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变局-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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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消失于虚空，还有无数生命的青春、健康、道德、活力、激情也随着鸦片的青烟一同化为乌有。

落后并不可怕，先进也不可恃，它们是一对可以相互转换、有着内在辩证关系的概念。只要具有清醒的认识，将落后变成压力与动力，急起直追，迎头赶上并有所超越，落后就转换成了先进。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的落后，西人的先进，经过儒家文化的“诠释”，就完全变了样，走了形，并且产生了一种互相置换的效果。比如西方先进的器物，在天朝无所不有的傲慢面前，竟成为“坏人心术”的“旁门左道”与“奇技淫巧”；凡介绍海外的书录，一概斥之为“海外奇谈”；贸易经商遭遇农本主义，变为舍本求末；追逐利润在理学仁义面前，实属小人之举；君主立宪比照皇权至上，有如大臣擅权；英国女王主位，西方男女平等，在男尊女卑观念影响下，就成了“牝鸡司晨”之类的所谓“夷俗”……最先进的东西，在儒学教义的“聚光灯”下，全部变为荒诞可笑的物事。

鸦片战争打了两年多，清军在历次战斗中一败再败，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却从不吸取教训，想过要去了解对方学习对方；中英《南京条约》刚一签订，道光皇帝以为天下从此太平，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即下令沿海各省撤军，以节省浩繁的军费；鸦片战争结束，东南沿海重筑海防工事，各地依照原样修复，从来就没有想到应该加以改进；1842年11月，广东意欲仿造一艘西式战舰，内地工匠不懂技术，想从澳门雇用“夷匠”，道光得知后，连忙下旨阻止，国家宁可不要近代化的军舰，也不能让那些“夷匠”入境伤风败俗扰乱军心民心；1843年7月31日，美国众议员顾盛带着总统泰勒的授权缔约证书及呈交清帝的国书乘舰离美，同时带来的，还有送给清朝皇帝的礼品：航海地图、地球仪，六轮手枪、步枪，蒸汽战舰及蒸汽挖掘机模型，关于构筑要塞、造船、海陆军战术、地质、化学等方面的书籍以及《美国百科全书》，还有电话机、望远镜、气压计、温度计等等。这些呈送的礼品固然有炫耀美国军事科技优势之意，但确属战败后的中国所急需。然而，它们仍被清朝官员视为“奇技淫巧”给谢绝了……

鸦片战争虽使国人认识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威不可挡，可就是固步自封不肯学习。以致1856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朝竟没有丝毫改变，几乎完全重复着过去的失败与错误。十四年时间，无数将士的鲜血，惨痛的教训，竟白白付诸东流。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既是一种辉煌与骄傲，也会形成包袱与惰性。黑格尔说东方文明是一种凝固而静止的文明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也道出了部分事实。凝固与静止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祖宗之法不可变”——中国最难办的事情便是改革过去，改变现状。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太难改变了……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又说要想将一张桌子由这个房间搬到另一屋子，都会打得头破血流。美国著名学者，世界最负声望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对此也作过相当精辟的论述：“中国有一种深藏不露的文化优越感。当然，正因为这样，他们在现代落后状态中受到的耻辱感觉，也就格外强烈。总而言之，中国要现代化不得不比多数国家走得更远些，改变得更多些，就是因为停滞不前为时太长了。结果是有一种强大的惰性扼制力，使中国的革命性变革有痉挛性，有时内部抑制住了，有时还带有破坏性。”

关于英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国人对其认识实在是太模糊了。因为妄自尊大，自认老子天下第一无与伦比，所以从来就没想过要去了解他人，认识那些遥远而陌生的事物。仅有关英国的称谓，就有英伦的、英吉利、底里、兰墩等十多种，致使那些奏议夷务的大臣也错以为它们属于不同的国家。而对英国实际情形的了解，仅知它是一个远隔万里的外夷小国，在西洋诸国中相对富强，而且这种富强也是因为购进中国茶叶转手卖给其他小国从中获利所致。清朝大臣孙玉庭就曾得意非凡地对嘉庆皇帝说道：“如果天朝禁止茶叶出洋，则英国会穷得没法活命。”嘉庆皇帝一听，自然是哈哈大笑不已。抱这种观念的清人并非少数，他们从英商大量进口中国茶叶、大黄的事实出发，想当然地认为英人吃的是牛羊肉磨成的粉，食之不化，离了茶叶、大黄，就会“大便不通而死”。

国人根据远道而来的西人外形，更是推导出许多啼笑皆非、一厢情愿的“事实”，比如从紧身裤与打绑腿的装束习惯得出所有西方外夷都是“腿足裹缠”；由葡萄牙兵采用踢腿式的“正步”行进方式，推想外夷“屈伸不便”；由英人不愿向皇帝行跪拜礼，误传其膝关节有问题……所有这些附会臆测加在一起，就得出了如下结论：英人不会弯腿，一旦离开舰艇登上陆地，就会不断地摔跟头。即使刚到广州的林则徐也有过如此见识，他在一封呈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写道：“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直到英军上岸攻城略地，清军一败再败，道光皇帝还是不太相信英人真的能在陆地打仗而不摔跟头。

其实在中国几亿民众中，真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则非林则徐莫属。

到达广州前，林则徐就已掌握了一些有关英国及西方的情报，但显得相当零碎不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作为一位相当成熟的政治家，林则徐认为“欲制外夷必先悉夷情”，抵达广州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深入调查，掌握有关英人的第一手材料。他放下钦差大臣的架子，突破官规约束，拜访对“夷情”与沿海形势颇为了解的梁廷枬，获得不少“夷务”方面的知识；他找来外国人询问对外贸易及英国动态，派人打探“西事”，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处打听，按日呈递”；他亲自前往澳门视察，了解外情；他请来四名英文译员大量翻译外文资料，从英国自由贸易派商人主办的《广州周报》、《广州纪事报》、《新加坡自由报》及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主办的《中国丛报》中获取富有价值的信息，将译成中文的《澳门新闻纸》加工为《澳门月报》，分为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等五辑；他翻译英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一书，定名为《四洲志》，最近又新发现了一份林则徐在广州探求西方知识的珍贵记录《洋事杂录》；出于对敌斗争及对外交涉的需要，林则徐还着人迅速编译《国际法》，他也因此而被誉为中国引进国际法的第一人，中国近代外交事业的先行者，中国国际法学的开山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时年五十五岁的林则徐还积极主动地带头学习外语，掌握一些英语及葡萄牙语词汇……

林则徐对西方的了解，主要是欧洲国家的历史、地理、法制、时事、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方面的知识。他了解得越多，心中原先所具有的“天朝优越感”就一点点地消失殆尽。林则徐对西方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相当艰难而痛苦的转变过程，由“通时务”变为“通夷务”，从严禁鸦片过渡为奖励通商，最后发展为“师夷长技以制夷”。

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已敏锐地认识到，中国要想改变政治腐朽、军队腐败、积贫积弱的现状，要想成为军事强国不受欺凌，唯一的方法，就是学习、效法西方。为此，林则徐尽其所能地开展了一系列引进、改良军队装备的活动，集资向葡萄牙购买了百门西式大炮装备沿海炮台，按西方式样仿造新式兵船，还指令公行商人集资买下一艘西方货船进行改装，配备三十四门大炮编入水师。在中国军事史上，林则徐是把海战上升到战略高度的第一人，也是提倡建立近代海军的第一人……林则徐的努力尽管收效甚微，但这些向西方学习的实践活动，实为此后洋务运动之滥觞。

当然，作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也免不了自身与时代难以超越的局限。比如刚到广州时，也持“天朝大国”、“物产丰饶”等观点，认为茶叶、大黄是“制夷之大权”，“中国只要闭关绝市，便能置英国于死地”，夷人若没有中国的茶叶、大黄，“即无以为命”，所以对不法外商果断“封仓”，不让茶叶、大黄外流；他与对手义律交锋近一年，两人却一次面也没见过，可能连交流对谈的想法也不曾有过；一位对中国颇有好感的美国医生鉴于中英交恶而中方对世界一无所知，主动向林则徐赠送一本地图集、一部地理书、一架地球仪等有用的礼物，竟遇到了清皇接见英使类似的礼节问题，他的部下说礼物可以接受，但得附上一份请愿书才行。伯驾闻言，不禁大光其火，立马将礼物收回；林则徐前往澳门巡视时，对西洋习俗无法理解，抱着一种鄙夷的态度在日记中写道：“可惜夷服太觉不类，其男浑身包裹紧密，短褐长腿，如同演剧扮作狐、兔等兽的形状……多长大胡子，突然见了能叫人惊怕，粤人呼为鬼子。妇女头发发式分梳两道，或三道，都无高髻，衣服则上面露胸，下拖重裙，婚配皆由男女自择，不避同姓，真是夷俗也！”英军准将曾评价道：“林则徐先生是一位有着杰出才能和勇气的总督，可惜的只是他不懂得外国的情况。”最为关键的是，林则徐对西方的认识仅限于朦朦胧胧的“睁眼”，未能洞见藏在器物之后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鸦片战争因林则徐禁烟而起，道光皇帝却总是让他不断地远离战争、远离战场，从未参与领导一次重大战役。1840年9月28日，林则徐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的罪名被革职，留在广东待查。革职待查半年多后，又向林则徐发出一道赏四品卿衔，令其迅速赶赴浙江以候谕旨的命令。林则徐到达浙江镇海的第十八天，新的谕旨下达：“革去林则徐四品卿衔，并与邓廷桢从重发往伊犁。”

林则徐虽然对鸦片战争有着较他人更为清醒的认识与深刻的检讨，可令人费解的是，他却有意掩盖相关事实真相。在遭贬谪赴伊犁途中，林则徐在一封致友人的信函中写道：“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唯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林则徐在陈述中西差距这些铁的事实之后，却叮嘱朋友，不要将此信传示他人。此举是担心助长英人威风，是明哲保身以免招致士大夫清流派攻击，还是极力塑造自己的高大形象以维护那“不可战胜”的神话？

也许是过于仇恨英人，胸中长期压抑着一股郁闷之气的缘故，晚年引退福州故里后的林则徐，在处理与英人关系上，不免给人以意气用事之嫌。

依据中英《南京条约》，福州为五处通商口岸之一，英人得以居留福州。这种居留，也带着排外与防范性质，只让他们住在城外。其时，哪怕鸦片战争结束已经八年，在国人眼里，英人仍与禽兽无异。就连对英人的称呼，林则徐也仍一直使用“英夷”一词。既为兽类，岂可与华人同居一地？而驻福州领事馆翻译官、代理领事金执尔，却希望在城内乌石山下的神光寺租借一间房屋，给刚来福州的一名英籍传教士和一名英籍医生居住。在得到侯官县令兴廉的盖印与同意之后，英国传教士和医生得以入住其中，首开五口通商口岸英人进城居住之先例。林则徐闻讯，当即拍案而起，联合当地知名士绅，质问县令兴廉，又带头联名上书福建巡抚徐继畬，要求官方立即驱逐英人。一时间，各书院肄业书童及士民纷纷响应，消息传开，民情激愤，很快形成一股浩大声势。

关于徐继畬，下面我们将有所提及，他并非顽冥不化的盲目排外之人，一方面与英人交涉，希望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争端，另一方面不动声色暗中筹划，劝说百姓不找英人就医，阻止匠人不为英人修复破旧漏雨的房屋，以迫使英人搬出城外。徐继畬的谈判迂回策略被林则徐视为妥协投降，他再度联名士绅上书，指出英人租居城内，目的就在于染指福州，并呼吁官府采取强硬措施，调兵演炮，招募乡勇，保障省城安全。徐继畬与闽浙总督刘韵珂意见一致，认为林则徐“喜事沽名”，“退居仍复多事”，“不顾后日之隐忧”，并拟上书弹劾。林则徐不为所惧，又飞鸿联络京城福建籍官吏引为外援，终于逼迫英人退居城外。对此，福建地方志本传有所记载，原文不妨摘引如下：

英夷因广东停其贸易不许入城，改而之闽入省城，住神光、积翠二寺，则徐率绅士倡议驱之，虑其以炮船来海口恐吓，数乘扁舟至虎门、闽安诸海口阅视形势，函商疆吏。与总督刘韵珂、巡抚徐继畬意见不合。

出于当时可以理解的民族情绪，林则徐的行为自然受到普通百姓、广大士绅的热烈拥护与激赏，而从今天的角度视之，说明他对英人的行为目的、行事准则以及强大实力并未真正了解。林则徐虽然睁开了眼睛，并未看清世界格局真相，视野仍局限在天朝版图之内，没有投向广阔的世界，没有中西通融、兼收并蓄、吞吐万象的博大与恢弘。当然，这对林则徐来说，似乎过于苛刻，每一生命个体都会受到时代、环境的约束与局限，哪怕大圣大贤也不例外。然而，如果因之引发一场新的战争，并交由他来领导，可以想见的是，林则徐“不可战胜”的个人神话将彻底破灭。由此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可早日解构天朝君临天下无往而不胜的虚假神话，于国家、民族而言，或许是一大幸事也未可知。由此，我们似乎多少破译、理解了林则徐那不肯将致友人书信中所描述的真相透露于外的个中因由了。

林则徐由浙江镇海流放新疆伊犁，途经江苏镇江时，与好友魏源相遇。

两位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万感苍茫”，就时局与未来彻夜长谈。然后，林则徐将自己精心收集、组织翻译的手稿《四洲志》、《澳门月报》、《粤东奏稿》以及西方的炮船模型图样等有关资料尽数交给魏源，嘱咐他编撰一本系统介绍西方情况、适应时事需要的专著。大漠荒荒，关山迢迢，此一分别，不知何日才能相聚，依依惜别之时，魏源一再叮嘱友人多加保重，林则徐回道：“善始者不必善终，如不出逆料，则徐此生无能为也，寄意丹青，徒发清议而已。唯愚兄所托著书之事，望贤弟刻意为之，务使大清臣民早开智慧，舍此则无可御侮也！”

魏源不负重托，送别友人之后，便全身心地投入到编纂创作之中。鸦片战争刚一结束，一部洋洋洒洒50卷本，名为《海国图志》的巨著便问世了！

《海国图志》是中国学者编写的第一部关于世界各国情况的著述，也是国人正确认识世界的第一扇窗口，不仅叙述了英、美、法、俄等数十个西方、亚洲国家的地理、人口，还详尽地介绍了这些国家的历史、社会政治制度、先进科学技术及武器生产情况。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一次将哥白尼的地动日心说介绍到中国，人们据此才慢慢相信地球是一个圆形的“球”，并且不停地绕着太阳旋转等常识性的天文知识。《海国图志》明确告诉国人，外洋诸岛不是中国的朝贡国，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王国”，只是世界五大洲的一部分；中国也不是“天朝上国”，而是在许多方面不如西方各国，有待改造完善的国家；中国不能闭关自守、盲目自大，要向他国学习，与世界融为一体，第一次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口号。

认识世界、走向世界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历程，魏源始终以建设性的姿态解读鸦片战争，《海国图志》的编纂宗旨便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他将英人的军事优势概括为“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只有师夷长技，才能克夷制胜，魏源所强调的，主要是学习西方先进的武器与科学技术。而器物，总是与一定的哲学认识、学术水平、政治制度、经济水平等密切相关。西方文明是一个系统，只有在不断地学习与磨合、痛苦与转型中才会逐渐加深认识。

《海国图志》一出，并没有像魏源及后人所想象的那样引起时人的共鸣，产生强烈的效果，以达到认识世界、富国强民之效。据有关资料统计，当时全国士绅百余万，具有阅读此书能力者三百多万，可最终发行量不过千册左右。人们无法接受书中对西方社会的“赞美”之词，更有不少守旧官吏认定《海国图志》是一本妖言惑众的逆书，欲将其付诸一炬。

然而，《海国图志》还是很快就有了“知音”。只是这启蒙最快、获益最大的“知音”不是国人，而是日后时时处处与中国为敌的东邻岛国日本。1851年，《海国图志》通过中国的贸易商船带到长崎，日人如获至宝，顿觉眼界大开，认为这是天照大神送给他们的特别礼物。于是，数年间刊刻二十多种，引发日人大规模的阅读热潮。日本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特别善于学习模仿，先是吸收唐朝先进的汉文化，一旦发现西方海洋文化超过华夏文明，又赶紧掉头转向，逐渐西化，“脱亚入欧”。一个早已为中外学者所认同的事实，那就是日本幕府末年有识之士对外国情况的了解，大多源于《海国图志》，此书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形成与发展。

历史曾给予华夏民族远远多于大和民族学习西方、追赶西方、超越西方的机会，然而，我们却出于顽冥不化的盲目自大，一次又一次拒绝了这些难得的历史机遇。上帝只青睐、眷顾那些有所准备、善于学习、善于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民族，满清王朝拒绝学习，拒绝开放，固步自封，报应与恶果竟由一个我们从未放在眼里的昔日学生、蕞尔岛国日本强加而来，先是19世纪末彻底败绩的中日甲午战争，接踵而至的便是差点亡国灭种的抗日战争。

继《海国图志》不久，又有了梁廷枬于1846年杀青的《海国四说》，徐继畬于1848年完成的《瀛环志略》。《海国四说》向国人描述西方国家的同时，重点介绍美英两国，其中对蒸汽机的描写大开国人眼界，对基督教的议论也相当到位。而《瀛环志略》则毫无国人惯有的附会臆测，对外部知识的介绍，比魏源的《海国图志》在资料上更为详尽准确，思想上更富创造建树。

徐继畬曾任福建巡抚，不仅与主战派、民族英雄林则徐有过一段过节，还是道光宠臣、内阁学士、军机大臣穆彰阿的门生，而穆彰阿一直被认为是在鸦片战争中与林则徐为敌的投降派代表人物；又因《瀛环志略》刚一出版，就遭封建卫道士的上奏攻击与挞伐，他们说徐继畬将“泰西”说得比天朝还好，是心存“乱心”，结果使得该书初版即封禁多年。因此，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要么被人们忽略忘却，要么被有意曲解。在此，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一番客观的审视与描述。

1868年3月29日，《纽约时报》刊登重要文章评述遭皇帝放逐的清朝官员徐继畬，认为“中国历史悠久的地志体系，被这位东方伽利略改革了……对中国人来说，研究夷人历史，肯定险象环生，而这位地理学家，正直勇敢，不怕重蹈伽利略的覆辙”。美国人将徐继畬类比于欧洲黑暗中世纪时期的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似乎有点不类不伦，但我们只要稍加探究，便会发现他们之间，实则有着不少相通相似之处。

鸦片战争爆发时，徐继畬出任汀漳龙道道台，驻地漳州离海防战略重地厦门约七十里。为防英军入侵，闽浙总督颜伯焘花了半年时间着手战争准备，在厦门一带安设了四百位以上的岸炮，部署守军五千六百八十名，另雇乡勇九千二百七十四名各保地方，并以世界上最结实的材料花岗岩在厦门构筑当时中国最为坚固的永久性炮兵工事——石壁。1841年8月26日下午1点45分，英军分别向鼓浪屿及厦门岛南岸发起进攻。在鼓浪屿，经过一小时二十分钟炮战，英舰基本打哑了三座清军炮台，陆军登陆后从清军侧后发起冲击，很快占据该岛。在厦门南岸，清军炮台虽然抵御了英舰炮火两个小时的猛烈轰击，但英军在石壁以东的沙滩登陆后立即扑向清军侧后，仅十五分钟，阵地就陷入敌手。坐阵督战的颜伯焘见此情景，由战前的极端自信变为极度恐惧，率文武官员连夜渡海逃往同安。英军随即兵不血刃地占据厦门全城。

厦门保卫战，是鸦片战争中少有的一场经过精心准备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