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老舍-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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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馆》前后

　　作者：林斤澜

　　前辈作家大都在他们的青年时期，二十年代尤其是三十年代，达到了他们自己的写作高峰，不少作品成了他们终生的代表作，有的还成了那个时期的标志。

　　建国以后，前辈作家又大都正在盛年，或前点或后点都应是写作行业的丰收时期，又大都积极到点到为知，若从经历种种运动的精神来看，可以说做从善如流。

　　四十多年过去了，前辈先后安息了。我们后来人也年事日增，见的世面日多，头脑不免冷静起来。觉得前辈作家后期的努力，极少超过前期的成就。有的显然滑坡，不能自拔。有的间有佳作，终不成气候。有读万卷书，有行万里路，有二者得兼，兢兢业业，付之东流。

　　研究家们和作家一样糊涂，近年可以看得清楚了吧，也还难说。倒是有一些作家自身一己的反思，触目惊心。老舍先生有例外的壮举，那是话剧剧本《茶馆》。有人恭维老舍是“劳动模范”、他紧密配合运动，主动完成任务。有人称赞老舍先生“不避败笔”，写了不少不能再演的剧本，不堪再读的文章。可是，忽然，出了个《茶馆》。《茶馆》是他个人漫长创作生涯中的高峰，也是五十六十年代剧作界的高峰，是前辈作家中少见的后期超过前期的高峰。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诸多艺术家通力合作，导演表演都上了高峰。这高峰那高峰，成了北京人艺的保留节目，老人艺的风格发挥极致的王牌剧目。

　　因此，《茶馆》的出现，有好些个叫人思索的方面。比方说，这高峰那高峰的作品，却是全世界只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独家演出。据说，也有别的剧院剧团想演来着，都没有演成。有一个电影演员剧团，算是业余演话剧，排过，在郊区剧场演过一两场。仅此而已。

　　那么这是“阳春白雪”了？可是北京人艺屡演不衰，不见得曲高寡和。

　　曹禺先生最初的代表作《雷雨》，当然也是高峰作品。在舞台上演了半个多世纪，大剧院小剧团，连中学校都可以演出，一上演差不离的都可看。

　　那么是“下里巴人”了？若论题材，偏偏《雷雨》写的是高层——可称贵族家庭。《茶馆》则是市井社会，三教九流。把这两个高峰放在一起，去侃雅俗之分与之共之事，且有得侃够。但这里只“点到为止”，暂时还有些别的题目要做。偶听康濯说起，开国之初，老舍从美国回来不久，一天，和作家协会几位负责人一起（康濯一一记得名姓），在北京饭店楼下客厅接待外宾。外宾走后，讲究喝茶的老舍指着茶水说，刚喝出味儿来，稍坐坐，聊聊（当时还没有作兴侃字）。品茶中间，可能就是由茶引发思路，老舍说起他在美国看了个戏出来，是夜里，是异国的马路，忽然想起古老中国的一个戏剧场面，可就一场，过后怎么也构不成一个戏。康濯的记性还是不错的，说，这场戏就是后来《茶馆》的第一幕。

　　过不多久，全国首次选举人民代表，因是“破天荒”，搞了个小小的叫做普选的宣传运动。论意义，不应当说“小小”。说它“小小”，是不整人，没有多少“过节过板儿”。

　　人说老舍不论大小运动，都积极配合，是写作行中的紧跟快手。这话也对也不对。他主张“文武昆乱不挡”，一段曲艺，一首顺口溜，一篇表态的千字文，用来“配合”各种大小运动。若写一台话剧，那是大作品，好比小说中的大部头。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反右倾，这些反字号的都是大运动，老舍没写过剧本。“普选”的运动“小小”，他欣然来写话剧，提起放下不罢休。

　　最初是以天津工商业家凌其峻一家为基础，派人帮着采访，向他汇报“素材”。

　　这个做法，有以为是“好莱坞方式”，那么是资本主义的，是右了。否，在极左时候，此法由“方式”升为“方向”，叫做三结合，即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前边把“雅”与“俗”的“难解”先放过一边，这里也得把“左”与“右”的“难分”先放下。

　　话说初稿写了出来，叫做《一家代表》，交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时候，“小小”运动已经过去了，别的大运动已露苗头，配合宣传告吹。剧院也曾开排，没劲，收了。这个稿子都写了些什么，现在大家印象模糊。和凌家原型有多少关系，也不清楚。

　　老舍主张天天写，写半天，哪怕写五百字，没有可写的也要硬写。因此，他常改废稿，过段时间再拿出来。这大概是没有可写的时候干的活吧。从前茶馆里贴着条子：“莫谈国事”，现在让人民来参政议政。这个思想没有放弃过。因此推测《一家代表》的稿本，有可能还会修改，或是改写。有一天，北京人艺的几位艺术家，在老舍那里看见一个本子。老舍把一些还没有完成的东西，或是一些想法与艺术家们商量，这种事情是有的。这一次艺术家们看见的是什么东西，事隔多年，记忆不一。但有一样，记得其中一场戏极好，希望老舍就这一场戏，写成一个剧本。

　　这一场戏，就是后来的《茶馆》的第一幕。

　　据说，《茶馆》初排时，第一幕东一句西一句，左一下右一下，导演十分为难。后来总导演焦菊隐精心调度，忽然浑然一体。多彩而不杂乱，节奏明快又一气呵成。

　　这东一句西一句的，是北京语言的精华。这左一下右一下是近百年京都生活的沉淀。所有这些，又都储存在作家心里，如酵如饧了许多年头。这才出现高峰，这高峰那高峰其实高就高在第一幕，后边两幕是由第一幕而来，托着衬着第一幕构成一个戏。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遇着多少周年，作纪念演出，把保留剧目各个演一场一段的时候，《茶馆》是整第一幕，不能够小段，不必要全堂。很对，这里是高峰之巅，就在这里，可穷千里目，可览众山小。

　　《茶馆》初演前夕，彩排时节，周恩来总理到剧院来看了排练，提了些意见。大意说这个戏是按历史时期写下来的，但时期的选择不够典型。应该是“五四”、“二七”年大革命、抗日、解放战争。讲完之后又连忙告诉大家，不要忙着告诉老舍，要讲还是他自己去讲，怕一传达倒不清楚了。这些话不只一两个人记得，老舍夫人的回忆文章中也提到。这样，就没有发生人仰马翻、连夜打补钉的情况。戏，如期上演。

　　如若照着修改，首当其冲的还是第一幕。要写一九一九年或一九二七年，以政治事件为核心。总理威信高，有口皆碑。这样高层的领导，自身有戏剧经历，很难得。提个意见又是商量，不是行政命令，不“我说了算”。这当然是很好的作风。因此可以设想，如果在写作之中，或在排练之初听到了这个意见，作家艺术家们会自觉自愿的奔赴这个命题，围绕这个意图，完成这个任务……第一幕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作家烂熟的血肉有的上不去了，努力啃起心中无数的骨头来了。

　　这是推测。是不是完全架空的呢？不妨看看诸大手笔的无米之炊。想想文艺自有规律。

　　有许多好条件，第一是好，第二是好，第三还是好。但，文艺那叫做规律的东西仿佛软硬不吃。

　　这个题目说到这里也先放下。

　　还有些事情也许是误会，也许是附会还是什么会，“……他是那十七年间唯一被当局表彰过的‘人民艺术家’……一九四九年以后有过多少整人、侮辱人的各种‘运动’呀，‘文革’以前的任何一次政治风雨都没有直接落到他头上……”

　　类似这样的说法不时听见，可是不合事实。

　　开国之初，文艺方面还没有全盘的设想吧，老舍率先写出了《龙须沟》，是颂歌唱响了的第一首。北京市在一个表彰会上，给了个“人民艺术家”。后来全国不照着苏联那样对待知识分子，给人民艺术家功勋艺术家这些称号，高工资高稿酬这些待遇。若从全国范围来说，岂能老舍一人独得。他们那一代作家，有一个固定的排名顺序。老舍曾以玩笑口吻说：“到了我这儿，就点点点了。”是说顺序提名到老舍，随后是省略号“……”。那时候的次序严格得很，因为是政治。

　　那年代文艺界流行一句自嘲的话，我们什么也不是，都是十二个月工资获得者。

　　“……‘文革’以前的任何一次的政治风雨都没有直接落到他头上……”为什么把话说得斩钉截铁？不了解情况吧也得想想可能性。实际上这位头上，几曾清净。“小小不言”的就不言，大件的好比五九年上头出了错，叫下边吃的药叫做“反右倾”，轮到文艺界又叫做“拔白旗”，那是动手术的意思了。北京市传达下来有两大白旗，一是老舍一是焦菊隐。成立了批判组，批判老舍的设在市文联。文章照例是连日赶写出来，划了版面，准备见报。下边始终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见报的事拖下来了。但口头的“风雨”，已经“落到他头上”。

　　《茶馆》第一次上演，赶上“大跃进”。报上几乎没有捧场的文章，口头议论大致是“缺少正面形象”、“调子灰色”、“怀旧、伤感”……当时忽然各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一天等于二十年”“吃饭不要钱”……剧院里演着王掌柜的牢骚，秦五爷的失败，常四爷的倒霉，演得自己也犯嘀咕，整是不搭调，自动悄悄收敛了。

　　接着全国饿肚子，后来为了恢复元气，有过“小阳春”，《茶馆》又探头探脑的演出了。这第二次上演，有一些叫好的反响。但大家还很谨慎，口头说说可以，见诸白纸黑字的很少。

　　“小阳春”原是小气候，不多久，又抓阶级斗争了。剧院又自动把《茶馆》收起来。上一次收时，嘀咕的是调子灰色，正不压邪，年代不确……这一次的风声，已经有为资产阶级树碑立传了。不但秦五爷，连王利发王掌柜的也是资本家了。“文化大革命”的“先声”已经“夺人”了。

　　有的研究家研究到这个戏的排练与演出中间，导演与表演艺术家群策群力作出贡献。比如语言——话剧的话上，更加北京化，口语化，生动化。这方面的研究有了些文章。另一方面，演着演着自己都嘀咕起来，艺术家们想方设法小修小补，希望避免沉船的大难。这些个还没有看见文字记述。比如早就觉出来结尾阴暗，是挨揪的辫子。就贴膏药；撒完了纸钱，王掌柜自寻了结去了，让“硬汉子”常四爷往外跑，到了街上，遇见学生“反内战”“反饥饿”游行，受了感动，返回“茶馆”，贴起革命的标语来。……演了演，不搭调，救不了什么，又放弃了。

　　随着“文化大革命”到来，这个戏当然是毒草。为资本家树碑立传也不够了，是为封资修唱挽歌，向新社会反攻倒算。既是挽歌，结尾中撒纸钱又唱又跳的一场，就成了“要害”，蝎子尾巴，黄蜂尾上针。主演王掌柜的于是之心中不安，“交待”问题道：《茶馆》原来没有这场戏，有回老舍向演员们征求意见，是于是之他提出来结尾秃了点儿，演到这里没事儿不好演了。老舍这才想出了撒纸钱来的，不能全赖在人家身上不久，老舍走进太平湖水中。传说打捞的人说，在湖底立着。

　　《茶馆》也没有了“票房价值”，也立在太平湖中了。全民族做了十年恶梦，梦醒，走进开放改革的新时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不会忘记老舍的戏，不过也先演演《女店员》什么的，探探路子，而后重整旗鼓，原班演员演出《茶馆》，得到观众的呼应。可惜剧作家和总导演都死于非命了。

　　也还有人不知是左视还是右视，总之不能正视舞台。随着开放就会有外国的文化交流，欧洲国家选择剧目竟挑上了《茶馆》。向来出国演出以杂技魔术居多，从来没有过话剧，尤其是《茶馆》这样的戏。后来得到高层领导的批准，办理出国手续的官员办是给办了，还说了句“长官意志”，表示他的无奈。

　　在欧洲的演出无疑是成功的，评价得到高品位。在国内又屡演不衰，产生了屡演屡看的观众。人艺的代表作，人艺的风格，这高峰那高峰的说法也逐渐成为公论了。

　　这是八十年代。这是个五十年代的戏。

　　五十年代是哪几位艺术家，跟老舍说，他的草稿中有一场戏很好，示意照这一场写一个戏。现在说不清这几位是谁？谈话时都有谁谁在场？老舍怎样思考又怎样回答？几十年过去了，作家和导演作古了。

　　可是，当年就传出来一句话，这句话不胫而走，到了有心人耳朵里，牢记不忘。确实有过这么句话，老舍听了意见，说：

　　“那就配合不上了。”

　　老舍老在配合，配合婚姻法，配合选举代表，他是要宣传从“莫谈国事”到“参政议政”的。若照艺术家们说的写下去，配合什么呢？

　　现在看来，他那不少“配合上”的戏，都不能上演了，上演也没有观众了。偏偏这个“配合不上”的，还在舞台上放光采。这句“配合不上”的话当年为什么流传开来，为什么入耳还入脑，恐怕不单单是有些人敏感一些，对配合“具体的直接的临时的”政治任务，觉着有碍文艺的创造。那样的配合，其实是图解，图解会产生公式化概念化。说到图解，却又不简单。到了新时期；我们不去图解政策了，为什么还会去图解别的思潮、新来的观念，那也是一种配合。当前市场经济的浪潮起来了，文艺上努力配合的表现还少吗？“那就配合不上了。”这句话提出来的问题，是这篇文章前后提到的这个那个之中，最有琢磨头的事。稍稍深入几步，就会碰着形象与观念，感性与理性，老舍自己当青年教授时候斥责过、当老年作家时候奉行过的文以载道，这些麻烦的原理能躲闪也好，只怕有躲闪不开的时候。

　　八十年代也匆匆过去了。九十年代之初，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五十年代上演《茶馆》的一代一台演员，在几十年磨炼中，都得到应得的表演艺术家的盛名。但也正如一句戏词上唱的：“少年子弟江湖老，红粉佳人白了头。”他们大都退了休，有的已经不上舞台不上镜头多年。但是《茶馆》呢，他们抖擞精神，为《茶馆》来了个告别演出。多棒！

　　有没有新的一代一台《茶馆》演员？还没有亮相。当我们由本世纪走进新世纪的时候，《茶馆》会不会还是保留节目？会不会还照着老世纪的规范演出？老规范会不会还受新世纪欢迎？《茶馆》当年，只有北京人艺独家上演，会不会永远只有这一代的一台了？目前，我们只好“念天地之悠悠”吧！

　　——我们吃下午茶去！

　　百年老舍

　　文／柴福善

　　老舍，顾名思义，应是老屋。京城丰富胡同19号，很传统的一座三合小院儿。虽然才修葺一新，但修旧如旧，依然是老屋。主人于49年前，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以100匹布买下的。再前是准呢？早不得而知。这座老屋，风风雨雨，经历了百年沧桑，事有千般巧合，这座百年老舍，其主人名字，恰恰就叫老舍，而且诞辰百年。值此之际，将百年老舍辟为纪念馆，来纪念文学家老舍先生。

　　纪念馆没有特殊标志特殊建筑，不显山不露水地悄然隐于一片普通民居中。我来时天又下着雨，虽不暴，也让我好一阵踅摸，才踏进纪念馆门槛。展厅里展示着老舍的生平，也展示着他各种版本的著作，《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享誉海内外。其中那本《出口成章》，为老舍生前最后编的一本书，是文学语言的论文集，有些观点、见解甚至是他一生写作经验的总结。我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再版时买到的，当时，才走出农家小院，正在文学小路上蹒跚学步，有满腔热情，而不知如何下笔，渴望读书，又盲目的不知所读。在这茫然之时，我读了《出口成章》，简直如获至宝，一读再读，使我基本明白了怎样运用语言。说到底，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创作应该有自己的语言，用自己的语言表现要写的东西，用自己的嘴去说自己的话，文学毕竟是生命的叙写与心灵的抒发。老舍主张，“句子短，用字活，”“写东西，写一句是一句”，“这一句到底说明什么，表现什么，我希望每句都站得住。”到现在我写文章，依然习惯于短句子，不能不说师于老舍。还有，要亲切，少用虚词，使文章更加精炼，气韵生动等等。书中，老舍多方面谈了文学修养问题。这本薄薄的小书，也许算不得作家的代表作，却值得初学写作者潜心一读的好书。作为语言大师，没有端着学问家的架子，而是献身说法，深入浅出，娓娓道来。现在，动辄就“高深理论”“时髦词语”的境况，这样普及读物似乎少有人作了。我深知，一个作家，艺术上的成功，恐怕最终要体现在语言上。而老舍书中的言，够我慢慢领悟一生了。

　　老舍非常喜爱花，也爱养花。他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因此，花开得大小好坏，都不再意，只要开花，对花他很有感情，看到一棵好花死了，会难过的流泪。所以，注定他无奇花异草，多是易活而不用精心管护的花。当然，不等于不管。不付出劳动，一棵花也不能养活。尤其他写作累了，把花鼓捣一番，便是极好的休息。每当秋天，他养上好多菊花，次第开放了，就热情邀请请朋友来，一同观赏，分享开放的喜悦。喜悦中，会把心爱的花拱手送人，毫不吝惜。其实，这一切都是老舍热爱生活的具体体现。在院内，他亲手栽下两棵柿树，一方水土下，一抹阳光里，已然枝繁叶茂，一嘟噜一嘟噜柿子，坠弯枝头。老画家于非闇曾为老舍绘“丹柿图”，并题语：“老舍家有菊花，见丹柿满树，亟图之。”清秋时节，地上菊花盛开，枝头柿子彤红，上下交相辉映，确是壮观，难怪触动了画家情怀。后来，老舍夫人胡青女士称这小院为“丹柿小院”，是否缘于此呢，仅是我揣测而已。

　　记得几年前我在平谷城街头，购得一本《奥斯特洛夫斯基传》，由青年出版社印行，当是今日中国青年出版社前身吧，标价人民币16，000元，1951年版。当时觉得版本有收藏价值，便随手买下了。回后发现盖有印章“舒”，刀工功力深厚，应是篆刻大家所刻，非是街头刻字者所为。下有签名“舒济”。仿佛老舍文章中写到过：在山东济南住了四载，有了第一个孩子，便起名为“济”。经联系，我终于见到舒济，原是老舍长女，现任老舍纪念馆馆长。她接过书，端祥半晌，说：“是我的，是我的。”当年风华正茂，而今已儿女成行，年过花甲，鬓角飞霜了。使我不解的，即是老舍家中之物，怎会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流落京郊街头呢？或许“文革”浩劫中散失，这多年来，不知又转了几人之手，最终总算物归原主，且保存完好，也算一桩奇迹了。细想那“舒”字，何尝不是老舍的名字？他曾在给别人的信中写到：“我的名字就是我的姓。以姓作名，舒字拆开来，是舍予，意思是‘无我’。我很为自己的姓名骄傲，从姓到名，从头到脚，我把自个儿全贡献出去。关键是一个舒字，舍什么，舍的是‘予’。我写书用的笔名老舍，也是保留一个‘舍’字，不是老‘予’。以姓为名，以名构成姓，都是围绕这个意思，这是我一辈子的信念。”其实，老舍的一生，就是舍掉自我的一生。无论抗日战争中，他舍掉自己的小家，参加抗战工作，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还是新中国成立，舍掉国外的优裕生活，参加新中国建设；直至最后，面对造反派的污辱，为维护人格尊严，毅然投身太平湖，舍掉了自己的生命，实践了他的诺言：“我至死守着这个‘舍’字，我的名字象我这个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为了正义，为了真理，老舍终归是老舍，而家人继续着他的诺言，把这座小院及老舍遗物一并捐献给国家，才有了这座纪念馆，我才能今天站在这座小院里，向大师致意。雨依然在下，屋檐淌下一排晶亮亮的水帘。我想，对于小院，是百年老舍，一道凝帝的风景，将永远屹立于北京街头；对于作家，是老舍百年，以其人格以其作品，将永远镌刻于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心头……

　　老舍的“俗”与“白”

　　文／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老舍最初是抱“写着玩玩”的心态写起小说来的，那时，他还“不懂何为技巧，哪叫控制。”只好“信口开河，抓住一点，死不放手，夸大了还要夸大，而且津津自喜，以为自己的笔下跳脱畅肆。”特别是人物描写上，有明显漫画化的趋向。这在他最早的三个长篇《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中，多有体征。不过，若撇开小说的思想艺术价值不谈，单论以纯熟的京白写小说，老舍1925年在伦敦写的第一个长篇《老张的哲学》，几乎就是上世纪20年代最好的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