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变局-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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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辍学回国，返回故乡翠亨村。

但孙中山终究不是“池中之物”，很快又转入香港继续念书，完成中学学业后，进入医校学习西医。当然，他在檀香山受阻于兄长孙眉的事情，很快就如愿以偿地得以实现——加入了基督教，剪掉了那根拖在屁股后面象征屈辱的长长辫子。1892年7月，孙中山在香港雅丽医校完成五年学业，以第一届毕业生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医师在英国被视为上等人，不仅具有颇高的地位，且经济收入相当可观。孙中山先后在澳门、广州行医，因其医术高明，一时间声誉雀起，求医问诊者络绎不绝。如果孙中山安于此道，一辈子满可以过一种优裕富足的平静日子。然而，医生仅仅疗治国民贫病羸弱的肉体，他的远大志向，则是“借医术为入世之媒”，“而从事于医国事业”——疗救满目疮痍、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以及几千年封建专制积淀下来的国民劣根性。

还在七八岁的时候，孙中山幼小的心灵，就播下了一颗排满、复仇的种子。追根溯源，种子的播撒来自他的广东老乡洪秀全。翠亨村有一村民冯爽观，早年参加过太平军，也曾亲眼见过“天王”洪秀全。太平天国失败后，他不声不响地回到故乡，依旧做那不甚起眼的农活。有事无事，他会在村头榕树下绘声绘色地给孙中山等一帮孩子讲述当年太平天国的故事，从起义之初到天国覆亡，孩子们刨根究底地问着，他则一段一段地讲着，孙中山总是听得兴致盎然、津津有味。一次，孙中山听着听着，竟情不自禁地叹道：“咳，要是洪秀全灭掉满清就好了。”冯爽观闻言，端详了一会儿孙中山道：“你长得很像洪秀全，长大后就做洪秀全吧。”正所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孙中山自此真的就以洪秀全自许，毫不隐讳地称自己是“洪秀全第二”。村里的孩子们也管他叫“洪秀全”，那些大人们有时也跟着自家孩子“洪秀全”长，“洪秀全”短地称呼他。做一个能够推翻满清统治的新的洪秀全，这便是孙中山儿时的具体追求与理想。

1884年中法战争失败，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满清政府的“政治不修，纲纪败坏”已无可救药，从小埋下的反抗种子破土而出，决心“倾覆清廷，创建民国”。正如他在《建国方略》中叙述的那样，于学业之余，“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发厥词，无所顾忌”，但附和者甚少，多以大逆不道、中风狂悖而避之。而真正促使孙中山下定决心放弃医业，开始政治斗争，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的转折，在于上书李鸿章的失败。

孙中山在宣传推翻满清革命的同时，对清政府多少还抱有一定的幻想，希望通过上书自荐，求知于当道的方式，改革弊端，以推动中国富强。因此，他早就酝酿着一份上清廷书。后来选择李鸿章作为上书对象，一是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领袖，其思想的开明、时务的通达与新政的成效，着实感染了孙中山，认为他是“识时务之大员”；二是将李鸿章引为同道，因为他不仅信奉西医，还是孙中山曾经就读过的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人；三呢，是因为康有为的上书都不能上达“天听”，孙中山觉得自己既无功名又无官职，不会有官员敢于代呈，更难以到达皇帝手中，于是，就降格以求地转向朝廷握有实权的要员了。提及功名，我们不得不特别指出的是，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孙中山可能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没有陷入科举怪圈的人物。他没有参加过一次科举，就连这样的念头也不曾有过。

关于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过去流行的说法，是他经人介绍，在天津前往李鸿章处拜访，结果受到他傲慢无礼的接待。此外，还有孙中山冒死谒李鸿章，劝其革命等多种说法。但经史家严格考证，事实真相是，孙中山经人辗转介绍，上书还是到达了李鸿章手中，但并未予以接见。不是李鸿章摆臭架子或耍“大腕”脾气，而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正在在芦台督师练兵的他，哪有心思顾及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医生上书呢？因此，他经人反馈给孙中山的答复是：“打完仗以后再见吧。”后来他们俩虽有过多次“再见”的机会，但终其一生都没有打过一次照面。比如八国联军进占北京时，孙中山运动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割据独立，却因李鸿章奉旨北上议和而作罢。就在李鸿章北上途中，孙中山还暗地里救过他一命。维新派视李鸿章为死敌，孙中山的几个日本朋友也计划暗杀他，因孙中山坚决制止反对才没有下手。

至于当年那封呈给李鸿章的上书，李鸿章是否看过，也难说得很。其实孙中山的上书，虽是他十多年来苦苦探索的结晶，但与康有为上书皇帝激进的政治改革主张相比，只算得上一份温和的经济改革方案，他将富强治国的途径，主要归结为四条：“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

连最起码的经济改革都难以付诸实现，孙中山一腔沸腾的热血，顿时化作点燃满清大厦的熊熊烈火。

孙中山乳名帝象，因母亲信奉村庙中的北方真武玄天上帝（简称北帝），故名；入学时取名孙文；后取号“日新”，在与外国人交往时，常以“日新”的谐音“逸仙”自称，所以欧美等国至今仍称他为孙逸仙；孙中山之名，乃由他在日本东京一家旅店投宿时使用的日本化名“中山樵”演变而来，以中国姓、日本名拼缀而成，成为人们对他的尊称。

孙中山在海外创立兴中会，成立革命党，组织革命军，致力于推翻满清政府，每次都以轰轰烈烈开始，以惨遭失败而告终。国人历来注重宣传强调宣传，舆论的力量之强大，有时真能达到“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地步。清廷的文告、报纸等宣传资料，都将孙中山视为土匪强盗，提及孙中山时，总是称他为“孙汶”。“文”字加上三点水，就不是秀美如文了，而是占据江河湖泊的草寇与强盗。清廷这么一宣传，不仅不明真相的群众以为他真的是什么红眉毛、绿眼睛的土匪大王，甚至许多维新党人、革命志士都对他产生了天大的误会。比如留日学生最先知道孙中山时，都以为他不过是广州湾的一名海贼；章士钊起先也有过类似误解，后见到孙中山一封手札，字迹雄伟，当即“骇异”，这才改变过去认为孙中山目不识丁的草莽英雄形象；最有代表性的是前清举人、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他最先知道孙中山，是从报纸上读到的孙汶造反，第一次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失败。他记住了孙汶这一名字，后来就一直关注他的行踪，长期以为他不过一名长相鲁莽、举止粗野的江洋大盗而已。十年后，即1905年春，已自命为革命党的吴稚晖终于在英国伦敦与孙中山见面了，他根本就没有想到站在眼前的孙汶或孙文，竟是一名态度诚恳、和蔼可亲的绅士！后来，两人不仅成为一对交往密切的好朋友，吴稚晖还加入了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历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等要职。吴稚晖在晚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起初不满意孙文，就是因为他不是科第中人，不是经生文人，并且疑心他不识中国字。到后来，才知道他手不释卷。”

作为一名被革命党人誉为“先知先觉天赐其勇”的领袖，孙中山所从事的革命事业要想扩大影响，获得广大民众的同情、理解与支持，可想而知要付出多大的坚持与努力。清廷除武力剿灭外，其混淆黑白、掩饰真相的宣传更是蒙蔽、欺骗了上自官僚，下至百姓的广大民众。孙中山除了武力暴动外，不得不“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一次次地宣传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但在铁板一块的封建专制统治下，其收效总是微乎其微。一时间无法唤醒民众，孙中山只有依靠那些少数觉悟了的革命党人，以宝贵的生命为代价，在清廷力量相对薄弱的粤、滇、桂等边境地区，百折不回地发动一次又一次武装暴动。

要想撼动有着两千多年深厚根基的封建皇权，实在是难之又难。首先是认识，别说普通百姓，就是那些站在时代前沿的优秀知识分子，也难以认同。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从未出现过这样一位先知先觉者。专制的土壤诞生不了民主斗士，层出不穷的只是一些为封建专制“添砖加瓦”的臣民。西方文明伴随战争的炮火与硝烟进入中国，受武力侵犯、强权逼迫，哪怕是好的东西，接受时也会产生一种心理扭曲与人格侮辱之嫌。在心灵的沉重痛苦与行动的举步维艰中，传统社会开始慢慢变化与转型。林则徐睁眼看世界，但对高高在上的皇帝仍诚惶诚恐；曾国藩虽有过取代清廷之想，也仅限于个人内心深处的一闪念而已；洋务派开办实业，目的就是维护风雨飘摇的清朝政府于不倒；洪秀全以横扫一切的姿态，与清廷势不两立，但他建立的，是一种更加专制残暴的统治，于人类政治与社会进步而言，实在是一种极端的反动；康有为、梁启超出现了，他们也是换汤不换药的维新而已；只有孙中山，才有了推翻满清的认识与自觉。当然，他最先号召人们的民族革命旗帜，是从汉人的角度出发，取代满清统治，“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孙中山的伟大就在于能够不断地丰富发展自己，唤醒汉人的民族意识，驱逐满清朝廷，然后推翻历代皇帝依附其上的封建专制统治，像美国那样，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共和国。即使今日观之，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壮举。欲达到这样的认识，进入民主共和的境界，于孙中山个人而言，尚属不易，而要使国内精英接受，使广大民众理解，真是难之又难，所以孙中山一反“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几千年传统认识观念，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哲学思想——“知难行易”！

孙中山的影响，先是在国外造成了极大声势，然后才慢慢渗入国内。辛亥革命前的孙中山，大多时间都在海外活动，也就难怪有人不以为然地说他只是“半个中国人”了。

孙中山于1895年在广州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在清廷的封锁与歪曲下，民众要么不知，要么以为是一次海盗行径。起义失败后他不得不逃亡海外，由香港乘船刚抵日本神户时，已有日本报纸以《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为题的新闻报道。孙中山一见，遂对同行的陈少白道：“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于是，“革命”一词由是产生，取代了过去的“造反”、“起义”、“光复”等同类词语，一直沿用至今。为争取海外华人支持，考察、了解西方的民主制度，孙中山又前往檀香山、美国，后辗转至英国伦敦。

在伦敦，孙中山经受了人生中一次生死攸关的考验，被清驻英使馆拘禁，准备雇一艘轮船将他偷偷递解回国，然后杀害。关于他的被拘，孙中山在《伦敦蒙难记》中是说在马路上遭两华人挟持，事实上，是他自己进入使馆宣传革命被抓。据陈少白所言：“当时孙先生对我说，他早已知道公使馆，他故意改换姓名、天天跑到使馆去宣传革命。后来，公使馆的人疑惑起来，因为当时广州起义之事传闻还盛，以为这人或者就是孙逸仙。公使随员邓廷铿，因为是同乡，就试出他确是孙逸仙，于是孙先生就被他们拘禁起来了。”《伦敦蒙难记》用英文写成，最初在英国布里斯特耳出版发行。孙中山之所以撰文为“挟予而入”，是一种政治策略的需要，清廷公然在大街上抓人，实有侵犯英国主权行为之意。此后孙中山未予更正，也就以讹传讹、积假成真，并被不少研究专著认同、征引。

被拘的孙中山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自己挽救自己：让清使馆无视国际公例，限制人身自由的秘密为英人所知，通过外人迫使清廷屈服。经过一番努力，孙中山终于打动了一名年长的英籍仆人柯尔，在两张名片上给家住伦敦的詹姆斯·康德黎写了一封短信，告之真相。康德黎原任香港雅丽医校校长，既是孙中山的老师，也是他的朋友。饶有趣味的是，六个月之前，就在孙中山准备离开檀香山的前几天，他在火奴鲁鲁街散步，突然发现康德黎及其夫人乘坐一辆马车迎面驶来。孙中山奋力一跃，登上马车。仓促之间，康德黎夫妇大为惊异，以为暴徒行凶。后认出是改装易服的孙中山，康德黎不禁与他握手相笑。到伦敦后，孙中山专程拜访，康德黎夫妇热情接待，并安排他在就近的葛兰旅店住下。

1896年9月17日，孙中山神秘失踪不知去向已经六天了，康德黎正为此焦虑不安，深夜十一点多钟，柯尔妻子送来孙中山写在名片上的密札。康德黎不敢怠慢，当即到警署报告，第二天正值星期日，他四处奔波，找遍英国外交部、警署、私家侦探等，直至晚上九点，都因周末休息而无甚进展。他担心清使馆提前行动将孙中山偷运出境，情急之下，想到了新闻媒体。只要报纸作为新闻予以报道，必然引起社会公论，事情定会出现转机。于是，他赶紧乘车赶到《泰晤士报》，找到记者，将孙中山被清使馆幽禁的前因后果详加叙说。然而，《泰晤士报》并未及时报道，康德黎不得不通过英国外交部、警署、侦探等严密监视清使馆，以防不测。直到10月22日，才有风闻此事的《地球报》记者前来采访康德黎，率先以《革命家在伦敦被诱捕》为题加以报道。接着是伦敦各报记者一窝蜂似的涌到康德黎住所采访，纷纷登载孙中山被拘一事，就连马路边的广告牌上也有写有相关新闻。清政府在英本土侵犯英国的特别主权与外交权利，不仅轰动伦敦全城，并且激怒了几千市民，他们围住清使馆抗议示威：“如果不赶紧放人，就砸毁使馆！”此时，英政府也出具正式公文，要求清使馆放人。

在多方压力下，陷入不义与被动的清廷驻英使馆官员不得不取消以七千英磅雇租一艘两千吨轮船运送孙中山回国的计划。当孙中山步出幽室之时，使馆外面观者如潮，各报记者纷纷拥上前来，询问采访。

一桩坏事就此变成好事，孙中山之名，不仅传遍全球，他的革命事业，也渐为世人特别是海外华人同情、理解与支持。

孙中山脱险后，又在伦敦居住了大半年时间，考察英国的社会风俗及政治制度，研究世界各派政治、经济学说。据康德黎所述，他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阅读有关政治、外交、法律、军事、海军的书籍；矿业、农业、畜牧、工程、政治、经济等类，占据了他的注意，而且细心和耐心地研究。”

孙中山理论思想的形成，实得益于他孜孜以求的广泛阅读，他一辈子可谓手不释卷。据有关研究资料统计，在已刊行的孙中山著作中，共涉及七十多个国家与地区，两千多个地名，古今中外人物一万多名，重要事件一百余件，各种主义、思想、学说、流派等一百五十多种。这些渊博的学识，实与他的考察游历、亲见亲闻以及虚心求学、潜心阅读密不可分。当然，他不只是机械被动地吸收，而是尽可能地化为自己的血肉，结合中国的实际，思考探索，“把各国政治的得失源流，拿来详细考察，预备日后革命成功，做我们建设的张本。”

1900年10月，孙中山吸取第一次暴动失败的教训，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利用八国联军侵华，清廷无暇南顾之机，乘势发动第二次革命——惠州起义。起义之初，势如破竹，参加义军的民众多达二万余人。此次起义虽坚持月余，结果仍因敌众我寡而归于失败。令孙中山稍感欣慰的是，上次广州起义失败，举国上下，都视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惠州起义失败，没有了“恶声相加”，有识之士还为之惋惜不已。可见孙中山从事的革命事业，已渐渐深入人心。

此后，孙中山又宣传、组织、发动了萍浏醴起义，广东潮州黄冈起义，广东惠州七女湖起义，广西防城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广西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于颠踬中爬起，于失望中振作，孙中山先后发动过十次大的武装起义，全部惨遭失败。直到1911年10月10日，湖北党人发动的武昌首义爆发，这才一举获得成功，完成了“驱逐鞑虏”的历史使命。

武昌起义于孙中山来说，有一个怎么也绕不过去的尴尬，那就是他与并未领导这次起义，并且事后才在美国得知。

应该说，辛亥革命成功，是中部同盟会的功劳。孙中山偏重华南起义，以为边陲地带远离清廷军枢重地，比内地容易突破，且进退有余。因此，虽多次失败，他也并未调整战略，仍着眼于再次发动南方边境起义，并将经费的筹措，视为起义成败的关键。而以谭人凤、赵声、宋教仁为首的同盟会员则鉴于过去失败的教训，在认识上与孙中山发生了严重分歧，自行成立了包括长江中下游各省在内的中部同盟会。在讨论起义战略问题时，宋教仁提出上、中、下三种方略：“在边地进行为下策，在长江流域进行为中策，在首都和北方进行为上策。”事实证明，下策行不通，而上策的条件又不成熟，所以“取中策为好”。

武昌首义正是中部同盟会在“取中策”的指导思想下运动新军而取得的硕果。武昌起义成功，革命党人纷纷赶赴武汉，黄兴以战时总司令身份率民军与清军作殊死之战，宋教仁起草《鄂州临时约法》，而孙中山率一行则在美国宣传演说、奔波筹款。10月11日，经过一番旅途劳顿，刚刚抵达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孙中山不顾疲劳，工作到深夜才上床休息。直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孙中山才醒来用餐。经过回廊报馆时，他顺手买了一份报纸，进入饭堂翻阅，一行醒目的英文顿时跃入眼帘：“武昌为革命党占领。”

孙中山当时的惊喜之情可想而知，然而，他却没有及时回国领导这场轰轰烈烈推翻清廷的武装起义，而是取道芝加哥赴华盛顿与美国政府接触，又经纽约前往英国、法国。“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他的目的，一是争取西方列强的支持与承认，二是向西方国家的财团、银行借款，以资革命与建设。经费问题，一直困扰着孙中山，也被他视为革命的重中之重，以为只要拥有足够的资金，一切事情就可迎刃而解。他甚至于将某次起义失败的原因，直接归咎于筹集的款项不够。

赴欧活动的结果，是西方列强既不承认革命党人建立的政权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也未借到一分钱款。失望之余，孙中山不得不由法国马赛港启程回国，于1911年12月21日抵达香港。从美国到英国、法国，孙中山一路行来，费尽口舌，结果一无所获，白白浪费了两个多月的宝贵时间而已。如果他及时回国领导革命，武昌首义后的中国格局，肯定会是另一番光景，至少不会出现南方革命军互闹分裂，出现武昌、上海（南京）两个中心的局面。

由香港换船到达广州，孙中山又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广东的胡汉民等革命党人力劝孙中山不要“北上”而是“留粤”整顿军队，打好基础。胡汉民为他分析说，满清政府虽然人心已去，但袁世凯控制的数万北洋精兵仍在，这一势力不扫除，革命就谈不上彻底，民主政权就无从建立。如果孙中山赶赴沪宁，“必被推戴，幕府当在南京，而兵无可用，何以直捣黄龙？”因此，他建议孙中山留下来，“就粤军各军整理，可立得精兵数万，鼓行而前，始有胜算。”

胡汉民的分析，就此后的发展情形而言，确属真知灼见。而孙中山却认为“四方同志正引领瞩望”于他，不由得说道：“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而事实并非孙中山所言，他的“舍我其谁”多少带有盲目自信的味道。武昌首义后，未曾有人提出非由孙中山主政不可，除黄兴等忠心耿耿的同盟会员真正瞩望于他外，其他各光复省份的要员、原立宪派人士以及部分革命党人所瞩望的，却是手握北洋重兵的袁世凯，只要他反戈一击，推翻“贵族专制之满清”，“当奉为大总统”。

孙中山满怀激情，百折不挠，力任艰巨，心胸宽广，毫无个人私欲杂念，全身闪射着一股浪漫的革命气质，但他的确算不上一位精明出色、富于权谋的战略家。他欲以其一心为公、满身正气以及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与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积淀的权谋文化、官场哲学进行较量，无疑手持长矛与风车搏斗的堂·吉诃德。

其实，在内心深处，孙中山也深知彻底改革中国社会之艰难，这种艰难可能远甚于用武力推翻满清王朝与封建统治。当武昌起义进展迅速，全国各地很快响应，各省纷纷独立时，他曾不无忧虑地说道：“这回革命一起……太过迅速、容易，未曾见有若何牺牲及流血，更不知前仆后继之人及共和之价值，而满清遗留下之恶劣军阀、贪污官僚及土豪地痞等之势力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