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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全四卷)完善排版-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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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公元七世纪初，即隋朝末年，农民纷纷起义。李密、窦建德是当时两支主要起义军的首领。李密领导的河南瓦岗军和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在推翻隋朝统治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11〕 王仙芝、黄巢是唐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公元八七四年（唐僖宗乾符元年），王仙芝在山东起义，次年黄巢聚众响应。参见本书第一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注〔4〕。
〔12〕 宋江和方腊分别是公元十二世纪初即北宋末年北方和南方农民起义的有名首领。宋江率领的起义队伍，主要活动于山东、河北、河南、江苏一带；方腊率领的起义队伍，主要活动于浙江、安徽一带。
〔13〕 公元一三五一年，即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各地人民纷纷起义。一三五二年，安徽凤阳人朱元璋投入北方红巾军郭子兴部起义军。郭死，朱元璋成为该军的首领。一三六八年，他领导的部队推翻了在各地人民起义的打击下已经摇摇欲坠的元朝的统治，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
〔14〕 见本书第一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注〔5〕。
〔15〕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6〕。
〔16〕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5〕。
〔17〕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4〕。
〔18〕 一八五七年的英法联军战争，又称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八五六年，英国侵略军在广州向中国方面挑衅。一八五七年英法两国组成联合侵略军，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美国和沙俄不仅积极帮助他们，而且直接插手，乘机攫取中国的权利。当时清朝政府正以全力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对外国侵略者采取消极抵抗政策。一八五七年至一八六○年，英法联军先后攻陷广州、天津、北京等重要城市，劫掠并焚毁北京圆明园，迫使清朝政府订立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这些条约主要规定将天津、牛庄（后改为营口）、登州（后改为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后改为汕头）、琼州、南京、镇江、九江、汉口等处开辟为商埠；承认外国人有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和游历通商的特权，外国商船有在中国内河航行的特权。从此，外国侵略势力不但扩大到中国沿海各省，同时还深入了内地。
〔19〕 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三年，法国侵略者侵犯越南北部。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五年，又把侵略战争扩大到中国的广西、台湾、福建、浙江等地。中国军队在冯子材等率领下，奋起抵抗，并且屡获胜利。但是，腐朽的清朝政府在战争胜利之后，反而签订了屈辱的《天津条约》，允许在云南、广西两省的中越边界开埠通商，使法国侵略势力得以伸入中国西南地区。
〔20〕 见本书第一卷《矛盾论》注〔22〕。
〔21〕 一九○○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的反侵略运动，联合出兵进攻中国，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战争中，侵略军先后攻陷大沽、天津、北京等地。同时，沙俄又单独出兵侵入中国东北。清政府接受了帝国主义的条件，于一九○一年九月七日在条件极为苛刻的《辛丑条约》上签字。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向八国赔偿银四亿五千万两，承认帝国主义国家有在北京和北京至天津、山海关一带地区驻兵的特权。
〔22〕 领事裁判权，是帝国主义国家强迫旧中国政府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特权之一，开始于一八四三年的中英《虎门条约》和一八四四年的中美《望厦条约》。凡是享有这种特权的国家在中国的侨民，如果成为民刑诉讼的被告时，中国法庭无权裁判，只能由各该国的领事或者法庭裁判。
〔23〕 从十九世纪末起，侵略中国的各帝国主义国家，按照他们各自在中国的经济和军事的势力，曾经将中国的某些地区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例如，当时长江流域各省被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云南、广西、广东被划为法国的势力范围，山东被划为德国的势力范围，福建被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东三省原划为沙俄的势力范围，一九○五年日俄战争后，东三省南部又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24〕 帝国主义国家在强迫清朝政府开放了沿江沿海的许多地方为通商口岸后，于一八四五年开始在这些地方强占一定的地区作为“租界”。最初，租界是外国人居留、贸易的特定地区。中国政府对租界内的行政、司法等有干预权，并保有租界内的领土主权。后来，帝国主义国家在租界内，逐渐实行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一套殖民地统治制度。它们以租界为据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中国的封建买办阶级的统治。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曾进行收回租界的斗争，并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一度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但是，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各地的租界仍然被保留下来。
〔25〕 见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提纲》。
〔26〕 见斯大林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的演说《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60页）。
〔27〕 见本卷《论持久战》注〔12〕。
〔28〕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7〕。
〔29〕 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3〕。
〔30〕 见本书第一卷《实践论》注〔6〕。
〔31〕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9〕。
〔32〕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1〕。
〔33〕 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34〕 这个自然段是一九四○年四月以后修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时加写的。一九四○年毛泽东写信给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长萧向荣，指出正在编写的战士课本需加修改，“要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非亲日派（即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并谈到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二章已作了相应的修改。他说：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35〕 二十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个出国留学的热潮。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留学生中的很多人先后组织爱国团体，出版革命报刊，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九○三年，留日学生爆发了大规模的“拒法”（反对法国军队入侵广西）和“拒俄”（反对沙皇俄国军队霸占东北）运动。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对中国革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是斯大林同志的六十岁生日。这个生日，在全世界上，在只要是知道的又是革命的人们的心中，可以料得到，都会引起亲切的热烈的庆祝。
庆祝斯大林，这不是一件应景的事情。庆祝斯大林，这就是说，拥护他，拥护他的事业，拥护社会主义的胜利，拥护他给人类指示的方向，拥护自己的亲切的朋友。因为现在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受难者，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脱人类的灾难。
我们中国人民，是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诗经》上说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正是处在这种时候。
但是，谁是我们的朋友呢？
一类所谓朋友，他们自称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中国人中间有些人也不加思索地称他们做朋友。但是这种朋友，只能属于唐朝的李林甫⑴一类。李林甫是唐朝的宰相，是一个有名的被称为“口蜜腹剑”的人。现在这些所谓朋友，正是“口蜜腹剑”的朋友。这些人是谁呢？就是那些口称同情中国的帝国主义者。
另一类朋友则不然，他们是拿真正的同情给我们的，他们是把我们当做弟兄看待的。这些人是谁呢？就是苏联的人民，就是斯大林。
没有一个国家把它在中国的特权废除过，只有苏联是废除了。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一切帝国主义者都反对我们，只有苏联援助了我们。
抗日战争以来，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真正援助我们，只有苏联是用了空军和物资援助了我们。
这还不够明白吗？
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领袖，社会主义的人民，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政治家、劳动者，才能真正援助；而我们的事业，没有他们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的朋友。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任何人的挑拨离间，造谣污蔑，到底都没有用处。
注 释
〔1〕李林甫，公元八世纪人，唐玄宗时的一个宰相。《资治通鉴》说：“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啗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
纪念白求恩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白求恩⑴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⑵。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注 释
〔1〕 白求恩即诺尔曼·白求恩（一八九○——一九三九），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著名的医生。一九三六年德意法西斯侵犯西班牙时，他曾经亲赴前线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服务。一九三七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他率领加拿大美国医疗队，于一九三八年初来中国，三月底到达延安，不久赴晋察冀边区，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他的牺牲精神、工作热忱、责任心，均称模范。由于在一次为伤员施行急救手术时受感染，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河北省唐县逝世。
〔2〕 参见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9—166、229—234页）。
新民主主义论
（一九四○年一月）
这是毛泽东一九四○年一月九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载于一九四○年二月十五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同年二月二十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九十九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一 中国向何处去
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文化人和青年学生，感觉锐敏，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因此，趁着《中国文化》⑴的出版，说明一下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动向问题，或者也是有益的。对于文化问题，我是门外汉，想研究一下，也方在开始。好在延安许多同志已有详尽的文章，我的粗枝大叶的东西，就当作一番开台锣鼓好了。对于全国先进的文化工作者，我们的东西，只当作引玉之砖，千虑之一得，希望共同讨论，得出正确结论，来适应我们民族的需要。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我想，这可以算作《中国文化》出版的态度。
二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三 中国的历史特点
我们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但是这种新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文化呢？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⑵。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⑶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⑷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
这样说来，问题是很清楚的，我们要革除的那种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反动成分，它是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的；而我们要建立的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
所谓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是什么？而所谓中华民族的旧文化又是什么？
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
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在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作为统治的东西来说，这种社会的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
这些统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就是我们革命的对象。我们要革除的，就是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和那为这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而我们要建立起来的，则是与此相反的东西，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
那末，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又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呢？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由此可以断言，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所谓中华民族的新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在中国从事革命的一切党派，一切人们，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这个革命到胜利，谁就会被人民抛弃，变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
四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而其第一步现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那末，这个历史特点是怎样形成的呢？它是一百年来就有了的，还是后来才发生的呢？
只要研究一下中国的和世界的历史发展，就知道这个历史特点，并不是从鸦片战争⑸以来就有了的，而是在后来，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形成的。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这个形成过程。
很清楚的，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
这个第一步的准备阶段，还是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即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就开始了的。中经太平天国运动⑹、中法战争⑺、中日战争⑻、戊戌变法⑼、辛亥革命⑽、五四运动⑾、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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