麻烦。然后我拉开门大大方方走了出来。
有了钱有了粮票，转天我美美地吃了一顿馆子，又买了二斤点心提着，随时想吃就吃。唉，人要是吃饱了肚子心情都好，心情一好连烟都不想吸了。我买了一盒红锡包香烟，三天才吸完。只是长期挨饿的肚子享受不了丰盛的炒菜和油水，拉了两天肚子。
虽然有了教师进修学院的介绍信，我仍然不敢住旅店，因为内行的人一看就知道那介绍信上盖的公章是假的：上边有弧形的一行字，下边一半都是空白，空白的面积太大了。但我的生活总归是有了很大的改善：晚上蹲候车室，白天到浴池去洗澡，在澡堂子短暂地睡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这样子过了近一个月，手头的钱和粮票快用完了，我就又作了一次案：有一天夜里我在动物园附近闯进一片灯光通明的楼群里。当时我没记下那是个什么单位，只觉得那是个部队的机关，我在院子里侦察时发现有军人在走动。院里有一栋平房，一间房门口挂着个牌子：伙食管理委员会。我拧开门进去，偷了一大摞粮票，一百多元钱，还有十几斤油票。
这一次作案之后我准备离开北京。我怕在北京街头流浪的时间长了，引起公安的注意。谁知就在我离开北京的这天出事了。我偷了七八百斤粮票，在北京猛吃了几天：下馆子，或是花半斤粮票三五元钱买一斤高价糕点。有时为了省钱买平价点心，我也站在副食店里向买食品的北京市民换北京市粮票。但这种时候总是担惊受怕。怕有人追问我哪来的全国粮票……做贼心虚呀！我还把对我来说没有用处的油票寄给了我们家。那次偷了一大摞粮票，但到底有多少斤，我始终没数过，怕叫人看见和引起人的怀疑。这天准备要离开北京了，我想把口袋里的钱和粮票清理一下，就去公厕解手，蹲在茅坑上数粮票。我正数着，突然觉得头顶有什么东西晃了一下，抬头看时发觉隔墙那边的茅坑上解手的一个老头解完了手，站起来正伸着脖子往这边看我。我立即把粮票装进口袋，站起来走出厕所。后来我又去浴池洗澡睡觉，醒来之后去火车站买票。在售票处，我刚买完票，两个穿便衣的人走上前来堵住了我的去路，说，同志，我们是公安局的，我们怀疑你，请跟我们走一趟。北京的警察是很文明的，他们还说，我们如果搞错了，我们向您道歉。
原来，我在公厕解手，旁边的那个老头看见了我数粮票，出厕所后盯上了我，在我去澡堂洗澡睡觉的时候报告了警察。那时候的澡堂子不像现在，没有放衣物的柜子。我去洗澡的时候衣物和书包就放在一张床上，警察就检查了我的书包和衣裳，看见了里边盖着公章的空白介绍信和几沓子粮票。
我被初步审讯后关进了看守所。第二天正式审讯时来了个军官，我才知道那天偷的是国防部机关事务管理局。那军官问我：柜子里还有三大摞粮票你怎么没拿？我回答，我不是惯偷，我是走投无路才偷粮票的，偷这一摞够我吃一年的，我要那么多干什么？
过几天兰州市公安局把我押了回去。没有再叫我去夹边沟而是直接由市中级法院判我6年劳改，把我送到了兰州的八里窑，到六一年又转往敦煌县城郊农场劳动改造。
我后悔从夹边沟逃跑吗？不，不后悔。尽管我判了六年刑，但我一点儿也不后悔。如果我要是不逃跑，我会饿死在夹边沟的。夹边沟关了三千名右派分子，许多人家里寄炒面饼干，到六零年的后半年也饿死了，我家里的人没寄过一斤炒面一元钱，我能活下来吗？就是在看守所和八里窑，我度过了饿死人最多的那几个月。我的运气真好。
1965年我从城郊农场被转到十工农场。一年后劳改期满不准回家也不准回兰州，又转到四工农场就业。从四工农场转到下河清农场，然后又到了高台农场、新华农场。1969年战备，又从新华农场迁往五大坪农场。最后转到北湾农场。连劳改带劳教带就业，我在农场总共干了十八年。
这十八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是这么过来的：除去两年劳教，再除去六年劳改，就业期间一月挣二十四元钱，伙食费十七元，剩下的七元钱买肥皂毛巾牙膏，还要穿衣，还要吸烟。为了节省每一分钱，一条毛巾剪成两截使用，擦脸舍不得用中间擦，而是用边缘和四个角。这样用的时间长。节省了再节省，所有节省下来的钱都买了旱烟叶。人在忧愁、烦闷和焦虑的时候不停地吸烟，没命地吸烟。烟成了最珍贵的东西，成了生活第一必需品。我经常一顿饭只吃一个二两的馍馍，把另一个拿去换一撮烟叶。我吸过菜叶子，吸过向日葵叶子，吸过晒干的骆驼蓬——一种非常臭的植物。我还吸过锯末。劳动中能偷懒就偷懒，能装病号就装病号在宿舍睡觉。为了偷懒，有时必须撒谎：对管教干部说，报告队长，组长叫我去浇水。管教干部说去吧。到组长那儿又说，报告组长，队长叫我给北湾大队写毛主席语录去。组长说去吧。好了，这一天哪儿也找不到我，我跑到北湾公社给农民漆棺材去了，能混两顿饭吃。遇到要开大会，我主动要求发言，这样就可以用写发言稿的名义休息一天。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生存办法，主要的还是我能写能画，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结束，我经常画主席像。给农场画，借到外单位画，给农村画。借出去画画能把我当人，能混着吃几顿饱饭，还能搞到点烟叶。人都说我是压不碎夹不扁的李祥年，拴在石头上饿不死的李祥年，就因为我能画能写能演能唱，到哪儿都是多干零活少下大田，我的身体始终没有被摧垮。
身陷囹圄十几年，石头城里十几年，除了想办法吃饱肚子就是盼着大赦，盼着甄别，但从来没有过大赦，也没有过甄别。还想什么？还想的就是这辈子完蛋啦，再也见不着俞淑敏了。俞淑敏现在怎么样了？已经嫁人了吧，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幸福吗？
劳改的六年？那当然比就业更惨了：在公安部队的枪口下劳动，早晨像牲口一样赶出来劳动，晚上收监大铁门一响——咣当一声，吃喝拉撒都在监房里。犯人们编了个顺口溜：关禁闭大休息，斗争会看大戏，强制劳动炼身体，枪毙透透气。
由于从城市来的劳改释放人员必须在劳改农场就业，永远不准回家，就永远得不到自由，而我如此地渴望自由，1972年开始我就下决心要自己想办法了：想办法找个农村女人，到农村去落户。说起找对象，真是悲惨极了。我记得在下河清农场的时候，那里有50多名就业的大学生光棍，竟然为了一个瘸子姑娘争风吃醋。下河清公社的女人，瞎子，瘸子，缺胳膊短腿的，都叫农场的就业人员找光了。我是在北湾农场找的，总共说了四个。第一个是天远公社拖拉机站长的遗孀，我画主席像时大队书记看得起我，给我介绍的。这女人有两个孩子，三十多岁，人挺好，我同意，她同意。可是女人来农场了解我的情况，管教干部竟然说人家：你还是共产党员？你怎么能找这些地富反坏右呢……搅散了。在南华大队画主席像，一位公社干部同情我，介绍个女人；我去见面，是个背锅，不到我半截高，擦锅台还要站板凳。第三个是北湾大队的，名叫赵玉兰，年轻，人材好，离场部也近，别人介绍后我自己去找她，她同意了，只是孩子多，才二十八岁，就五个孩子。她之所以同意嫁给我，是为了招夫养子。我咬咬牙也同意了，为了自由，我什么都能忍受。她来农场送过我几次馒头，春节还提过几斤大肉。娘家爹妈我也去拜访过了，说，我们不管她呀，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农场领导也说了好话，说成了，却又出了意外：赵玉兰的弟弟是个油漆匠，给人画柜子漆棺材，而那时我也有时偷着跑出来给人家漆个柜子写个对子，我的水平比他高，他怕我到她姐家落户抢了他的生意，跑到他姐家大吵大闹，又搅散了。
我找的第四个女人，就是我现在的女人，名叫魏万花。她那时三十岁出头，两个女孩一个男孩，丈夫是崖塌了砸死的。我是个光棍，她是个寡妇，我同意，她也同意，她跟人说，劳改释放犯就劳改释放犯吧，瞎好是个大学生。我们在北湾农场结婚，借了一间六平方米的房子，是就业人员腾出来的。领导还叫我休息了一星期，算是度蜜月。婚后我立即就打报告：我现在有家了，在农村，我要求到农村落户。1976年，我终于在平铺乡二队魏万花家落户了，成了一名自由的公民。
说到结婚还有个小插曲：结婚前女方要六尺条绒，我没钱买。我给姐写封信，我要结婚了，为的是离开劳改农场，无论如何请你帮助我一下。求你了姐姐。我姐寄来了六尺条绒五十元钱。姐姐的信中写道：知道你要结婚了。农村很适合你，可以大有作为。寄去五十元钱六尺布。记住，就这一次呀。信封里还有母亲写的一页纸，说，从你陆续寄来的几封信中看出你确是改造好了，望好自为之。
再说个小插曲：我在酒泉的下河清农场就业的时候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信里对当时刑满不准回家发点牢骚。我姐竟然把我的信转给农场党委，结果造反派——管教人员——毒打了我一顿。
我在平铺乡二队落户，当了公社社员，可又是个二等社员。队里很穷，打的粮食少，队长不叫我参加劳动，不叫我挣工分，怕我分队里的粮食。实际上不叫我劳动更好，我从队里借了十几块钱，买了几个刷子、油漆和颜料，走村串户给农民画柜子画棺材。箱子上画凤凰戏牡丹，画二龙戏珠，棺材上画百寿图。我每天都能挣几斤粮食，全家吃不完，过年还能提几斤肉回来……
1978年底落实政策，平反，就地安置在靖远县体委工作。平反后的第一件事是给淑敏家写封信，然后我就回家探亲了。回到家中，父亲告诉我母亲半年前去世了。我淌了几滴眼泪，但并不想她。我母亲是街道积极分子，是她把我送回夹边沟的，我们的骨肉情早没了。父亲听了我二十年生活的叙述，老泪纵横，说，你早来五十年或者晚来五十年就对了。在家里我问我姐：我是杀人放火了，投敌叛国了，还是奸污妇女了，你和我划清界限？我还说，我挨饿那些年给你写信，要点炒面、钱，可你一分钱、一两粮也没支持我，我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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