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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大变局-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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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能浮。

就在曾国藩守制反思之时,咸丰帝的日子并不好过。原以为荡灭太平天国指日可待,没想到离京出走的石达开实力尚存,在与清军的战斗中屡屡得手,扼制了皖、赣、浙三省交通枢纽,兵锋指向浙东,使得清廷富裕的后方战略基地严重告急。此时,各地战事正处于胶着状态,咸丰帝环顾四周,已是无兵可用,无将可派,不仅占领天京遥遥无期,就连自己屁股下的宝座也有摇摇欲坠之感。不得已,这才下了一道谕旨,再次起用曾国藩。已在家中闭门思过一年有余的曾国藩得到复出机会,再也不提统兵非任实职之类的要求,匆匆收拾行装,复任效命。

再次出山后的曾国藩变得比过去圆融通达了,他深刻地认识到仅凭个人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扭转官场腐败弊端。为了达到自己所追求的目的,不得不收敛锋芒、委曲求全,变得日趋世故、左右逢源。对自己的这一改变,曾国藩在一封家书中写道:“吾往年在官,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

曾国藩复出不久,太平天国新任将领李秀成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一举再度攻破清军江南大营。为使湘军竭力效命,咸丰帝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与让步,授曾国藩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后由署理改为实授,并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江南军务,大江南北所有水陆各军,尽数归其调遣。

经历千辛万苦,曾国藩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执掌实权、威震一方的地方诸侯。

作为一名从未经历战阵的书生,曾国藩自出山第一天起,就已作好不计成败得失,不顾安危祸福,抛却身家性命的准备。正如他在给江忠源的一封信中所言:“大局糜烂至此,不欲复执守制不出之初心,能尽一份力必须拼命效此一分,成败利钝,付之不问。”

在征剿太平天国的历次战阵中,曾国藩两次自杀,多次留下遗嘱,随时作好自杀效命的思想准备,真可谓提着脑袋干革命。正是这种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影响了后代无数热血青年。

湘军初从衡阳出师,便遭靖港大败,水陆两千余人被击溃,四十多艘战船大半被损毁。曾国藩在座船上神情沮丧,灰心至极,决定一死了之。他乘机支开随从,纵身跃入水中,幸被机警的幕僚觉察,派人跟踪,将他从水中救出。湘潭大捷一举扭转颓势,他才打消了再次自戕的念头。

湘军攻下武昌后,挟胜利之威顺江东下,攻克田家镇,占领黄梅,战事重心由湖北移至江西九江、湖口一带。湘军被一连串胜利冲昏了头脑,弃却了稳扎稳打的战术原则,轻敌骄躁,在九江尚未攻下的情况下,东进湖口,兵力分散,水陆隔绝,犯下兵家之大忌,结果被太平军所利用,导致湖口水师惨败。曾国藩的座船遭太平军聚攻,管驾官、监印官被击毙,座船被掳,湘军大量文卷册牍、粮台银两尽数落入太平军之手。曾国藩愤不欲生,再次投水自杀,再次被人救起。此次失败,湘军水师被分割,一部退回上游,一部封死在鄱阳湖内无法突围。这也是他平生最为孤立无援、进退两难、痛苦不堪的艰难时期。正当曾国藩日益困窘、无力苦撑的紧要关头,石达开接到杨秀清调令,命其回军南京,参加第一次会攻江南大营战役。不久,太平军内部又爆发了天京事变的内讧,差点遭受灭顶之灾的曾国藩这才绝处逢生,重获转机。

曾国藩接任咸丰帝命他署理两江总督的圣谕,自是喜不自禁,决定驻节之地时,在展开的地图上一番搜寻,一下便看中了群山环绕的安徽祁门。他认为祁门东连浙江,南达江西,既可有效地节制两江属下的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四省,周围又有天然大山屏蔽,是一个理想的军营驻扎之地。及至实地勘察,发现情况并非如此:祁门地势形如釜底,仅一条官马大道、一条蜿蜒小径、一条极狭的小河与外界相通,如果与这三条出路被切断,祁门便是一处兵家所谓的绝地。曾国藩后悔不该匆匆作出驻扎祁门的决定,可奏折已上报朝廷,只有硬着头皮暂且住下。幕僚们则纷纷劝说他及时离开祁门,别寻合适之地。正在这时,上谕已经到达,曾国藩认为随意更改决策,会给自己的刚刚接任造成极其不利的负面影响,便一意孤行,没有采纳幕僚的建议,并对再三劝谏的李鸿章厉声斥责不已。战事瞬息万变,不久,曾国藩的祁门大营便遭到了太平军威胁,两度陷入险境。1860年11月30日,李秀成部将刘官芳率大军攻入安徽黟县羊栈岭,离祁门大营仅六十华里。而曾国藩身边只有三千士卒可用,他已写好遗嘱,准备殉职。幸而李秀成的目标并非进攻祁门大营,只是借道羊栈岭而已。1861年4月,祁门大营受到三路太平大军围攻,与外界的所有通道联系被切断,曾国藩又一次陷入险境,情绪极度悲观,再次写下遗嘱。自进驻祁门后,曾国藩便将自己置于险象环生、危机四伏之境,一刻也无法轻松,床前始终悬挂一把利剑,随时准备自刎。

胜利于曾国藩而言,来得真是太不容易了!然而,只要存有一份希望与可能,他就做出十分努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曾国藩的成功,还与他的个人“定力”密不可分。凡是确定的方向,认准的事情,拟定的决策,他总是尽其所能地排除一切干扰,坚决贯彻执行。

移师衡阳练兵不久,因太平军攻击迅猛,兵锋所指,四处告急。清廷兵源有限,明知湘勇刚刚组建,却一个劲地催促不已,命其出征作战。曾国藩心里十分清楚,一支未经战事且尚未练好的军队,仓促拉出去与势头正健、能征惯战的太平军相搏,无疑虎口投食。与其全军覆没,不如抗旨不遵。因此,面对一份比一份措辞更加严厉的谕旨,他硬着头皮,以兵勇不足、船炮不齐等各种借口拒绝出征。直到条件基本成熟,才率所练陆军、水师,以整肃的军容从衡州出发,入湘江北上。

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后,同僚及部下都劝他放手大干,尽快进军东南。而他则坚持自己的进攻方略,将重心放在安庆。只有拔掉安庆这颗“钉子”,才能以上制下,反客为主,掌握两军对垒的战争主动权,最终达到围攻南京,彻底消灭太平天国的目的。为实现自己的战略构想,曾国藩紧紧围住安庆死命不放。太平军为解安庆之围,先是直接救援,被湘军击退。尔后又施行“围魏救赵”的军事行动,陈玉成与李秀成同时进军湖北,即使武昌危如累卵,曾国藩就是不为所动,不肯撤安庆之围增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曾国藩冒着抗旨不遵、革职查办的风险,置咸丰帝命他带兵进京、北上“勤王”的谕旨而不顾,全力攻打安庆。后咸丰帝又下令,要他放弃即将得手的安庆,赶去即将失守的苏州救援,他又一次抗旨坚决不去。哪怕祁门大营危在旦夕,曾国藩置身惊涛骇浪之中,一天到晚提心吊胆,随时作好献身准备,也不肯调动围攻安庆之兵给自己解困。面对曾国藩如此坚韧而强劲的“定力”,尽管安庆城内的太平军将士苦苦坚守,洪秀全、李秀成、陈玉成等高层领导人多次设法营救,历经两年之久的安庆战役终以太平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

安庆陷落,太平天国都城天京的最后一道坚固屏障被清除。千里长江门户洞开,曾国藩完全掌握了进攻太平天国的战略主动权。湘军挥师东下,围困天京,剿灭太平天国,不过时间迟早的事情罢了。

1861年8月21日,咸丰帝病逝,年仅六岁的载淳继承皇位。两宫皇太后与恭亲王奕訢联手发动宫廷政变,清除以肃顺为首的“赞襄政务大臣”集团。两宫垂帘听政后,慈禧一改咸丰帝慎用汉族将领的成规,上台仅十二天,就任命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军务,四省所有巡抚、提督、总兵以下各官,均归其节制。两个月后,又加赏协办大学士衔,使得曾国藩成为清朝立国两百年以来第一位外臣权位最高者。

位居人臣之极,曾国藩惊喜之余,更多的是疑虑与担忧。“皎皎者易污,峣峣者易折。”身居高位,他没有半点自傲自大,反比过去更加勤勉谨慎,唯恐无意间招致祸患。他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当时就有不少权臣向慈禧进言:“楚军遍天下,曾国藩权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势。”

1864年7月19日,曾国藩率军攻入天京,失去控制的湘军士兵为报久困城下、死伤惨重之仇,他们逢人便杀,遇财就抢,见屋即烧。与清朝整整对峙长达十一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心脏之所在,就这样成为湘军的一处发泄之地,人性之恶如一头肆虐的恶魔横行无忌,昔日的繁华都会惨遭荼毒,顿时变成一片废墟。

天京陷落,也就意味着剿灭太平天国的目的业已实现,曾国藩的“事功”也由此而达至峰巅。

本该扬眉吐气、高兴陶醉的他,却面临着一连串新的操持、疑惧、忧心、困惑与烦恼。

攻克天京,原以为清廷会加功封赏,而实际得到的却是接二连三的严责与警告。如果说口头的或书面的指责尚能忍受,而军事上的防范之举却令曾国藩怎么也不能接受。就在湘军合围天京之时,清廷以种种借口调动其他军事力量,在长江中下游屯兵布防:僧格林沁屯兵皖鄂交界之处,冯子材、富明阿把守镇江、扬州,官文驻扎武昌。清廷意图昭然若揭,针对的已不是太平军,而是对清王朝忠心耿耿的曾国藩了。一旦湘军轻举妄动,就会遭致其他清军围攻。不仅如此,清廷还暗中支持左宗棠的左系湘军脱离曾国藩,与其分庭抗礼,以收内部瓦解之功。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历史常以惊人的相似重复上演过去的一幕幕悲喜活剧,达至事业顶峰的曾国藩同样不得不面临中国古代历史的盲点与困局。

摆在他面前的道路无非三条:一、起兵反叛清朝,问鼎中原;二、保持实力,维持现状;三、裁撤湘军,自剪羽翼,以明心志。

此时的曾国藩如若反戈一击,只要他打出驱除鞑虏,恢复汉人江山的旗号,草拟一封类似于《讨粤匪檄》的《讨满清檄》,振臂一呼,必能起到豪杰景从,天下归心之效。他麾下所统湘军约十二万人,是一支能打硬仗恶仗,且仅只忠诚于曾国藩的带有私人性质的军队,国内没有任何一支军事力量能够与之抗衡争锋。那些驻扎四周的防范力量,除了激怒他外,根本起不到威胁震慑之效。曾国藩只要愿意,兵锋所指,不是归附,就是溃败。

就当时格局、势力而言,一批因湘军而崛起的湖南精英纷纷出任封疆大吏,以曾国藩的模式执掌地方军政大权。就在曾国藩攻克天京的前一年,即同治二年(1863年),全国总督八人,由湘军将领出任者三人;全国巡抚十五缺,湘军将领任有七缺;曾国藩所辖江、浙、赣、皖四省,其中江、浙二省富甲全国,根本不必为兵饷、粮饷而担忧。如果将这些间接的、隐性的力量计算在内,曾国藩实际上已据有清朝半壁江山。

友人、幕僚、部将开始以各种形式劝说曾国藩了。要说龙袍加身对他没有半点诱惑,肯定是一句假话。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国人内心深处,都有着浓厚的帝王思想,只是有人表现得十分强烈,有人沉隐于潜意识之中。一生谨小慎微、临事如履薄冰的曾国藩,不得不犹豫再三、权衡不已。当初出山的目的是什么?不仅仅在于为清廷效命打江山,而是恢复中华传统文化,也就是两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儒家主流思想。作为理学家的他,曾以要挟咸丰帝伸手要官要权而遭致多方攻诘,如果再行起兵,不更将自己推向不忠不义、虚假伪善的境地吗?曾国藩当初出山想得最多的,是为道义而战,为使命献身,没想到还真的修成了正果。人要知足,位居人臣之极,更复何求?“尔的官是做不尽的”,想到祖父的训诫,他知足了。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能进能退,见好就收,方为上人。况且起兵反清,也是一桩冒有极大风险的“活路”,弄不好会惹来杀身灭族之祸。即使成功登上九五之尊,又得经历一番战乱,导致生灵荼炭。他对湘军攻入天京后烧杀掳抢的残忍暴行一直负疚于心,认为这支军队已失却当初的朝气与血性,变得暮气深重,无以约束。特别是攻下天京,已是大功告成,将领升官,士兵发财,人心思归,谁还愿意继续卖命?加之湘军内部,除嫡系十二万外,又分出了李鸿章的七万淮军,左宗棠的五万左系湘军,如若起兵,他们会不会像太平天国那样,重演内讧的血腥惨剧?更何况,当皇帝有什么好处?得利者自然是曾氏家族,可后代只要有本事,犯得着先辈为他们捞取吗?历数各朝皇族,一遇改朝换代,没有一朝后代得以善终。表面看是为后代争利益,实则是贻害怕后人。

其实这都是曾国藩的个人谨慎考虑,湘军如若知道要进军中原攻打北京,只要曾国藩稍加鼓动,肯定会比过去更为凶猛。他还没有鼓动,这天晚上,刚审完被俘的李秀成进入卧室休息,就有三十多员湘军将领集于前厅“逼宫”,要求曾国藩接见表态,打到北京夺下“鸟位”。他良久不语,后命人取来纸墨,写上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就在众人呈出咋舌、叹息、摇头、颔首、呆然等各种表情之时,曾国藩早已掷笔而去。

曾国藩以一个道学家的身份,似乎显得枯燥古板、面目可憎、索然无味,但也有幽默生动、妙趣横生、精彩纷呈的一面,特别是有着一股内在的人格魅力。李秀成被俘后,面对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始终坚贞不屈,算得上一条铮铮汉子。可曾国藩一来,情形就急转直下了,他不仅每天撰写被人讥称为投降书的《自述》,还向曾国藩表明心迹,愿收罗三十多万太平天国余部,听命于曾国藩,为他反满复汉当皇帝效犬马之劳。

然而,曾国藩放弃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改朝换代的机会!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华夏民族也因此而失去了一次难得的超越自我超越历史,追赶世界发展潮流,融入世界先进文明的复兴机会。

湘军挥戈北向,曾国藩取代清廷,以他的睿智与开放,洋务运动必成正果。因属汉人坐江山,国家政体极有可能很快转向英国似的君主立宪。退而言之,起码不会有义和团的极端排外,不会有慈禧太后歇斯底里地向世界各国宣战,不会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而日寇的两次侵华史也得重新改写。曾国藩以全身保家为务,维护了自己的道学家尊严,由此而获得了文韬武略、全始全终、圣贤完人之类的美誉,却置汉族百姓于不顾,最终丧失了国家的利益与民族的尊严。

如果从宿命的角度而言,这便是华夏民族的劫数——所谓在劫难逃也。

当然,如果曾国藩推翻了满清王朝,那也就不是历史的曾国藩,我们今天所知道、认识、评说的曾国藩了。

曾国藩最终采取的是策略,连保存实力也没有,而是大刀阔斧地自剪羽翼。以他的本意,原想将湘军全部裁撤掉。后经人劝谏提醒,才保留了约两万嫡系精英,一则北方捻军正盛,湘军还有可用之处;二则只有以实力作后盾,才能真正保住自己的利益地位不受侵犯、身家性命免遭伤害。

拥有重兵之人,要么问鼎皇权王位,要么被人打败击溃。像曾国藩这样主动裁剪,自行解散,自古以来,还只有他一人能够做到。那些因他而起的后代军阀,由湘军而分支的淮军,由淮军领袖李鸿章而栽培的袁世凯练出的新军,由新军而分化出的一大帮大大小小的北洋军阀,真可谓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北洋时期,各路军阀为了一己之利相互混战,给中华大地带来的深重灾难,真是罄竹难书。这是始作俑者曾国藩所没有料到的,同时也更加反衬出他的高风亮节与不同凡响。

越过峰巅,曾国藩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清军悍将僧格林沁亲王追剿捻军,反被捻军击败全军覆没,朝廷不得不再请曾国藩解困。接旨后他愁肠满腹、心绪不振,再也没有出征太平天国时的热血与激情了。他担心的不是捻军难剿,而是清廷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同时,自己过早裁撤湘军也使得这次出征缺少可用之兵,不得不依赖李鸿章的淮军。

亲临战场后,曾国藩很快就针对捻军飘忽不定的特点,制定出坚壁清野、划河圈地、重点设防、以逸待劳、以静制动的克敌方略。可那些调来的淮军,他们虽出自湘军,但将领皆由李鸿章提拔任命,对曾国藩并不怎么“买账”,在执行命令时常表现为消极拖延与暗中抵制。于是,曾国藩下令时必得事先征求李鸿章意见,然后由李鸿章将命令传达给淮军将领,军令要比实际军情落后半拍,常常贻误战机。加之其他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端,致使曾国藩剿捻一时间难有突破性的进展。于是,他再度受到他人的攻讦与参劾,受到清廷的严厉申饬。

曾国藩心灰意懒,只得奏请开缺。

两年艰辛坎坷的剿捻行动,结果落了个无功而返。曾国藩自然脸上无光,令他多少感到欣慰的是,学生兼幕僚李鸿章接过剿捻这支“接力棒”,并依照他制定的军事方略,终于完成了他的未竟之业,置捻军于死地。

如果说剿捻失败仅只是声望受挫的话,那么处理天津教案,则将曾国藩推到无法化解的矛盾与纠纷的“风口浪尖”,落了个“汉奸”、“卖国贼”的骂名。

天津教案的直接起因,源于一个年仅十九岁,以迷药诱拐幼孩的罪犯武兰珍。他被人扭送官府后当堂供称,是教民王三将他迷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然后由教堂提供迷药,命他诱拐孩童,并称拐一人即付洋钱五元。消息传出,天津绅士、民众群情激昂、义愤填膺,近万市民不约而同齐聚仁慈堂外,要求逮捕主犯教民王三,并将仇恨情绪转移到传教士、修女及一切外国人身上。

一个由罪犯提供未经核实的谣传,竟然使得天津士民深信不疑,成为炸药包的引信,其深层根源,在于民间长期关于教堂一些捕风捉影的胡乱推测与以讹传讹。

因为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才有传教士、教会的“登堂入室”,民众对其有着一种本能的反感与敌意,这便决定了传教士、教民与官府、士人、百姓之间的难以沟通、交流与理解,而少数传教士的飞扬跋扈、教民的仗势欺人更是在相互隔膜的基础上变本加厉、火上浇油。此外,教堂的壁垒森严也为人们提供了神秘而诡异的想象空间,比如传教士、修女为行“拯救灵魂”的“善举”,常把一些濒临死亡者收入堂中作临终付洗。等到这些人死后,大多埋入教堂墓地。进入教堂的生命全都变成刻有十字的冷冰冰墓碑,几近百分之百的死亡率给人产生的联想实在是太丰富了。因此,关于教堂、教士、教民,无论多么荒诞不经的谣言,也会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旋风般吹遍大街小巷与每个角落。比如教堂内男女教徒同处一室共同礼拜,便为“男女授受不亲”的崇奉者士大夫们提供了恶意攻击的把柄,被诬指为教堂是一个教人淫乱的魔窟;教堂为临死儿童施行洗礼,则被百姓误认为“剖小儿心肝以制药饵”;医院将解剖后的死婴浸于酒精容器内,被士大夫视为“冲孕妇之腹,取胎儿制长生不老之药”……其实,自明末利玛窦入华传教开始,就有关于西方传教士“挖眼剖心”、“剖腹取胎”、“炼丹采生”之类的谣传。近三百年来,迷信与谣言不仅没有消解,反而更加强化了:误解越来越深,仇恨越积越厚,矛盾与冲突渐次由隐而显,由暗到明。颇有意味的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底里的负面因素,直到21世纪的今天,诸如此类谣言仍有着一定的“市场”。据全国各大媒体报道,2007年1月,重庆市奉节县朱衣镇便流传着一则“高速路建桥要童男童女献祭”的谣言,说是为了确保高架桥的稳固,将在朱衣镇寻找十八名十二岁以下的童男童女献祭,填埋于桥墩下面。如此荒诞的谣传竟然不胫而走,给当地学生、家长、学校带来了不必要的紧张与恐慌气氛。

炽烈的岩浆在地底冲撞奔涌,寻找着薄弱的突破口。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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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负责调查处理此案的法国大使丰大业依仗西方强势文明,根本不可能体察、了解中国的“国情”与“民情”,他盛气凌人地视黑压压的围观群众为无物,横蛮暴戾向清廷官员开枪,击中天津知县刘杰的随从高升,从而酿成一起血案。百姓惧怕清廷官员,清廷官员惧怕洋人,可百姓并不惧怕洋人,他们一拥而上,当场打死丰大业及其秘书西蒙。引信点燃了,嗞嗞作响,随后是炸药包那惊天动地的爆响:愤怒而失控的民众烧毁了望海楼教堂、仁慈堂、法国领事馆及十座英美耶稣教堂,杀死了沿途遇见的所有外国人,包括领事馆随从两名、传教士一名、修女十名、法国居民两名、俄国居民三名,另有中国神甫一名、中国教民三十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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