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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秘密战-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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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例，是中共秘密情报工作的一个成功案例。①晋冀鲁豫军区和中共西北局社会部，曾先后安排吕出打入国民党通讯部门。在国民党部队中，吕出暗自努力，发展秘密组织，控制胡宗南司令部的通讯电台。第三次国内战争开始，吕出这个情报组立即启用，凡是胡宗南、裴昌会司令部的军事动向和作战命令，电稿脱手之时，也就是延安电台接收之时。这个小组在西北战场发挥了很大作用。
这是中共情工成功的又一案例。
国民党军队有三大实力集团——胡宗南、傅作义、白崇禧。周恩来对这三大集团进行全面的工作部署，派遣情工人员只是其中一环。这种长期埋伏、关键时刻启用的做法，标志中共的情报工作，已经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和机智灵活的战术方法。
第五章 深入虎穴闲棋冷子（2）
毛泽东有时也亲自指导。
国民党左派人士华克之，十分痛恨蒋介石背叛革命，秘密策划行刺。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召开，以记者身份掩护的孙凤鸣进入会场，蒋介石恰巧不在，孙凤鸣冒死击伤汪精卫。国民党在全国通缉刺客，华克之无处容身，逃到延安。
1937年5月4日，毛泽东亲自接谈华克之。共产党不赞成暗杀的做法。毛泽东认为：个人的力量、小集团的力量，是推翻不了罪恶的制度的。从目前形势看，虚假的中日和平局面业已不能维持，武装抗日是免不了的。蒋介石手里有几百万军队，我们要拉蒋介石一起抗日。华克之表示无处安身，希望进抗大学习。
对于华克之的安排，毛泽东也费踌躇。正在谈判国共合作，如果容留华克之在延安上学，一旦国民党发现要求解送要犯，共产党就很被动。延安不能留，华克之十分着急。毛泽东建议华克之去华南，作为共产党与李济深等人之间的“行人”（联络人）。
华克之到华南后，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从此周旋于日本、蒋介石、汪精卫之间，获取许多重要情报。华克之爱好秘密事业，各方关系众多，每逢关键时刻启用，必见奇效，营救李白就是一例。延安中情部派遣李白到上海建立秘密电台，恢复中央与上海地下组织的联络。1942年8月，日本特务机关通过无线电测向抓捕李白，张惟一指示华克之设法营救。华克之的情报关系任庵同汪精卫的大特务周佛海相熟，就说李白是自己的电台。周佛海出面向日本人担保，释放了李白。李白继续坚守这部秘密电台，与延安通话直到上海解放前夕。①闲棋不闲，冷子不冷。这样的闲棋冷子，在情报界是大有作为的！
中国向有重视情报的传统。
唱大戏讲究开头结尾，开头一出叫做“打炮戏”，结尾一出叫作“压轴戏”。结尾重要，孙子兵法十三篇，结尾的第十三篇名为“用间篇”。孙子曰：“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这就是说，胜利来源于事先获取情报，获取情报要靠间谍。
孙子又把间谍划分为五类：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利用关系打入敌方为“因间”，拉出敌方官员为“内间”，反用敌方间谍为“反间”，利用间谍向敌方输送假情报为“死间”，间谍带回情报为“生间”。
在中共的情报工作中，这五类应有尽有。熊向晖一人就兼具“因间”、“死间”、“生间”三项。刘仲容堪称“内间”。至于“反间”，此案也有例证。熊向晖传送重要情报，使得蒋介石奇袭延安的绝密计划失灵，其后，国民党严厉追究泄密者，竟然没有发现熊向晖，反而处分了自己的特务。需要注意的是，中共情报界一般只把敌方人员称为“间谍”，至于己方的间谍，习惯称为“情报员”、“情工”、“秘干”或“内线”，只有个别地方可以见到“红色间谍”的提法。
孙子提出使用间谍的三原则：“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信任、待遇、保密，这三条中共做得都相当到位。
中共对于重要情工人员，都由高级首长亲自联系。曾经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杨度，后来倾向革命，就由周恩来亲自介绍入党。中共一直处于艰难困苦的境地，地下党员常常生活难以为继，但是拨出情报经费从不含糊。居住于豪华的花园洋房，暗地里节衣缩食，正是中共秘密党员的一种典型生活方式。保密之严格，更是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的生存前提。中共在1928年就作出“秘密工作”的各项规定，不要说间谍，就是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普通党员，也是秘密活动；不要说白区，就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部队，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也不公开。在地方，党组织隐藏在政府之中，在军队，党组织隐藏在政治部之中。直到第三次国内战争夺取全国政权，党组织和党员才开始公开。北平解放特意召开会师大会，让地下党员同根据地党员见面。多少朋友碰面惊叫：“原来你也是党员！”
孙子还提出对用间人的要求：“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这就提出情报工作领导人必须具有高度的智慧、高尚的品德和高超的情报分析能力。
能够同时具备这三项素质的人，恐怕不多。中共的中情部部长康生，后来就证明是一个品德很坏的人。所幸，中共情报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和实际负责人李克农都是无可挑剔的人杰。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终生爱情婚姻博得世人尊重。多人不知，李克农也是结发夫妻终生不变。
间谍，往往只能与领导人单线联系。这就是说，一个间谍将把自己的生理生命和政治生命全部交给一个上级。承担生命重托的人物，必须首先值得间谍尊敬和信任。国民党那边，中统的徐恩曾时常寻花问柳，军统的戴笠更是花天酒地。两人在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更是闹得四海沸腾。而中共这边，情报工作不只有严正的组织纪律，还有足够的个人魅力。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须金钱保险不须文字画押，只要周恩来指示一句话，华克之就可以舍弃身家性命当情工人员。
第五章 深入虎穴闲棋冷子（3）
享誉华夏的女作家关露，只凭潘汉年的信誉保证，就肯忍受屈辱到汉奸机关潜伏。
李克农于1957年摔倒，脑震荡溢血，连续昏迷六天。苏醒之后，几乎丧失记忆。休养4年之后，医生同意李克农恢复工作。1961年7月20日李克农提笔写信，向中央建议：“拟将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特科）斗争历史，尽可能加以搜集，汇编成册，以利于中组部和军委参考，同时也可以使过去在斗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寄，鳏寡孤独，各得其所。”中央特科在敌人特务机关建立的第一个反间关系鲍君甫，在顾顺章叛变后割断联系，后来当过国民党的江苏反省院副院长，还参加过汪精卫汉奸政权。解放后，鲍君甫生活困窘，摆小摊糊口，镇反时又被逮捕。周恩来、陈赓过问，释放了鲍君甫。李克农又写信给公安部建议特别照顾，鲍君甫得到按月津贴，安度晚年。
潘汉年因错案被捕，死在劳改农场，身后没有留下任何子女。就在没有直系亲属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廖承志等同事为潘汉年呼吁平反，陈云亲自写信：潘汉年不平反我死不瞑目！
间谍，特别是双重间谍，很容易引起怀疑，甚至是引起己方阵营的怀疑。因此，间谍本人的忠诚，领导对间谍的信任，就十分重要。
孙子为间谍提出的要求是“上智”。也许是因为“春秋无义战”，孙子对于十分重要的间谍素质“忠诚”，并未提出要求。间谍的工作环境是身入虎穴，间谍的工作任务是获取并分析情报，这种非常的条件与非常的目的，都要求执行人具有极高的智慧。分析古今中外的间谍，你会看到一个个杰出的智者。＇更多精彩，更多好书，尽在＇5 １ 7 Ｚ 。 c Ｏ m＇
作者直接采访过一些中共间谍，无论是大学文化的熊向晖，还是工人出身的梅黎，其睿智与机敏，都令人钦敬。海外对中共间谍的描绘更是神乎其神。诸多神奇的间谍故事，作者没有进行过自己的调查考证，故此不在本书之中加以叙述。①长期潜伏的战略间谍，人们很难见到他们的庐山真貌。苏联解体之后，一些原来潜伏在美国的克格勃间谍暴露身份，后来人们又发现，俄罗斯在美国还有间谍！历史的进程，也许将给一些无名英雄浮出水面的机会。历史的进程，也许将永远掩埋一些深藏不露的间谍。中国未必就没有这样的人物。
有什么办法，间谍的基本特质之一就是——隐姓埋名。
第五章 深入虎穴是谁提前将希特勒进攻的日期通报斯大林？
当年最为隐秘，现在最为出名的情工人员，当属阎宝航。
1995年，俄罗斯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向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杰出贡献的人授勋。领取大勋章的名单中，居然有三个中国人。众人注目：中国人何以对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如此贡献？
那年，前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得知国家主席江泽民将要去俄罗斯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庆典，就向时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的贾春旺提出：中共对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也有贡献。就在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向苏联发起进攻之前，中共提前向苏联通报德军进攻的准确日期。当时斯大林没有足够重视中共的情报，待到德军真的如期发起进攻，斯大林又特意给中共发了一封感谢电报：“感谢你们提供了德国进攻的情报，使苏联提早进入战备。”在罗青长的记忆中，这是斯大林给中共发的惟一一封感谢电报。
此事反映到莫斯科，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派人查阅档案，果然属实。于是，叶利钦指定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向阎宝航、阎明诗、李正文三人授勋。
阎宝航是东北辽宁海城人，张学良的高级幕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逃进关内，同高崇民、杜重远在北平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5年上书张学良，要求停止“剿共”，联共抗日。西安事变时，阎宝航向周恩来提出要求加入中共。周恩来亲自批准阎宝航入党，并安排他不要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继续以东北爱国人士的身份，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开展国民党上层工作。李克农在南京八办又见到阎宝航，布置他相机获取重要情报。
阎宝航时常与国民党高层官员往来，在一个偶然机会，听到桂永清说德国要进攻苏联。阎宝航十分吃惊，旁敲侧击了解详情。
原来，蒋介石一向崇拜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连带张学良也崇德。蒋介石不但围剿红军要请德军顾问，就是解决中国的抗日问题，也寄望于德国影响日本。因此，国民党与德国军方的关系非常密切。1941年的一天，驻德武官桂永清在柏林与德国军官聊天，谈到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问题难以解决，那个德国军官随口吹牛：中国问题好解决，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就全解决了。桂永清向蒋介石密报这一消息，国民党要员于右任和孙科喜形于色地议论，无意中透露给阎宝航。阎宝航十分重视，立即向周恩来汇报。中共中央当即决定，将这个绝密情报向苏共通报。同期，潘汉年在香港也获得德国进攻日期的情报。
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这份情报的价值，够得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顶级战略情报。
从此，斯大林再也不会轻视中共的情报工作。①国民党方面也有精彩战例。
抗战爆发以来，军统电讯处一直监听日本的无线电通讯，在破译密码上有所研究。1941年下半年，军统从无线电监听中发现，日本空军有准备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活动的企图。经蒋介石批准，戴笠示意军统美国站站长肖勃将情报转告美国国防部。可是，这个友好的表示，却引起美国将军捧腹大笑。有的还说这是中国人有意挑拨美日关系！国民党驻美武官再次通报情报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在正式场合讲，只能通过私人关系往上捅。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美国人这才想起中国人提前几个月送来的情报。由此，美国情报机构开始重视中国情报能力，专门派人与军统和二厅联系。1942年春，美国海军参谋部情报署委派梅乐斯上校到重庆与戴笠谈判，双方开始进行电讯侦察破译方面的合作。1943年4月，双方签订合同，在重庆成立“中美技术合作所”，中美特工部门开始正式合作。1944年秋，美国陆军战略情报局局长杜诺万到重庆与戴笠签订补充合同，1945年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柯克上将亲临重庆“中美所”视察。②一段杰出的情报战功绩，一直深深埋藏在历史之中，五十年后却突然大放异彩。作者采访阎宝航的儿子阎明复时，谈到描写这段史迹的电视剧难产。阎明复感叹：让现在的编剧导演掌握半个世纪之前的情报工作，确实困难。这使我想到，还有许多类似的事迹不该被湮没！尽管本人现在写得也不够好，但总比留给比本人更晚的作者来写要好些。现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日子又向我们走来，重提这些故事，可以使公众认识中国人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作用。③1941年、1942年的时候，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终于被侵略者卷进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得以形成。就在这个关键性的战略转折关头，共产党帮了苏联，国民党帮了美国，中国人的情报才能开始得到国际承认。
第五章 深入虎穴“国际间谍”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的情报工作也就同国际情报界有了联系。
中共是共产国际情报局的一员，中共与共产国际本来也有情报交换关系。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共产国际已经不满足于由中共提交中国战场情报，而是要在中国各地建立直属自己的情报网。
共产国际向中共提出，培训一些中国籍的情报人员，在远东战场收集日本情报。正好，西路军到达新疆的残部，正在进行现代军事技术的培训，中共就答应从中挑选人才。陈云和邓发从这四百多人中挑选12人，送到苏联培训。后来，这些人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各地的沦陷区，秘密从事情报工作，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诸多贡献。尽管这些中共党员奉命服从共产国际领导，不与中共组织发生横向关系，但是，出于中国人的爱国之心，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主动与中共情报部门联络，为祖国提供抗日情报。①兰州还有一个“联共情报组”。
为了争取苏联援华抗日，国民党政府允许苏联在中国一些城市建立外交、军事代表处。苏联驻兰州军事副代表弗拉季米洛夫（孙平）是苏军情报人员，要求中共协助成立“联共情报组”。双方商定，由苏方提供经费、电台，中方选择人员，组长由俞鸣九（肖项平）担任。俞鸣九在兰州市区的益民路（现庆阳路）开设一家“皋记商行”，自任经理，由地下党员秦玉麟任副经理，情报组成员有罗静宜（女）、杜汉三、卢席珍、李勇文、王宏章、冉莘、陈本身、刘兴兰（女）等人。情报组需要能够打入国民党部队的人。伍修权与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商议，推荐邓宝珊部队的一个连长王新潮。
王新潮思想进步，积极抗日，曾经带兵强迫定西县长释放关押的西路军战士，目前正要求到延安学习。伍修权先把王新潮派到西安，进国民党中央军校七分校军官班受训半年，这样，王新潮就算进入国民党军队的嫡系“黄埔军校”。而后，通过关系担任邓宝珊部队的新一军留守参谋。1939年9月，王新潮被吸收加入联共（苏联共产党），正式成为“联共情报组”成员，负责领导代号“烈士”的秘密电台，直接与莫斯科通报。
王新潮在邓宝珊部队人头很熟，到处交朋友，拉关系，搞到许多重要情报。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军事部署、河西国防工事计划、西北五省军事详图、西安城南军事地图，国民党陆军师以上部队编制表、团以上部队驻地表，国民党中统、军统、宪兵司令部警务处三大特务系统在兰州的分支机构及其活动，都被王新潮搞到。这些情报或是由王新潮交给八办再转给苏方，或是由王新潮的电台发给莫斯科再转给中共。
王新潮继俞鸣九之后担任“联共情报组”组长，一直坚持到第三次国内战争胜利。中方与苏方协商，将兰州“联共情报组”的中方人员移交给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王新潮也成为边保一科科员。后来担任兰州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甘肃省司法厅副厅长。①延安也有苏军情报组，就住在中共中央和中情部驻地枣园，对外用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的名义。创建“联共情报组”的苏联驻兰州军事副代表孙平，又被调到延安，担任苏军情报组组长。
孙平为人灵活，重视了解中国情况，与中共合作得比以前好些。苏方向来不大相信中共的情报质量，总是要求建立自己的情报网络。中情部尽管不大情愿，也有义务协助。1941年3月，苏军情报组在枣园后面的一个小山沟里，开设情报训练班。参加学习的中共党员被苏方人员告知：“组织决定你做苏联特务！”苏联专家尽管中国话说得流利，用词却不大讲究。那时“特务”是个贬义词，大多用于批评国民党，中国人哪有自称特务的？
苏联情报训练班的课程是联共党史、情报学、收发报技术、绘图、照相，全由外籍教员授课。三个月之后毕业，全体学员被派往东北搜集日军情报。
从延安到东北，要经过山西、河北，路途有国统区，有敌占区，不得不分散行动。1935年入党的姚伦是东北人，1938年任山西临县县委书记，正在延安马列学院读书时，被调来当“苏联特务”。姚伦的目的地是大连，可是在雁北就卡住了。幸亏雁北军分区有个关系人，是从大同煤矿逃回来的工人，了解敌占区情况。这个曹兰池沿途吃喝玩乐，不像个工人，后来还拉拢同行的邢相生逃跑到敌占区找工作。姚伦同当地地委书记商议，决定将其逮捕。突击审讯，曹兰池承认是日军派来的奸细，而且与军分区的侦察科长、民运科长有联系。此案继续侦破，牵连到内部十几个人。姚伦等人因此错过去东北的时间，也就返回延安了。②共产国际、苏共、苏军，都曾努力在中国建立自己的情报系统，一批中共党员因此当了一阵“苏联特务”。这种情报合作关系，对于创建不久的中共情报工作，也是一种历练。
还有一些中共情报员也当过“国际间谍”，不过，那不是情报合作，而是情报斗争。打入日本情报机关的中共情报人员，经历的艰险更是惊心动魄。
第五章 深入虎穴“间谍天堂”中的潘汉年（1）
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是个政治欲望很强的人物，始终将主要精力放在政治运作方面。所幸，两位副部长都是情报专才。李克农坐镇延安，调动全国情报网络。潘汉年深入敌后，开展对日本和汪精卫政权的情报工作。像潘汉年这等层次的情报首脑长期身居一线，在国际情报界恐怕是屈指可数。
香港是个英国管辖之下的自由港，非但商品出入免税，人员进出也免除签证，于是被国际商界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也被国际情报界称为“间谍天堂”。共产党、国民党、苏联、美国，各方情报机关都在这里大展身手。
香港也有八办——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东北抗日民主联军也在香港设有办事处，董麟阁负责一个情报点。东北抗联办事处与八路军办事处有合作关系，两家的情报也互相交换。苏联在香港的情报点由中国人朱明负责，成员有金仲华、邵宗汉等。这个情报点与八办的情报点横向合作，定期交换情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也在香港设有情报据点，由胡鄂公负责，与中共虽无情报交换制度，却也来往频繁。胡鄂公曾是中共特科关系，经常主动送情报给潘汉年，还介绍孔祥熙夫人宋蔼玲与潘汉年见面，商谈国共合作。
潘汉年在香港设点结网，关系很多。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南情报局，由潘汉年统管各系统情报班子。掌管华南情报局内勤与机要，需要一个可靠管家，潘汉年调来一个神秘人物——“老太爷”。在中央特科，陈云外号“先生”，康生外号“老板”，潘汉年不过是“小开”，这位却是“老太爷”？
老太爷本名张惟一，生于1892年，比毛泽东还大一岁。张惟一被称为“老太爷”不止因为年纪较大。此人思维缜密，行动谨慎，是个走一步看三步的人物，在特科就主管内勤机要。1935年2月19日上海特科被破坏，国民党特务在张惟一这里搜出金条和苏联护照，高兴得跳起来。张惟一在狱中坚不吐实，直到抗战爆发才被释放。到香港后，张惟一又被委以重任，在身边建立一个小班子，陈曼云负责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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