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学生百科全书-第50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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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几家医学杂志上发表见解，认为拿破仑曾经在远征埃及和利比亚时便染
上了一种热带病，虽然后来已经治愈，然而在流放期间，导致旧病复发，从
而夺走了他的生命。还有人以十分肯定的口吻认为拿破仑死于圣赫勒拿岛上
猖獗流行的肝病。
　　　　　关于拿破仑死于毒害的看法，最早流行于法国人中间。因为英国人视拿
破仑为“刽子手”和最可怕的危险人物，对自己控制下的囚徒，他们绝不会
放过置之于死地的机会。法国人出于对自己民族杰出的英雄的爱戴，产生这
样的怀疑，从感情上讲是情有可原的。然而，这决不是证据确凿的科学论断。
　　　　　至于不久前美国医生提出的拿破仑是因为男性激素严重障碍而死的新见
解，也只能是一个看法而已。
　　　　　1982　年初，一个震动法国，在西方史学界引起轰动效应的结沦诞生了。
瑞典医生、毒物学家斯坦·福舒夫伍福，在他撰写的《谁是杀害拿破仑的凶
手》一书中声称自己曾翻阅了全部有关拿破仑的回忆录，认真研究了拿破仑
的病历档案，以大量的“史料”、“科学的凭证”，并以弄到的拿破仑的几
绺头发的化学分析中，测定出受害人体内砷的含量是正常人的　13　倍。由此，
他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拿破仑是被凶手用小剂量的砒霜使之慢性中毒而死
亡的。
　　　　　为了证实这一结论的可靠性，这位瑞典医生还对曾经生活在拿破仑身边

的人进行了逐一分析，找到了实施这一计划的重大嫌疑人犯，那就是他过去
的部下，一位在战场上毫无树，从不被他重视的蒙托隆将军。蒙托隆利用负
责拿破仑生活日用品供应的便利条件，在他专用的淡葡萄酒中施放砒霜，使
之日积月累，逐渐中毒死亡。
　　　　福舒夫伍德从大量的历史事件中证明蒙托隆完全有作案动机，一方面是
他与拿破仑的私怨，另一方面则是他受阿图瓦伯爵之命，充当拿破仑身边的
一名奸细，伺机进行谋杀，以消除波旁王朝因拿破仑的存在而导致的心理上
的恐怖与不安。
　　　　为了进一步证实上述看法的可信性，1994　年　6　月　20　日法国收藏家费舒
在“美国拿破仑研究会”10　名历史学家的协助下，将一个红皮饰盒，交给了
联邦调查局总部的情报官员。盒内是分成　8　绺的　220　根拿破仑的头发。随后，
加拿大医生威达尔也提供了第　9％绺头发。他们希望联邦调查局能辨别真
伪，并运用高科技手段对这些头发进行脱氧核糖酸分析及“原子吸收”化验，
以解开一度称雄欧洲的拿破仑是否惨遭谋害之谜。人们正拭目以待这一研究
成果的问世。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生死之谜
　　　　　　　　　　　　　　　　　　　　　　
　　　　1864　年　1　月　20　日，一位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叫费道尔·库兹米奇的　87
岁老人与世长辞了。商人克罗莫夫出资安葬他后，并在他的墓前竖起了一座
十字架形的墓碑，上刻“这里安葬着伟大的长老，上帝的选候费道尔·库兹
米奇”。而“上帝的选候”，正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战胜法国皇帝拿
破仑一世后正式接受的称号。这位神秘的老人是谁呢？难道他就是曾经叱咤
风云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吗？至今还没有一位史学家能以确凿的证据，作出
肯定的回答，只能从一些疑点中作出自己的推测。
　　　　　　　
　　　　弑父自立的俄国沙皇
　　　　　　
　　　　1801　年，著名女沙皇叶卡特林娜二世的孙子亚历山大，发动宫廷政变，
推翻了他父亲保罗一世的统治，并杀害了他，从而取得了皇位，开始了自己
的执政生涯。他登上皇位后，对内，重用奸臣阿拉克切也夫，强化封建专制
统治；对外，穷兵黩武，恣意征战，在“神圣同盟”的旗帜下，干涉欧洲各
国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扮演了“欧洲宪兵”的角色。他一生的唯
一功绩，就是击败了拿破仑　50　万大军的入侵。他的声名因此也远播欧洲大
陆，成为叱咤风云的一代俄国沙皇。
　　　　然而，他的暴政，他的倒行逆施，却激化了国内的各种矛盾，导致朝政
腐败，民怨沸腾。他的统治，正处于穷途末路。在一道“圣谕”中他写道：
“根据传闻，自由思想或自由主义的可怕精神已经至少在军队中传播。”这
时，恰逢莫斯科洪水泛滥，房倒屋塌　500　多人因此毙命。与此相似的洪灾，
在亚历山大出生的那年也曾发生过。这种巧合，使他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
视之为“上帝对自己的惩罚”。因为杀死父亲的罪行，多少年来，一直萦绕
在他的心头。
　　　　精神濒临崩溃的亚历山大，为了摆脱内心的忧惧，决定偕同皇后伊丽莎
白去亚速海岸一个叫塔冈罗格的小镇去休养。不久，俄国皇室发出讣告：沙
皇陛下在休养地因病驾崩，终年　47　岁。
　　　　对于亚历山大的突然去世，人们不得不联想到他在卫国战争胜利以后的
一些反常的心理状态和表现。这以后，他似乎失去了往日的自信和骄傲，变
得逃避现实，笃信宗教。沉郁的心绪总是像魔鬼一样缠绕着他。有人把他的
这种突变归结为两个方面的原因。杀死自己的父亲后，造成长期以来的内心
愧疚，使他终日惶恐不安；国家的内忧外困，穷途末路的政治形势，使他心
力交瘁，而又无力回天。不管怎么说，种种迹象表明，这时他的精神已经濒
临崩溃，也许这是他到塔冈罗格镇去休养的真正原因。他似乎看破了红尘，
厌倦了政务，向往着无忧无虑的山林隐逸生活。
　　　　　　　
　　　　是驾崩还是驾返山林
　　　　　　
　　　　亚历山大一世驾崩后，给当时的人们就留下了许多疑谜。
　　　　首先，人们不解的是既然要去“休养”，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僻远的小
镇？那里濒临亚速海滨，水质浑浊，腐臭逼人，背后又是无边无际的草原，
风沙蔽日，萧瑟凄凉，实际上是囚犯们的流放之地。在皇后还未到达这里之

前，亚历山大亲自参加体力劳动，他并对侍从们说“要习惯过另外一种生活”。
这句话的弦外之音，难道不能引起人们的深思吗？
　　　　其次是沙皇的病情报告。据说他是　10　月末来到乌龙佐夫伯爵邑地的。路
上喝了一杯伏牛花果子露以后，他便患病了。11　月初回到塔镇，经医生全力
诊治，他的病情有了好转。但有的记载又说他病情日趋恶化。然而，10　天后，
人们却突然听到了沙皇驾崩的噩耗。如果沙皇是因病医治无效死亡，那么怎
样解释下面的现象？他　19　日病逝，然而死亡证书却发布于　32　小时以后，而
且被召的　10　名医生中只有　2　名在证书上签了字。病情报告中所述亚历山大病
况，又多处与实际情况相悖。证明书中说他患的是间歇热，因而肝脾肿大，
但沙皇实无此病。
　　　　其三，是沙皇尸体的奥秘。两天后，即　21　日，人们参加了他的尸体防腐
典礼，然而，死者的面目已经完全腐烂。人们已无法辨认出这位昔日沙皇的
仪容了。次日，棺木便被禁止打开，而且灵柩迟迟不能运回首都。种种迹象
都显得不合常情，令人疑窦丛生，百思不得其解。人们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
沙皇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
　　　　　　　
　　　　从乌拉尔到西伯利亚
　　　　　　
　　　　就在亚历山大去世不久，有关他驾崩的街谈巷议便沸腾起来，人们绘声
绘色地讲述着种种传奇故事，情节离奇，形象逼真。
　　　　有人说沙皇并没有驾崩，而是搭乘一艘英国游艇，到耶路撒冷朝圣去了；
有人说沙皇已秘密前往美洲隐居。千奇百怪的传闻与猜测，本来不足引起人
们的深信，然而一件证据确凿的事实，则为这些故事的可信性提供了一个有
力的佐证。1921　年，苏联发掘亚历山大的墓葬时，发现里面的尸骨不翼而飞。
据此，历史学家设想，这位驾崩沙皇的“替身”尸体已被悄悄运走了。
　　　　看来，沙皇也许未死，然而，他又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10　年后的一天，在乌拉尔山区的一个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位雍容高雅、
仪表超俗、自称费道尔·库兹米奇的老人。经警察盘问，他声称对自己的一
切毫无所知。于是，他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在这里，他居无定所，含辛茹
苦，生活十分艰难，后由一位富商克罗莫夫的资助才有了自己的小屋。他学
识渊博，待人宽厚，深得当地群众爱戴。这期间，他潜心研读圣经，领悟透
彻。与朋友交谈间，人们发现他对当代的政治事件了如指掌，对一些名人的
事迹如数家珍。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俄军开进巴黎时的盛况，甚至能一个一个
地说出当时沙皇身边的随员。人们相信，这位名叫费道尔·库兹米奇的老人
一定曾与政界要人有过密切的交往。一次，一位退役的老兵看见他后，竟失
声高叫：“这是我们的皇上，我们的父亲亚历山大·巴甫诺维奇！”然而，
对这位老兵的失态行为，费道尔·库兹米奇立即给予了制止。有人说他在某
段时间内常收到一个名叫玛丽·菲欧多果夫娜（这是亚历山大一世母亲的名
字）的女人寄来的钱和衣物。还有一位农民说伊尔库茨克的主教曾亲自来看
望过他，并和他作了长时间的交谈。
　　　　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人们深思。据说他收养了一个孤女，很像亚历山大
与其情妇的孩子。当村民们为她说媒时，总遭到养父的阻拦。他说：“你比
农民的身份高，将来可以嫁一个军官。”他介绍养女走访了名门望族和沙皇
尼古拉一世。沙皇接见了她，并询问了其养父的情况。后来，这位养女果然

嫁给了一位军官。
　　　　上述种种迹象表明，费道尔·库兹米奇，决非像他自称的那样，是一位
普通的流浪汉，恰恰相反，他是一位出身显赫、大有来历的人物。
　　　　　　　
　　　　两件发人深思的后事
　　　　　　
　　　　1864　年　1　月　20　日，费道尔·库兹米奇，以　87　岁的高龄寿终正寝。这位
神秘老人的故事至此本应划上句号了，然而他仍给后人甩下了两个发人深思
的“问号”。其一，一位曾参与医治亚历山大疾病的医生，从不参加　11　月
19　日纪念亚历山大之死的祷告仪式，而　1864　年　1　月的一天，他却亲自领着
大家为亚历山大的亡灵祈祷。他流着泪说：“沙皇这下真是死了。”其二，
在亚历山大二世办公室的墙壁上，有人看见不知何故，却挂上了费道尔·库
兹米奇的画像。
　　　　一切都很清楚了。亚历山大一世是死是活，那位神秘的费道尔·库兹米
奇到底是谁？大家自然可以作出判断。历史学家是决不会轻率地向你提供任
何结论的。

　　　　　　巴枯宁《忏悔书》揭秘
　　　　　　　　　　　　　　　　　　　　　
　　　　19　世纪　30　年代，出身于俄国贵族家庭的巴枯宁（1814—1876），被卷
入了正在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成为鼎鼎大名的政治投机家、无
政府主义的理论家、思想家，并进而堕落成为破产小生产者的政治代表。他
混迹于无产阶级运动中，在斗争中不时向沙皇进行暗探式的告密；在斗争的
严酷时刻，更心甘情愿地接受沙皇的收买。对于他的种种叛徒行为，尽管马
克思、恩格斯早有怀疑，但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充分的证据，因此只能
在《社会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书中，清算巴枯宁在第一国际中的反
革命活动，揭示他历史上的许多疑点。书中曾借用《哨兵报》的话说：“即
使你不是被收买的暗探，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无论哪一个被收买
的暗探也不能比您造成更大的危害。”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在没有确凿证
据的情况下，也只能从他的行为对革命所起的破坏作用方面进行批判。
　　　　然而，巴枯宁是否是货真价实的革命叛徒，直到他去世　45　年后，即　1921
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才从沙俄政府第三厅的档案中，查到了巴枯宁亲笔
撰写的《忏悔书》，巴枯宁是否叛徒的历史之谜才被解开。人们这才看清了
当年这位混迹革命运动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原来是匍伏于沙皇脚下的无耻
叛徒。
　　　　　　　
　　　　虔诚的感恩戴德
　　　　　　
　　　　巴枯宁于　1849　年　5　月　10　日，在萨克森的德累斯起义中，因失败而被捕，
1851　年引渡回国，被沙皇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狱。6　月　28　日，沙皇尼
古拉一世为了瓦解革命力量，派奥尔洛夫伯爵到监狱劝降。在这生死考验的
关键时刻，巴枯宁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颅。他同意“毫不羞耻地采取灵活的
方式”，写一份虔诚的《忏悔书》。通过长期的精心创作，他果真实现了自
己的诺言，一份长达　10　万言的叛徒自白书出笼了。
　　　　在《忏悔书》的开头，他虔诚地向沙皇表示悔罪，并乞求怜悯和宽恕。
他说：“……陛下啊！我不配得到这种宽恕，我一想起过去妄自评议皇帝陛
下时，就感到惭愧。……
　　　　“……因此，我祈求上帝提示我以纯朴、真挚、诚恳和毫无矫揉造作的
话语，使我能博得皇帝陛下的怜悯。”
　　　　　　　
　　　　卑鄙的献媚取宠
　　　　　　
　　　　自称为“俄国志士”、与沙皇不共戴天的巴枯宁，在谈到他之所以低头
认罪，痛改前非时，竟称自己的政敌为“慈父”，自己是受了慈父般皇恩的
感召和受到俄国现实的教育后才下决心这样做的。他说：“陛下，我无法表
达，在我刚进入俄国国境时（指引渡回国时）受到的那种高尚的、人道的、
宽宏大量的待遇时……，如何深受感动！我原先预期的是另一种接待，我的
所见所闻和从波兰王国到彼得——保罗要塞的途中所经历到的一切，都与我
的担忧绝然相反。”他还说自己“所说所写的有关俄国政府的残暴”是“谣
传”，“使我第一次对自己过去的想法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并痛骂自己
过去是在“进行诽谤”，彻底认识到“许多旧的偏见都是站不住脚的”。

　　　　为了表示他认罪的诚意，他发誓：“在这份忏悔书中对您决未隐瞒一个
错误、一桩罪行。”他声称自己已经“把整个灵魂向您和盘托出。”
　　　　　　　
　　　　痛心疾首求活命
　　　　　　
　　　　巴枯宁在他的《忏悔书》中，把他过去的反对沙皇的言行，说成是一种
“罪孽”。他说“您已经看到我的种种错误，看到我如何一错再错”，他还
将自己犯罪的过程写成一个公式：“由错误而铸成过失，由过失而演变为罪
孽。”
　　　　他痛心疾首地向沙皇忏悔：“总而言之，我明白，我个人的意图和行为
都是极其荒唐可笑和粗暴犯罪的。”他坦诚地指出，自己的所有罪行都是“反
对我的陛下，您；……反对我的祖国俄罗斯；……反对一切政治的和道义的、
宗教的和人道的法则！”
　　　　“我内心深处充分意识到，最主要的，我是反对您，陛下的罪犯，是反
对俄罗斯的罪犯。我的罪行理应处以极刑。”他还用了许多十恶不赦的词语
来咒骂自己，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乞求皇上饶恕他，留下一条性命，以期
在人世上苟延残喘。
　　　　　　　
　　　　向沙皇提供情报
　　　　　　
　　　　作为欧洲宪兵“总督”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之所以让他活下去的一个重
要原因是想从他的口里和笔下掏出特务机关从未获得且今后也不可能获得的
大量有关革命的核心机密。而巴枯宁强烈的求生欲望，又恰巧与尼古拉的想
法相吻合。各取所需，于是，一笔政治交易自然很快地成交了。
　　　　在《忏侮书》中，巴枯宁向沙皇报告了俄国、波兰、捷克、匈牙利、乌
克兰、奥地利、法国、德国、比利时、瑞士等国家和地区革命民主派的政治
思潮、组织形式和活动特点，泄露出欧洲各革命派别和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以及法兰克福议会、斯拉夫人大会的内部情况和存在的内部矛盾。他还详细
地叙述了　1848～1849　年欧洲各国革命的具体过程。由于他对沙皇的赤胆虔诚
与“和盘托出”，他的《忏悔书》得到了尼古拉一世的高度评价，他曾别有
用心地批转给自己的儿子阅读。批语是：“值得一读，非常有趣，颇有教益。”
　　　　　　　
　　　　共产运动的敌人
　　　　　　
　　　　巴枯宁在《忏悔书》中承认自己在法、德、比、英等许多国家结识过不
少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读过和研究过他们的著作和理论，但是他申明：
“本人从来不属于这类宗派、这类团体，而且与他们的事业，与他们的宣传
活动毫无关系”。他认为：“东方无论哪一块斯拉夫人的土地上——也许波
西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部分地区除外，共产主义既无地位，也无意义。”
他进一步诬蔑地说：“公开的共产主义团体的软弱性，1848　年在英国、法国、
比利时，尤其是在德国明显地表现出来。”除此以外，他还把攻击的矛头，
直指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胡说什么“要在现时每种著名的社会主义理论中
寻找荒诞无稽、自相矛盾、以及无法实现的东西，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因此，
没有哪一种现存的社会主义理论能够维持哪怕　3　天。”为此，他断然宣布与

共产主义划清界限。
　　　　　　　
　　　　矛头直指马克思
　　　　　　
　　　　为了博取沙皇的怜悯和欢心，他申明自己与共产主义者有不共戴天的深
仇大恨，并将罪恶的矛头直指科学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在《忏
悔书》中，他既承认自己曾参加过“一个由德国和比利时共产主义者和激进
的民主主义者联合组成的团体”，在谈到后来和他们中断联系的原因时，却
声称自己“不喜欢他们的作风和腔调，不同意他们的要求，因而引起那些共
产主义的人们的不满，甚至仇视。”还说他们对自己变节行为的批评“嗓门
拉得比别人高”，特别是布鲁塞尔的德国共产主义的领导人马克思，“由于
我不愿意做他们团体的勉强的客人，就比别人对我更加深恶痛绝。”他还指
责马克思在他主编的《新莱茵报》上对他“加以责难，似乎我以告密毁了许
多波兰人”。由于《新莱茵报》在民主派和工人中的巨大影响，造成了“所
有的人突然间到处大谈我的虚伪和叛卖行径”。
　　　　　　　
　　　　为沙皇出谋划策
　　　　　　
　　　　1848　年，波兰和德国的革命者联合起来，准备在波兹南发动反对沙皇统
治的起义。听到这一消息后，巴枯宁立即从巴黎赶去，准备抵制起义的发动。
在旅途中，当有人问及他是否参加这次联合行动时，巴枯宁斩钉截铁地说“绝
对不行！”并狂妄地表示：“德国人只要敢于在斯拉夫土地上踏一只脚，我
立刻就把他们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他声称自己的波兹南之行是“竭尽全
力反对德国人和波兰人那种不自然的反俄联合。”
　　　　作为一个泛斯拉夫主义者，他甘愿匍伏在沙皇的脚下，聒不知耻地表示
自己“深深地、深深地崇拜着圣上！”他出谋划策，建议沙皇去扮演斯拉夫
民族“救世主”的角色，并坚信，只要沙皇愿意举起斯拉夫人的旗帜，这些
民族就一定会“盲从您的意志”，即使是奥地利和普鲁士统治区所有讲斯拉
夫语言的人，他们也会“愉快地、欣喜地投入俄罗斯之鹰的巨翼”。他还预
料，沙皇的铁蹄将会“势不可挡地冲向万恶的德国人，而且冲向整个欧洲”。
　　　　不用赘述了。《忏悔书》的问世像一把钥匙，解开了一个长期以来困扰
人们的历史之谜：巴枯宁到底是人是鬼，是革命家，还是无耻的叛徒，人们
自然会作出公正的判断。还应该指出的是，当巴枯宁写完了《忏悔书》后，
在政治上便完全投靠了沙皇。从以后的所作所为看，他确实没有辜负主子的
宠爱与厚望。在他重新混入第一国际后，继续扮演着假革命，真内奸的卑鄙
角色，起着沙皇特务所起不到的破坏革命的作用。

　　　　　　　　隆美尔死因的疑案
　　　　　　　　　　　　　　　　　　　　　
　　　　历史的真相往往被一层令人烦恼的迷雾笼罩着。它使很多好人蒙受冤
屈，也使许多恶人误享殊荣。
　　　　纳粹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的被赐自尽后，很多人便据此给他戴上了一顶
迷人的桂冠，称赞他是反希特勒的英雄。然而，历史的真相果然如此吗？
　　　　希特勒的一员骁将
　　　　被誉为“沙漠之狐”的隆美尔，原系普鲁士陆军军官。从第一次世界大
战结束后到　1933　年希特勒上台期间，他先后担任过驻斯图加特某步兵团射击
连连长和德累斯登步兵学校教官。他以忠诚和卓越的军事才能得到上司的青
睐而逐步升迁。
　　　　希特勒上台后，隆美尔受到特殊的宠信，曾多年负责他的安全与保卫工
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被委以独当一面的重任。这位被宠信的将军
也确实没有辜负主子的厚望。1940　年初，他担任第七装甲师师长，奉命入侵
法国，击退英法联军，直抵英吉利海峡。他后又率军恢复北非局势，先后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