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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大变局-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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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要实行美国的总统负责制，只因不信任他袁世凯，革命党人因人而宜，结果弄出一个内阁总理制，以限制总统之权，其实就是限制他袁世凯的权力。又提出不少要他接受的苛刻条件，比如建都南京，实际上就是让他离开自己的势力范围，将其架空，成为一个傀儡。若论谋略手段，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与他简直不属同一档次。这些，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不仅一眼洞悉，且能施展计谋一一化解于无形。不过也有让他难受的紧箍咒，那就是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第二天就在南京公布《临时约法》。这是一个由革命党人单方面制定，并未经过他参与同意，而又一厢情愿地非要他接受执行不可的宪法。孙中山此后多次发动的护法运动，护的就是这个《临时约法》。
袁世凯在《临时约法》所规定的总理内阁制下开始行使总统职权，作为一个在清廷专制制度中执掌国家大权、实权的旧官僚，他几乎每办一件事，都要经过内阁审议，议员副署。而内阁与议员们之所以设立，为的就是限制总统的权利，所以他每动一议，每办一事，都深感掣肘。过去在军队，在朝廷，不论干什么，除了皇帝、太后而外，他袁世凯一言九鼎，谁敢说上半个不字？而当上了相当于皇帝的大总统，反而没有以前的权威了，反而不能像以前那样发话办事了，袁世凯先是想不通，大发牢骚地说所谓的大总统，连一个省的都督都不如。在专制政体下做惯了官的他，自然无法适应民主政体。既不适应，以袁世凯的枭雄本色，肯定不会削足适履，不会去给谁当“小媳妇”，就想着突破既定的体制。于是，与内阁的矛盾冲突势不可免。军权、政权在握的袁世凯要想打破“游戏规则”，玩出一些新花样，还不是分分钟就可搞定的事吗？对待内阁与议员，他使出的杀手锏，与小站练兵无疑，也是一手拿票子，一手拿刀子，先是收买，收买利诱不成，继之以血腥镇压。
就民国初年的政治格局而言，推举临时大总统一职的主要人选有四位：孙中山、袁世凯、黄兴、黎元洪。四人中呼声最高的当数袁世凯，他为当时各方政治势力所接受。十七省代表投票，袁世凯以多出孙中山一票的“大满贯”，全票当选为第二届民国临时大总统。
众望所归的袁世凯相当于一只“绩优股”被普遍看好，哪怕发生了刺杀宋教仁的案件，顺藤摸瓜地追查幕后凶手，结果拎出袁世凯与之有染。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尽管无法洗刷“宋案”罪责，但国内势力大多仍倾向于他。当时的云南都督蔡锷，在“二次革命”中也是站在袁世凯一边的。民众爱好和平不愿战争是一个原因，而更主要的，是袁世凯在当时的确具有统摄一切的威望。民心的向背与战争的实力都在袁世凯一边，所以“二月革命”爆发不到两个月，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便告彻底失败。
前面我们曾经指出，袁世凯的性格中有着一个难以克服的致命弱点，那就是一旦得势，便沾沾自喜，飘飘然不知东西南北，不谙节制之道，不懂韬光养晦，继续一个劲地向前向前再向前，非将事情做绝不可，直至事与愿违地走向反面。
随着议员的收买或迫害，控制了内阁的袁世凯仍不知足，先是下令解散社会党和一切“煽乱”的政党，不久又下令解散国民党，后来干脆解散国会，停止议员职务。他由临时大总统到正式大总统，又成立专门机构修改约法，出台《中华民国约法》（俗称“袁记约法”），废除责任内阁制，改行总统制，还弄出一些规定，使自己由任期总统成为实际上的终身大总统，并可传嗣子孙。名有了，利有了，权有了，一时间，袁世凯可谓高高在上，万民景仰，名义上是共和制的大总统，实则比封建时代的某些皇帝更加集权。可他仍不知足，一意孤行，要改共和体制为封建政体，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要做名实双至的皇帝称孤道寡。
当袁世凯成为实际上的终身大总统时，就已经站在了山峰之巅。他忘了自己曾经认识到的每前进一步必将伴随着的危险，他不知道仅能立足的峰巅四周全是悬崖峭壁，无论往哪个方向，只要向前跨出一步，全是万丈深渊。对此，以他的智力与资历应该深深懂得，可他偏偏进入了得意忘形的误区，以为上面还有高峰，还要不断地攀升。仿佛为了体验继续攀升的瞬间极度快感，袁世凯跨步朝前，“临门一脚”，只是这“门”不是生门，而是一道死门与鬼门。
由众望所归到众叛亲离，只有一步之遥；由胜利到失败，也只有一步之遥；由真理到谬误，仍然只有一步之遥……事上许多事物，从左到右，由上到下，从正到反，看似遥不可及，实则仅仅一步之遥。
袁世凯称帝自为，固然打上了个人的烙印，与其性格、心理等密不可分，但主要的，还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与传统的文化土壤所致。
袁世凯逼退清帝，对相命、风水、堪舆之类的东西更加迷信，在确定总统府居时，他请来了一位所谓的“青鸟大师”相度吉凶。这位风水大师卜了一卦，认为中南海居震、离两方，而震为雷，为龙，为玄黄，乃帝王之所，有百利而无一害。于是乎，袁世凯就这样在“青鸟大师”的指点下搬进了中南海居住。
自革命党人针对他的刺杀案后，袁世凯虽然侥幸逃过一死，但仍心有余悸，常怀杯弓蛇影之忧。住进中南海不久，又发生了一件恐怖案，不知是谁将一枚炸弹给扔进了府内，虽然是一枚没有爆炸的臭弹。但在袁世凯心头，自然又增加了一层恐惧的负担。此后一直到死，素有果敢勇毅之称的袁世凯长期深居中南海，只两次走出新华门——一次郊天祀孔，一次祭祀先圣，这是两次他非露面不可的重大活动，所以不得不撑着胆子亲自前往。
他住在中南海这个到处都是帝王遗迹的园子里，不做皇帝梦倒反而有点不正常了。这里的每栋楼宇、每棵树木、每块石头、每处墨迹，都是王者的符号与象征，似乎都在向他述说着皇家的霸气与帝王的梦想。袁世凯无时无刻不浸淫在这种浓浓的帝王氛围之中，他的身与心，也在这极度的诱惑中日渐膨胀。他学古代盛世君王，想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强盛伟大，所以他勤勉有加，每天都在中南海居仁堂办公。劳形于案牍之余，还让人呈进摘抄历代帝王政治言行的《居仁日览》，毕恭毕敬地捧读不已，以为借鉴。
那些与他同样居住中南海的家人仆人，也不断地为本已浓烈的帝王氛围“增光添彩”。袁世凯睡觉醒来必喝香茶一杯，一位茶童在送茶时，发现他还在鼾睡，下意识地朝床上望了一眼，一不小心，竟将朝鲜国王送他的一只上等碧玉雕刻茶杯给打碎了。于是，茶童就说刚才看见睡在床上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条全身闪闪发光、正欲腾飞的大金龙。此言说得袁世凯疑疑惑惑、恍恍惚惚，以为自己真是一条神龙下凡尘。结果撒谎的茶童不仅没有受罚，反而得了一份袁大总统的赏赐。
茶童这样说，其他仆人也捕风捉影，总说深宅大院深夜常有游龙掠过，还有意制造出多起令袁世凯深信不疑的假象与征兆。儿子袁克定为了自己日后能够继承皇位，更是推波助澜，极力怂恿父亲推行帝制。他私自刻了一枚“太皇子印”的金印，那些溜须拍马的人称他“大皇子殿下”，他也安然受之。他走得最远做得最为过分的事情，是对袁世凯封锁消息，每天伪造日本人在北京办的中文报纸《顺天时报》送他呈览。本是一份反对称帝的日人报纸，结果让他弄得面目全非，尽是一些支持、同意袁世凯改行帝制的文字。据袁世凯三女儿袁静雪回忆，一次，她吩咐一名回家探亲的侍女，让她在返归中南海时给她买一些爱吃的黑皮五香酥蚕豆。侍女将蚕豆用整张《顺天时报》包了带回来，袁静雪一边嚼吃一边看报，无意中发现侍女带回的这张报纸，竟与平时看到的假版《顺天时报》不一样。把戏被戳穿，袁世凯气极，挥舞皮鞭将袁克定打得跪地求饶，他一边抽打，一边大骂长子“欺父误国”。
如果说仆人、家人、亲属要他当皇帝尚怀一份个人私心，而外人众口一词，本来十分机敏的袁世凯不禁变得十分迟钝起来，不得不跟着将信将疑了。他深居内宫，部下纷纷呈文，要求改行君主制，希望他早日登基称皇。“筹安会”六君子中，除严复确有勉强拉扯之嫌外，其他五人对复辟帝制全都不遗余力。特别是杨度，一直到死，都认为中国不适宜共和，“非君主不足以定乱，非立宪不足以求治。”据说有一次，杨度见两乞丐吵架，其中一人道：“似你这等无法无天，都是因为共和民国没有王法的缘故，假使皇帝复生，决不会让你这等东西如此横行。”杨度一听，不觉大受刺激，原来乞丐也信仰帝制呵！广大民众的帝制基础，恐怕是支撑杨度长期主张君主立宪的动力与源泉。洪宪帝制失败，主张君主立宪的首领遭到通缉，他们不是逃窜就是降服，唯有杨度处变不惊，继续坚持过去的观点。1916年5月1日，杨度在一篇发表在京津《泰晤士报》上的文章中写道：“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我的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人，这四个字，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我认为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
在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一批京官的发动下，各省成立了人民请愿团，在北京还成立了军警请愿团、商会请愿团、学界请愿团、教育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最让人大开眼界的千古奇观，是这些人居然别出心裁地拉出了两个相当特殊的团体——乞丐请愿团与妓女请愿团。这团那团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敦请袁大总统顺从民意早日称帝，恢复中国自古就有的封建君主制，不要照搬什么西方的民主共和制，那是洋人的玩意儿，咱们中国人可学不来！为首的梁士诒之所以如此卖力，就因为他在五路借款时拿了回扣，其手下又吞款贪污，害怕他人揭发，便以拥戴袁世凯称帝，建立“殊世功勋”来赎罪。
作为一名专制体制的旧官僚，袁世凯一辈子与洋人、洋务打交道，与那些顽固派比较，思想并不保守，但就内心而言，他赞同、推崇的仍是君主立宪制，对共和、民主、平等、自由之类的概念不甚了解，也无法接受。不说他，就是长期生活在国外的孙中山，对其理解也不够深刻，特别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动不动就会露出以传统文化为背景与底色的专制的一面，难以进入真正的民主层面。美国人罗比·尤恩森在《宋氏三姐妹》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论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都不明白民主政府的真谛。对于腐败透顶的旧专制统治变为民主政治的种种问题，他们谁也没有做好思想准备。”让一个旧官僚搞民主革命，也真是难为了袁世凯。他不懂民主，更不懂操作，也就无法容忍与民主有关的一切。当初赞成共和，并不等于他真的拥护共和，很大程度是为了当上大总统的一种权宜之计。他本人信奉君主立宪，部下及全国人民似乎全都拥护君主立宪，就在这时，连外国人也跑来凑热闹。美国人古德诺发表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的文章，认为中国“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日本人贺长雄给袁世凯上了一道名曰《新式国家之三要件论》的条陈，条分缕析，认为中华民国不具备实行“新式共和制”必须具备的“三要件”。美国是西方民主制度最为彻底的国家，日本是采取君主立宪制相当成功的国家，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连美国人、日本人都认为共和制不适于中国，可见事实的确如此。
综合各方面的信息以及自己的认识，袁世凯对恢复帝制深以为然。一股鼓噪、拥戴、劝进、支持、怂恿的民意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似乎他袁世凯不称帝，国家反而就要动乱不堪了。过去的袁世凯十分清醒，并非那么好糊弄，以办实事著称的他，除了自己的判断外，还会进行一番认真的调查研究。比如了解下情，他会派出两批互不相同的人前往调查，这两批人要么时间错开，要么互不认识。如果他们汇报相同，与他的个人推测、分析不甚离谱，他才确信获知了真实消息。如果两方的信息有出入，或是截然相反，他会再行派人调查，直到他认可为止。可自从进入中南海后，袁世凯的耳目就闭塞了，办什么事也不像以前那样派人实地考察了。况且这称帝的呼声是那样地高昂激烈，那样地众口一词，就是有人造假，也造不了那么多，维持得那么久呵！
专制与皇权长期凝结在中华帝国上空，几千年板结的封建文化土壤一时间难以长出民主的茁壮大树。在国民意识深处，人人都有帝王思想，只不过范围有大有小而已。一家之长的专制，各地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割据地盘称王称霸的军阀……要么为主，要么为奴，就是难以民主平等。拥护帝制，事实上也的确是广大民众的心声与反映。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皇权统治，他们实难适应一个没有皇帝的国度，不知道如何生存，不懂得如何行为。一个刚刚学会站立的人，别说跑步，即便走起路来，也会踉跄不稳。不唯普通民众，哪怕社会精英也是如此。比如康有为反对袁世凯称帝，并非反对君主立宪政体，而是反对袁世凯本人，他极力扶持的，是清室复辟。后来那些由袁世凯一手培养起来的北洋将领也反对他称帝，也不是这些旧军阀们多么信仰共和赞同民主，而是袁世凯称帝后，以一姓之尊传位于子，他们不想侍候、跪拜一个曾是晚辈的新皇袁克定，还因为帝制堵塞了他们通向最高权力的途径，打碎了他们极有可能继任总统的梦想。
就在这时，又传来消息，远在河南项城的袁世凯亲生父亲袁保中墓旁，长出了一条长达一丈多，形似龙状的紫藤。袁世凯速派袁克定回乡查看真伪，袁克定到达项城，很快写了一封回信：“藤滋长甚速，已粗逾儿臂，且色鲜如血，或天命攸归，此瑞验耶！”天命所归的远不止于此，各地呈送的关于袁世凯乃真龙天子的各种祥瑞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就连京城的一位天文学家，也呈文给袁世凯，说他夜观天象，发现一颗帝星高照某纬度，经勘测研究，帝星高照之地正是河南项城。今帝星正向北移，不久将抵达北京上空，照临袁大总统的皇帝宝座……
民意难违，天意更是难违！
事情到了这种份上，袁世凯就是不称帝，也不行了！
当然，也有反对他称帝的，只是这样的声音过于微弱，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既然称帝成了他所面临的唯一选择，于是乎，袁世凯只有称帝。
严格说来，是我们脚下这块土地生长出来的各种动物，还有植物的共同努力，多方合谋，迫使袁世凯走了一步“臭棋”。只因这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步棋，所以连“翻盘”的机会也没有了。
其实，袁世凯也是华夏民族的一分子，他就是我们中间的一员，我们的许多基因不仅类似，且源于同一血脉。
一旦袁世凯称帝，革命党人就及时有力地喊出了《同盟会宣言》中的一句名言：“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而首先发难的则是袁世凯倚为栋梁的蔡锷。他将蔡锷从云南调来京城，可谓一石二鸟，既为了削藩，也预备着重用这位年轻有为的将军，付以兵权，委以重任，彻底改造北洋系。蔡锷对他也是感激不已，极愿服从袁大总统的领导。孙中山“二次革命”时公开支持袁世凯的蔡锷，在他准备恢复帝制时也没有表示反对。可当杨度请他当说客，以弟子的身份劝说梁启超支持袁世凯称帝时，蔡锷不仅没有游说成功，反被梁启超一夜之间给拉了过去，坚定地站在老师这一边，成为振臂一呼天下响应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第一人。
当然，就凭蔡锷那几千缺少弹药、缺少粮秣、缺少后援的单薄兵力，袁世凯将其制服，根本不在话下。只因后院起火，¨。电子书 ，ＺＥi８。ＣＯm电子书 ，。电子书， 。电子书¨过去的亲信、北洋部下纷纷倒戈，才在气恨交加的病痛中画上了人生的句号。
据诸多史料记载，“北洋三杰”之一的冯国璋听说袁世凯有称帝之意，一次从南京前来拜望上司，便问外面的传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袁世凯说：“我绝对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承继大业？你尽管放心。”但袁世凯最后还是称帝了，冯国璋觉得老头子对他这样的铁杆亲信也要说假话、行欺骗、耍计谋，真是出尔反尔奸诈无比，因此，他背叛起袁世凯来，也就显得相当地理直气壮、问心无愧。北洋将领中，冯国璋第一个通电劝袁退位。其实，就袁世凯一方而言，他当时说的也确是几句大实话。他极其担心自己像袁家的其他男人一样不到花甲而亡，一过五十六岁，袁世凯就心虚气短地念叨着，常将这样的话挂在嘴边，事实上他也真的没能迈过六十岁这道坎。身体那么强壮，精力那么旺盛的一个人，竟被尿毒症打倒，说死就死了，终年五十八岁。冯国璋问话的时候，袁世凯还真没打定主意要当这个皇帝，至少是当时不想当。后来决定要当了，也并非完全出于私心，他死后的传位遗嘱里，内定的三位继承人依次是黎元洪、段祺瑞与徐世昌，便没有三个儿子中的任何一位。
所谓墙倒众人推，树倒猢狲散，恢复帝制转瞬间成为一场闹剧，由众口一词、潮水般涌来的劝进，突然转为夜以继日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劝退、迫退、乞退乃至斥退。弥留之际的袁世凯算是真正体会到了一种无以言说的悲哀与凄怆，什么奋斗、名誉、金钱、权力等等之类的东西，此时此刻，已变得全然没有意义。临终前，他向侍疾榻畔的徐世昌说道：“他害了我！”“他”是谁？是儿子袁克定，还是“筹安会”六君子之首杨度，抑或另有所指？长期以来，这个“他”一直被人猜测不已。今日看来，袁世凯心中的“他”，应该说是一个泛指，凡是有着帝王思想的人，都是他所指的这个“他”。同时，袁世凯这不责己而怨人的临终之言，也从另一角度表明，其实他十分清楚封建帝制不可为，继续走下去危险莫测，只是被“他”牵制，受“他”所害，才极不情愿地，或者说迫不得已地迈出了这一步。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这是袁世凯二儿子袁克文的诗句。真是一娘养九子，九子九个样，一心想继承皇位的袁克定与淡泊名利的“假名士”袁克文还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类型→文¤人··书·¤·屋←。袁克文所写，便是乃父称帝后的真实写照。
袁世凯一生拥有四顶“高帽”——“窃国大盗”、“大独裁者”、“卖国贼”、“复辟狂”。关于“窃国大盗”、“大独裁者”、“复辟狂”，我们多多少少有所论及，下面就“卖国贼”的历史真相，稍作还原与澄清。
袁世凯被指为“卖国贼”，是说他为了换取日本政府赞同复辟帝制的行为，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其实，他在“二十一条”的谈判中，已尽了最大努力，将国家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袁世凯“耗尽了日本人的耐心”，日本政府向他发出最后通牒，逼他立刻签约。他不愿接受条约，但又不敢拒绝。如果拒绝，日本帝国主义肯定会再次发动一场新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以疲弱的国力与强寇对垒，甲午之败的惨祸又将重演。条约虽然签下，但袁世凯却有意让秘书将其内幕透露出去，希望国际组织加以干涉。西方列强正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狡猾的日本政府也正是趁此机会强下毒手。袁世凯的目的没有达到，而条约的秘密却为国人所知，举国上下，顿时一片震惊、愤怒与斥骂。1915年5月8日，袁世凯在条约签字前一天通电全国，说不得已受欺，是国人的奇耻大辱。签约后他发布两道密谕，定“五·九”签字日为国耻日，望各省文武官员不忘国仇，要求“凡百职司，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并“申儆人民，忍辱负重”。
其实，袁世凯早年在朝鲜与日人结仇，他一直耿耿于怀，从未有过消解。没想到旧仇未报，又添新恨，他为此神志不宁、郁闷愤恨不已。乃命丁佛言撰写《中日交涉失败史》，印刷五万册，秘密存放在山东模范监狱。他常对左右说道：“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敌人，我们总有一天要打败他们。那时候，这部书就可以问世了。”
如果真有什么密谋，袁世凯称帝，日人就不会出尔反尔地在他背后猛插一刀了。只因刚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接着马上称帝，让人将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便想当然地推测幕后必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肮脏交易。袁世凯病逝之日，有人在其书案发现他亲笔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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