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战争-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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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这位莫斯科特使认为，在听取苏联的建议时，布什总统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兴趣，但是仅在几小时后，他向普里马科夫清楚地传达了一个信息，即华盛顿对于探索新的办法没有兴趣。

离开华盛顿，普里马科夫接到指示访问伦敦，向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传达了同样的建议。普里马科夫的描述具有启迪作用：首相在契克斯她的乡间别墅接待了我们。她很注意倾听我提供的信息，没有打断过。但是，愉快的一小时过后，她不让任何人打断她的独白，以一种简洁的方式概括性地阐述了一种越来越明确的立场：不仅仅局限于让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而是要给伊拉克以破坏性的打击，“打断萨达姆的脊梁”，摧毁他的所有军队，甚至可能是摧毁那个国家的工业潜力。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们小心谨慎地威逼利诱联合国安理会的主要成员国、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不仅通过了对伊拉克实行全面经济封锁的决议，而且获得了使用武力解放科威特的授权。布什总统1991年1月29日在向国会发布国情咨文演讲时说：“国际社会可以抓住解决当前波斯湾危机的机会，实现长期以来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夙愿……”

但是，1991年1月初，就在美国在沙特阿拉伯进行自越南战争以来最大的军事集结、准备对伊拉克进行密集进攻性轰炸时，华盛顿的权势集团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对布什明确的军事意图是否明智开始表示严重忧虑。1990年11月12日，在电视采访中，前里根政府的海军部长詹姆斯·韦布声称：“我们驻军波斯湾的目的是推进布什政府的世界新秩序，但我不喜欢。”

大概十周后的1月31日，韦布利用给《华尔街日报》写评论的机会重申了他的观点。

尽管受到社会舆论从各个方面的攻击……布什政府还是无情地把我们的国家推进了战争。我们反思一下当年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美西战争，会发现与今天面临的舆论压力有某些相似之处。我们必须进一步寻找，也许在墨西哥战争中，可以发现，一个总统在这个国家还没有被攻击之前，就这么热心地渴望把这个国家置于危险之中的理由。

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前大使詹姆斯·艾金斯是一位备受华盛顿尊敬的中东事务专家，也出来公然反对布什针对伊拉克的作战计划。艾金斯在9月12日出版的《洛杉矶时报》的署名文章中指出，为反对伊拉克入侵，“保护”沙特阿拉伯，就在布什总统作出派遣美国军队的决定几天之后，白宫就有了“不可告人的动机”。艾金斯控诉美国国防部长切尼，为了获得在沙特土地上驻扎美国军队的允许，曾故意误导沙特国王说有遭受入侵的可能性，几十年来，沙特阿拉伯人一直强烈抵制美国驻军。艾金斯叙述到：1975年，为美国军队占领重要的中东油田寻找借口的计划是由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怂恿的。他指出，基辛格当时是艾金斯的上级，曾反对艾金斯对这些观点提出的强烈批评。

亨利·基辛格作为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肯定另有想法，但在我的外交生涯中并没有想那么远……布什政府中也许会有人指出，现在条件要比1975年时更加有利了……

值得关注的是，1990年基辛格咨询公司的前副总裁劳伦斯·伊格尔伯格和雇员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是确保在海湾战争中使基辛格的观点占据美国外交政策主导地位的关键人物。当时，劳伦斯是詹姆斯·贝克的副国务卿，而布伦特则是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此外，在这一时期，基辛格还在媒体上大肆宣传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在媒体上国内反对的声音被淹没在总统的战争动员中。

【日德被迫“出血”】

在很短的时间内，欧洲和全世界有思想的人马上明白了，除了保护美国和西方在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利益外，实际上，乔治·布什的伊拉克战争还另有目的。布什难以置信地、粗俗地公开嘲笑萨达姆·侯赛因，把伊拉克的总统比作“现代的阿道夫·希特勒”，那不是在故弄玄虚。

在战争和为期六个月的集结中，华盛顿和伦敦针对伊拉克在西方的支持者展开空前的宣传攻势并施加了强大压力，尽管苏联或法国曾经是伊拉克武器的主要供应商，但并不是这次宣传攻势的主要目标。这次的主要目标是德国——更准确地说是德国的高科技工业，这对于东欧和苏联重建非常重要。法国和苏联，还有中国、美国和英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但法国和苏联已经同意投票支持华盛顿。在1月17日的最后期限之后，华盛顿和英国就要投入作战，法国和苏联对此表示支持。她们在伊拉克的所作所为在华盛顿的宣传攻势中被故意忽略了。

相反，通过直接与英国和美国情报机构联系的渠道，汉堡的《明镜周刊》以及有影响力的共和党参议员例如杰西·霍尔姆斯开始竭尽全力地攻击德国，宣称德国出口的所谓“两用”技术使萨达姆的军队具备了向以色列目标发射苏联飞毛腿导弹的能力。

慌恐万分的波恩政府当时正在处理统一后前民主德国的复杂事务，被迫把宝贵的时间、精力和财力转移到乔治·布什和撒切尔的世界新秩序上来。1月底，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继续进行历史上最紧迫的金融筹款任务之一，他从德国、日本、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获得担保，总共筹集545亿美元以支付所谓的沙漠风暴行动。

据1991年2月6日的伦敦《泰晤士报》报道称，沙漠风暴行动轰炸伊拉克大约三周后，此次战争中最悲惨的事发生了，“曾经非常繁荣的柏林－巴格达铁路在海湾战争中遭到破坏。对伊拉克桥梁，交通枢纽和铁路货运编组站的无情轰炸使得中东本来就很少的铁路网变成了废墟，”接着，他们轻描淡写地补充到，“柏林－巴格达的这条旧铁路是英德战略竞争的焦点”。

战争结束后，前里根政府的助理国防部长劳伦斯·科布在4月初的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披露，美国政府故意隐瞒了海湾战争的实际成本，其目的是使用同盟国捐款，弥补国内预算削减。据消息灵通人士估计，如果把所有同盟国对战争的捐献都计算进去，美国从海湾战争中获得的净盈利可能达到190亿美元。1991年初的几个月内，大量外币流入，单德国的现金支付就达66亿美元，给美元升值造成巨大压力，仅仅几周前美元已经跌至战后的最低记录1。46德国马克。另外，战争还没有结束，美国就已经开始与中东国家签订进攻性武器的合同，这严重激怒了欧洲军火制造商。

布什政府胜利地宣布，美国已经证明自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国内失业人数越来越多，东欧国家否认可能得到数十亿的西方资金重建基础设施以及实现经济现代化。在这些事实面前，布什明显是在自吹自擂。

沙漠风暴行动，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世界石油价格每桶上升了30多美元，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对东欧经济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而石油涨价是由于从伊拉克输出石油的运输线受到破坏所致。在1991年1月以前，东欧国家通过与苏联的贸易联系，以易货贸易方式用工农业产品交换莫斯科的石油。1月1日以后，这一体制变了，她们必须使用美元购买俄国的石油。伊拉克曾对保加利亚、匈牙利以及东欧的其他国家承诺，输出十亿多美元的石油，因为海湾战争，这些承诺都无法兑现。

1990年3月，意大利《30天》杂志采访了一位与华盛顿有联系的意大利教授米格利奥。米格利奥对该杂志讲：美国意识到，为了避免陷入苏联那样的衰退，它必须与潜在的竞争对手齐驱并驾，她们包括日本和团结在德国经济力量周围的欧洲大陆国家……美国不能接受今天的欧洲，这个大陆不仅可以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非常愉快地运行，并且经济和科技还会更加强大。

因为这个理由，米格利奥声称，“美国把注意力转向了中东，想控制日本和德国都离不开的阿拉伯石油。”

在法国，夏尔·戴高乐的前农业部长埃德加·皮萨尼是巴黎阿拉伯文化中心（ZMA）主任。他在2月18日接受德国《每日新闻》的记者采访时讲：对伊拉克的轰炸，是由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飞机共同完成的。

我并不希望这是真的。我对这一事实感到非常震惊，一个国家强大竟然只是因为她拥有武器。美国经济上极度困难，却想方设法压制日本和欧洲，只是因为后者军事力量薄弱。为了维持自己的世界秩序，各国都不得不支付工资去雇佣一名世界宪兵，日本、德国以及石油输出国还必须为这位宪兵提供经费，这种情况到底还要维持多久……

十分清楚，对英国主导的均势政治学的最大讽刺是，海湾战争后不久，德国总统理查德·冯·魏茨克对柏林的《每日新闻》讲：“我们很早就有欧洲国家的均势政策，但由于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曲解，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我们的均势政策无疾而终。然后是两个超级大国统治时代的到来。”冯·魏茨克呼吁欧洲要利用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最终结束这种均势的愚蠢念头，实现“戴高乐将军未尽的理想，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的完整欧洲。”

沙漠风暴行动以及布什－撒切尔的海湾战争给伊拉克以及伊拉克人民、科威特和世界经济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但是，有迹象表明，它还没有实现其主要目标，即把欧洲大陆重新纳入乔治·布什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世界新秩序。

第十二章　四处树敌　从邪恶帝国到邪恶轴心

〖为维持世界霸主地位，美国四面出击，压制和瓦解各种可能出现的新生力量，日本、亚洲四虎、俄罗斯、巴尔干各国，一切新崛起的潜在力量都是她的敌人。〗

【寻找新的恶人】

随着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解体，世界上许多地方充满了对和平和繁荣新时代的期望。但是，说得委婉一点，接下来的十年是令人失望的十年。地缘政治和冷战根本没有结束，只是舞台变了。作为仅存的世界超级大国，华盛顿开始寻求建立世界新秩序，老布什总统在1991年发表的国情咨文讲话中，不小心说漏了嘴，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对世界新秩序人们有太多的疑问，这是谁的秩序，这个新秩序的重点是什么？

从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到新千年初新的反恐战争开始，这些年根本谈不上和平与稳定。在华盛顿，地缘政治的焦点从罗纳德·里根的“邪恶帝国”——苏联，转向了小布什总统的“邪恶轴心”，这是一个巧妙涵盖了从伊拉克、伊朗直到朝鲜的全部欧亚大陆的模糊概念。这次转变中的那条潜在红线就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它引发了世界上的许多重大事件。石油和美元在这场转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冷战中，美国在西方社会的领导地位是建立在表面上苏联的全球性威胁基础上的。华盛顿很清楚，一旦这种威胁在20世纪80年代末结束，美国对西方主要军事盟友的牵制将消失。军事盟友即将变成潜在的竞争对手。已经有迹象表明，日本、东亚以及欧盟，在经济上将是美国霸权的主要挑战者。1990年以后，美国把这种经济上的挑战列为地缘政治的焦点。

用自由市场改革、私有化和美元民主的信条作为武装，并得到华尔街金融公司的强大支持，克林顿政府开始将美元和美国的影响力逐渐渗入那些以前一直对其封闭的领域。为了帮助华盛顿赢得市场经济的特殊地位，在这场类似于宗教运动的战役中，美国的目标不仅仅是东欧的前共产主义经济体和苏联——还包括世界上任何继续尝试开发自身资源，独立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元之外的地区。这个行动还包括将所有的主要产油地区或多或少地置于美国的直接控制之下，从里海到伊拉克，从西非到哥伦比亚。这是一次野心勃勃的行动。批评家们把它定义为帝国主义；而克林顿政府则称它为市场经济和人权的延伸。这绝对不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冷战结束后希望看到的局面。

20世纪90年代，在自由市场可以通向富裕和繁荣的许诺之下，克林顿政府和它的华尔街盟友将一个又一个地区带入市场经济的轨道之中。名义上是“全球化”，但实际上，这个全球化过程是通过美国的银行业、金融业以及公司的权力不断巩固美国的权力和地位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顺利推进之前，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由贸易通常都是由经济实力更强的国家向相对弱小的国家提出的。当华盛顿的意图逐渐清晰时，美国就已经基本上解除了其潜在对手的武装，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新的军事包围圈来保护她的利益，确保人们不会对向自由市场的转型失去信心，从而尝试恢复到以前的旧模式。

20世纪50年代，在冷战和艾森豪威尔主义影响下，美国宣布随时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用武力来协助任何请求帮助的中东国家，抵抗共产主义的入侵。1945年之后的40年里，这一主义被华盛顿反复运用，给无数国家领导人打上红色的标签，从摩萨台到纳赛尔。红色标签是采取军事行动或其他行动的理由。

1990年后，华盛顿面临着一个严峻问题。既然共产主义不能再作为正当干预他国内政的合法幌子，那么，未来它还能找一个什么样的借口证明它的这些外交政策是正义的呢？他们用了十多年时间，直到新千年之前才找到答案。

在此期间，从日本开始，美国的权势集团已经准备好向毫无察觉的世界献上一份大餐。华盛顿清楚，它能否保持全球领导地位完全取决于它如何处理从欧洲到太平洋的欧亚问题。前总统顾问和地缘政治学家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坦率地说：

……以帝国时代比较残酷的词汇来表达，帝国在地缘政治上三个非常紧迫的问题是，在盟国间防止共谋并保持她们的安全依赖地位，让附庸者保持顺从并受到保护，以及‘不让野蛮人联合在一起’。

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

【枪打出头鸟】

在冷战之后，对美国来说，最强有力的挑战来自于她的盟友日本，日本在世界贸易和银行业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在军事保护者——华盛顿的眼皮底下，日本在战后时期小心谨慎地建立起很大的经济实力。

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被认为在世界上具有领先的经济和金融实力。人们在讨论“日本可以说不”和“日本经济挑战”。美国的银行则陷入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美国的工业变得负债过多且竞争力下降。这对建立世界上仅存的超级大国来说非常不利。当然，布什政府清楚这一点。

日本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如武者小路公秀敏锐地意识到日本模式的特殊内涵——“日本已经工业化了，但并没有西方化”。他指出：“她的资本主义与西方版本的资本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并没有建立在某个正式概念的基础之上。她只是选择性地接受了与国家、经济财富积累和专家治国的理性主义有关的概念。”简单地说，作为冷战时期地缘政治中与中国和苏联的平衡，日本模式可以被允许存在，但对华盛顿来说，一旦冷战结束，日本模式就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究竟有多大，日本很快就会认识到。

在20世纪80年代，没有任何国家像华盛顿以前的敌人日本那样，更加忠诚和积极地支持里根时代的预算赤字和过度开支。就连德国也没有对美国的要求表示支持。在日本人看来，东京的忠诚，对美国国债、房地产以及其他资产的慷慨购买，在20世纪90年代初得到了回报，这便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具毁灭性的金融崩溃。许多日本商人私下认为，这一结果是华盛顿为削弱日本经济在世界上的影响而蓄意制造的。在20世纪80年代末，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后来担任过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的劳伦斯·萨莫斯警告说：“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经济集团正在形成……这使得大多数美国人感到，相对于苏联，日本有可能是更大的威胁。”

1985年9月，七国集团广场协议的官方意图是：使估价过高的美元回到一个可以控制的水平。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华盛顿对日本央行施压，迫使其采取手段，提高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贝克－宫泽协议一个月后，在广场协议和1987年2月的卢浮宫协议之间，东京同意“采取有助于扩大国内需求，降低对外盈余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已经搭好了舞台。

由于日本最重要的出口市场是美国，华盛顿因此可以对日本施加较大的压力，而且它确实也是这样做的。在《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支持下，华盛顿罗列了日本的“敌对”贸易活动，而且要求她作出大的让步。

到1987年，日本央行将利率降低到了2。5％的低点，此利率一直保持到1989年。降低利率是为了鼓励更多地购买美国商品，但是没有成功。作为替代手段，这些成本低廉的资金很快找到了赚快钱的出路，投资正在上升的东京股票市场，很快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泡沫。尽管日本国内的经济得到刺激，但是，最重要的是日经指数和东京房地产价格的飞速上涨。作为随后美国“新经济”泡沫的预演，东京股市的股票价格一年上涨了40％，而东京以及其周边地区房地产的价格也跟着上涨，涨幅在某些情况下达到90％，甚至更高，就像一轮新的淘金热席卷日本。

在广场协议出台的几个月内，日元大幅度升值，其对美元的汇率从250日元兑换1美元上升到149日元兑换1美元。日本的出口企业为了弥补日元对出口价格的影响，纷纷把资金转向金融投机，这样可以减少一部分外贸销售带来的贷币损失，这就是所谓的“财技”。日本一夜之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业中心。在新的国际资本规则下，日本的银行可以把它们持有的关联公司，即综合商事集团系统的长期股份作为银行的核心资产计算在内。随着这些公司股票票面价值的上升，银行资本也随之增加。

到1988年，股票泡沫继续膨胀，世界上最大的10家银行全部都是日本银行。日本资本渗透到了美国的房地产、高尔夫球场和豪华度假村，进入美国政府债券甚至更具风险的美国股市。日本人很快将膨胀的日元投入了美元资产，从而助长了乔治·布什成为总统的野心，他在1988年继里根之后成为总统。纽约金融家乔治·索罗斯这样评价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成功：“……日本凸显成为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金融强国的前景是很令人烦扰的……”

但是，日本人对成为世界金融巨人的欢欣鼓舞仅仅只是昙花一现。膨胀的日本金融系统，与受到货币冲击的银行一道，导致了世界上最大的股票和房地产泡沫之一，在广场协议之后，日经指数在三年的时间内上涨三倍。房地产价值也随之上涨，这间接反映了日本银行贷款的情况。在日本经济泡沫的高峰期，东京的房地产总值换算成美元甚至比整个美国的房地产总值还要高。东京日经股市所有股票的名义价值占世界股票价值的份额甚至超过42％，至少在票面价值上来说是这样。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

到1989年末，随着在欧洲出现的柏林墙倒塌这一信号，日本银行和日本财政大臣开始采取谨慎的努力来慢慢缩小令人担忧的日经股票泡沫。一旦东京开始对投机热潮降温，受摩根·斯坦利和所罗门兄弟公司主导，华尔街主要投资银行开始使用异乎寻常的衍生工具和金融手段。它们的干预使得已经有序降温的东京市场出现恐慌性的抛售，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在东京股票市场的这一进程中大肆卖空，赚得盆满钵满。其结果是，日本当局打算采取的缓慢、有秩序的调整想法已经没有了可能。

到1990年3月，日经指数已经从顶点下跃了23％，股票市值缩水超过一万亿日元。日本政府的官员们私下里回忆，1990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临时委员会在华盛顿召开会议，会上，日本提出资助前苏联经济重建的建议引起了激烈辩论，遭到了华盛顿和布什政府财政部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那次会议可能是华尔街攻击东京股市的投机行动的一个幕后原因。他们只猜对了一部分。

日本大藏省提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认为，冷战结束之后，世界范围内需要数千亿美元的资金投资在新铁路和其他经济基础设施上，大量的日本的外贸盈余不像美国人所说的，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日本为改造前共产主义经济提出了著名的MITI模式。华盛顿对此缺乏热情，并不关心。在MITI模式中，政府在指导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一模式在韩国、马来西亚和其他东亚国家获得成功，这足以证明这一模式的可行性。苏联解体时，许多国家开始转向日本和韩国模式，以作为美国自由市场模式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当冷战即将结束时，这是对华盛顿计划的一个主要威胁。

布什政府并不急于接替日本成为重建东欧和苏联经济的主角。对待冷战时的敌人，华盛顿有自己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