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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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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维亚人发出了最后通蝶，要他们撤除在萨拉热窝周围部署的重型武器，否则就对他们进行轰炸。塞尔维亚人拒绝了这一要求，因此很可能与北约发生暴力对抗。叶利钦警告说：“有些人试图在没有俄罗斯参与的情况下解决波斯尼亚问题，我们决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接着俄罗斯政府掌握了主动，劝说塞族在俄罗斯向萨拉热窝地区派驻维和部队的情况下撤出重型武器。这一外交行动阻止了暴力的升级，向西方证明了俄罗斯对塞族的影响力，并使俄罗斯军队进入了波斯尼亚穆斯林和塞族争议地区的心脏。（注。。）通过这一措施，俄罗斯使自己作为西方的“平等伙伴”处理波斯尼亚问题的权利要求得到了实际承认。
然而4月份，北约再次未与俄罗斯商量便授权轰炸塞族阵地。这一举动在整个俄国政坛引起了严重的负面反应，加强了民族主义分子对叶利钦和科济列夫的反对。紧接着，第三层次的相关国家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美国，组成了设计解决方案的“联络小组”。1994年 6月，该小组提出一个计划，将波斯尼亚 51％的领土划归穆斯林一克罗地亚族联邦，49％的领土划归波斯尼亚塞族，这一计划成为后来的代顿协议的基础。次年，安排俄国部队参与代顿协议的执行便成为必需。
第三层次参与者之间达成的协议必须得到第一和第二层次参与者的认可。正如俄罗斯外交官丘尔金所言，美国人必须依靠波斯尼亚人，德国人必须依靠克罗地亚人，而俄罗斯人则必须依靠塞尔维亚人。在南斯拉夫战争的初始阶段，俄罗斯曾作出重大的让步，同意对塞族进行经济制裁。作为塞族可以信赖的亲缘国家，俄罗斯有时也能对塞族施加强制力和压力，迫使他们接受他们原本可能拒绝的妥协方案。例如在1995年，俄罗斯和希腊一起要求波斯尼亚塞族确保释放其扣押的荷兰维和人员。然而，波斯尼亚塞族有时亦会违反其在俄罗斯压力下签署的协议，从而使俄罗斯因无能力为其亲缘国家代言而感到难堪。举例说，1994年4月，波斯尼亚塞族曾答应俄罗斯停止对戈拉日代的进攻，然后又撕毁了协议。俄罗斯为此大发雷霆，一位俄罗斯外交官就此说，波斯尼亚塞族“成了战争狂”，叶利钦则坚持“塞尔维亚领导人必须履行向俄罗斯保证承担的义务”，而且俄罗斯还撤回了对北约轰炸的反对。
通过支持和加强克罗地亚的实力，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得以制约克罗地亚人的行动。图季曼总统急切地希望他的天主教国家能够为欧洲国家所接受，并获准加入欧洲的组织。西方国家利用它们为克罗地亚提供的外交、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及克罗地亚想要加入“俱乐部”的愿望，诱使图季曼在许多问题上作出让步。1995年3月，西方国家向图季曼提出，如果克罗地亚想成为西方的一员，就必须同意联合国保护部队驻扎在克拉伊纳。一位欧洲外交官说：“加入西方对于图季曼来说非常重要。他不愿意被留下来单独对付塞尔维亚人和俄罗斯人。”西方国家警告图季曼说，他的部队在征服克拉伊纳和塞族人居住的其他领土时不得进行种族清洗，不得将进攻区域扩大到东斯洛文尼亚。在另一个问题上，西方国家警告克罗地亚人，正如一位美国官员说的，如果他们不与穆斯林组成联邦，“西方的大门将永远向他们关闭”。作为克罗地亚外部财政援助的主要提供者，德国处于影响克罗地亚人行为的特别强有力的地位。美国与克罗地亚发展的密切关系，也有助于阻止图季曼追求其经常表现出来的由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瓜分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的愿望，至少在整个1995年是如此。
与俄罗斯和德国不同，美国与其波斯尼亚受援者之间没有文化共性，因而在迫使穆斯林妥协方面处于软弱地位。此外，除了在口头上说说外，美国对波斯尼亚人的帮助，不过是对伊朗和其他穆斯林国家违反武器禁运视而不见，结果使得波斯尼亚穆斯林对更广泛的伊斯兰社会群体的感激之情和认同感日益增长。同时，他们指责美国采取“双重标准”，没有打击对他们的入侵，就像美国打击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那样。他们将自己装扮成受害者，因而使美国更难以迫使他们接受和解。这样，波斯尼亚穆斯林便得以拒绝和平建议，在其穆斯林朋友的帮助下增强了军事实力，最终采取主动收复了失去的相当一部分领土。
在第一层次的参与者中，抵制妥协的情绪十分强烈。在外高加索战争中，得到亚美尼亚族在外散居者坚决拥护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组织——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党，控制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拒绝了由土耳其、俄罗斯和美国于1993年5月提出的、已为亚美尼亚政府和阿塞拜疆政府接受的和平建议，发动了被指控为种族清洗的军事进攻，使战争出现了有可能扩大的前景，并使它与较为温和的亚美尼亚政府的关系发生了恶化。进攻纳一卡的成功给亚美尼亚带来了问题，因为它正急于改善与土耳其和伊朗的关系，以便缓解因战争和土耳其的封锁而造成的食品和能源短缺。一位西方外交官评论说：“卡拉巴赫的战况越好，埃里温遇到的困难就越大。”亚美尼亚总统彼得罗相同叶利钦总统一样，不得不在来自立法机构内的民族主义分子的压力与同其他国家和解的更大外交政策利益之间搞平衡。1994年末，他的政府开始禁止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党在亚美尼亚活动。
波斯尼亚塞族和克族也像纳…卡的亚美尼亚族人一样，采取了强硬立场。结果，当克罗地亚政府和塞尔维亚政府受到压力去推动和平进程时，它们与其波斯尼亚亲族的关系便出现了一些问题。在克罗地亚人中这些问题不甚严重，因为波斯尼亚克族至少在形式上，如果不是在实践中，同意加入穆克联邦。由米洛舍维奇和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卡拉季奇之间对立的个人关系而引发的冲突则日益紧张和公开化。1994年8月，卡拉季奇拒绝了米洛舍维奇赞同的和平计划。急于让西方结束制裁的塞尔维亚政府，宣布中断与波斯尼亚塞族除食品和药品以外的一切贸易往来。作为回报，联合国放松了对塞尔维亚的制裁。第二年，米洛舍维奇允许克罗地亚军队将塞族人从克拉伊纳驱逐出境，允许克罗地亚和穆斯林武装力量将塞族人赶回到波斯尼亚西北地区。他还与图季曼达成协议，答应逐步归还被塞尔维亚人占领的东斯洛文尼亚，交由克罗地亚控制。在几个大国的支持下，当时他事实上在代顿协议的谈判中为波斯尼亚塞族“代言”，并把波斯尼亚塞族代表并入了自己的代表团。
米洛舍维奇的行动使联合国解除了对塞尔维亚的制裁，并使他得到了在某种程度上感到意外的国际社会的谨慎认可。1992年时的民族主义者、侵略者、种族清洗分子和大塞尔维亚战争贩子，于1995年摇身一变而成了和平缔造者。然而，对许多塞尔维亚人来说，米洛舍维奇已成为叛徒。在贝尔格莱德，他遭到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和东正教会领袖的谴责，克拉伊纳和波斯尼亚塞族人则严厉地指控他犯有判国罪、他们的这一做法，无疑是与约旦河西岸犹太居民对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订协议的以色列政府的指控如出一辙。在断层线战争中，和平的代价便是对亲族的背叛。
被战争耗尽了精力、受到第三层次参与者刺激和压力的第二和第一层次的参与者改变了它们的态度，不论是由于温和派取代了极端主义者的权力，还是像米洛舍维奇这样的极端主义者发现成为温和派对自己有利。但是，他们的改变要冒一定风险。那些被视为叛徒的人会激起比对敌人还强烈的仇恨。克什米尔穆斯林、车臣人和斯里兰卡僧伽罗人的领袖也遭到了与萨达特和拉宾同样的命运，他们被指控为背叛事业，企图与头号敌人妥协。1914年，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暗杀了一名奥地利公爵。在代顿协议之后，米洛舍维奇最可能成为民族主义分子的攻击目标。
如果一项结束断层线战争的协议反映了该地区第一层次参与者之间的地区均势，以及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的利益，那么它即使是暂时的，也是一个成功之举。把波斯尼亚按卫％与49％的比例划分开来的做法，在1994年塞族控制这个国家70％的领土时是不可行的；它只有在克族和穆斯林的进攻使塞族控制的领土减少了几乎一半之时才是可能的。已经发生的种族清洗也有助于和平进程，它使塞族在克罗地亚人口中所占比例减至不足3％，并使波斯尼亚所有三个集团的成员被暴力或者自愿地分离开来。此外，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后者往往是文明的核心国家）只有获得真正的安全或在战争中有共同的利益，才会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法。第一层次的参与者不能单独结束断层线战争。能否结束这些战争和防止它们升级为全球战争，主要取决于世界各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的利益和行动。断层线战争自下而上地爆发，断层线上的和平却要自上而下地慢慢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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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西方、各种文明和全球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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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复兴？
在任何文明的历史中，历史都曾经有过一次终结，有时还不止一次。随着一种文明的普遍国家的出现，它的人民由于场因比所说的“不朽的幻想”而变得盲目，确信他们的文明就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人们对于罗马帝国、阿拔斯哈里发王朝、莫卧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就曾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些普遍国家的公民“不顾显而易见的事实……倾向于将其视为希望之乡、人类奋斗的目标，而不是夜幕下荒野中的蔽身之地”。当英国统治下的和平达到顶峰之际，也出现了同样的情景。对于1897年时的英国中产阶级来说，“正如他们所看到的，历史已经终结……他们完全有理由为这一历史终结给他们带来的永久的幸福国家而庆幸”。然而，凡是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的社会，通常是其历史即将衰微的社会。
西方是这个模式的例外吗？梅尔科提出了两个关键性的问题：
第一，西方文明是否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新类型，与曾经存在过的所有其他文明都截然不同？
第二，它在全世界的扩张是否会断送（或者可能断送）所有其他文明发展的可能性？
大部分西方人相当自然地倾向于给予这两个问题以肯定的回答。他们或许是正确的。然而，在过去，其他文明中持类似看法的人却是错误的。
西方与所有已经存在过的文明显然是不同的，因为它已经对公元1500年以来存在着的所有文明都产生了势不可挡的影响。它开创了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其结果是，所有其他文明的社会都一直试图在财富和现代化方面赶上西方。然而，西方的这些特点是否意味着，它作为一种文明的演进和变动根本不同于所有其他文明中普遍存在的模式？历史的证据和比较文明史学者的判断却表明并非如此。迄今为止，西方的发展与历史上诸文明共同的演进模式和动力并无重大的不同。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亚洲经济的发展势头表明，其他文明是生机勃勃的，而且至少潜在地对西方构成了威胁。一场涉及西方和其他文明核心国家的大战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有可能发生。而西方始于ZO世纪初的逐渐且无规律的衰落，可能会持续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或者，西方可能经历一个复兴阶段，扭转它对世界事务影响力下降的局面，再次确立它作为其他文明追随和仿效的领袖的地位。
在对文明史演进所作的或许是最有用的分期中，卡罗尔·奎格利发现了可分为七个阶段的共同模式。（见上文第二章）他认为，西方文明在公元370－750年间通过融合古典的、闪米特的、撒拉逊的和野蛮的文化因素而开始形成。西方文明的孕育阶段从8世纪中期一直延续到10世纪末，随后便出现了在其他文明中不多见的扩张阶段和冲突阶段的拉锯运动。根据西方和其他文明中的学者的观点，西方目前似乎已走出了冲突阶段。西方文明已经成为一个安全区，除了偶然发生的鳄鱼战外，西方内部的战争事实上是不可设想的。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所论述的，西方正在发展一个相当于世界帝国的体系，其表现形式为邦联、联邦、政权和其他形式的合作机构的复合体系，它在文明的层面上推行民主和多元政治。简而言之，西方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社会，正进入这样的一个时代．当后人回顾以往时，将会按照历史上反复重现的文明演进模式称其为“黄金时代”。用奎格利的话说，就是一个“由于这个文明本身的区域内不存在任何竞争对手，以及远离其他外部社会的竞争，甚至不存在这样的竞争”而产生的和平时期。它也是一个“结束了内部战争破坏，减少了内部贸易壁垒，建立起共同的度量衡制度和货币制度，以及由于广泛实行了与建立世界帝国相关的政府开支制度”而产生的一个繁荣时期。
在以往的各文明中，这样一个怀着文明可以不朽的幻想的极乐黄金时代，不是由于一个外部社会取得的急剧胜利，就是由于内部缓慢但同样痛苦的解体而终结。文明内部发生的事件，对于其抵御外部摧毁力量的能力与对于阻止内部的衰败来说，同样至关重要。奎格利于1961年指出，文明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它具有一个“扩张的工具”，即一个军事的、宗教的、政治的或经济的组织，它将盈余积累起来，并将其投入建设性的创新。当文明停止“将盈余用于创新，用现代的说法就是投资率下降”之时，文明便衰败了。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由于控制了盈余的社会集团为满足“非生产性的、个人享受的既得利益……将盈余用于消费而不是提供更有效的生产方法”。当人们依靠资本生活之时，文明便从普遍国家走向衰败阶段。它是这样一个阶段：
经济急剧衰退，生活水平下降，各种既得利益集团之 间发生内战，文盲增加，社会日益虚弱。人们徒劳地进行努力通过立法来制止浪费。但衰退在继续。社会在宗教、知识、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大范围内失去了人民群众的忠诚。新的宗教运动开始遍及社会。人民越来越不情愿为这个社会而战，甚至不愿意通过纳税来支持它。伴随衰败而来的是入侵阶段，“当一个文明不再能够捍卫自己，因为它不再愿意捍卫自己之时，它便向野蛮的入侵者敞开了大门”，他们常常来自“另一个年青的、更强有力的文明”。
然而，文明史中压倒一切的教训是，很多事情都是可能的，但任何事情都不是不可避免的。文明能够，并且已经自我改革和更新。西方的中心问题是，除了任何外部挑战之外，它能否制止和扭转内部的衰败进程。西方是进行自我更新，还是任凭内部持续的腐败加速其终结和（或者）屈服于其他在经济和人口方面更充满活力的文明？*
* 奎格利在一个可能是正确的，但未得到理论分析和经验分析有力支持的预测中总结道：“西方文明于大约公元500年时尚不存在；在将近公元1500年时达到鼎盛时期，它在未来的某一时刻肯定会消亡，或许是在公元2500年之前。”他指出．那时，中国和印度的新的文明将取代被西方破坏了的文明并进入扩张阶段，对西方和东正教文明构成威胁。见奎格利著《文明的演变：历史分析导论》（印第安那波利斯：自由出版社，1979年版；该书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初版于1961年），第127页，164－166页。——原书脚注90年代中期，在西方出现了许多被奎格利确认为一个成熟文明濒于衰败的特征。在经济方面，西方远比其他任何文明都更富裕，但其经济增长率、储蓄率和投资率很低，特别是与东亚社会相比较。在西方，个人和集体消费优先于未来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建设。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特别是与伊斯兰国家相比。但是这些问题并不会不可避免地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西方的经济仍在增长；西方人基本上仍过着富裕的生活；此外，西方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方面仍处于领先地位。低出生率的问题不可能由政府来解决，这方面的努力一般要比降低人口增长更不成功。然而，在具备下述两个先决条件时，移民会成为新的充满活力的人口资本的潜在来源：首先，接收国给予它所需要的有能力、有资格和精力充沛的人才和专业人员以优先权；其次，新移民及其子女能够融入接收国和西方的文化。美国可能在满足第一个条件上存在问题，欧洲则可能在满足第二个条件上存在问题。但是，以西方国家政府的经验和能力。完全能够制定出管理移民人数、来源、特性和同化移民的政策。
在西方，比经济和人口选为重要的问题是道德衰落、文化自绝和政治分裂。经常被提及的道德衰落表现包括：
1、反社会行为的增长，诸如普遍的犯罪、吸毒和暴力行为；
2、家庭的衰败，包括离婚、私生、未成年人怀孕和单亲家庭的增加；
3、至少是在美国出现了“社会资本”的下降，即志愿组织成员的减少，以及与此相关的人与人之间信任程度的下降；
4、“职业道德”的普遍下降和自我放纵现象的增加；
5、对知识和学术活动投入的减少，在美国表现为学术成果水平降低。
西方未来的健康及其对于其他社会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成功地应付上述趋势。当然，这一趋势增强了穆斯林和亚洲人对其道德力量的优越感。
西方文化受到了来自西方社会内部集团的挑战。其中一种挑战来自其他文明的移民，他们拒绝融入西方社会，继续坚持和宣扬他们原有社会的价值观、习俗和文化。这一现象在欧洲的穆斯林中最为显著，不过他们人数不多。它在美国为数众多的拉美青少数民族中也很显著，尽管程度较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同化移民的努力归于失败，美国便会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并存在内部冲突和由此造成分裂的潜在可能。在欧洲，西方文明也会由于其主要组成部分基督教的衰弱而遭到破坏。欧洲人崇尚宗教信仰、遵守宗教习俗和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数比率正在下降。这一趋势反映出的不是对宗教的敌视，而是对宗教的冷漠。然而在欧洲文明中仍然渗透着基督教的思想、价值观和实践。一位瑞典人说：“瑞典人的宗教信仰在欧洲大概是最薄弱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认识到我们的体制、社会实践、家庭、政治和生活方式受到了路德宗的根本影响，你就无法理解这个国家。”与欧洲人不同，绝大部分美国人都信仰上帝，自认为是宗教民族，许多人去教堂作礼拜。有证据显示，尽管在美国直到80年代中期没有出现宗教复兴，但是在其后的10年中，宗教活动似乎在加强。基督教在西方人心目中地位的下降，最多只会对西方文明的健康构成一种非常长远的威胁。
美国面临着一个更为直接和危险的挑战。在历史上，美国的民族认同在文化上是由西方文明的遗产所界定的，在政治上则是由美国信条的原则所界定的，即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赞同的自由、民主、个人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政和私人财产权。20世纪末，美国认同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受到了为数不多但极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国际法专家集中而持久的攻击。他们以多元文化主义的名义攻击美国对西方文明的认同，否认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美国文化，提倡种族的、民族的和亚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分类。他们谴责，用其报告中的一段话来说，在教育中“有系统地倾向于欧洲文化及其分支”，以及“欧一美单一文化观点的统治地位”。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言：“多元文化主义者常常是坚持种族中心的分裂主义者，在西方的遗产中，他们除了西方的罪行外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他们的“态度是抛弃不道德的欧洲遗产，而从非西方文化中寻求补充”。
60年代民权法案通过后制定的各项立法也表现了多元文化的趋势，而在90年代，克林顿政府把鼓励多样性作为其主要目标之一。这些做法与以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美国的创始者将多样性视为一个现实和一个问题，因而有了国家的座右铭“合众为一”。这是大陆会议的一个由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弗逊和约翰·亚当斯组成的委员会制定的。后来的政治领袖们也担心种族的、地方的、民族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多样性构成的威胁（事实上它们在1815－1914年间导致了美国的最大的战争），并响应“让我们团结起来”的号召，视促进国家的统一为其主要责任。西奥多·罗斯福警告说：“有一种情况绝对会导致国家的崩溃并阻碍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继续存在的一切可能，那就是听任美国成为一个充满民族纠纷的国家。”然而，go年代的美国领导人却不仅允许并且努力促进多样性的发展，而不是促进他们所管理的人民的团结。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有时企图摈弃本国的文化遗产，使自己国家的认同从一种文明转向另一种文明。然而迄今为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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