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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大变局-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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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笑又让人不可理喻的是，孙中山下达“剪辫令”后，不肯剪辫的不是满清贵族，而是以张勋、辜鸿铭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以忠臣自居的汉人。所有保皇党人，都不是满人而是汉人。辛亥革命后，图谋恢复满清复辟的，也是以康有为、张勋等为首的汉人。
孙中山在《北伐宣言》中写道：“观于袁世凯之称帝，张勋之复辟，冯国璋、徐世昌之毁法，曹锟、吴佩孚之窃位盗国，十三年来，连续不断，可知其分子虽有新陈代谢，而其传统思想则始终如一。”这里的“传统思想”，自然是指腐朽的帝王思想与专制思想。面对民国招牌的有名无实，民国政治比满清更为腐败，官僚军阀无恶不作的冷酷现实，1924年春，孙中山不禁愤慨万分地说道：“欧美代议政体的好处，中国一点都没有学到；所学的坏处却是百十倍……”他由此认为“外国的民权办法不能做我们的标准，不是为我们的师导”，所以目光转向苏联，“以俄为师”，以党治军，以党治国，加强集权。
孙中山的一生，以二次革命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生以民族主义为己任，终于推翻了满清王朝。后半生以维护民主共和制度为目的，欲将这一外来的政治体制，建立在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土壤之上，总是遭到深层的社会文化心理的排斥与拒绝。于是，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发动起义，武力护法，率军北伐。然而，就在这长期不断的革命过程之中，为统一号令、加强纪律、壮大力量，孙中山不得不一再集权，一再要求部下对他效忠。宋教仁、谭人凤、陶成章、章太炎等人在论及孙中山时，都认为他有着很强的权欲与领袖权，且民主素养不足，常常露出专制、不择手段的习性。固执己见，难以采纳不同的意见，极喜他人恭维，这些常人难以避免的缺陷，孙中山身上也时有流露。陈其美曾当面赞颂孙中山说：“你是最伟大的人，由你统治中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哪有你这样的人？”孙中山回道：“陈其美是最了解我的人。”
按照孙中山循序以进的“军政”、“训政”、“宪政”三个发展时期，“军政”时期的执行者与“训政”时期的所谓训练者，往往高居于国家与民众之上。就中国政治的发展走向而言，孙中山以追求民主自由为目标，没想到却背离了英美民主宪政，为国民党的党国集权模式，为蒋介石成为执掌军政大权的独裁者提供了可能。孙中山晚年曾公开提出个人不能有自由，只能讲国家的自由。其结果是在国民党的集权暴政统治下，广大民众像对待帝王一样对待党，对待主义，成为没有个性只有共性、没有思想只有奴役的顺民。短暂的共和曙光在东方的天空刚刚破晓，就被死灰复燃的国民党一党专制、集权与独裁所吞没。
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确乎突破了中国两千多年来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的历史怪圈，但又进入了另一种他没有预料到的新的怪圈之中；或者说挣脱历史怪圈之后的他，仍拖着一条长长的没有完全进化的封建“尾巴”。比如孙中山的归葬，为他修建的墓地叫中山陵，所谓的“陵”，便是中国封建帝王坟墓的称谓；将他的灵柩由北京移往南京，被称为“奉安迎柩”，停灵公祭称为“奉安大典”，所谓“奉安”，是古代对帝后安葬及神主迁庙的一种尊称；中山陵共三百九十二级，近三十层楼那么高，民众瞻仰孙中山，一步一步地往上攀爬，真有一种朝圣般的感觉……这些，与他毕生所追求的民主主义，与他倡导的自由平等，确乎大相径庭！
当然，如果上帝假以天年，让他多活十年、二十年，哪怕几年，孙中山的思想认识当会出现新的变化，他所领导的革命定会出现一种新的气象。南北会早日统一，中国就可尽快地进入宪政改革与经济建设之中。国民党与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但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也许会成为类似美国两党制的共和基础，一执政，一在野，相互监督，轮流执政，以此过渡为真正的民主社会；即使分裂，也断断不至于出现血洗、屠杀、战争的暴烈惨剧；那么日寇就不会乘虚而入，未来的中国，就会少掉无数血与火的劫难。
历史无法假设，我们除了仰天浩叹，唯有内心泣血！
孙中山的革命成功于南京，他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最后又葬于南京；他生于广东，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但心中一直想着的，却是离开广东；他对北京的皇权统治深恶痛绝，正当他走向北京极有可能在各界的拥戴下成为正式大总统之时，却身患重病撒手人寰，哪怕死后，也不愿在呆在这块专制皇权笼罩着的地盘，而以南京紫金山为最后的归宿之地，“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了孙中山儿时常以自诩的“洪秀全第二”，他“从来不说太平天国不好”，其反抗的底色，革命的基调，一辈子也没有改变——就某种情形而言，孙中山还真有点洪秀全第二的味道：他们俩都起于广东，而葬于南京；洪秀全建立拜上帝教实现人间天国，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党国模式多少有些类似；洪秀全北伐未能成功，建立的只是以南京为中心的一块南方根据地，孙中山也曾北伐，建立了一块以广东为中心的南方根据地……
难道，这就是历史的宿命？
尽管如此，孙中山毕竟后来居上，在很大程度上显然超越了洪秀全：洪秀全未能推翻满清统治，他做到了；洪秀全建立的是畸形的虚幻天国，孙中山始终着眼于社会现实与中华大地；洪秀全的个人腐败、穷奢极欲，是以广大民众谋福利为宗旨的孙中山所全然没有的；洪秀全的思想，吸取的只是断章取义的西方宗教糟粕，而孙中山吸取的则是西方文明的精华，且从不排斥传统，总是以传统文化为根基，比如他设计的中山装，前襟四个口袋，便象征着“国之四维”——礼、义、廉、耻；洪秀全最后归于彻底失败，太平天国过后，留下的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孙中山的革命则获得了成功，他改变了近现代的中国历史，其影响延及今天，仍将深刻地作用于未来……
孙中山是一位受到国共两党爱戴与敬重的革命领袖，国民党尊称他为“国父”，共产党给他以“革命先行者”的荣誉；他将世界主义作为一个遥远而崇高的目标，又享有“世界公民”的美誉。但由于孙中山本人的丰富与复杂，所以不同的政治派别，不同的风云人物与研究者，都按各自的需要去理解他、塑造他。过去曾有过人为的拔高，将他视为一尊完美无缺的神灵；现在则有人故意哗众取宠，肆意贬低攻击，说他是一位机会主义者、冒险主义者，说他迷信武力、出卖国家主权等等。其实，这样正反两种极端的评价与态度都不正常，应回归客观与理性，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他是人，不是神；他有缺陷，但无大过；他给历史带来过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主观愿望及个人品德无可指摘。
无论我们怎样对待、研究、评价孙中山，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不管什么时候，不论何种情形，孙中山都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伟人。于是，不由得想起了郁达夫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1916年9月，孙中山被杭州钱塘江潮那汹涌澎湃、惊心动魄的宏伟气势所震撼，在给浙江海宁乙种商科职业学校题词时，不禁挥毫写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者亡。”但愿每位炎黄子孙铭记中山先生这一政治名言，并以此自励。
袁世凯：挥之不去的专制与皇权
若论念书学习，袁世凯天资平平。但就个人结合素质与智慧才华而言，他还真是一位常人难与为匹的人物。有人说他不学有术，此话半点不假。袁世凯生就的性格，好动不好静，于舞枪玩棒、骑马驰骋、习拳弄武格外醉心，而一提读书，他就头疼没劲。志向不在读书，所以在这方面给人的感觉，就显得较为愚笨。在近代重量级人物中，袁世凯别说与学贯中西的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及国学深厚的曾国藩、林则徐等人相比，即使与学问素养并不怎样的李鸿章、洪秀全也不在同一档次。但生于“家世为儒”的大户之家，又不得不在父辈的督责下刻苦攻读，堂叔袁保恒将他安排在北京念书时，仅聘请的老师就有三人，分别教袁世凯作诗、写字、习八股文。在他人的逼迫与外界的压力下，做自己半点也不喜欢的事情，可想而知，袁世凯该是感到多么地压抑与痛苦。因此，他两次参加科考，两次落第，也就不足为怪了。后来，他与张之洞联名上书取消科举制度，这虽是清末新政的一种需要与先声，属其中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但与他早年这段刻骨铭心的痛苦经历应该说也不无关系。1905年，慈禧以光绪帝名义发布上谕，宣布停止科举考试。袁世凯将其视为一生中最为得意之事，很是高兴了一番，以后还常挂嘴上屡屡提及。
袁世凯不喜念书，不等于他无视功名。其实，他的自尊心极强，一心想着出人头地。他早年的几首诗中，都透着一股建功立业、志向远大的非凡气度。比如《雨花台怀古》：“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锅屯兵来。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再如《感事》：“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两次科考落第，袁世凯又羞又愤地说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焉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他将儒家典籍束之高阁，将应考诗文付之一炬，开始寻求其他猎取功名的腾达之途。
在一个以科举考试获取功名为正途的社会，其他方式不是为人不齿，就是难之又难。袁世凯先是准备捐官，生母刘氏、嗣母牛氏拿出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几个私房钱让他进京谋职，结果被他挥霍得一干二净。后到上海谋事，也混得不甚如意。这时，正在山东登州帮办海防的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写信给袁世凯，“招其往学军旅”。吴长庆何以主动给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后生写信？原来他与袁世凯嗣父袁保庆结为拜把兄弟，两人情同手足，袁保庆逝世，吴长庆不忍见世侄如此落魄，想有意拉他一把。袁世凯自是求之不得，于是，1881年5月的一天，他离开上海，前往山东吴长庆帐下投笔从戎，正儿八经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迈出了跻身仕途的第一步。
初到吴营，吴长庆想好好培养培养，让他跟着幕府名流张謇、周家禄学习历练。据张謇回忆，若对袁世凯“课以八股，则文字芜秽，不能成篇。謇既无从删改，而世凯亦颇以为苦”，但只要让他“办理寻常事务，却井井有条，似颇干练”。事实证明，袁世凯不喜读书，不善文字，对实务不仅勤奋努力，且极具天赋，办事效率极高，常能于紊乱的棼丝中抽出主线，抓住实质，使得不少难题迎刃而解。袁世凯能办实事这一优点与特长深得吴长庆的好感与信任，不久便委任他为庆军营务处帮办（相当于今日军训处、作战参谋之职）。
个人的追求喜好、天赋才干一旦找到合适的土壤，也就意味着向成功迈进了一大步。
一个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袁世凯于正途之外脱颖而出，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爬，最后终于登至顶峰，除了机遇而外，更多的，则是凭着他的实力与努力。
袁世凯最早的发迹之地，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竟在清廷的藩属国朝鲜。
1882年7月，朝鲜爆发了士兵起义、贫民响应的“壬午兵变”。为帮助朝鲜平定内乱并防制日本，清廷令丁汝昌率海军三舰、吴长庆率淮军六营在七日之内赶赴朝鲜。军情紧急，时间仓促，吴长庆成立前敌营务处，袁世凯负责军需物质供应及勘定行军路线。限令六天之内完成的事情，他三天就办得稳妥齐全。他带领前敌营务处数人率先在朝鲜登陆，在选定大军登陆地点，勘探进抵汉城的行军路线及营务料理等方面，办得有条不紊。吴长庆率部抵达朝鲜南洋港，令某营为先锋次日登陆，该营管带以士兵连日劳累、不习航海、多数晕船为由请求稍缓。吴长庆大怒，立撤其职，令袁世凯代理。袁世凯受命后在两个小时之内就完成了所有登陆准备，干练的才华一时显露无遗。
袁世凯虽然科举不中，但长期的应考诵读，打下了一定的国学基础，这就使得他不同于过去的八旗、绿营旧式军人。他胆量极大，但又不是那种一味蛮干的莽夫，称得上有勇有谋。无论从戎治军，还是后来的从政治国，他一直惯用的手法，便是软硬兼施：一手拿刀子，一手拿票子。拿刀子就是杀人，他生就一副敦实的五短身材，腰粗腿短，但一眼望去，却有不怒而威之状，特别是双目圆眼时，透出一股咄咄逼人的杀气，令人悚然生畏。他杀起人来从不心慈手软，朝鲜是其最初的“练刀”之地。庆军刚入朝鲜时，军纪败坏，常入民宅骚扰，影响极坏，袁世凯予以严惩，当即斩首七人，撤办数人，一时名声大振，就连投身军中的吴长庆本家亲故，也无不畏服。此后，袁世凯更是以杀人不眨眼立威扬名于世。而一手拿票子，就是不惜重金收买有用之人。袁世凯记忆力极强，哪怕一面之交，数十年后仍能准确地说出对方的姓名与籍贯，这也为他广泛结交、笼络他人带来了不少好处。更多时候，袁世凯则是两手齐出，恩威并施，控制他人，为其所用。
1882年8月28日凌晨，庆军应朝鲜国王李熙之请，出兵镇压壬午兵变。袁世凯率领一支清军配合行动，杀死了几十名参与者。战斗中，袁世凯一路放枪，带头冲在最前面，他的坚毅勇敢感染了部下，起义很快得以平定。于是，吴长庆在给清廷的呈报中将他好好地赞赏了一番，说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报以首功。年仅二十三岁的袁世凯就这样以“平叛英雄”的姿态，先后进入了李鸿章及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的视野。李鸿章以其“治军严肃，剿抚应机”，荐以同知补用，赏戴花翎。清廷准奏，袁世凯一下子跃升为朝廷五品官员，后又吉星高照，接替回国的吴长庆，奉命总理营务处，兼会办朝鲜防务，统带庆字营。
从1882年随军入朝，到1894年离开，袁世凯在朝鲜一干就是十二年（其间有过两次回国）。由一个无名小卒到朝鲜为之依赖、清廷为之倚重的监国大臣，袁世凯在朝鲜的确办了不少实事与大事。
他久居军营，用心揣摩，渐渐地就有了一些个人练兵、带兵心得。他主动为朝鲜编练亲军，不到一年，就“成效大著”，“其技艺娴熟，步伐整齐，堪称劲旅”，不仅博得朝鲜君臣赞赏，就连西方洋员，也颇为称道。
1884年，朝鲜开化党人在日本的指使下发动甲申政变，挟持国王李熙，杀害大臣，组建新政府。袁世凯闻讯，不待清廷指示，当机立断，冒着生命危险率军攻打王宫。支持政变的日军开始反击，经过一番激战，袁世凯终于救出朝鲜国王，一举粉碎了甲申政变与日本趁中法战争之机谋取朝鲜的企图。
袁世凯在政变的关键时刻采取果断行动，这也是近代中日军事较量的最后一次胜利。他也因此而得罪了日本，日人“撼之刺骨，百计排陷之”。怨仇一旦结下，此后便不停地找他的岔子，不断给他添乱，直至洪宪复辟时期，日本对其帝制自为先是认同，尔后突然反对，在其背后予以致命的一击。
袁世凯在朝期间，虽有过一定的挫折打击与心灰意冷，但总的走势呈上扬态势。以实权为重的他很少关注道家学说，对抱阴守阳、韬光养晦不感兴趣，不怎么懂得藏拙守雌、适可而止的道理。甲申事变平定后，袁世凯一旦得势，就趾高气扬、居功自傲，很快成为众矢之的，受到方方面面的谴责、反对与攻击，陷入窘境的他不得不托词母病，请假回国。
不久，清廷欲将软禁在保定的朝鲜大院君李昰应释放归国，加以利用。李鸿章拟让袁世凯护送，经其保奏，清廷委任他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返回朝鲜，袁世凯阻止俄韩结盟，禁止朝鲜谋取独立活动，维护华商及清廷在朝利益，在巩固、强化中朝宗藩关系方面可谓尽心尽力。但是，他锋芒毕露，一点都不讲究艺术策略，不仅没有吸取上次教训，反而变本加厉，摆出一副监国大员、太上皇的架势，遇事直入王宫，态度傲慢，颐指气使，咄咄逼人。结果伤害了朝鲜君臣的自尊心，激起他们的强烈不满，一方面要求清廷派员替换，一方面加速背离清廷。与此同时，袁世凯对朝鲜内政外交的过分控制，因阻碍了西方列强特别是日本的染指，也遭来他们的一致忌恨。
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日本利用朝鲜君臣急欲脱离清朝的心理，趁机大举进攻。袁世凯多次恳请日本大使谈判的和平努力受挫，只有求助李鸿章派兵增援。李鸿章对敌强我弱的中日实力了如指掌，不想骤然开战，一心指望俄、英出面调停，也就未派援兵。日军布列朝鲜要津，以重兵包围袁世凯使署，扬言派兵将他押送出境。孤立无援的袁世凯无奈之际，只好给李鸿章连连拍发电报，托病请辞回国。经人再三讲情，李鸿章好不容易才予同意。李鸿章同意了，而清廷又不批准。经过一番周折，清廷总算也同意了，袁世凯如释重负，正当他收拾行装准备离开时，突然得到一个相当可靠的秘密情报：朝鲜东学党人经过一番严密策划，准备在他归国途中寻机行刺。袁世凯得报，不得不改装易服，在手持刀枪的武装护送下，夜半时分从英使馆出发，悄然离开汉城，变更原定路线，经仁川搭乘平远舰返回国内。
就在袁世凯平安逃回天津的第三天，即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突然袭击中国军舰及运兵船只。8月1日，中国被迫对日宣战。
于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及其失败，袁世凯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然而，这一切又非他一人所能扭转改变。袁世凯置身其中，不过一个道具罢了，或者说仅仅扮演了一个“替罪羊”的角色而已。
日本入侵朝鲜蓄谋已久，只是早晚间的事情，并非袁世凯所能左右。自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就确立了占领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以1875年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为标志，日本势力开始渗入朝鲜。其实，袁世凯对日本的野心早就洞若观火且有所警惕。他对朝鲜君臣的刻意压制适得其反，惹得曾经因平定壬午兵变对他感恩戴德的国王李熙反目为仇，使得中朝关系日趋恶化；他极力排斥日本势力，击败日军挫败亲日派发动的甲申政变；他同意朝鲜请兵助剿东学党起义，结果被日人利用……所有这些，不过让日本找到了可资利用的“借口”与“渠道”而已。然而，作为驻扎朝鲜的全权代表，袁世凯也有不少失误失策之处，比如他轻易透露了清军即将出兵助剿东学党起义的计划；对日本出兵朝鲜没有充分而清醒的认识，使得清廷未能及时备战。当然，即使袁世凯极富预见地做好了他应该做的一切，也无法改变甲午战争的最终结局。战争是交战国之间综合实力的较量，清廷的积弱与腐朽决定了这是一场无法获胜的战争。作为朝鲜的监国大臣，袁世凯处置失当，回国后没有受到任何惩处，只因他在危急时刻曾多次急电李鸿章请求派兵增援，这也说明清廷对日本的蓄意开战多少有所认识。
纵观袁世凯一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重要阶段：驻军朝鲜，出任清廷驻朝全权代表，个人才华得到了一定的展示，引起了朝野的广泛关注；小站练兵，成为威震一方被维新派看重的新建陆军统帅；投靠慈禧太后，出卖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党人，借此获取晋身之资，一跃而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再授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罢官回籍后东山再起，先后出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民国临时大总统、正式大总统，直至帝制自为、黄袍加身，自己将自己逼上众叛亲离的绝路。
袁世凯人生的每一重要阶段，都有着一些呈螺旋状循环上升的类似经历与曲线轨迹：凭借勤奋努力，利用时势机缘，一点一点地往上爬；当爬到一定的高度时，突然悬空一脚掉下；然后进入另一新的阶段，继续步步攀升；再次掉落，等待时机再次攀爬……他就这样不懈地坚持着，一直爬到不能再爬的峰巅。而不懂适可而止的他朝前又是一脚，结果堕入万劫不复的地狱与深渊，背上无法洗清的千古罪名。
袁世凯在朝鲜差点小命难保，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一点资本几乎输得一干二净，落魄逃归，在天津散居了一段时间。当然，他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利与失败，已尝到权力滋味与甜头的他，以其特殊而敏锐的政治嗅觉，于表面的无所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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