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大决战-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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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部署好部队，就将指挥所搬到大别山西边一个名叫宋埠的小镇上，在这儿，他一方面可以就近与陈诚的九战区长官部保持密切联系，以便江两岸协同作战；另一方面，这一带是他预设的歼敌战场，以便就近指挥督战；其三方面，他设指挥所于此，是便于掌握左、中、右三个作战兵团的情况。

却说右兵团指挥官李品仙中将，新近才被蒋介石提拔为第4兵团司令，心里很激动。新官上任，他想早点到战场上去烧他几把火，打几个漂亮仗来报答蒋介石，也不在提拔他一场。

他从白崇禧那儿得了将令出来，跳上一辆破破烂烂的小越野车，驱车赶往鏖战正酣的黄梅前线。

车窗外，江水奔腾。他的心也如江水那样激荡，那江水仿佛幻化成了他的千军万马，正以澎湃之势，向敌军发起反攻……

突然，一群敌机顺江而来，对着小车俯冲扫射。

司机大惊，车身失控，连人带车滚进路旁水田。

这位陆军中将从破车里爬出来，拔腿就跑。

这时，只见一架敌机俯冲下来，对着那辆破烂小车哒哒地一阵扫射，然后，机头一翘，屁股后漏出一个娃娃样大的铁玩意儿。李中将赶紧朝地上一扑，只听轰隆一声巨响，震他差点儿吐了出来。湿乎乎的稀泥，忽啦啦地从天而降。把他半个身子都埋在了土里。

他猛地一蹦，站了起来。才发现后脑勺和背上都糊着大块大块的烂泥。回头看去，他坐的那辆车，不知飞到哪儿去了，其地已创出了一个半间屋子样大的土坑，好险！在他脚边还有一大块黑不溜秋的东西，是车门还是车顶盖，也说不清楚。

呸！他朝那土坑狠狠唾了一口，头也不回地照直朝黄梅前线走去。

中日战争扩大化，也迫使希特勒德国在远东的这两个伙伴之间进行选择。日本工业和军事力量都很强大，与之结盟，可以作为德国侵略扩张的有力帮手；中国工业落后，军事力量软弱，与之结盟，不但不能给希特勒以军事上的支援和策应，反而还要希特勒来“救济”这位又穷又大的穷朋友。

希特勒毅然选择与日本结盟，一脚踢开了中国这位可怜的穷朋友。

虽然中国曾竭力揭露日、苏暗中勾结，但事实却胜于雄辩，日、苏间的关系仍在不断恶化。而中国与苏俄的靠近却日趋明朗。1938年初，苏联秘密卖给蒋介石包括飞机、大炮和枪支在内的，共计一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虽然斯大林一点也不客气，对贫穷的中国人分文不让，照收美元不误，但那毕竟是军火，是用于战争的东西。

希特勒果断地断绝了与蒋介石的军事联系。先是断绝武器装备的交易，再是当武汉会战打得正激烈时，下令撤走所有的德军顾问。

希特勒落井下石，釜底抽薪的行为，在德军顾问团中引起强烈不满。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长期在华工作，同蒋介石和中国军界结下了深厚友谊。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将军带头向柏林提出，愿以个人名义留下，继续为中国抗战服务。但希特勒的态度非常强硬，警告法肯豪森等人，如不遵命按期回国，他们在国内的家属，将面临严重后果。

德国军事顾问团大多数成员被迫于6月底离华回国；但是、仍有五位顾问，毅然舍去一切，坚持留了下来。所有回国的德军顾问，临行前都来向蒋介石保证，决不出卖中国利益，决不向日本泄露中国的军事秘密。

正当蒋介石为德国的卑劣行为感到气愤之时，斯大林却向他伸出一只热乎乎的大手，其原因正如蒋介石预料的那样，因为日苏间发生的张鼓峰事件。

所谓张鼓峰事件，是1938年7月13日，四十余名苏联红军越过边境，悄悄进入了吉林省珲春最南端的张鼓峰地区，关东军立即查阅地图，看出该地为“满洲国”的领土，于是认定苏军为非法侵犯行为，调遣部队进行“自卫还击”。日本驻朝鲜的第19师团，首先发难。双方在此迅速增加兵力，动用坦克，重炮部队展开大战。正当日军第19师团数万人陷入绝境，将被苏军全歼时，莫斯科方面却突然主动宣布停战言和，停战之后，日军方面也十分知趣，不再提苏俄军侵略满洲帝国领土之事，慷慨地容许苏军“合法”占领张鼓峰地区。

张鼓峰事件很快得到和平解决，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方面，日本方面认为，自己的两条腿还深深地陷在中国这块泥沼里，一时还拔不出来，无力对苏联展开大战。所以，在对中国的战争结束之前，他们对斯大林采取尽量克制的态度。

第二方面，苏俄方面认为，他的西边受到希特勒咄咄逼人的威胁。日本在亚洲同俄国争夺势力范围，当然是俄国的死对头。但是，任何一个有头脑的战略家，都不会让自己陷入两面出击，因而亦是两面受夹击的被动局面。斯大林当然明白这一点。在斯大林看来，既然日本与中国已摆开那么大的摊子，正厮杀得难解难分，还不如在诸如张鼓峰这样的事件中，对日本作些让步，以达到从中渔利的目的。

为了切切实实让日本方面理解斯大林元帅的良苦之心，日、苏在谈判停战时，苏方一再向日本表示，绝不会对日本的关东军有军事行动。

通过张鼓峰事件的友好解决，夭皇和日军统帅部“由此却得出威力侦察的结论：苏联并无大举出动之意，于是得以消除后顾之忧，实施对华作战。”

同时，苏俄方面认为，也不能让日本一下子就把中国给打败了。日本征服了中国，总有回过头来进攻苏俄的危险。于是，应该对中国的抗战施以国际主义之援助，使其牢牢拖住日军，让日军长期陷在中国那块泥潭之中。有鉴于此，援助中国抗战，无疑是给中国这块战争的沼泽地再灌些水，使之永远是无底的沼地。

对于蒋介石来说，处于那种非常困难的境地，谁的支援，物质的和精神的不论，都一概是求之不得的。

在张鼓峰事件爆发后，苏联开始热心援华，开来了苏联空军援华志愿大队和军事顾问，运来了许多大炮和枪支。

6

1938年5月19日。

中国空军第一次打出国境，远征日本取得成功。

早在抗战初期，蒋介石就想用飞机去轰炸日本本土，以示报复。1937年9月，他派了个军事代表团去莫斯科，作购买武器的秘密谈判。蒋介石特别指示代表团，一定要争取购买远程重型轰炸机和五百公斤以上的大个儿炸弹，并明确要代表团告诉苏方，这是为了反击日本，准备去轰炸日本本土的。代表团在苏谈判期间，蒋介石最为关心的就是远程轰炸机和大个儿炸弹，曾数次去电询问情况。但苏方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无论如何也不肯卖那些东西给中国。成交结果，5公斤至10公斤重的小西瓜炸弹到是卖了不少给蒋介石，五百公斤的大个儿一个也没给。

蒋介石轰炸日本本土的计划也就告吹。

到1938年4月中旬，蒋介石产生了一个新的点子，决心冒一次险，对日本侵略者精神上来一次狠狠打击。他命令政治部第三厅的“先生们”（因三厅主要为共产党员组成，负责国民政府军委会的抗战宣传文化工作，因此，国民党上层亲切地称三厅的人为“先生”，赶紧编写印刷一批传单备用。

五月中旬，几十万份传单便从郭沫若那儿送到了航空委员会。

蒋介石亲自下令，派两架轰炸机带着这些宣传品到日本去撒。

中国空军第14大队队长徐焕章，副队长佟彦博，分别驾机从武汉机场起飞，在茫茫的云海上空向东飞去。

两架轰炸机飞出了大陆，飞出了中国领海。深夜两点四十五分进入日本本土。

近百年来，中国军队都是躲在自家门框后，被列强任意追打欺凌，而这一天，中国军人第一次勇敢地闯出了自家大门，在上万米的云端，高高在上地鸟瞰敌国的土地。

日本全国一片惊慌失措，警报声响遍了日本列岛，他们以为中国人带来了报仇雪恨的炸弹。然而，当九州、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等城市和乡村的居民，随手拾起天上飞来的中国传单时，才发现那上面充满了善意的文明的语言：

中日两国有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应该互相合作，以维持亚洲和全世界的自由和平。日本军阀发动的侵略战争，最后会使中日两国两败俱伤，希望日本国民唤醒军阀放弃进一步侵华迷梦，迅速撤回日本本土。

徐、佟二人，本来抱着有去无回的心情前去日本撒传单的，谁知，到了日本上空却大出原来之意料。当他们驾着飞机在日本上空，从一个城市飞到另一个城市，撒完了所有的传单时，也没听见日本人开炮打他们。觉得好生奇怪，朝下一望，只听见警报声还在哇哇乱叫，各大城市一片慌乱，竟还没回过神来关灭电灯。徐、佟二人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在无线电里对起话来。

徐说：“你看他们慌得那样儿，到处都还亮着灯。”

佟说：“我们要真带着炸弹，那些城市准挨炸，电灯就是目标！”

徐说：“你看有一片灯光突然灭了。哦，又有一片灯光熄了。”

佟说：“他们到现在才想起该做什么事呢！”

两架轰炸机在武汉机场安全着陆。当徐、佟二人走出驾驶舱时，行政院长孔祥熙，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等军政要员已伸着两条胳膊迎了上来。

何应钦说：“欢迎你们，我们的民族大英雄！”

孔祥熙腆着个大肚子说：“你们从机上发回的，征服倭寇的电报，委员长知道了，高兴得很，特地派我们来迎接！”

小车把这二人拉到蒋介石的会客厅。

蒋介石已迎候在门口，他这会儿竟然也忘记了身为军人的礼节和统帅的威严，在受部下军礼之前，就伸出手去、弄得徐、佟二人不知是向他敬礼好，还是和他握手好。

进客厅坐下，蒋介石竖直耳朵，像山沟里的小孩子打听大城市的新鲜事那样好奇地打听他们的历险记。听到高兴处，竟有些失态地手舞足蹈起来，连说：“不行不行，日本的那个防空，太幼稚了！”

徐、佟二人成了大英雄，成了报纸电台的头号新闻人物。武汉各界代表前来慰问，请去作报告，把他们当圣品展览。

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和第18集团军，特送红彤彤的锦旗一面，致以民族的敬意。

日军认为，这一次比台儿庄的“差错”更丢脸；日军航空部队对武汉地区，不分军民地施以报复性轰炸，同时，以绝对优势之空中力量，专寻中国空军决战，以图歼灭中国空军。中国空军虽然力量薄弱，却勇敢地迎战。

5月31日。

大批日机空袭武汉。中国空军起飞迎击，一举击落敌机14架。在此前不久的另一次空战中，中国空军击落敌机21架。在这次战斗中，空军勇士陈怀民的飞机被敌机击中、本可以跳伞逃生，但他却毅然驾驶着负伤的飞机向敌机撞去，和敌人同归于尽，把他那无畏杀敌的精神和未酬的壮志一起挥洒在祖国的万里长空。

在武汉空战中，中国空军将日军有名的木梗津轰炸机联队，几乎全歼。

本来就很弱小的中国空军，也在武汉空战中消耗殆尽，无力再战。

日本飞机却乘机猖狂，定要将中国军队统帅部摧毁，把蒋介石炸死才解恨，在7月的一天中，敌大批轰炸机，连续两次轰炸武昌军事委员会驻地。

蒋介石和宋美龄，以及卫士们躲进防空洞。

天空中20多架轰炸机，打着圈儿，一遍又一遍地专门扫射轰炸蒋介石的住所和办公地。转眼之间，蒋介石的宅所、客厅、会议室都被炸成废墟。

突然，几枚炸弹咝咝怪叫着坠到防空洞外，爆炸之后，不少卫士已被炸死，距离最近的那颗炸弹，离蒋介石不过30市尺左右，炸弹响后，鲜血飞溅残壁，断肢倒挂树梢，其惨状令人目不忍睹。

宋美龄被震昏倒在地，呼之不应。

蒋介石完全明白了，敌人出动这么多飞机，专炸这小小的地方，是要将他置于死地。不由得心中怒火中烧，干脆从防空洞里爬了出去，迎着自天而降、恐怖怪叫的炸弹，在血肉横飞，熊熊燃烧的土地上走着。

他铁青着脸，伫立在刚被炸弹炸开的新土上，仰首怒视着仍在逞狂的敌轰炸机群，心里燃烧着复仇的怒火。

　7

1938年9月29日。

刚从延安飞抵武汉的周恩来，将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亲手交给蒋介石。蒋介石剪开信封，取出信笺，只见上面龙飞凤舞一手好字写道。

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余。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铩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杭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全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人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体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逐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专此布臆。敬祝健康！并致

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谨启

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的亲笔信，对武汉危急，国民政府内意见不和，汪精卫等主和派的活动甚嚣尘上，而还在战、和两种选择中徘徊的蒋介石，无疑是一种莫大的支持和信任。

武汉会战时期，尽管蒋介石从未放弃过反共的方针，国共之间的摩擦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黄金时期。孙中山先生毕生为之奋斗的民主共和政体，在这时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赢得了全国人民和各政治团体的一致拥护。当时，中国的主要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一致抗日的，各党各派均可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历史在这里出现了崭新的、也是非常奇怪的现象：即各党各派都坚持自己不同的政治观点和主张，但却出现了全国空前的民族大团结。

在有些人看来，中国处于军事上的绝对劣势，政治上的“混乱”状况，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具有伟大政治远见的毛泽东却独具慧眼，认为”大难有转旋之望”。只要国民党蒋介石坚持团结抗战路线，与各党各派平等治国，则中国的独立自由就可以实现。并坚信中国会“雄立于东亚”。

1938年3月29日。

国民党在武昌珞加山武汉大学内举行了该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适应国内政治形势，制走了抗战路线。最重要的是决定组织民意机关，制定《国民参政会组织法》，实行国民参政大会制。

国民参政会的人选由各党派、文化团体、经济团体和生产者几方面产生。该会的性质为咨询机关，规定凡国家大政方针，都须由参政会讨论通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入选为参政委员。

7月1日。

第一次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毛泽东未到会，但给大会发来电报，明确呈述了他的参政观点和意见：

寇深祸亟，神洲有陆沉之忧；民众发舒，大难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辍，则胜利属我，决然无疑……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老子党”的作风，尊称共产党人为有志之士，并发表对共产党人的宣言书。“馨香祷祝”国共两大党和各党各派团结御侮，共赴国难。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对其军事机关，也作了一定改造，成立军委会政治部。以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郭床若任第三厅厅长。三厅主管政治宣传，三厅的人员基本上都是年轻的共产党员。陈诚等人对三厅的工作也是放手让干并给予支持的，如三厅的活动经费问题，陈诚一开口就答应给郭沫若一个军的经费（80万元）。

三厅的工作可以放手去做。独立组织盛大集会、游行，组织战地文化服务处，印刷报纸传单和小册子，发到前线连排战士手中；举办画展；组织宣传队，演剧队、孩子剧团等等。

1938年1月11日。

中共在武汉创办《新华日报》，公开在全国发行。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该报书写报头，题了词。国民党高级将领和领导人，知名人士纷纷为该报题词祝贺。计有冯玉祥、白崇禧、孔祥熙、邵力子、陈铭枢、张治中、石瑛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名人士，也可公开支持该报，纷纷题词相庆。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著作，也可在武汉印成小册子，在长江方面战场的军队中发行，一些部队还自由选择《论持久战》为政治教材，组织官兵学习。

武汉时期的民主共和局面，虽然短暂，且还很不完善，但它是永远值得回忆和深思的。正如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所说，那是“希望无穷”的……

（毛泽东的信引自《湖北文史资料》第243页）

　8

7月26日。

武昌。军委统帅部接到九江守军总指挥李汉魂将军电话：守军与敌人激战三天三夜，予敌大量消耗以后，已撤离阵地，转移到南浔铁路一线。日军占领了九江。

得到这个消息，蒋介石，陈诚似乎很平静·。

苏军顾问们（1938年7月，德军顾问团撤走后，根据中、苏协议，苏军顾问团派驻中国军队）却沉不住气了，哇啦哇啦地叫个不停，建议蒋介石立即反攻。

、

蒋介石睁大了眼睛，吃惊地反问；“反攻”好像他压根儿就不懂得反攻为哪码子事。

总顾问切列潘诺夫耸耸肩，比划着说：“反攻！把九江夺回来，把日寇赶下长江去。”

蒋介石与陈诚相视一笑，马上对顾问先生们皮笑肉不笑地连声道：“啊，反攻。很好！很好！”

顾问们被蒋介石用“很好”打发出来，就再也没有发现统帅部有什么具体行动来实施这一建议了。

总顾问急了，又找到蒋介石吵叫反攻之事。该总顾问曾经在中国军北伐时期，来中国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与蒋的个人关系不错。因此，见面说话都很随便。

在客厅就坐以后，总顾问直截了当他说：“总司令（他还像北伐战争时期那样尊称蒋介石为总司令），说实在的，我对您和您的统帅部所采取的战略有不同看法。”

蒋介石欠欠身，“好，好，请直言，请直言！”

切列潘诺夫说：“经过我的观察了解，我认为总的说来，你们整个的抗战是消极抵抗。”

蒋介石皱皱眉头，“哦，何以见得？”

总顾问说：“你们只是以一部分兵力向进攻的敌人，作节节抵抗防御，而其余的部队通常都在后边待命。”

总顾问突然激动不已地捏着两个拳头喊道：“不应当呆着不动，要行动，积极行动！积极反攻！要集结大兵团，像山上的雪崩一样压向敌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敌歼灭！”

蒋介石罗汉似地坐着，颇感兴趣地听他说完，才说：“阁下的意见很好！很好！”

总顾问已经受过他一次“很好”的款待了，心里很恼火，觉得刚才那一席肺腑之言又白说了。抓起茶杯咕咆咱地喝。

蒋介石似笑非笑他说：“不过，总顾问阁下，我们也应该这个，看到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于十多年前北伐军打中国的军阀了。日本军阀可不比北洋军阀好对付呀！当年，我曾到日本东京振武军事学校研习日本军事，毕业后又入日本上官学校当士官候补生，对日本人的战略战术，教育训练，武器装备、总之对日本军队的战斗力等等，虽不敢妄称日本通，但不客气他说，我对他们是很了解的。”

蒋介石也有些激动起来，继续说：“如果一能达成速战速决，能有效地大反攻，我何尝能容忍倭寇的铁蹄践踏我神圣领土的一寸一步！彼我的战力，决定了我军的战略方针。如果几个月前，我在徐州图个痛快，不将主力撤退转移，现在，日军也可能不是在武汉外围苦战，而是在重庆街头列队行进！”

总顾问无言以对。

蒋介石对老朋友善意地笑笑，“阁下的建议，也很有道理，我一定认真研究！”

其实，蒋介石和陈诚、何应钦等人早就定下了在江南反攻敌人的计划，不过不像顾问先生们所主张的那样简单。

冈村宁茨的第11军占领九江之后，按原计划从南岸配合海军沿江西进，仰攻武汉的路就行不通了。因为在他们的前头——瑞昌至富池口，这几十公里的地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