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战-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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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鼎文接到蒋介石密电，立即给军统西北区下了亲笔手令。宣侠父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军统接到暗杀任务也是慎之又慎。第四科科长徐一觉和行动股长丁敏之与警察局长李翰廷反复商议，决定乘夜暗动手，将尸体放入枯井埋藏。

怎么将宣侠父从七贤庄调出，又要由蒋鼎文出面。1938年7月31日晚间，蒋鼎文电话邀请宣侠父过府交谈，一直谈到深夜一点才放宣侠父出门。宣侠父骑车返回七贤庄，路上，特务早已埋伏停当。两个特务骑车在宣侠父身后跟踪，徐一觉、李翰廷带李良俊等乘小汽车中途拦截，待到宣侠父骑车过来，前后特务一齐动手，徐一觉、李翰廷两人上手卡住宣侠父喉咙！宣侠父怒斥：“你们绑人呢！”特务立即用棉花堵口，用绳索套颈，徐一觉、李翰廷两边狠拉，宣侠父立时毙命。特务将尸体运到西安城墙东南角下马陵，扔到早已选好的一个枯井之中，倒土掩埋。第二天，徐一觉向蒋鼎文报告，蒋鼎文发下奖金两千元，徐一觉自己留下一半，其余的分给参与行动的十几个特务。①宣侠父失踪，西安八办就找国民党方面要人。可是，到处推说不知，胡宗南更是赌咒发誓说自己不知道。西安八办多次找天水行营向蒋鼎文要人，延安的中共中央还直接发电国民党中央向蒋介石要人，国民党方面还是一直推托。蒋鼎文担心宣侠父的尸体埋在城里被发现，又布置张严佛转移。军统又在深夜将宣侠父的尸体挖出，通过城墙中挖穿的防空洞，秘密运到城外，在荒地埋葬。

军统内部奖金分赃不匀，发牢骚讲怪话，被罗青长的情报关系师印三听到了。罗青长查明案情，立即报告中央。

中共中央正式向国民党抗议，要求国民党负责答复。蒋介石这才不得不承认是自己下令秘裁。

此案的微妙在于胡宗南。

共产党找胡宗南要人，因为胡宗南与宣侠父颇有往来。

胡宗南确实不知道，因为蒋介石和蒋鼎文都瞒着这个当事人。

蒋介石秘裁宣侠父，主要是怕他策反胡宗南。

暗杀宣侠父的内幕，国民党一直严加保密。直到1988年才有原军统西北区长的回忆文章披露真相。2000年作者采访金树旺时，这位老特科还向我打听姨父宣侠父被害内情。可是，张严佛等军统人员，只知道是蒋介石下令秘裁宣侠父，却不知蒋介石下狠手的深层原因。这个内幕，共产党方面也长期未予披露，中共围绕胡宗南做过许多文章！

侦破宣侠父被害案有功，1941年罗青长被调回延安，任中社部一室指导科科长。罗青长从此进入中共情报机关的核心部门，联系指导全党各情报系统，全面掌握对敌情报斗争。①

第四章　拔除钉子罗青长在西安侦破宣侠父被害案（3）

作为共产党在西安的公开机构，八办已被国民党严密监视，共产党不得不多备一手，八办的运输主任王超北奉命筹建秘密电台。王超北是陕西当地人，曾在国民军任师党代表，在西北军中有很多关系。西安城里的“止园”，原来是杨虎城将军的公馆，杨虎城出国后，西安行营主任熊斌占据前院，后院则由杨虎城的副官白俊生看管。白俊生与王超北的情报人员秦治安交好，王超北就利用这个关系，把共产党的秘密电台建到国民党行营主任的后院。

王超北这条线，后来发展成为直属中央情报部的“西安情报处”，深入西安国特组织获取情报。这个秘密电台在西安前后迁址八次，始终保持与延安的秘密电讯联络。

西安的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延安。

1940年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出现对峙局面，蒋介石又开始琢磨共产党。7月，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要求将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归陕西省政府领导。10月，国民党严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并从50万人缩编到10万人。1941年1月，国民党军队发动皖南事变，伏击新四军，蒋介石发布取缔新四军的命令。

第二次反共高潮骤起！洛川的国民党军政当局，就在共产党家门口召开祝捷大会。关中南面的国民党部队也两次发起进攻，抢占富县的姚渠等地。

皖南事变之前，共产党采取顾全大局妥协退让的方针，在江南撤出部分阵地，同时加强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挤压国民党政权；皖南事变之后，共产党名正言顺地猛烈反攻，在国内外掀起谴责国民党的抗议活动，同时在陕甘宁边区全部驱逐国民党政权。

毛泽东曾经这样描述国民党的反共磨擦行为：“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残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①而共产党的对抗手段，也是武装斗争与特工斗争相结合。

抗日战争初期，面对国民党的反共磨擦，共产党以隐蔽斗争配合政治斗争，不仅取得统一边区政权的重大成果，而且获得开展隐蔽工作的珍贵经验。以攻为守取得成效，此后，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就更加主动、更加积极，逐步转为进攻态势。

①梁济：前上海海运局副局长兼公安局长，2000年10月26日采访。长期在延安市公安局工作的梁济，清楚记得延安当时发生的重要案件。

①秦平：前石油部机关党委副书记长兼保卫部长，1994年9月9日谈话。秦平曾在延安邮电检查站工作，经手华明家信密写、紫军投敌等案件。秦平曾问布鲁东方福尔摩斯是什么意思，布鲁回以一笑。秦平等许多人都听说过康生批评布鲁的事情，边保还有人要秦平代笔向上反映布鲁问题。

①邹瑜：前司法部部长。1995年10月11日采访。布鲁化装为中统特派员四处视察，邹瑜则扮为随行秘书。

②梁济：前上海海运局副局长兼公安局长，2000年10月26日采访。前中统成员张国栋撰写的《中统局始末记》（《细说中统军统》，台湾传记文学社）写到，中共叛徒、中统骨干马濯江于1938年10月出任肤施县长，立足不住，于1939年清明节祭扫黄陵时返回西安，滞留不归。可是，作者采访的所有人都说国民党的肤施县长是马豫章，而非马濯江。《陕甘宁边区政府大事记》的记载也是如此。延安师范学校学生梁济记得，马濯江的职务是延安师范学校校长。

①罗青长：前中央调查部部长，2001年9月10日采访。罗青长在文化大革命后曾为马豫章的后代出示证明，平反昭雪。而罗青长本人也是几十年之后才知道马豫章原来是共产党员，在北平上学时入党，可见当时保密之严。

②李启明：前云南省委常务书记，1995年10月29日采访。在边保负责情报工作的李启明，是知道边保如何掌控国民党肤施县政府的少数人之一。

①李启明：前云南省委常务书记，1995年10月29日采访。李启明从绥德开始自己的情报生涯，亲自创建的鲁南情报组一直活动到解放战争时期。

①涂占奎：前青海省机械厅副厅长，1999年采访。环县事变轰动边区内外，作者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亲身参加环县战斗的人。

①秦平：前石油部机关党委副书记长兼保卫部长，1994年9月9日谈话。秦平曾在延安邮电检查站工作，经手华明家信密写、紫军投敌等案件。

②黄彬：前国家安全部副局长，1995年3月1日采访。电信局的王乐建国后被当作国民党特务，还是黄彬出面证明其为共产党秘密服务。

①张严佛：《宣侠父被暗杀案真相》，《军统活动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宣侠父被蒋介石下令暗杀早已公开，但军统如何动手，还要有待于这篇发表于1988年的文章。

①罗青长：前中央调查部部长，2001年9月10日采访。罗青长向来不肯多讲个人的经历，作者首次采访他三年之后，在医院的病房里，才获知他在西安开始情报工作的事迹，蒋介石杀害宣侠父的深层动机，也由罗青长点明。罗青长的四子罗振向作者讲述父母在西安的恋爱经历。

①肖劲光：《陕甘宁边区的反磨擦斗争》，中共党史资料（20），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肖劲光时任八路军留守办事处主任，是个得到国民党方面委任的官员。延安与重庆的公开交往，大多以肖劲光的名义进行。

第五章　深入虎穴从不挂牌的“中央情报部”

国民党突然发动皖南事变，再次提醒中共必须预防突然袭击。为了预先掌握敌情，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亲任局长的中央调查研究局，全面负责对敌我友的调查研究工作。1941年9月，中共中央又决定成立中央情报部，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的军政战略情报机关。以往都是一个机构兼管情报和保卫工作，现在第一次成立专门负责战略情报工作的机构。这标志中共情报工作的重大战略转变，开始由“防”转“攻”。

新成立的中央情报部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行调查情报工作的统一的军政战略情报机关。中央情报部是在原中央社会部的基础上，与军委总参谋部的一部分合并而成的，仍由中央调查研究局领导。1942年5月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大扫荡，军委任务加重，又把中情部中的军事部门大多分回军委总部工作。

中情部与中社部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主要任务是军政战略情报的获取与研究，也保留较小的机构指导各根据地的保卫工作，指导情报工作用中情部的名义，指导保卫工作用中社部的名义。

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兼任中情部部长，副部长3人：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总参谋长叶剑英、中社部副部长李克农。部长康生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政治运动，王稼祥因病没有到职，叶剑英来得不多，部里的常务工作实际由副部长李克农主持。当年中央特科的“龙潭三杰”，钱壮飞在长征途中遭到敌机轰炸离散牺牲，胡底在长征中被肃反错杀，只剩李克农一人，被公认为党内的情报专家。李克农主政，立即对中共的情报工作展开全面部署。①根据中央指示，中情部树立调查研究和情报工作密切相关的观点，明确情报工作为党的整个路线、战略、策略服务。中情部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改进情报工作的通知》为情报工作的理论武器。明确情报工作的任务：一方面进行一般的调查工作，系统地搜集有战略意义的公开半公开材料；另方面进行秘密的情报工作，采集敌人各方面的军政机密消息。在第一次部务会议上，朱德讲话：材料很多，问题在于研究不够，过去同志中的主观主义来自于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人。这意味中共的情报工作明确路线和方针，重视提高到应有的理论层次。

中情部工作以日伪、国民党、欧美三方面为主要对象，调研其政治、军事、党派、人物、特务、社会情况。将全国分为几个地区：陕甘宁地区，晋察冀地区，香港、上海地区，晋绥地区，华中地区，重庆地区，西安地区。各地区建立情报电台、情报交通站、交通线等联络指挥系统。

中社部与中情部还派出重要干部，加强各地工作。晋察冀边区是陕甘宁边区以外最大的根据地，杜理卿改名许建国，带领工作组前往指导工作。潘汉年派往上海、香港地区，就地隐蔽，秘密开展工作。谭政文调到晋绥地区主持工作。

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人有了合法身份，可以公开活动。于是，中共老将纷纷出马，分别驻扎国统区要地。

周恩来驻扎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负责与国民党中央联络，同时领导中共南方局的地下工作。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博古、吴玉章、邓颖超等不时往来重庆。林伯渠在陕西省会西安，谢觉哉在甘肃省会兰州，公开职务是八办代表，同时也领导西北的地下工作。

设点、连线、结网，中共的情报工作很快形成覆盖全国的网络。中央确定的地下工作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国民党中统专门负责反共特务工作，局长徐恩曾敏锐地看到中共已经“实现180度大转变”，立即派人潜入延安，从抗大得到一本张浩所著教材《党的策略路线》。徐恩曾从中分析共产党的新战略：“共产党懂得在国共再次‘合作’之后，必须及时组织自己的军队，必须及时在‘友军’中进行工作，必须尽量保持公开活动的机会，必须稳扎稳打，避免刺激，尤其重要的在羽毛未曾丰满以前，隐忍退让，避免与国民党分裂。”徐恩曾又判断共产党的新战术：“归纳起来，就是要每一个地下工作人员，人人都有正当的职业，生活言行都和普通人一样，让别人丝毫看不出他是共产党员，这就是共产党新地下战术的特色——长期隐蔽。”

徐恩曾自诩为反共专家，自称“在抗战以前，共产党的任何最高机密，我们都清清楚楚”。那时，中统的侦破常常令对方防不胜防。可是，此时的徐恩曾却陷入困惑之中，“共产党这一套新的战术，带给国民政府无穷的困扰，我更是首当其冲。”

转入进攻的中共情报工作，令得国民党防不胜防。

第五章　深入虎穴令国民党特务头疼的“八办”（1）

国共合作，共产党在全国有了合法身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也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为了对日作战与国共和谈的方便，国民党允许共产党在国统区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因八路军又编制为第十八集团军，也称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

西安、南京、武汉、长沙、桂林、重庆、兰州，全国各大战区都有了八路军的公开机构。按照国际惯例，驻外机构收集整理情报，乃是一种公开而合法的本职工作。各地的“八办”不仅是为八路军输送粮饷的后勤机构，也是中共中央情报部伸到各地的腿！

第一个驻扎国统区的合法机构由李克农创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之后，立即邀请共产党派人来西安共商大局。中共中央决定在西安设立红军联络处，由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亦称西北联络局）李克农担任西安红军联络处主任。1937年1月中共中央开进延安，2月红军联络处在西安挂牌，从此，国共关系就常常用“西安”和“延安”代称。

西安红军联络处设于七贤庄一号，西安城内一处平房院落。李克农到任的首要工作就是建立秘密电台，直接与延安通电。此时，张学良迫切需要同中共联合行动，应对国民党军队可能发动的征讨，也支持刘鼎在红军联络处搞电台。这个电台既要保持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中央的秘密联络，又要为延安向全国转发新华社公开电讯稿，工作十分忙碌。当时，活动在西安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并不听从张学良指挥，因此，红军的秘密电台又要防止特务突袭。童小鹏等机要人员在七贤庄挖了一个地下室，又在地下室的墙洞安上活动木板，随时可以隐藏电台。

这个小小的联络处，却是中共在国统区的惟一公开机构。僻居延安的中共中央，从此有了对国内外敞开的窗口！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到这里找共产党商讨抗日，许多进步青年从这里转往延安参加革命。联络处还积极为延安采购奇缺物资，医疗药品、印刷用白报纸、棉布、通讯器材，都从这里转运延安。周恩来与国民党中央代表谈判合作时，也住在这里。从外交到外贸，从联络到统战到情报，联络处执行着党中央赋予的多方面任务。机关内部，设有秘书室、机要科、总务科，还有专门的采购人员、保卫人员。

李克农在西安接待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又同张冲一起乘飞机到上海继续谈判。到达上海之后，李克农化名李震中，以十七路军军需主任的名义，建立驻沪办事处。早年在上海从事特科工作的李克农，重回久别的大上海，自是如鱼得水。李克农选择繁华的福熙路，在多福里21号设点。这个二层红砖洋楼，一楼有电话接待上海客人，二楼的阁楼隐藏电台与延安通讯，楼前楼后各有大门通向不同的街道，便于转移。李克农又在上海找到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银行行长，正抱着共产国际支援中共的大批美元着急。李克农与毛泽民周密策划，先将美元兑换成法币，一部分由上海银行汇给西安银行，一部分由毛泽民等人亲自携带乘坐火车运往西安。每次到西安，都由叶剑英亲自带车接站，突破国民党特务的检查。

1937年8月，国民党与共产党达成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19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与童小鹏在南京筹建驻京办事处，27日，处长李克农到职。办事处的房子，由周恩来租用老师张伯苓的公馆。9月初，中共代表博古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这个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实际也是中共驻京办事处。此前西安的红军联络处，并未经由国民党中央承认。这时的驻京办事处，就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中共驻国民党统治区的第一个公开合法机构。

驻京办事处的首要任务是解救狱中同志。国共正在合作，国民党没有理由继续关押共产党员，于是就给李克农出难题，要李克农开出名单来。国民党特务机关以为共产党不了解狱中情况，岂知，李克农早已通过地下关系掌握准确的名单。办事处逐步提出名单，迫使国民党在两个月中释放上千名被捕的共产党员。

利用驻京办事处的活动方便，博古、董必武、李克农又着手恢复长江中下游的共产党地下组织。这个地区的中共地下组织过去遭受国民党严重的破坏，1935年以后几乎没有组织活动。办事处委派狱中释放的党员刘宁一、陶铸、钱瑛、方毅和北平来的李华等人，重建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

蒋介石当然不肯给共产党这些方便，布置特务机关严密监视。办事处周围热闹起来，补鞋的、卖烟的、拉洋片的、过路的，到处都是特务眼线。这些花招哪里瞒得过老特科李克农。一次，到南京谈判的周恩来需要约见一位外国朋友，李克农陪同前往。周恩来的汽车刚刚出门，特务的汽车就盯上了。李克农指挥司机加速行驶，拉开距离，待到与外国朋友的汽车并行之时，周恩来迅速下车登上另一辆车。等到特务汽车追上时，周恩来已经不见踪影，汽车则停在路边休息。李克农还主动招呼特务：“不忙就来帮我们修车吧！”

李克农在南京又见到王昆仑。王昆仑是著名教授，国民党的老党员，现任立法委员，在国统区很有地位和影响。其实王昆仑早在1927年就开展反蒋斗争，1933年秘密加入共产党。王昆仑在国统区以国民党左派身份，广泛接触上层，为李克农提供许多重要情报。

第五章　深入虎穴令国民党特务头疼的“八办”（2）

李克农还筹备办报，对外宣传。国民党虽然同意与共产党合作，却不肯向社会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连八路军开赴前线抗日的消息也不见报。共产党提出开办《新华日报》，国民党也尽力阻挠。于是，李克农精心策划一个换心战术，派地下共产党员陈农菲通过关系担任《金陵日报》的主编。正好日机轰炸，原来的编辑纷纷辞职，李克农又为陈主编配备一批共产党员编辑。《金陵日报》大力报道共产党的抗日消息，刊登《中共中央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报道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很快在国统区成为畅销报纸。李克农又积极筹建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征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的同意，又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报头。

正当李克农买到白报纸租到印刷厂准备出版的时候，日军兵临城下，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不得不撤退武汉。此后，八路军虽然没有了驻扎在首都南京的办事处，却陆续有了驻扎各大城市的办事处。这些办事处，被统称为“八办”。

西安、兰州，这两大西北城市近邻陕甘宁边区，这里的“八办”就是延安通向全国的两大窗口，一个向南，一个向西，两面通风。向南的通道主要用于同中央政府联络，向西的通道却有国际作用——联络“远方”。“远方”，在中共内部是“共产国际”的代称。共产国际驻扎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与延安的交通，无论空路还是陆路，最近的路线都是经由甘肃兰州。兰州办事处还驻有苏军人员，既负责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的联络，又负责中共与远方的联络。兰州八办由中共元老谢觉哉主持，精通俄语的伍修权也在这里联络苏军。谢觉哉与国民党甘肃省代主席贺耀祖经常来往，也不时争论。贺耀祖的夫人倪斐君思想进步，总是支持谢觉哉的意见。这样，谢觉哉与贺耀祖逐渐形成某种程度的合作关系。

抗战期间，甘肃的战略地位陡然上升。古来骆驼行走的丝绸之路，奔驰着苏联军火汽车队；惟有大鹏遨游的沙漠戈壁上空，飞翔着巨大的运输机。这一切，引起日本军部的高度注意。日本军部相中河西走廊的额济纳旗，在这里设点，即可以隔断中共与苏联的联系，又可以就便探听苏联情报。日本人已在内蒙古成立了一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