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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大变局-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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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某些固有成见的约束。严复终其一生，都在不断追求，努力探索，他一直寻找着的，是一种既高于中国传统文化，又优于西方近代文明的高级文化模式。这一虽然没有实现的文化模式，不仅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发展方向，也是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苦苦追求的美好理想。因此，只要我们的现代化转型没有彻底完成，民主机制没有真正建立，自由的期许并未全部兑现，严复就永远也不会过时。
慈禧：悲剧时代的悲剧人物
慈禧太后于晚清执掌实权，看似偶然，实则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循着昔日惯性轨道进入末世之后的一种必然呈示，一次颇具意味的“盘点”与象征：封建专制的一个最大特点便是幕后交易、暗箱操作、不择手段，慈禧虽非集大成者，但其垂帘听政使得这一特征更加具象化、表面化、象征化；封建王朝越强大越繁荣，便越开放越阳刚，越穷困越衰弱，则越封闭越阴柔，晚清时期既是满清王朝的暮年，也是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末年，由女人慈禧长期主政，自是积贫积弱、阴柔至极了；慈禧前后三次垂帘，操纵权柄长达四十七年之久，“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一个真实缩影，慈禧只需依附其上，凭借其惯性便能享受专制特权“终身制”，一直干到老干到死，最后才无可奈何地撒手而去……
慈禧的一生，从出生而老迈直至七十三岁病逝，总是笼罩在诸多朦胧而神秘的色彩与谜团之中，正如垂帘听政时那躲在布帘背后若隐若现的身影，大有呼之欲出之势，却又难窥其人，难睹其面。
首先是身世之谜，诸多野史、轶闻、逸事、笔记在传闻故事的基础上穿凿附会，大肆渲染，仅出生地就有“北京说”、“浙江说”、“安徽说”、“内蒙说”、“山西说”等五种说法。就连慈禧被选入宫，也经过一番加工处理“目的化”了，虚构为创建清朝的努尔哈赤与古代海西女真叶赫族有着不共戴天的世仇，姓叶赫那拉氏的慈禧为报先祖之仇，便开始了一系列进宫受宠、夺权弄权、颠覆清廷的“宏伟大业”。还有一则更为离奇却为普通百姓深信不疑的故事，某县令吴棠派杂役携银三百两祭奠亡友，却将银两错送到慈禧姐妹送父归丧的船上，吴棠为“放长线钓大鱼”，也就将错就错地扮演了其父亡友的角色。慈禧于这一无疑于雪中送炭的仗义之举铭记于心，以后知恩图报，任命吴棠为四川总督。又传慈禧最初受咸丰宠幸，是因擅长地方曲调之故，所以又派生出两种传说，一说她生在江南，唱南方小曲是其“拿手好戏”；一说她家贫无以为生，便在北京充当号丧女以资糊口，担任丧娘的阅历练就了慈禧喜曲善唱的献媚本领……
其实，根据故宫档案记载，慈禧老家就在北京西单牌楼劈柴胡同（今北京西单辟才胡同）。以慈禧先祖、父亲的任官时间及地点推测，她的出生地应在北京。而叶赫那拉氏家谱中的记载则十分明确：慈禧生于道光十五年十月十日（公元1835年11月29日）卯时，出生地北京西四牌楼劈柴胡同，取名叶赫那拉·玉兰，刚一出生，计有男差、妇差各八人精心照料。近来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一份清朝皇帝遴选秀女名单，上有慈禧妹妹，也即醇亲王奕譞福晋、光绪皇帝生母的选秀记录，记着她的出生年月、生世渊源等，特别是详细住址一项，可进一步证实慈禧确为北京人。于是，“浙江说”、“安徽说”、“内蒙说”便不攻自破，但始于1989年6月的“山西说”却令人真伪难辨。“山西说”认为慈禧是汉人，出生在山西长治县西坡村一个穷苦农民家庭，四岁时卖给他人，十二岁又转卖给潞安知府惠征——也就是清宫档案记载的慈禧父亲为婢。后受知府夫人看重，收为养女，咸丰二年（1852年）以叶赫那拉惠征之女应选入宫。“山西说”之所以受到专家学者重视，在于有大量的慈禧遗迹、遗嘱、遗物以及民间传说为凭。但此说也有许多经不起史家推敲、考证的存疑之处，可视为“北京说”的一个参照，“对慈禧研究中一个薄弱环节的重要补充”。于“山西说”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阅《慈禧是山西长治人》一书。
不论出生北京还是山西，慈禧于1852年选入皇宫，这是一个“铁板钉钉”不可否认的事实。其时，作为慈禧的亲父也好，养父也罢，惠征还在安徽宁池太广道任道员。第二年惠征在镇江病逝，已在宫中被封为兰贵人的慈禧，尚没有本事走出宫门半步。也就是说，所谓慈禧扶柩归乡，吴棠错送银两等相关传说纯属子虚乌有。一个最起码的事实，那就是慈禧太后终其一生，根本就没有到过江南。
其他传得“有鼻子有眼睛”的野史趣闻，也多属捕风捉影、胡编滥造，可在类似的考证中剥去言之凿凿的外衣，澄清事实，使其“原形毕露”，还历史以真相。
慈禧所置身的时代，是一个男人专权，女人饱受歧视，缺乏最基本“人权”的封建时代。清廷明确规定，女人不得参政、议政、主政。因有民族压迫这重枷锁，汉族女性较满族女子尤受欺凌，从小裹脚遭受身体摧残，“三从四德”的心灵摧残更是伴随一生，就连入选宫女的资格也没有。“山西说”如若成立，慈禧刚一出生，便“定格”于社会的最底层，儿时的苦难肯定令她不堪回首。有一次，慈禧忍不住对身边的女官德龄说道：“自余髫龄，生命极苦，尔所知也。以余非双亲所爱，尤觉毫无乐趣。吾娣所欲，亲必与之。至于余者，靡不遭呵叱。”慈禧儿时不受双亲喜爱，经常受到他们的呵叱，奇怪的是，妹妹却极讨父母欢心，对她简直是百依百顺。这是否从另一角度证实慈禧确为惠征养女？当然，也有可能是慈禧从小个性太强的缘故。不然的话，她十六岁时便具有“五经成诵，通满文，二十四史亦皆浏览”的本事，则无从解释。按“山西说”推算，慈禧十二岁被一农民转卖给惠征，先为奴婢，后为养女，为婢时不可能求学，也就是说，在不到四年的时间内，要达到史书所记载的个人学养，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不管怎么说，儿时“极苦”的生活，既是她生命向上的顽强动力，也是她一辈子挥散不去的沉重阴影——此后在宫廷中极力追求、铺排的豪奢生活，便是一种变态的补偿。
慈禧从社会底层晋为贵族，后跃居掌控大清帝国命运的主宰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被外国人评价为“慈禧太后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人，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她比皇帝还要皇帝，那些歧视女人的男人无不对她俯首帖耳，所有王公大臣无不不诚惶诚恐地匍匐在她的脚下不敢仰视，战战兢兢而又心悦诚服地顶礼膜拜，哪怕当时最优秀、最权威的“极品男人”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胡林翼等，也被她玩弄于股掌之间。在男性执掌所有话语权的社会与时代，慈禧以一名女人身份抗衡“反拨”，达到他人难以企及的“相对高度”，除了机会与幸运，更多的恐怕在于其鲜明的个性、突出的才华、超越他人的能力，以及对封建传统文化的因势利导与“合理”运用。
八旗秀女选入宫中，由下至上分别为宫女、答应、常在、贵人、嫔、妃、贵妃、皇贵妃、皇后，层次等级极为森严。后宫佳丽如云，慈禧从一名普通宫女脱颖而出，是其成功的第一步。广为流传的慈禧当年以兰贵人的身份躲在宫中某一绿荫之处，在已买通的太监“牵线搭桥”下，靠南方小调撩逗皇上，取悦圣心，不过是一则想当然的传闻而已。慈禧其实根本不会南方小曲，她喜好的是京剧、山西梆子等北方戏，兴趣来了，当然也会唱上几曲。慈禧获得咸丰帝的宠幸，由多重因素的综合效应所致。她天生丽姿，容貌出众，据德龄在《慈禧太后私生活实录》中所记，古稀之年的慈禧“还是一个很美丽动人的女性”，一双手“不仅白腻，而且是极柔嫩，决不在我们年轻人之下”，由此可以推想五十年前豆蔻年华之时的慈禧该是多么娇美出众。英雄爱美人，皇帝爱美女，自古皆然。加之她又是那么聪明伶俐，善解人意，使得咸丰帝“初幸慈禧，颇有惑溺之象，《长恨歌》中所谓‘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者，仿佛似之”。对此，慈禧曾不如得意地对人说道：“宫人以我美，咸妒我，但皆为我所制。”此语不仅道出了貌美遭人嫉妒之事，更反映了慈禧工于心计，极有手腕，其他宫女根本不是她的对手。此后她将这种手段用于官场政治，就更其老辣游刃有余了。
慈禧既懂满语，又通汉文，入宫前便具有一定的“国学”基础，并非某些宣传品所说的那样不学无术，全然愚昧无知。从她留下的一份亲自草写的早期诏书中那不少的错别字，可知其文化水平不是太高，但她对书本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迷信，入宫后仍长期读校古书、临书作画不已。她特别爱读《红楼梦》，几乎到了略能背诵的程度，并常以贾太君自居。据《慈禧写照记》所载，太后“能为诗词，出笔清新，非同凡响。又能为古文辞，得大宗气派”，“独能振笔疾书，洋洋千言不穷，斯真稀有之才”，又说她“最富记忆力……彼于古名家之诗文词，能滔滔背诵，如数家珍”。咸丰帝懒于国事寄情声色，不少奏章便让慈禧代阅。因她书法不错，有“端腴”丰采，又“常命其代笔批答奏章”。慈禧于权力似乎有着一种本能的兴趣与敏感，她津津有味地做着这一切，还相机参与政事，为咸丰出谋划策。日子一长，就对最高权力机构的一套运转模式了解得一清二楚，为日后的垂帘听政提供了便捷与基础。可以想见的是，没有这段执掌清廷政权的实习与锻炼，若对政事一无所知，此后的垂帘听政便无法施行。
慈禧地位的遽变与尊显，最关键的一项，是她生下了咸丰帝唯一的儿子载淳。就连慈禧生子这一被清宫记录在案的大事，也有稗史野乘扇动想象的翅膀，舞动生花妙笔，说载淳并非慈禧亲生，而是她将另一名产子的宫女毒死后抢夺而来的猎获物；还有一本小说虚构得更为有趣，文中描写慈禧确曾做了母亲，只是所生仅为一名女婴，后在大小太监们的帮助下，才从宫外偷偷换回一个男孩。以上两说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未尝不可，若认定为历史事实，则不值一驳。慈禧如若没有确凿的生养儿子这个重要砝码，其他一切都是镜中月与水中花。对此，别的宫女就是不服气也不行，有本事你也培育一名皇子竞争嘛。有人说这就是天意。天意也好，人为也罢，总之是慈禧凭此而扶摇直上了，在产下载淳当天，未满二十二岁的她就被晋封为懿贵妃。因当时后宫没有皇贵妃，慈禧之上，只有一位贞淑贤明、心地善良的孝贞皇后，她便一跃而成为后宫第二号人物。
真正考验慈禧并改变其命运的日子，当属咸丰帝病逝的18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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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向纵深发展，英法联军突破清军一道道严密的防线进占大沽口，攻陷天津。当军机处奏报这一败绩时，正在圆明园与后妃欢宴的咸丰帝当即束手无策放声痛哭，皇后钮祜禄氏与其他嫔妃更是无计可施，哭成一团。唯有慈禧一人表现得十分镇静，只见她走上前来劝说皇上道：“事危急，环泣何益？恭亲王素明决，乞上召筹应会之策。”是的，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有拿出对策才行，慈禧的临事不乱、极有主见由此可见一斑。这种素质既是后天练成，更多的则属与生俱来的个人禀性与天赋。
英法联军乘胜进军，北京岌岌可危，咸丰皇帝更是吓得不行。他不想留在北京与洋人周旋，更不想成为他们的俘虏，便将一个烂摊子交给恭亲王奕訢全权处理，自己则率一班朝臣嫔妃逃往承德避暑山庄。就在咸丰出奔前夕，身为懿贵妃的慈禧，则极力劝说皇上留在京城，抵抗到底。受传统文化影响，慈禧不仅不崇洋不媚外，骨子里更有着一股本能的排外复仇情绪。
1861年8月28日，逃往热河的咸丰帝病故。第二天，皇后钮祜禄氏被尊为母后皇太后，因其徽号为慈安，故称慈安太后，又因她住在紫禁城内被称为东宫的钟粹宫，又名东太后；作为新皇同治的生母，懿贵妃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因其徽号为慈禧，故称慈禧太后，又因她住在紫禁城内被称为西宫的长春宫，又名西太后。如果不是英法联军入侵，咸丰不会死得这么快；如果不是死在承德避暑山庄，而在京城驾崩，慈禧也没有机会很快除掉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赞襄政务大臣；更重要的是，咸丰帝的临终遗诏为慈禧夺权提供了可能，因新皇年仅六岁，不得不由大臣辅佐，为防重臣篡位，他指定了八位赞襄政务大臣互相牵制，又将两枚刻有“御赏”与“同道堂”字样的随身印章分别赐给皇后与皇帝，皇后的那一枚自然归慈安，而皇帝的这枚则由慈禧保管。赞襄政务大臣草拟的谕旨，唯有盖上两方印章方能生效，慈安的“御赏”盖在起首，为印起，慈禧保管的“同道堂”盖在结尾，为印讫。咸丰为防后患，煞费苦心地设计了的这一多方牵制的权力平衡机制，既不突出垂帘的皇后，也不显耀辅政的大臣，并且缺了任何一方，政令便无法下达，“垂帘辅政，兼而有之”。表面看来，似乎可行，可在实际操作过程之中，问题很快就来了。就在咸丰死后第二天，两宫皇后与顾命大臣之间便起纷争，渐呈水火不容之势。冲突的结果众所周知，那就是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訢联手，以闪电般的神速，兵不血刃，成功地发动了辛酉政变，将肃顺为首的辅政集团“一网打尽”。政变的领导人为慈禧、慈安、奕訢，但起决定作用的唯有慈禧，她的果敢、机敏、缜密、冷静、机诈等个性特征第一次充分“亮相”，在令人瞠目结舌的同时，又不得不为年仅二十七岁的她谋划之老道、手段之熟练、行动之周密、处置之精当而叹服不已。
咸丰尸骨未寒，他留下的自以为天衣无缝的权力制衡措施便遭彻底破产。“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土壤不仅长不出民主的幼芽，就连分权机制也不可能真正运行。除了专制、集权、独裁，别无他种选择。因此，咸丰精心制订的权力平衡机制最终只能是一种选择与结局——要么两宫太后集权，要么襄赞大臣独裁，绝无长期并存运行、相安无事、相得益彰之理。
咸丰帝在设计权力制衡机制时绝对没有想到的是，正是由他而一手打破了努尔哈赤家族及满清朝廷那不可逾越的惯例，为女人主政、垂帘听政大开了方便之门。咸丰帝如若地下有知，当作何感想？
辛酉政变成功，接下来的事情便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1861年11月11日，新皇同治正式登基；然后，由六部九卿花费十多天时间，制定垂帘听政章程十一条，规定皇太后享有批阅奏章、召见大臣、裁决政务、任免官员等一应大权；12月2日，两宫隆重举行垂帘听政大典，将整个过程规范化、仪式化、制度化：但见养心殿内，新皇载淳御座之后，放置八扇做工精致的黄纱屏风，屏风一左一右地端坐着慈安与慈禧两位太后。朝会开始，议政王奕訢率所有大臣叩拜，然后，奕訢进前站于皇帝御案左侧。大臣所上奏折，皆由奕訢转呈皇帝，并向两宫太后提供处理意见。经由屏风后面的两位太后最终裁决之后，将处理意见反馈给奕訢，再由他传达给朝廷百官。
一个崭新别致、令人丧气的时代——垂帘听政就这样在晚清拉开了帷幕，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历史发展，也因此而留下了一道曲里拐弯、盘旋回环的独特轨迹。
清末早期的垂帘听政实为东宫太后慈安与西宫太后慈禧两人共同主事。慈安小慈禧两岁，不善言辞，忠厚老实，为人十分懦弱，无论大事小事，都由慈禧一人说了算。两宫并尊，东宫甚至比西宫更显尊崇，但慈安对权力没有半点兴趣，加之慈禧确实具有他人难以企及的经世治国之才，慈安更是不愿与闻政事了。她与慈禧一左一右地坐在黄纱屏风背后，就像聋子的耳朵——一个“摆设”。两位太后同时执政，信誉更佳，威望更甚，特别在某些时候，慈安还可作为慈禧的一块挡箭牌，成为慈禧政治斗争的需要与装饰。正因为如此，两宫太后才能两次一同垂帘听政，相安无事地共掌政权二十年。
纵观慈禧一生，她最为热衷的就是权力。她爱权力甚于爱真理、爱儿子、爱财物，说她是一个权力迷、权力狂、权力癖一点也不为过。权力是她行事的最低底线，在不危及地位与权力的前提下，慈禧常以开明、善良、通达的形象出现在世人眼前。而一旦触及权力之争，她会不计利害、不择手段，稳、准、狠地置对方于死地。在她眼里，权力就是根本——既是生存之本、生命之本，也是发展之本、未来之本，有权力就有一切，没有权力一切都是泡影。在一个有着几千年官本位封建传统的国度，慈禧这种认识无疑是相当清醒而深刻的。权力是她的禁脔，容不得任何人染指；她以权力为“试金石”，生杀予夺地决定、主宰着他人的命运。
恭亲王奕訢，就因为掌权过重，成为慈禧垂帘听政后第一个教训与惩治的对象。
奕訢不仅是晚清满族集团中最有识见与才华的人物，也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量级的关键人物。道光帝有九个儿子，咸丰帝奕裕牍淄蹀仍D分别为道光帝第四子、第六子。清廷祖制，立贤不立长，命运之神只要稍稍眷顾奕訢，那么登上皇帝宝座的将不是咸丰帝奕裕锌赡苁寝仍D。咸丰以仁爱孝敬著称，奕訢则以机敏聪慧见长。道光晚年立储，合适的人选只有他们两人，游移的目光在奕裕朕仍D身上扫来扫去，犹豫再三，无法决断。传说咸丰听从老师杜受田之计，才华比不过奕訢，便尽可能地在道光面前显示自己的仁爱厚道。一次，众皇子围猎于南苑，文武双全的奕裕痘褡疃啵仍｝却一箭不发。道光询问其故，奕裕鸬溃骸把巯抡谴禾欤袷捩苎杏蝗躺松！钡拦馇椴蛔越卦薜溃骸按苏娴壅咧裕 备富室谎跃哦Γ炱轿蘅赏旎氐仄蜣仍｝，但对才华横溢的奕訢，道光帝又心怀依恋，不由得打破清廷秘密建储规矩，同时立下两份朱谕藏于金匮之中，特为奕裕粝乱幌兀骸盎仕淖愚仍｝立为太子，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
后来的事实证明，道光帝在奕裕朕仍D兄弟俩的选择上犯了一个大大的错误。咸丰登基后风流成性、无所作为，为帝国与民族的未来埋下了祸根。与之相对照的是在军机处行走的恭亲王奕訢，思想开放，勇于任事，干练豁达，受到宫廷内外的一致认可与赞誉。咸丰帝本来就因立储之事对奕訢耿耿于怀，他的异常活跃更是令他疑忌不满，加之恭亲王奕訢极力为病重的生母——康慈贵太妃争取皇太后封号，两人发生争执，矛盾终于激化。兄弟俩反目成仇，咸丰帝当即罢免恭亲王的一应职务。英法联军进军北京，咸丰帝仓皇北逃，却不顾奕訢安危，命他留在京城与洋人交涉，将一个烂摊子交他处理。热河病危时，也不许奕訢前往探视，在遗诏中更是将他完全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
慈禧虽居深宫，但对皇宫的明争暗斗，却能“明察秋毫”，这不能说不是她的过人之处。她正是利用恭亲王奕訢的怨恨不满，主动伸出“橄榄枝”，双方联手，一举擒获赞襄政务集团的八位大员。如果没有恭亲王的配合，决不会有改变宫廷政治格局的辛酉政变。作为孤儿寡母的慈禧，只能是长期忍气吞声，遭受肃顺等人的颐指气使与凌辱折磨。
1861年11月3日，就在辛酉政变第二天，慈禧一改清代先例，连发两道谕旨，先授政变有功之臣恭亲王奕訢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又马上补授宗人府宗令，掌管皇族事务，位居内阁六部之上。
表面看来，慈禧给了恭亲王前所未有的权力与荣耀，但就实质而言，她还是担心奕訢专权尾大不掉，预作防范有所保留。议政王可能是慈禧的一项发明，她所实现的，既不是代行皇权的摄政，也不是襄助君王的辅政，而是大权独揽的听政——在她手下具体办事的恭亲王只具参政、议政资格，最后的决断，还是两宫皇后，也即慈禧一人，其心机不谓不深。
时间一长，手握实权的恭亲王不免得意忘形，对两宫渐渐不尊。慈禧不满，奕訢不服，一次，两人因政见不同发生矛盾，竟当面争执起来。慈禧说：“你事事与我为难，我革你的职！”奕訢毫不相让地回道：“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的职，不能革我皇子！”慈禧气得大呼小叫，诬说恭亲王要动手打她。一旁太监见势不妙，赶紧将奕訢劝出。
两人的矛盾越积越深，慈禧确确实实地感到自己的权力与权威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与威胁。已经听政四年的慈禧，对处理政事、控制官员早已驾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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