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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秘密战-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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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郝在今
前言（1）
情报、保卫、间谍、警察，永远是世界畅销书的首选题材。而作者拿给读者的这本书，乃是同类题材中最好看的。
有什么理由这样大言不惭？古今中外，这种书籍多了去了。
首先因为，本书的描写对象——中国的情报、保卫工作，在世界范围评价，堪称非常成功。
其次因为，作者掌握的有关素材，在专业范围，敢说非常丰富。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向苏联发起进攻之前，日本向美国发起进攻之前，中共都能提前侦获进攻的准确时间。中国第三次国内战争的决战期间，毛泽东的案头总有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绝密电令。谁的情报工作更先进？海外媒体渲染，中共间谍打入外国情报机构，得到朝鲜战争不会使用原子弹的战略情报！“文革”中造反派揭发安全部门首长资敌，从大陆派人参加台湾的重要会议！尽管有些信息尚未全部得到证实，但起码可以表明外界对中共情报工作是何等重视。苏联领袖列宁三次遇刺，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超级大国尚不能保证最高领导人的人身安全。可是在中国，毛泽东穿插于数十万敌军之间，巡视于上百万群众之中，毫发无伤。谁的保卫工作更先进？
尽管中国的情报、保卫工作在世界范围始终受到极高的关注，但是，有关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书籍，却是最少的。这是因为，在中共的情报、保卫系统之中，一直有着严格保密的纪律，向来有着甘做无名英雄的习惯。
我从小爱看书，最爱看描写间谍、情报、侦察、保卫的书。古今中外的此类题材，只要有中文版本的，我几乎翻遍了。最大的遗憾，是很少看到中国的有关著作。待到长大，待到自己也发表了一批文章书籍，友人就问：你自己为什么不写写中国的情报、保卫工作？
我能写出这等难度的书？
友人提醒：你不是认识许多在情报、保卫机关工作的重要人物吗？
此刻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些不时碰面的平易亲和的伯伯阿姨，在外人眼中，就是中国的“特务头子”！
但是，我迟迟没有写这个题材。也许是因为难以搜集素材，也许是因为不愿借助私人关系，也许是因为尚未理解其价值。
后来，就可以逐渐看到国内的此类书籍了。按照保密规定，解密的期限过了。可是，有的书却惹得内行恼火——不够扎实啊！而我这个作者，却似乎有了过失：有条件掌握准确材料却不写，难道坐视谬误流传？
后来，有几个老人也来找我，希望我写写逝去的战友。我又发现，自己早已对不起前人：当事人已经七老八十，再不写，许多无名英雄的事迹就随着时光的流转而永远逝去了。
我已经写了几本有分量的关于移民与流动人口的书，我已经写了苏军解体写了香港回归写了首届政协及新中国建立，我甚至把自己的军旅生涯也变成了书，可是，我还是没有动笔写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这本书。有何理由拖延？
近来，也许是年纪渐老，有时也把问题往玄处想。
人为什么要看书？
获取知识。
为什么非要到书中获取知识？
寻求自己难能体验的知识。
人最爱看什么书？
载有自己难以得到的知识。
那么多的书为什么不都登载难以得到的知识？
保密。独家知识不肯便宜别人。
原来，读书，与人类窥视秘密的天性紧密相关。
这种窥视秘密的欲望并不丢人。人类需要认识自然从而适应自然，可自然并没有将自己的一切规律袒露出来，于是人类要窥视自然的秘密。人类需要认识自身从而适应社会，可社会的利益多元导致多种保密意图，于是人类又要窥视社会的秘密。也许，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诞生，就与这种窥秘欲相关？
在所有的窥秘欲中，最为急切的，往往是窥视对手特别是敌人的秘密。而互为敌手的双方，恰恰都在千方百计地保守自己的秘密，同时窃取对方的秘密。于是，窥秘欲变为揭秘欲，揭秘欲发展为窃秘欲，直至开展秘密战争！
窥视秘密战争的秘密，就会发现：这秘密战线实在是一个最为艰险的领域。
情报、保卫工作始终是一种尖锐的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但情报、保卫工作比一般的政治斗争更多一层坚决。政治家总在纵横捭阖，争斗之中也有合作，但情报、保卫战线却始终保持高度的紧张，对手就是对手，从来不抱幻想。都是对敌斗争，但情报、保卫系统比军事系统更多一层复杂。军事家的眼睛盯着敌军，情报、保卫干部却还要警惕埋藏在自己队伍内部的敌方间谍，敌中有我，我中有敌，要有火眼金睛。
情报、保卫斗争常常采用隐蔽的活动方式。既要运用政权工具依法执政，又要妙用秘密手段破格行事；既要保持最为严格的组织纪律，又要自主活动机断专行；明中有暗，暗中有明，要多一身本领。
情报、保卫人员必须具有超群的个体素质。既要斗勇，更要斗智；当间谍的还得擅长演戏，而同场较量的都是顶级高手；单线联络，天大的干系也要独立承担；还要准备蒙受冤屈，功极高而位不尊，要做无名英雄。
情报、保卫工作实在是个极其特殊的行当，情报、保卫工作实在是项追求极致的事业，情报、保卫工作实在是最为刺激最有魅力！
前言（2）
把最有魅力的事情揭开来看，这种描写秘密战争的书籍，当然最受读者欢迎。如果这本书又是真实而非虚妄地描写秘密战争，那就不能不说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中国的情报、保卫工作，实在是一段不可埋没的秘史。为了前辈英雄，为了历史留存，为了读者期待，我必须写好这本书！
整理手头的资料，我又陷入巨大的兴奋之中。
我已经积攒了古今中外大量有关书籍。我能够看到读者难以接触的有关资料，包括许多过去标为秘密而现在已经解密的内部文件。我还得到不少当事人未曾发表的个人回忆录。这些文字资料，已经足够一些学者写出有关学术著作。我看过几本海外有关著作，他们掌握的材料远不如我。
我的宝库不仅于此。我采访情报、保卫系统的当事人已有多年。中共早期的情报、保卫工作神秘色彩颇重，别说对外保密了，就是机关内部，不同部门之间、不同个人之间，也不得互相过问工作。因此，许多级别相当高的干部，也难以掌握全部情况。我的腿勤，到处跑。上百个部长省长厅长局长级别的官员，中共情报、保卫部门的高层人物，“大特务头子”，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我和盘托出！我再把他们提供的不同视角的材料爬梳整理，不少历史谜团就逐渐清晰起来。
我写作向来重视素材，尤其重视直接采访。因为，文字材料，特别是正式文件，往往有重重顾虑，不能写出全部情况；而且，出于文体考虑，常常忽略细节。鲁迅主张，写历史，不但要看正史，还要看野史。社会科学家搞研究，不但爬梳文字，还强调搞野外考察，重视口述资料。以我个人的写作经验，在所有素材之中，作者直接采访当事人得来的素材，往往属于独家材料，最为生动，最有价值。
看看我搞到多少秘闻。
至今尚未披露的最大的特务案件。国民党军统汉中特训班打进共产党内部50多人，甚至已经控制中央军委的一部情报电台。弃暗投明的立功人员，有些又加入共产党并成为可靠的情报干部。而此案的侦破，恰恰与延安审干同步！
血腥疑案的真相。周恩来在陕北劳山遭遇伏击仅以身免，这股土匪有无政治背景？八路军办事处的少将代表宣侠父在西安神秘失踪，蒋介石搞暗杀为什么瞒住亲信胡宗南？
情报服务于战略的成功范例。中共特科在日本政界秘密发展一批内线，这些日本人为中国提前提供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战略情报！延安窃取国民党联络参谋的密码，传递毛泽东不去重庆的假情报，而后中共突然参加国共谈判赢得主动。
潜伏最深最久的情报员。长期伴随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的阎又文，曾经为傅作义起草讨伐毛泽东的电文，代表傅作义出席与中共的和谈，又成为新中国水利部长傅作义的办公厅主任，文革中还被当作军阀走卒批斗。其实，这个阎又文本是秘密共产党员。
重要政治运动的实情。发生在延安的“抢救运动”，史家评为文革之前身。当年的关押名单，现在就是一部政界名人录、艺坛名人录。河北女青年王遵级为何成为延安“四大特务”之一？王实味到底是怎样处死的？总结这段运动的经验教训，也是一个历史任务。
细致的历史考证。“特务”一词从何而来？中国的情报、保卫机构创建于何时？周恩来如何亲手创立中共情报、保卫系统并编制中共的第一部密码？
中国高层情报保卫干部的经历。从延安成长起来的情报保卫干部，开国时撒向全国，担任各省市自治区的公安厅长。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国家安全部部长凌云、司法部部长邹瑜、总政保卫部部长郝苏，当年都是延安情报保卫训练班的青年学员。中共的“特务头子”远非世人以为的那样性情刻板。中央红军的周兴无意间起了一个酷吏的名字，从江西到陕北总在中央身边担任保卫要职。南洋华侨布鲁在延安号称“东方福尔摩斯”，谈恋爱期间还侦破重大疑难案件。闹红起家的陕北汉子赵苍璧，第一次执行任务就迷上侦察业务。异地革命的知识青年李启明，把国民党的军官和特务都拉到自己的情报网络之中。
有趣的公安掌故。邓小平到情报训练班择偶，相中的浦群英后来改名卓琳，订婚宴会吃的是陕北名菜“三不沾”。评剧《刘巧儿》的前身原是一出秦腔戏，主演苏平逃婚到延安参加革命，编剧袁静后来写了《新儿女英雄传》，全体演职人员本是抢救运动的“犯人”，却组成最早的公安剧团。
有了这么精彩的独家材料，不写能憋住？
我还是迟迟没有动笔。
我在寻找适宜的写法。
过去，我的写作并不正规，同一篇文章可以刊登于学术杂志，也可能连载于畅销报刊，说不清是新闻报道、报告文学还是学术论文。四不像的写法，也许适应飞速膨胀的文化市场的需求；但是，变革中的文体，也需要逐步形成优化的基因。既然我已经在搜集素材上下了这么大工夫，那么，我也有必要在写法上下同样的工夫。
许多作者在文艺创作中追求完美，我在这本书的写作中，追求“完真”。我尽力做到，即使面对最为严密的非虚构文体的写作规范，面对最为严格的报告文学的写作要求，本书仍为一部合格的严肃的纪实作品。这是因为，我这本书的描写对象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领域，而读者希望看到是真实而非虚构的历史。
前言（3）
当然，无论什么文章都应写得读者爱看。历史本来是生动的，把生动的历史写成枯燥的八股，只能怨作者。我向来重视文笔，这本书中也活跃着鲜活的人物，演绎着悬疑的情节，描画着生动的细节，可读性决不逊于小说。不过我要声明：我写的这些故事尽管十分生动，却不含戏说成份，都是真的。
撰写此书的过程，我的脑海中始终回响着“不可埋没！”
无论你感兴趣也罢，不感兴趣也罢，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本身，实在是一部不可埋没的大书。
我越写越觉得该写，越写越增添自信。我有非常精尖的选题，我有非常丰富的素材，我还有非常认真的态度。天时地利人和，我当然有信心对读者自称——这是一部关于情报、保卫工作的上品之书！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中国最早的“特务”组织（1）
谈起情报和保卫系统，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惊呼：“特务！”搞情报的人是特务，搞保卫的人要抓特务，反正离不开那令人发指的“特务”。解放前，共产党谴责国民党搞“特务统治”；建国后，“抓特务”又是防止国民党破坏的重要任务：“特务”，似乎成了贬义词。定义总是形式的，实体才是实在的。作者决心找到中国最早称为“特务”的组织机构。
找来找去，没有找到国民党那儿，倒找到共产党这儿了。
据作者考证，在中国的情报、保卫界，最早出现“特务”一词与最早称为“特务”的组织，都来自1927年5月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
1927年国共分裂，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缺乏自卫意识的共产党人惨遭屠杀。合法地位变成非法地位，中共中央机关被迫从上海迁往武汉。出于保卫自身安全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之下设立一个“特务工作处”。
这个“特务工作处”隶属于中央军委。当时的中央军委机构精干，书记周恩来、秘书长王一飞、参谋长聂荣臻；机关驻地汉口余积里12号，三楼三底两厢的石库门式房子，组织科在楼下西厢，秘书处在楼上西厢，周恩来在楼上客堂办公，特务处就在隔壁的东厢。特务工作处负责人为顾顺章。此人曾在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中率领“打狗队”，1927年上海武装起义中担任工人纠察队大队长，颇有城市战斗经验。1926年周恩来筹建中共保卫工作，曾挑选顾顺章、陈赓、陆留三人去苏联学习。
特务工作处下设四个股：情报股负责搜集军事、政治情报，了解敌人活动动向。负责人董醒吾外号董胖子，时任国民政府武汉三镇侦缉大队队长。那时的情报工作好做，武汉政府汪精卫还在同共产党合作，连武汉公安局长都是共产党员吴德峰。
保卫股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和苏联顾问团的安全，负责人李剑如。苏联顾问团团长鲍罗廷被迫回国时，保卫股抽调30人护送，完成任务后就留在苏联学习保卫业务。
特务股负责惩办叛徒、奸细，兼理中央交办的特殊工作，负责人李强，成员只有蔡飞、陈连生、王竹樵等几个人。这个行动组织曾经处死一名企图接近苏联顾问团的英国间谍，刺伤苏联顾问团内部的奸细尤金皮克。
匪运股的任务是收编土匪武装，负责人胡孑。
草创阶段的特务工作处工作十分活跃。5月17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攻打武汉，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叛变，7月14日汪精卫武汉分共，特务工作处都能及时拿到情报。特务工作处还在南昌起义中积极配合部队破坏粤汉铁路，把撤退回国的苏联顾问的枪支秘密送往叶挺任师长的二十四师。还通过商人搞了些金融投机，炒卖国库券、钞票、银元，为中央赚取秘密活动经费。
不久，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往上海，这个“特务工作处”于1927年8月结束工作。
这就是现代中国第一个“特务”组织！
国民党的特务组织的建立，与中共也就是前后脚的一点儿时间差。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负责，专门捕杀共产党人。还有军队系统的“参谋本部第二厅”，负责军事谍报与电讯侦测。1930年夏，党务调查科内部增设一个“特务组”，专门对付中共活动。
1932年3月，亲近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生仿照意大利的棒喝党和德国的褐衫党，在中国组织了一个秘密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社员衣着蓝色衣服，又称“蓝衣社”。着力培植亲信的蒋介石，亲中选亲，又在复兴社之中特设一个“特务处”。复兴社特务处由十个黄埔生组成，戴笠任处长。这个特务处的任务是情报工作、策反工作、行动工作，正是标准的特务职能。这个特务处成立的4月1日，后来成为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的“四一纪念日”，每年此日，蒋介石都要亲自出席纪念仪式。
这样，国民党也有称为“特务”的组织了。①国共双方，为何都把自己的情报保卫机构称为“特务”？
“特务”显然是现代产物，记载古代词汇的《辞源》之中，根本就找不到“特务”这个词。具有类似意义的词汇是“间谍”，释为“秘密侦探敌情”。例句：《史记》中记载李牧作战“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还有一个名词“间人”，意为“探子、间谍”，《孙子兵法》就有《用间篇》。看来，在中国古代，“间谍”还是一种军事手段，尚未形成独立行业。
1979年版《辞海》这样定义“特务”：“参加特务组织或接受特务机关的任务，进行刺探情报、暗害、破坏、造谣煽惑等反革命活动的分子。”这个定义将特务完全归于敌人。其实，“特务”其名，起初不含贬义。1937年1月西北政治保卫局颁发《特务须知》，把首长的警卫员称为“特务员”，很光荣的职务呢！①1990年版《语言大典》给“特务”的四项定义包括英文词义：“1。（specialtask或duties）军队中指担任警卫、通讯、运输等特殊任务的，如特务员、特务连、特务营。2。（specialagent）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3。（spy）间谍，敌对一方派往另一方搜集情报，进行破坏的人员。4。（stooge）为某一政府效劳反对另一政府的颠覆性特务。”这个定义已经将特务定为中性，敌我兼有，而且包括各类特务。不过，在军队类别中遗漏了一种侦察任务，军队特务连的编制之中总有侦察分队。想来，作者十八岁参军就当侦察兵，也算有过小特务的资历？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中国最早的“特务”组织（2）
1996年出版的《中国特务》一书，认为以上定义都不科学，重新定义：“为了国家、阶级或政治集团的利益，受组织或领导的委派，默默从事情报工作或搜捕、暗杀、破坏等行动工作以及其他维护本国、本阶级或本政治集团利益的秘密工作的人员。”这个定义明确了“特务”的三大特征：一是“因公”活动。也对，中国古代，因公活动的人叫“间”（间谍），因私活动的人叫“侠”（侠客）。不过，这个“公”不知是否包括现代的“公司”，为跨国公司窃取经济情报的商业间谍算不算“特务”？第二特征是受组织或领导的委派活动。即使是特务分子，如果擅自杀死私仇者也不是特务行为，而属刑事犯罪。这个特征也不好掌握，看看系列间谍电影“007”，那受组织委派的特务往往又“擅自”行动。第三特征是秘密行为。这就抓住了特务的行业特点。可是，特务未必全秘密，情报搜集工作就可以部分地公开进行。各国驻外使馆中，就有拿着外交护照的公开的特务。从特征来定义特务难以完整，《中国特务》又提出特务的三大业务：情报工作、行动工作、策反及心理作战。还有一些划分，如按组织机构划分为行政系统、党务系统、军队系统，如文职特务、武装特务、秘密特务、公开特务……
看来，这特务真是够“特”的，无论怎样定义，都显得不够严谨、不够周全。生活实际，不照定义那样划分得清清楚楚。以“特务”论，中国古代就有军事、警察、司法各系统混同的情况。其实，现代也未必清清楚楚。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有“中统”与“军统”，可是“复兴社”的情况就有些复杂，其中只有力行社的特务处才是严格意义的特务。国民党抓共产党的时候，所有的地下党员都算特务；跑到台湾以后更是超度紧张：情报工作是特务，联络工作是特务，就连统战工作也算特务。
作者至今没有完全考证准确，中国的情报、保卫组织的名称都是来自何处。
苏联那里，1917年设立“全俄肃反委员会”，1922年改称“国家政治保卫局”，简称“格伯乌”。看来，中共创建情报保卫组织之初，并未照搬苏联的组织机构。也对，苏联那里是国家政权组织，中共这边正处于非法状态。那么，周恩来的“特务工作处”从何而来？美国倒是惯用“特务”这个名称，负责总统警卫工作的机构，设在“财政部”，叫做“特务处”。莫非这就是中共使用“特务”名称的来历？还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最初的“特务”组织都隶属军事系统，莫非借用军队的“特务连”？
“调查”，最早见于国民党，后来共产党也有“调查部”，大概取自美国的“联邦调查局”。1907年美国司法部设立调查室，1924年扩大为调查局。这也是苏联不用的名称。
“二厅”大概是国际惯例。清朝政府改革官制，1906年设立了一个职权相当于总参谋部的“军咨处”，这个军咨处下设七个厅，“二厅”专门负责对外情报间谍活动。这个“二厅”世界通行。美国陆军情报局简称是Armyg…2，空军情报局简称A…2。国民党有“参谋本部第二厅”，中共中央军委也有“二局”，总参谋部也有“二部”。军队之中的老大总是作战部门，情报部门排老二也够显赫的了。
作者执拗地探询各种“特务”机构的区别，见到有关专家就追根问底。前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足以称为中共的顶级“特务”了，却这样提醒作者：你们年轻，许多事情弄不清楚，过去的工作，不像现在划分得这么明确……①这番话使作者恍然大悟。
包括被称为“情报”、被称为“保卫”、被称为“特务”的工作，都不是按照定义运行的，而是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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