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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全四卷)完善排版-第1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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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⑹。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⑺。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⑻。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⑼,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⑽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弔”⑾,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但是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注 释
〔1〕 司徒雷登(一八七六——一九六二),美国人,生于中国杭州。一九○五年开始在中国传教,一九一九年起任美国在中国兴办的燕京大学的校长。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反人民内战。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观望。同年八月二日,由于美帝国主义阻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一切努力都已彻底失败,司徒雷登不得不悄然离开中国。
〔2〕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以侵略中国领土主权和干涉中国内政为目的的美国军队即在中国登陆,侵驻北平、上海、南京、天津、唐山、开平、秦皇岛、静海、青岛等地区,并不断地向解放区进犯。本文中所举的安平镇事件,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九日驻天津美军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河北省香河县安平镇的事件。九台事件,是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美军向长春和九台间的和气堡人民解放军阵地进行军事侦察的事件。唐山事件,是指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六日驻唐山美军向宋家营等地侵扰,和同年七月间,在唐山附近的滦县三河庄子、昌黎县西河南村的侵扰。美军对胶东半岛的侵犯,前后发生多次,著名的有两次,一次是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八日美国的飞机和军舰向牟平县浪暖口、小里岛侵犯;一次是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美军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即墨县北的王疃院。对于上述美军进犯解放区的侵略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或地方人民武装,都曾采取了严正的自卫行动。
〔3〕 陈纳德,美国人。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政府空军顾问,并组织“美国志愿航空队”(又称“飞虎队”,后改为第十四航空队),支持中国抗战。日本投降后,他率领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一部分人员,组织空运队,帮助国民党进行内战。
〔4〕 见本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注〔4〕。
〔5〕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由于战争破坏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政治动荡,经济衰退。为了控制西欧和扩大国外市场,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的一次演说中,建议欧洲国家共同拟订一个“复兴”计划,由美国予以“援助”。七月,英、法、意等十六国在巴黎开会,决定接受马歇尔建议,成立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后改为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提出“欧洲复兴方案”。由于这个方案是根据马歇尔的建议制订的,故又被称为马歇尔计划。一九四八年四月杜鲁门总统签署美国《一九四八年经济合作法》(即“一九四八年对外援助法”)后,马歇尔计划正式执行。一九五一年底,美国宣布提前结束执行这个计划。
〔6〕 “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是一个民间传说。据传周朝姜太公曾在渭水河边用无饵的直钩在水面三尺上钓鱼,说:“负命者上钓来!”(见《武王伐纣平话》卷中)“嗟来之食”,是指一种带侮辱性的施舍。齐国的一个饥民因为不吃嗟来之食而饿死的故事,见《礼记·檀弓下》。
〔7〕 闻一多(一八九九——一九四六),湖北浠水人,著名的诗人、学者和教授。一九四三年以后,由于痛恨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和腐败,积极参加争取民主的斗争。抗日战争结束后,积极地反对国民党勾结美帝国主义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8〕 朱自清(一八九八——一九四八),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现代文学家、教授。抗日战争结束后,他积极支持反对蒋介石统治的学生运动。一九四八年六月签名于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和拒绝领取“美援”面粉的宣言。当时他的生活非常困苦,这年八月十二日终因贫病在北平逝世。在他逝世以前,还嘱咐家人不要买国民党政府配售的平价美援面粉。
〔9〕 韩愈(七六八——八二四),中国唐代著名的大作家。《伯夷颂》是韩愈所写的一篇散文。伯夷,殷末人,周武王进军讨伐殷王朝,他曾经表示反对;武王灭殷后,他逃避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
〔10〕 见《老子》第七十四章。
〔11〕 见李密《陈情表》。
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关于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件,我们业已在三篇文章(《无可奈何的供状》⑴、《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中给了批评。这些批评,业已引起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社,各学校以及各界民主人士的广泛的注意和讨论,他们并发表了许多正确的和有益的声明、谈话或评论。各种讨论白皮书的座谈会正在开,整个的讨论还在发展。讨论的范围涉及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一百年来的中外关系,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关系,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关系,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应取的态度,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在整个对内对外关系中应取的态度,对于帝国主义的新阴谋如何对付,等等。这种现象是很好的,是很有教育作用的。
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就中国人来说,我们的革命是基本上胜利了,但是很久以来还没有获得一次机会来详尽地展开讨论这个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这种讨论是必需的,现在并已找到了机会,这就是讨论美国的白皮书。过去关于这种讨论之所以没有获得机会,是因为革命还没有得到基本上的胜利,中外反动派将大城市和人民解放区隔绝了,再则革命的发展还没有使几个矛盾侧面充分暴露的缘故。现在不同了,大半个中国已被解放,各个内外矛盾的侧面都已充分地暴露出来,恰好美国发表了白皮书,这个讨论的机会就找到了。
白皮书是一部反革命的书,它公开地表示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干涉。就这一点来说,表现了帝国主义已经脱出了常轨。伟大的胜利的中国革命,已经迫使美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的一个方面,一个派别,要用公开发表自己反对中国人民的若干真实材料,并作出反动的结论,去答复另一个方面,另一个派别的攻击,否则他们就混不下去了。公开暴露代替了遮藏掩盖,这就是帝国主义脱出常轨的表现。在几星期以前,在白皮书发表以前,帝国主义政府的反革命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书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老奸巨猾的英帝国主义及其他几个小帝国主义国家,至今还是如此。后起的,暴发的,神经衰弱的,一方面遭受人民反对,另方面遭受其同伙中一派反对的美国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认为以公开暴露若干(不是一切)反革命真相的方法来和他们同伙中的对手辩论究竟哪一种反革命方法较为聪明的问题,是必要的和可行的。他们企图借此说服其对手,以便继续他们自认为较为聪明的反革命方法。两派反革命竞赛,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另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争得不得开交了,一派突然摊牌,将自己用过的许多法宝搬出来,名曰白皮书。
这样一来,白皮书就变成了中国人民的教育材料。多少年来,在许多问题上,主要地是在帝国主义的本性问题和社会主义的本性问题上,我们共产党人所说的,在若干(曾经有一个时期是很多)中国人看来,总是将信将疑的,“怕未必吧”。这种情况,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以后起了一个变化。艾奇逊上课了,艾奇逊以美国国务卿的资格说话了,他所说的和我们共产党人或其他先进人们所说的,就某些材料和某些结论来说,如出一辙。这一下,可不能不信了,使成群的人打开了眼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艾奇逊在其致杜鲁门的信的开头,提起他编纂白皮书的故事。他说他这本白皮书编得与众不同,很客观,很坦白。“这是关于一个伟大的国家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的坦白记录,这个国家早就和美国有着极亲密的友谊的联系。凡是找到了的材料都没有删略,尽管那里面有些话是批评我们政策的,尽管有些材料将来会成为批评的根据。我们政府对于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能够感应,这便是我们的制度的固有力量。这种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正是右派和共产党的极权政府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宽容的。”
中美两国人民间的某些联系是存在的。经过两国人民的努力,这种联系,将来可能发展到“极亲密的友谊的”那种程度。但是,因为中美两国反动派的阻隔,这种联系,过去和现在都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并且因为两国反动派向两国人民撒了许多谎,拆了许多烂污,就是说做了许多的坏宣传和坏事,使得两国人民的联系极不密切。艾奇逊所说的“极亲密的友谊的联系”,不是说的两国人民,而是说的两国反动派。在这里,艾奇逊既不客观,也不坦白,他混淆了两国人民和两国反动派的相互关系。对于两国人民,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美两国反动派的失败,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事,目前的这个时期,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时期。只有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和其他美国反动派,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李宗仁、白崇禧和其他中国反动派与此相反,确是“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
艾奇逊们对于舆论的看法,混淆了反动派的舆论和人民的舆论。对于人民的舆论,艾奇逊们什么也不能“感应”,他们都是瞎子和聋子。几年来,美国、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反对美国政府的反动的对外政策,他们是充耳不闻的。什么是艾奇逊所说的“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呢?就是被美国共和、民主两个反动政党所操纵的许许多多的报纸、通讯社、刊物、广播电台等项专门说谎和专门威胁人民的宣传机关。对于这些东西,艾奇逊说对了,共产党(不,还有人民)确是“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宽容的”。于是乎帝国主义的新闻处被我们封闭了,帝国主义的通讯社对中国报纸的发稿被我们禁止了,不允许它们自由自在地再在中国境内毒害中国人民的灵魂。
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的话,也有一半是说得对的。这个政府是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给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反动派生气了,骂一句“极权政府”。其实,就人民政府关于镇压反动派的权力来说,千真万确地是这样的。这个权力,现在写在我们的纲领上,将来还要写在我们的宪法上。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一个宝贝。但是艾奇逊的话有一半是说错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来说,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于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地听话的。同时,他们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人民。
至于艾奇逊所说的“右派极权政府”,自从德意日三个法西斯政府倒了以后,在这个世界上,美国政府就是第一个这样的政府。一切资产阶级的政府,包括受帝国主义庇护的德意日三国的反动派政府在内,都是这样的政府。南斯拉夫的铁托政府现在也成了这一伙的帮手⑵。美国英国这一类型的政府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向人民实行专政的政府。它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对于资产阶级内部是有所谓民主的,对于人民则是独裁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佛朗哥、蒋介石等人的政府取消了或者索性不用那片资产阶级内部民主的幕布,是因为国内阶级斗争紧张到了极点,取消或者索性不用那片布比较地有利些,免得人民也利用那片布去手舞足蹈。美国政府现在还有一片民主布,但是已被美国反动派剪得很小了,又大大地褪了颜色,比起华盛顿、杰斐逊、林肯⑶的朝代来是差远了,这是阶级斗争迫紧了几步的缘故。再迫紧几步,美国的民主布必然要被抛到九霄云外去。
大家可以看出,艾奇逊一开口就错了这许多。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是反动派。至于说,他的白皮书是怎样一个“坦白记录”这一点,我们认为坦白是有的,也是没有的。艾奇逊们主观上认为有利于他们一党一派的东西,他们是有坦白的。反之,则是没有的。装作坦白,是为了作战的目的。
注 释
〔1〕 这是新华社编辑部写的一篇评论,发表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
〔2〕 一九四八年六月,由保、罗、匈、波、苏、法、捷、意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参加的情报局会议,作出《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对南共进行公开的指责,并把南共开除出情报局。当时,中国共产党支持了这个决议。一九四九年情报局又通过《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杀人犯和间谍掌握中》的决议。对这个决议中国共产党没有表示态度。关于对待南斯拉夫的问题,一九五六年九月,毛泽东在同南共联盟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团谈话时曾说:我们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过去听了情报局的意见,我们虽然没有参加情报局,但对它也很难不支持。一九四九年情报局骂你们是刽子手、希特勒分子,对那个决议我们没有表示什么。一九四八年我们写过文章批评你们。其实也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应该和你们商量。假如你们有些观点是错了,可以向你们谈,由你们自己来批评,不必那样急。反过来,你们对我们有意见,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采取商量、说服的办法。在报纸上批评外国的党,成功的例子很少。这次事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取得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3〕 华盛顿(一七三二——一七九九)、杰斐逊(一七四三——一八二六)、林肯(一八○九——一八六五),都是美国早期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华盛顿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一七七五——一七八三)的殖民地起义军队总司令,美国的第一任总统。杰斐逊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曾任美国总统。林肯主张废除美国的黑奴制度,他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领导了反对美国南部各州奴隶主的战争(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并在一八六三年颁布了《解放黑奴宣言》。
“友谊”,还是侵略?
(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
为了寻找侵略的根据,艾奇逊重复地说了一大堆“友谊”,加上一大堆“原则”。
艾奇逊说:“从我们历史很早的时期起,美国人民和政府就关心中国了。虽然距离遥远,背景又大不相同,把中美两国隔离开了,可是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许多年来种种善意措施便是证据,例如用庚子赔款来教育中国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废除治外法权,以及战时和战后对中国的大规模援助等等。美国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这是有案可稽的。”
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
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一八四○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⑴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⑵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厦条约⑶。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⑷。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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