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变局-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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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氏、西晋惠帝皇后贾南风、唐高宗皇后武曌、辽朝景帝皇后萧太后、清初真正的开国之主孝庄太后等，但执掌权力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者莫过于武曌（即武则天）与清德宗皇后隆裕（即慈禧太后）。慈禧与武则天，两人既有相同相似之处，也有诸多区别。比如她们与闻政事的时间都很长，慈禧实际掌权四十七年，武则天参与执政与独掌大权共五十年之久；两人外貌都妖冶动人，深得皇上宠幸；她们那拥有三宫六院的皇帝丈夫死后，两人在私生活方面都不甚检点，只不过武则天毫不掩饰地选择男宠玩弄男性，慈禧则做得比较含蓄，显得谨小慎微，她没有固定的男宠，因为常听淫曲，常看淫戏，就偷偷摸摸地挑选戏班里那些漂亮的戏子留宿；两人都善于发现人才，重用人才；都具有铁腕风格，为了权力不择手段残酷镇压异己，哪怕自己的亲人也不放过……然而，她们之间的区别又是那样地显而易见，武则天以太后身份直接登上皇帝宝座，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慈禧则一直躲在幕后，给人的印象总是那么鬼鬼祟祟、云山雾沼、神秘兮兮；武则天将个人私事与国家大事分得一清二楚，慈禧则将二者搅在一块，常置个人利益于国家权益之上；武则天胸怀宽阔，善于纳谏，有雄主之风，慈禧则心胸狭隘，嫉妒心强，事事以自我为中心；武则天身上透出的是一种霸气，她开创了一个开放、清明而博大的时代，慈禧则以权谋、机诈著称，使得清朝末年越来越阴柔，越来越腐朽，加速了晚清覆亡的命运；武则天留给后人的评说是褒多贬少，而对慈禧的评价，过去几乎全部是负面的，似乎近代历史的所有过错都应该由她一人而承担，甚至出现了“老妖婆”、“妖精”、“卖国贼”之类的骂名，近年虽然客观了一些，但更多的仍是讥刺与贬抑……

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他（或她）所置身的时代与环境，慈禧与武则天之间的差异及其产生的不同效应、不同评价，不仅是个人性格使然，更是不同时代作用下的必然结果。

武则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所处的唐代——那是中国古代文明史上最为开放、博大而强盛的王朝，也是一个充满激情与创造力的时代，犹如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唐朝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壮年与盛年时期，武则天所要做的，只需顺其自然、顺应潮流，就能获得名垂青史的成功，就能弥补乃至反拨所谓女人执政犹如雌鸡司晨的负面影响。

而慈禧所置身的时代——晚清，则与武则天的唐朝形成鲜明对照，如果说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的正剧与喜剧，那么清末则是一出典型的悲剧，悲剧的主角，无疑就是慈禧。

如果没有席卷全球的近代化风暴，没有外人的窥视与入侵，没有西方强势文化的渗透，作为一个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相对强盛的王朝，如若处于昔日山海隔绝或是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尚有一定的资本自我陶醉、悠哉游哉。然而，时代变了，置身于列强环伺的夹缝之中，列祖列宗留下的传统文化不仅没有教导后人如何学习吸收西方异质强势文明，反而以一种虚幻的优势与顽固的姿态，不断地束缚着孝子贤孙们前行的手脚。

就历史的规律与本质而言，千古未有的大变局时代，呼唤具有开拓性的伟大人物，领导广大民众冲破羁绊、转变观念、更新知识、创造未来，而历史与命运选择的却是慈禧！作为女人的她，又怎能改变、超越往昔的传统与束缚呢？她所缺少的，正是伟岸与气魄。

正因为她是一个女人，所以从来就没有什么建功立业、名垂青史的豪情与抱负，没有引导国家走上康庄大道的规划与蓝图，更不用说如俄国彼得大帝那样求变图强、大力改革的雄心壮志了。她有着过人的机敏与才华，但目光短浅，没有远大的识见；她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没有为国谋利、为民造福的公心，特别是普通百姓的利益与死活，她似乎从来就没有想过；她是一个女人，一切凭着感觉走，当然，在每走一步的具体过程中，她还是相当用心的。比如辛酉政变，开始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夺权，只是肃顺集团欺负孤儿寡母，逼人太甚，她才以一个政治家的风度，缜密地设计、完美地施行了这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政变。慈禧没有雄心壮志，也就不思进取，十分局限于满足，许多事情见好就收，不向纵深处推进。比如洋务运动，仅只限于技艺层面，不去触动制度、文化的内在方面，张之洞正是摸准了她的“脉搏”，才不失时机地抛出了一部《劝学篇》，从理论上为洋务运动划定圈子与框框。慈禧以个人权力为中心，无理性，无规划，无条理，受着一些刺激，凭着个人喜好，走到哪算到哪，结果差点将整个国家引入了一条死胡同，若非传统文化具备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华夏民族有着无可比拟的坚韧与顽强，亡国灭种之灾，并非危言耸听之语。

慈禧一生最为热衷的东西主要有两样：一是权势，二为享乐。

她对权力的喜好，先是具有一种潜在的本能；然后是咸丰帝的诱导，使她在处理政事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拥有支配他人命运的快感；最后则是一种惯性与需要，咸丰帝病逝时慈禧年仅二十七岁，也就意味着往后的大半辈子岁月得永远守寡。一朵怒放的鲜花，那袭人的香气大多时候只能是孤芳自赏。年轻女人的自然欲望与正常情感长期处于压抑状态，文艺家可以将此升华为伟大的文艺作品，而作为政治家、权谋家的慈禧，只能是转化为更加追求权欲，在指挥与统治他人的过程中，获得一种类似于情欲满足的快感。慈禧对权势的依恋与追求简直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变态程度，她喜欢看大臣们的磕头跪拜、诚惶诚恐与唯唯诺诺；她大到国家政治、军事决策，小到所有亲戚的家常务事，包括某一王府格格的婚配等，事无巨细，都要过问，插手管管，而她的嫉妒心又很强，最见不得别人比她活得更好；她最喜欢那些因其手中权力而获得好处的人们对她宣誓效忠、歌功颂德，她规定，一定级别的朝廷官员升迁后都要向他叩首谢恩；她的话一言九鼎，哪怕皇帝也要看她脸色行事，凡她拍板裁决之事，就断然不可另行更改……

1900年8月15日凌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辅国公载澜急驰入宫奏道：“夷兵要攻东华门了。”慈禧于慌乱中穿上宫装，做出投水自尽的姿态。载澜急忙拉住她的衣服劝阻道：“不如且避之，徐为后计。”她当然不会就此自杀，也就顺水推舟地“虚心纳谏”，哭哭啼啼地换了一身青衣，装成一位老妇模样，像年轻时随同咸丰帝仓皇出奔那样，赶紧逃离京城。所不同的是，上次逃奔方向为东北，此次则避走西南，行前仍不忘拉上光绪皇帝作为“人质”与“筹码”。

西方列强占领北京，本来要将慈禧作为祸首予以惩处，可经过与清廷的谈判代表奕劻、李鸿章等人反复磋商后认为，中国不能没有慈禧太后，否则将会“群龙无首”，天下大乱。于是，决定在保住慈禧权位的前提下，提出惩治主犯、谢罪赔款等一系列相当苛刻的谈判条件。

慈禧抵达西安，方知洋人并无勒令归政之事，心情不觉由连绵阴雨变为阳光普照。只要能够保住统治地位不受威胁与侵犯，其他的一切，都好说得很，臭名昭著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当然，慈禧的本意，并非像那些攻击她的人所理解的那样，要尽最大可能地出卖国家利益与主权，而是在“不败和局”、保持大清帝国完整的情形下，以尽可能少的“物力”与代价，求得西方各国的颔首与欢心。经此逃难的悲剧与屈辱的求和，慈禧虽然愈显衰老疲惫，可头脑却清醒了许多。一番逃难，从另一角度而言，也算是给了她一个走出深宫，了解民情的机会。同时经过一番惊吓与教训，她发现洋人并不占据领土，也不要求改朝换代，他们孜孜以以求的，只是经济利益，要将中国纳入世界一体化、近代化的框架与进程之中。迫于压力，也是出于认识的转变，慈禧还在羁留西安的逃难时期，就开始以光绪帝名义颁布变法诏书了。此后，她更是晚清末变法推进到制度、法律、文化等方面的内容，甚至准备变更国体，筹备君主立宪了。

这时的慈禧，在情感上开始对洋人的物事生出几分好感来，比如她特别欣赏西人的衣着服饰，“太后极喜西装，谓亭亭玉立，飘飘如仙子之舞，极惹人爱。”对巴黎的时髦装束也十分羡慕，对法国的香水香粉、镀金镜子更是喜爱得不行。在谈及中西建筑时，慈禧认为“吾国虽古，然无精美之建筑如美国者”，并生出一番“周游全球，一视各国风土”的念想。当然，如果慈禧真的能够成行，肯定会成为当时轰动世界的一条特大新闻。愈到晚年，慈禧愈对西方物质生出亲近与依赖，比如她喜欢坐火车，喜欢喝咖啡，喜欢听留声机，离不开电灯，时不时打打电话，坐坐汽车……由己推人，慈禧明谕各地，选派官员出国游学，又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以作立宪之资。正因为这些带有急转弯味道的亲近西方之举，慈禧的面目，又给漫画成了出卖国家主权、向西方献媚的“洋奴”。

当然，慈禧之所以向西方靠拢，学习模仿，并不是出于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以达强国富民之效，她着眼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住权力——不仅保住个人权力，也要保住满人的统治地位。权力就是生命，为了它，一切都可上下其手，她可不管什么美丽丑陋、善良邪恶、光明黑暗。所谓的君主立宪，只要满人继续高高在上，这样的变法当然也是可以施行的。她想延续满清统治，其所作所为实则加速了瓦解之势。为限制权力与巩固政权，她对汉人的态度实在令人不齿，一句“宁与友邦，不与家奴”，也从另一角度证明慈禧并非汉人血统，可见出生地“山西说”中认为她是一名经人转卖的汉族女子，并非事实。

慈禧除掌权弄权外，她的另一癖好就是贪图享乐。中国皇帝又名“天子”，自古以来莫不以天下之富供上天之子一人享用，而慈禧作为一名追求感官享乐的女性，其奢靡铺排，更是在某些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令人咋舌不已。

据有关资料记载，慈禧太后一天的平均生活费用约四万两纹银。她每顿饭要上整整一百道菜，这些菜都得精工细作而成。比如她喜欢吃鸭子，就由一名大厨专门用文火炖熬，一次熬一只，一般需两三天做成；再如吃豆芽菜，要派专人一根一根地拾掇，将每根豆芽根部的须儿摘除，并且不能折断豆芽本身；为防他人下毒，所有进餐用的盘子都用银子做成，每道菜只吃三口，第三口刚一下肚，就有太监将盘撤下。

在服饰方面，慈禧约有衣服两千件；鞋子三四十双，一双新鞋平均穿五六天；所有的袜子只穿一次，而这些袜子都由上好丝绸织成；更为荒唐的是，很爱洗澡的慈禧洗一次澡，得四个宫女侍候，用香皂涂涂抹抹，拿毛巾反复搓洗，仅一个澡洗下来，就需要一百条毛巾。一次慈禧乘火车去奉天，便有一节车厢专门为她运载服装、鞋袜、毛巾等物什。她所佩戴的手饰，在形式、质地、种类等方面，更是花样繁多。据《清宫琐记》所叙，太后“每日所戴之首饰，其状态颜色，尤必与其衣服之状态颜色相称，日新月异，无一从同。人之富于美之观念者，吾未有见过于慈禧太后者也”。

慈禧六十寿诞时，共计花费白银约一千万两，以当时的行情计算，可以组建一支北洋舰队；而修建“安度晚年”的颐和园，又花去白银约三千万两；仅此两项计算，老太后独自一人就消耗掉了四支北洋舰队，其“威力”远远超过甲午战争中的日本舰队。如果有人对她追求“高品位”的生活提出质疑、予以劝谏，她便恶狠狠地说道：“今日令我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

慈禧贪权专权，自然也不是一天到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全部沉浸其中。她也有休闲放松的时候，将业余生活打点得十分“滋润”。她爱听戏，特别是北方京剧、梆子戏；爱观鱼，爱养花，爱鸽子，还懂得侍养宠物，蓄有一只猴、一只猫；她还会剪裁衣服，调弄化妆品，据说手艺相当不错，堪称一流。还是《清宫琐记》，里面就有这样一段话：“太后自己所穿衣服之式样及其色，均由自己亲为裁理。”

慈禧生前逐欢享乐，死后也极备哀荣。慈禧陵墓于1879年开始建造，直至1908年去世，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建了三十年，耗费银两不计其数。而棺内的殉葬品，包括珍珠、翡翠、宝石等各类珍宝，据有关专家估算，价值约白银六千万两。其中仅凤冠上一颗最贵重的珍珠，大如鸡卵，重约四两，价值便达一千万两白银。

慈禧常说，一个女人如果不爱美，活着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只是她以整个帝国的财政与经济为代价，将所谓的“爱美”推向挥霍享受的极至，这种超级变态的穷奢极欲，实则掏空了晚清那本来就已腐朽的支柱与大厦。

表面看来，慈禧的日子似乎过得十分风光滋润，但其内里，是掩饰不住的孤独、凄凉、失败与悲哀。

慈禧与其他普通女人一样，的确特别爱美，从晚年留下的几张“经典”照片来看，都装扮得花枝招展，与松弛打皱的皮肤、柔中透威的面孔不甚谐调。她追求感官享受，讲究生活品位与生活情趣，渴望浪漫，哪怕老迈了，还做着五彩缤纷的梦幻，希望周游世界。而作为封建专制集权下的一位大权在握的最高统治者，又不得不尽可能地收敛、控制女人那与生俱来的柔弱本性，以铁腕手段、霸权风格、残忍心态治理国家。慈禧最让人恐惧是的一双眼睛，据宫女回忆，太后有时也拉拉家常，一副安详闲散的样子，眼中泛着柔和，谈着谈着，一旦涉及要害问题，目光顿时变成一道似乎洞穿对方的利剑，让人心惊胆战。凡是与他聊过的大臣，无不感到看似轻松的话语背后，藏着一股凛然杀机，唯恐出现半点差池，全都一身紧张，两腿觳觫，虚汗直冒，往往是一场谈话下来，后背早已湿透。

慈禧精力十分旺盛，朝见大臣，“从容处置家国大事，历三小时无倦容”。慈禧反复无常，性情乖戾，“时常表现出没有必要的残忍无情”。在令他人恐惧的同时，她自己也受着角色错位的深度困扰，作为一名女人，却要承担男人那不堪重负的职责，所谓“高处不胜寒”，她没有能够完全敞开心扉的真正朋友，没有本真意义上的情人，亲戚们也怕着她不敢走得太近，就连人间最宝贵的母子亲情这最起码的天伦之乐，她也享受不到。

慈禧只有一个至亲的宝贝儿子，那就是同治帝载淳，按说应该视为掌上明珠，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加重要。可面对发动宫廷政变后政权不稳、太平天国未能剿灭、西方列强虎视眈眈的局势，她不得不将身心与精力，全部投入政事之中，也就忽略了儿子亲情。而同治帝在她眼中，更多时候只是一个符号——高高在上的帝王，万民景仰的天子，大清帝国的象征。因此，她施予儿子的，大多是要求，是说教，是束缚，是训斥，她希望同治成为一名留芳千古的完美帝王，而不是一个撒娇的儿子。日子一长，光治对她的感情，除了敬畏，便是淡漠与疏远。与此相反的是，东太后慈安则对同治嘘寒问暖、关爱有加，他反而将慈安视为亲生母亲。

慈禧因教育不当，同治帝年岁渐长，心中反而生出一种强烈的叛逆情绪，与她公开对着干。比如他主张擒杀慈禧宠爱的太监安德海；故意不选慈禧喜欢的富察氏，而是与慈安站在一起，挑选了阿鲁特氏；慈禧此极为不满，多次要他“眷顾”自己喜爱却位居第二的慧妃富察氏，同治帝反感至极，索性不召任何妃嫔侍寝，又耐不住青春期的欲望与冲动，便偷偷跑到外面的青楼妓院狎邪淫乐。

正因为有着大量嫖妓寻欢的事实，身患烈性传染病——痘症（即天花）而逝的同治帝，就有了死于梅毒之说。

年仅十九岁的同治帝猝然病逝，对慈禧的打击自不待言，可她却能强忍悲痛，表现出没事一般，甚至还面带微笑地召集王公大臣议事。这所议之事并非为同治帝出殡，而是考虑如何继续垂帘听政，将大清实权攥在手中，赶紧“择其贤者”建储。同治无子，按清朝祖制，得从下辈皇侄中立嗣。名为“集思广益”，实则是众人不得不服从她早就定好的“盘子”：以同治帝的同辈，醇亲王之子载湉为储，即此后的光绪帝。正当众人唯唯诺诺之时，吓得浑身发抖的醇亲王奏道：“禀太后，皇上春秋正旺，建储似不合祖制……”直到这时，慈禧才厉声宣布：“然则皇上已驾崩了！”宫内顿时响起一片无可抑制的悲痛哭泣。也不知此时的慈禧是否与大臣一同哭泣，史书没有记载，但以其逞强的个性而言，为维持尊严，估计她得强忍悲痛不让自己失态。但在私下，作为一个失败的母亲，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儿子：“自此我之境遇大变，希望皆绝。”据德龄《慈禧太后私生活实录》记载，每逢同治帝的生辰或忌日，慈禧整日枯坐，脸上堆满愁苦的阴云，眼里盈满悲痛的泪水，回忆着儿子生前的琐事与细节。只有失去儿子之后，她才觉得亲情的珍贵，于深深的思念中一个劲地对德龄夸奖同治：“他的仪表的大方和华贵真是人世间所不易见到的……相貌的好看，还是不值得称道的事情，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孝顺和守礼……”

醇亲王乃道光第七子，咸丰帝弟弟，其妻子更是慈禧亲妹，正因为这种关系，慈禧才选择了醇亲王之子载湉。就亲情而言，载湉既是她的外甥，也是她的侄子，长期沉浸在失子之痛中的慈禧，也就将新立的小皇帝光绪视为亲生儿子，尽心尽力地呵护培养。她曾回忆道：“皇帝抱入宫时，才四岁，气体不充实，脐间常流湿不干，我每日亲与涂拭，昼间常卧我寝榻上，看着天气寒暖，亲自为他加减衣衿，节其饮食。皇帝自在醇王府时即胆怯，怕听到大声特别是雷声，每有打雷下雨，我都把他搂在怀里，寸步不离。皇帝三五岁后，我每日亲书方纸，教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唯恐不至……”

作为一国之主的慈禧，像一个慈母似的为光绪做着这一切，也确实难为了她。只是意想不到的是，她的这番苦心结果付诸东流，悲剧再次重演，不仅没有换来亲情与报答，两人最终反目为仇。

关键的原因，还是慈禧身上那无可更移、无时不在的威严。举行登基大典之后，四岁的光绪跟随两宫皇后接见醇亲王奕譞。离开亲生父母与家庭的光绪一见父亲醇亲王，当即跪下哭道：“阿玛，咱们回家。”慈禧见状，自然不会像那些普通女人一样婆婆妈妈地劝啊哄的，便以其惯有的方式一声怒吼：“皇帝，成何体统！”光绪吓得惊惶失措，哇哇大哭。等到奕譞退出宫时，光绪又大哭大叫着追赶不已，慈禧赶紧叫当值的太监一把将他按住。光绪对着醇亲王奕譞离去的方向，拼命挣扎着放声哭嚎：“阿玛呀，我的阿玛呀……”

登基当天的这一场景似乎定下了光绪此后三十多年皇帝生涯的基调，陌生、孤独、恐惧、遗弃、冷落等多重情愫严重影响了他正常的生长与发育。对慈禧，他更是有着一种撕扯的两难复杂心理，慈禧是他的伯妈兼姨妈，并且扶立他当了皇帝，又视他为亲生儿子，可谓有大恩于他。可光绪因长期笼罩在慈禧的权威与恐惧之下，心头难以对她生出爱意。有恩不报不说，反而涌出冷漠与厌恶之情，这于从小受着传统教育的光绪而言，内心深处也就长期藏有一种无法自拔的负罪与内疚。其实，他更多的还是思念自己的亲生父母，他格外想念父亲醇亲王，特别喜欢吃母亲带给他的零食。而慈禧却残忍地将这种亲情斩断，希望能够全部转移到她的身上。自光绪进宫后，慈禧就立下了断亲情、立威严、传孝道等三条规则，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西太后待皇上无不疾言厉色，少年时每日呵斥之声不断，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

光绪无从抗拒这种强加的亲情，无法逃避慈禧的无上权威与严密控制，表面虽然“见西太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暗中则施以消极对抗的方式。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光绪与慈禧，就这样在一种相互消耗折磨的关系中，彼此成为对方无法征服的敌手，难以解脱的噩梦。

慈禧为满足权欲长期垂帘听政，一再推迟为光绪选后，后又强行将他不甚喜欢的桂祥之女叶赫那拉氏立为皇后，大婚后迫不得已撤帘还政，还是紧紧抓住大权不放，将光绪亲政后对朝政的最终裁决合法化、制度化。

光绪一直隐忍着，却又无从反抗，戊戌变法是其长期积怨与愤怒的总爆发。他曾明确通过庆亲王奕劻转告慈禧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慈禧闻言大怒：“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此时的光绪，仍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