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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学生百科全书-第2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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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古代历史上，生产工具的发展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石器时代、青铜
器时代和铁器时代。我国和古代东方一些国家在青铜器时代就出现了奴隶制
国家，而希腊等国家的奴隶制是同铁器时代相并行的。
所谓青铜，主要是铜、锡、铅等元素的合金。它与纯铜相比，熔点较低，
硬度增强，因而具有较好的铸造性能和机械性能。
青铜器的使用与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青铜器
的使用是从制作工具开始的。原始社会末期和夏代出现的少量青铜器中，主
要是生产工具。郑州商代中期铸铜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镢范，占此遗址中可辨
认的铸范的大多数。这些范没有花纹，是实用的农具，而不是祭祀用的礼器。
在殷墟等地还发现了有使用痕迹的铜铲。西周时，青铜农具种类和数量都增
加了，从翻土、中耕除草到收割的农具都有用金属制造的，但木、石农具仍
在农业生产中继续使用。青铜制的手工业工具使用更为广泛，种类有斧、斤、
凿、钻、刀、削、锯、锥等。商、周时候的奴隶主已控制着一支用青铜武器
武装起来的军队，所以青铜武器出土数量很大，主要有戈、矛、钺、镞、剑
等。出土的青铜礼器和生活用器种类繁多，此外还有乐器、车马器，它们铸
造精美，有的小巧精致，有的大而富有气势，如商代晚期的司母戊鼎，重达
875 公斤，称得上是重器。所以，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典型地代表了奴隶制
时代高度发展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水平，成为这一时代鲜明的标志。到战
国时期，青铜冶铸工艺还继续有新的成就。
制陶技术的进步
商代的制陶业已设有专门作坊，内部并有固定的分工。制陶作坊除生产
一般的灰陶、红陶和黑陶器外，还生产少量供奴隶主贵族使用的釉陶和白陶。
白陶的制作技术代表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它和原始瓷器一样，也是
用高岭土作胚胎，烧成温度达 1，000℃以上，陶质较坚硬。青铜铸造对陶器
制作技术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铸造用的陶范是由砂和粘土构成的，要
求较大的强度和较高的透气性、耐热性。为了达到这一要求，人们就得在制
范的原料和烧成温度上设法改进。在这两点上，一旦发生了质的飞跃和突破
——瓷土的发现与利用，高温窑的创造成功，再加上釉的出现以及还原焰的
运用，原始青瓷器就应时脱胎而出。
解放以来，河南的安阳、洛阳、郑州，江西的吴城，江苏的丹徒、吴县，
安徽的屯溪，陕西的西安和甘肃灵台等黄河中游及长江下游这一广大地区的
商代和西周遗址中，都发现了完整的“青釉器”或其残片。这些出土的“青
釉器”胎质一般较陶器细腻坚硬，胎色以灰白居多，也有近似纯白略呈淡黄
色的，少数为灰绿色或浅褐色。烧成温度一般高达 1，100℃到 1，200℃以上，
胎质基本烧结，吸水性较弱，器表施有一层石灰釉。这些物征基本上都与瓷
器所应具备的条件相近。另一方面，它们也不完全与瓷器相同，所用制胎的
原料质量还不够精细，烧成温度一般都还略嫌偏低，还有一定的吸水性，胎
色白度不高，也没有透光性，器表的釉层较薄，胎和釉结合较差，容易剥落。
胎的烧结程度也很不相同，说明对烧结温度的认识和对窑温控制的技术都还
不够成熟。总之，商、周时候的“青釉器”可以认为是瓷而不是陶，但也表
现出它们的原始性和过渡性，故而学术界一般将其称为“原始瓷”或“原始
青瓷”。以后我国驰名世界的瓷器，实肇基于这个时期。瓷器的发明是我们
先民对人类文明的又一项重大贡献。
春秋战国时期，瓷器有较大的发展。浙江绍兴战国墓中出土的大批青釉
器，胎质坚密，器形规整，大多仿青铜器。在浙江古越州一带出土的大量东
汉时器物，已与魏晋时期成熟的青瓷无任何不同之处。原始瓷从商代出现后，
经过西周、春秋战国到东汉一千六七百年间的变化，正是我国瓷器由不成熟
到成熟的发展过程。
酿酒
农业发生后，人们储存的粮食，因设备简陋受潮发酵，或吃剩的食物因
搁置而发酵。淀粉受微生物的作用发酵，引起糖化和产生酒精，这就成了天
然的酒。当人们有意识地让粮食发酵来获取酒浆时，酿酒技术便开始出现了。
我国用谷物酿酒可能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周时期，农业生产逐
渐发达起来，谷物酿酒就更普遍了。商代饮酒之风很盛，所遗留下来的酒器
非常多。周代设有专管酒的官吏。
用谷物酿酒，谷物里的淀粉质需要经过糖化和酒化两个步骤才能酿成
酒。曲能把糖化和酒化结合起来同时进行。利用曲来酿酒，是我国特有的酿
酒方法。几千年来，制曲技术得到不断发展，新曲品种续有发现。酿酒技术
本身也以原料的不同和比例的差别而有种种方法。到明代《本草纲目》中已
记载有 70 种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了。在欧洲，到 19 世纪 90 年代才从我国的
酒曲中得出一种毛霉，在酒精工业上建立起著名的淀粉发酵法。
《夏小正》和物候知识
《夏小正》中所描述的天象，可能反映了夏代的一些天文历法知识。其
中有年内各月里的早晨或黄昏时北斗斗柄的指向和若干恒星的见、伏或中天
等的记载，而且还把这些天象同相应的物候揉合在一起，构成了物候历与天
文历的结合体。后世的《月令》等都是承袭《夏小正》的体例而加以发展的。
物候知识是人们对自然界的动植物与环境条件的周期变化之间所存在的
关系的认识，是在对大自然的不断接触和观察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由于农
业生产的需要，物候知识很快积累起来。早期进行农业生产，人们主要根据
物候的变化来掌握农时。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丰富物候知识的著作《夏小
正》中记载有许多物候、天文和与之相对应的农事活动。
远在 3 千年前，我国的物候观测内容已很丰富。在植物方面，对木本和
草本植物都有观察记录，如正月记：柳树抽出了茅荑花序，梅、杏、山桃孕
蕾开花了；对于鸟、兽、虫、鱼等动物也有所注意，如正月：大地回春，田
鼠出来活动了；野鸡鸣叫，雌雄要求配偶了；鱼儿由水底上升到近冰层的地
方；农田害虫蝼蛄叫了。关于三四月份时常出现的旱情和七月份常有雨潦，
以及各月天象的记载，也都很有意义。《夏小正》采用的是夏历，和我国现
在民间常用的农历月份相当，其中的正月即阳历 2 月。书中记载梅、杏和山
桃在正月开花，又提到淮、海和 （扬子鳄）等，说明当时观测的物候可能
是淮河至长江沿海一带的情况。
初期医学知识与汤液
奴隶社会初期的医药知识，可能仍处于巫和医不分的原始阶段，到了商
代中叶，已经有了初步发展。甲骨卜辞中关于疾病记载的资料有近 500 条之
多。这些卜辞虽是奴隶主贵族们得了疾病占卜疾病能否治好的迷信活动的产
物，不过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疾病的认识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
时医药卫生的水平。据研究，殷墟甲骨文中涉及的疾病有头、眼、耳、口、
牙、喉、腹、鼻、足、趾、产等十多种部位，称作“疾首”、“疾口”、“疾
目”、“疾耳”、“疾齿”“疾身”、“疾足”等。至于病名，见于卜辞中
的有外感头痛的“风疾”，有传染性的疟疾等。关于起病的原因，从卜辞看，
总起来有 4 个方面：一是天帝、祖先所降，次是鬼神祟祸，再次是妖邪之蛊，
又次是气候变化的影响。治疗疾病的方法，或是由“巫”进行祭祀祝祷等迷
信活动，以祈疾病痊愈，或是用药物进行治疗。“巫”除主持占卜和祭祀仪
式，以便和人们幻想中的神灵世界进行某种联系之外，还兼给人们治病。就
是说，在商代，医和巫、治疗和迷信活动、科学与反科学经常混合在一起，
不能分开。
西周时期的医药知识比商代又有进步，首先表现在医和巫已分开了，还
建立了一套医政组织和医疗考核制度：“医师”总管医药行政，并在年终考
核医生们的医疗成绩，来定他们的级别和俸禄。
关于商代的医药知识，应提到汤液的使用。汤液是中药中的重要剂型之
一。晋代皇甫谧《甲乙经》序文中说：“伊尹……为汤液。”伊尹是辅佐商
场建立商朝的著名人物，他出身于家庭奴隶，是司厨有莘氏的养子。把汤药
的采用，完全归之于某个人物的创造，这显然是错误的，但在烹调食物的过
程中，逐渐认识某些动、植物经煎熬后的汤液在医疗方面的效用，则似应为
必经之路。“汤液”的传说，还说明了汤液这个剂型的采用是很早的。
冶铁业的兴起
我国古代用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代。1972 年，在河北藁城县出土了一
件商代的铁刃铜钺。虽然其铁刃是以陨铁为原料，但它表明当时的先民们已
经对铁有所认识，而且已能够进行锻打加工并和青铜铸接成器，对陨铁的加
工和铸接，无疑都是在青铜冶铸作坊中进行的。我国人工铸铁技术发明于何
时，至今尚难断言，但这项技术至迟始于春秋。在春秋战国之际和战国早期，
冶铁术先后出现了三项重大的发展，它们是：
（一）生铁冶铸技术。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周敬王七年（公
元前 515 年），晋国铸造了一个铁质刑鼎，把范宣子所作的刑书铸在上面。
生铁的冶炼在冶金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欧洲一些国家在公元前 1000
年前后已能生产块炼铁，公元初，罗马人已偶能得到生铁，但多废弃不用，
直到公元 14 世纪才使用铸铁，其间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发展道路。而我国古代
只用较短的时间，就实现了这一技术突破。
（二）1976 年在湖南长沙出土了一口春秋末期的钢剑，经取样分析，它
所用的钢是含碳量 0．5％～0．6％的中碳钢，剑身断面可以看出反复锻打的层
次。这一新技术的出现给人们提供了比铁更为锐利、坚韧的原料。它对于农
具、手工工具，尤其是兵器质量的提高，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铸铁柔化术的出现。对洛阳水泥厂战国早期灰坑出土的铁锛和铁
鎛的考察表明，它们都是生铁铸件经柔化处理而得的产物。铁锛是经过较低
温度退火得到的，它是白心韧性铸铁或铸铁脱碳钢件的前身或初级阶段的产
品；铁鎛则是经较高的退火温度和较长的退火时间处理的，是迄今为止我们
所知道的最早出现的黑心韧性铸铁铸件。欧洲到 1722 使用白心韧性铸铁，黑
心韧性铸铁在 19 世纪于美国研制成功，而我国在战国时期已能生产这两种高
强度铸铁，比欧美要早两千年以上。
春秋末和战国初年，冶铁业还主要集中在几个地区，而在战国中后期，
冶铁业则已在十分广大的地区普遍建立起来，成为手工业最重要的部门之
一，其生产规模也大为扩大。如山东临淄的齐国故都冶铁遗址的面积达 40
余万平方米。这时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冶铁手工业中心，如宛（今河南南阳）、
邓（今河南孟县东南）、邯郸等等，出现了魏国的孔氏、赵国的卓氏、齐国
的程郑等一批因冶铁致富的大铁商。铁器的使用推广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
面。
都江堰工程
都江堰在四川灌县，是世界闻名的古老而宏伟的灌溉工程。它是秦昭王
（公元前 306—前 251 年）时，蜀守李冰领导人民修筑的。李冰学识渊博，
精通天文地理，对岷江的水量变化和附近的地形以及如何开渠引水、灌溉农
田都相当了解。都江堰由分水工程、开凿工程和闸坝工程组成一个有机的整
体。所谓分水工程，即在灌县西北的江心洲筑分水鱼嘴，把岷江一分为二，
东面为内河，供灌溉之用，西面为外江，是岷江本流，沿江筑有堤防，鱼嘴
和堤防的修筑均就地取材，用装有卵石的大竹笼垒筑而成。开凿工程则是在
前人，即约早于李冰二三百年做过蜀相的孔明所修工程的基础上进行的，它
使内江有足够的水通过宝瓶口流入成都平原上密布的农田灌渠。闸坝工程则
包括调节入渠水量的溢洪道——飞沙堰和“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
的一整套闸坝设施。三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工程系统。在内江引
水口还“作三石人，立三水中”，这些石人显然起着水尺的作用，由此可以
测知内江的进水流量，为整个工程系统的水位调节提供依据，以达到周密合
理的灌溉、防洪，分配洪、枯水流量的目的。
都江堰的兴建，使成都平原大约 300 万亩良田得到灌溉，从此“水旱从
人”、“沃野千里”，使四川自古成为“天府之国”。即在今天，都江堰仍
发挥着巨大的水利作用。
《考工记》与手工业
随着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人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生产更多更好的手
工业产品，手工业内部分工的细密化和手工业技术的规范化与科学化，就成
了这一时期手工业发展的突出特点。春秋末年齐国人的著作《考工记》就很
好地反映了这一发展趋势。
据《考工记》称，当时“国有六职”——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
农夫和妇功，表明手工业者在社会上占有较重要的地位。他们担负着各种手
工业的生产任务。据《考工记》所载，当时的官府手工业包括有 30 项专门的
生产部门，“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
工五，搏埴之工二”，它涉及运输和生产工具、兵器、乐器、容器、玉器、
皮革、染色、建筑等项目，每个项目又有更细的分工，如车辆的制作，除所
谓“车人”外，还有专门造轮子的“轮人”，专门制车厢的“舆人”等。这
种官府手工业生产专门化，内部分工越来越细的倾向，是手工业生产发展的
结果，反过来，它对手工业技术的提高与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又有着
深远的影响。
《考工记》记述了 30 项手工业生产的设计规范、制造工艺等技术问题，
是一部有关手工业技术规范的汇集。这显然是从大量的直接的生产经验中总
结出来的，对手工业生产有一定的制约和指导意义，是手工业生产发展到一
定阶段上的产物，代表着当时技术发展的水平。更为可贵的是，作者不拘泥
于一般经验的叙述，对其中若干技术环节还进行了科学的概括，力图阐明其
内在的科学道理，使人们的认识向前推进一步。
《山海经》与地理学
《山海经》由山经、海经和大荒经组成。其中山经写成时间大约在春秋
之末，海经和大荒经是后来陆续增补而成的。山经从取材、内容到结构都比
较朴素，它是首次对超出黄河和长江流域之外的广大地区进行自然环境方面
的综合概括的文字。它按方位把这一地区分为东西南北中 5 部分，各部分以
山为纲，展开叙述，其中以河南西部作为主要部分的“中山经”叙述最详。
山经又详略不一地论述了各山有关位置、水文（包括河流的发源、流向、
湖泊、沼泽等）、动植物（包括其形态性能和医疗功效）、矿物特产（包括
产地、色泽等特点）以至神话传说等的情况。
海经和大荒经的内容因传闻和神话较多，在地理学上的地位不如山经重
要。
《黄帝内经》
正是在无数医学家的临床实践和不断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在战国晚期出
现了一部内容丰富的医学理论著作《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它
既非记述一时之言，又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一个时代医学进展的总结性巨
著。《内经》包括《素闷》和《灵枢》两部分，共 18 卷，162 篇。它以人体
解剖、生理、病理、病因、诊断等基础理论为论述重点，兼顾针灸、经络、
卫生保健等多方面的内容，为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广泛的基础。
《内经》认为人体器官各有不同的功能，它们既相区别又相联系，构成
一具有机的整体。这种整体观认为，人体某部分发生病变，可以影响到整个
身体或其他器官，而全身的状况又可以影响到局部的病理变化。《内经》又
把人体放在一定的外界环境中进行考察与研究，在论及医学的几乎所有基本
问题时，处处结合四时季节、地理水土、社会生活、思想情绪等方面的变化，
形成人体与外界环境相互感应的观点。这些整体观念是《内经》，也是中国
传统医学指导临床实践的重要思想方法之一。
在祖国医学史上，《内经》占据有重要的地位，它初步建立了祖国医学
的理论体系，一直指导着中医的临床实践。历代出现的许多著名的医学著作
和有创见的医学流派，为祖国医学增添了新内容，但就其学术思想的继承性
来讲，主要是在《内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直到今天，研究和学习《内
经》，对于继承发扬祖国医学宝贵遗产，仍有着重要的意义。《内经》作为
一部科学名著，早已引起了国外医学科学家的重视，它的部分内容，已相继
译成日、英、德、法等国文字。
《墨经》中的科学知识
墨家是战国前期兴起的一个学派，是手工业小生产者在政治上的代言
人。它的创始人墨翟（约公元前 478—前 392 年），鲁国人，在科学上也有
很深的造诣。《墨经》记录了当时墨家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是墨家的主
要著作。
墨家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光学、力学、数学等方面。
光学知识：墨家从光的直线传播原理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对针孔成像，
影子的生成等光学现象进行实验、观察和分析，做出了科学的说明。
力学知识：《墨经》从科学角度分析了杠杆平衡的有关问题，得出了有
关力和力矩概念的定性总结，还对浮力原理做了朴素直观的描述。
几何学知识：《墨经》对一系列几何概念也加以抽象概括，做出了科学
的定义。如用“同高”定义“平”，用三点共线定义“直”，对点、线、面、
体都有说明。
古代科技体系的形成——秦汉时期
农业与《汜胜之书》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的农书共有 9 家 114 卷之多。其中 2 家
为战国时的作品，其余 7 家都为西汉时期的新作，这说明农业科学技术的总
结工作受到了重视。汉代农书基本上都散失了，现存的《汜胜之书》也只是
辑佚本。《汜胜之书》主要记载和总结了陕西关中地区劳动农民提高单面积
产量的经验和发明创造，反映了农业科学技术的新进展。
《汜胜之书》总结了农业生产 6 个基本环节的理论和技术问题。它把整
个农作物栽培过程当做一个有机整体加以研究，指出“趣时（及时耕作）和
土（土地的利用和改良）、务粪（施肥）泽（保墒灌溉）、早锄（及时中耕
除草）早获（及时收获）”这六个不可分割的、达到丰产丰收的基本环节，
并对之作了具体的阐述。
该书还总结了禾（谷子）、黍、麦、稻、豆、麻（大麻）和桑等十多种
农作物的栽培方法。在研究各种农作物生长的特殊规律和一定的生长条件的
基础上，对自整地、播种、田间管理直至收获的方法，均做了各不相同的论
述，从而奠定了我国古代农书传统的作物栽培各论的基础。
生产工具和兵器铁器化的完成
秦汉时期，铁器和冶铁术在包括边远山区的广大地区得到了使用和传
播。考古发现表明，西汉初年铁制农具和工具已经普遍取代了铜、骨、石、
木器，在西汉中期以后，随着炒钢技术的发明，锻铁工具增多，铁制兵器也
逐步占了主要地位，到东汉时期，主要兵器已全部为钢铁所制，从而完成了
生产工具和兵器的铁器化进程。西汉中期以前出土的铁器种类较战国时期有
所增加，其突出的特点还在于形制进一步成熟，并有加宽加大的趋势。这同
西汉前期整个社会生产处于恢复与提高的总趋势是相一致的。
西汉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铁器种类急剧地增加，如灯、
釜、炉、锁、剪、镊、火钳以及齿轮、车轴等机械零件都涌现出来。东汉时
期更是如此。这说明在西汉中期以后，钢铁生产在质和量两个方面都有了重
大的发展。这同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国防的需要以及冶铁术的进步有密切
的关系。汉武帝于公元前 119 年采取的由国家统一经营冶铁业的政策，使人
力、物力和财力比较集中，生产技术还可以较快地在较大范围内得到推广和
交流，对钢铁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由于官营有时也造成为追
求数量而粗制滥造等弊病。
其时所设 49 处铁官，分布在今陕西、河南、山西、山东、江苏、湖南、
四川、河北、辽宁、甘肃等省，它们成为钢铁生产的基地。到汉元帝时，“诸
铁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以上”，这是冶铁采矿业规模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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