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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老舍-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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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又想起了老舍先生》
京味儿老舍
鲁迅说过老舍“油滑”，叫我这半吊子北京人看，这是南方人对北京话的偏见，那不是老舍油滑，而是北京人就这么说话。老舍的作品有时给人感觉软，绕半天圈子不切题，正是有些失之厚道，舍不得，对北京小市民太热爱。他也没法儿不这样，那些人没一个外人，都是亲戚里道街里街坊的。
——王朔《我看老舍》
可爱老舍
老舍是一个讽刺小说家，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生的态度都以讽刺出之。然而决不如鲁迅那么刻薄，反而令人觉得他是一个可亲可爱的长者，这或者要感谢他那北方人的忠厚气质。鲁迅小说里没有一个好人，老舍小说里的李子荣、张大哥、丁二爷，都十分可爱。他口角边虽常常挂着讥嘲的笑意，眼里却蕴着两眶热泪。
——苏雪林《幽默作家老舍》
平民老舍
青岛新建了一座公园，以老舍先生命名，叫做“老舍公园”，是我所见到的最好的公园之一，这很出乎我的预料。
“老舍公园”的特点是它的现代气息。按照当代国际园林标准来构筑，是它的开放性；完全没有围墙，不收门票，是它的平民性；为公众，包括儿童和老人提供休闲场所。它朴素而又闹中取静。
真是个难得的好公园。
看了这公园，想起了当年老舍先生给青岛“号”的脉：“不管青岛是怎样西洋化了的都市，它到底是在山东。‘山东’二字蛮可以用作朴俭静肃的象征。这个精神使我们朴素，使我们吃苦，使我们静默。”
老舍公园，它的现代性、它的公开性、它的平民性和它的朴素与闹中取静，就是青岛的化身，而且是新时代青岛的化身。
——舒乙《有个公园名字叫老舍》
独特老舍
有人问舒乙，能不能用几句简短的话把老舍先生的特质说出来，凭这几句话把老舍和鲁迅、郭沫若、巴金、曹禺等大师们区分开来。舒乙想出了五句话，他说，这五句话就是老舍——他是北京人；他是满族人；他是穷人；他有10年在国外生活；他生于1899年，去世于1966年。
——徐虹《1999年2月3日的老舍》
爱屋及乌
受老舍语言影响喜欢王朔
我是一个南方人，到现在北京话也不能听个百分百，要是真正的老北京老胡同说起地道的老北京话来，我就接不上茬，至于说吗，也只能用一用流行的词儿，发音有时还跑调。
但我很喜欢北京话写成的小说，比如王朔吧，我对他最初的认同不是他的价值观念，也不是他的小说形式，王朔小说的价值观念固然有他的突破性，但王朔所体现出的价值观，在他之前的徐星和刘索拉以及陈建功、张辛欣等人的作品中已有表达。王朔的小说形式基本上是写实，有时还借鉴一点国外通俗小说的路子，说不上有什么惊世骇俗。王朔真正的价值在于他的语言。我记得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评论王朔的文章，便是用《王朔的新京味小说》这个题目的，据王朔自己说，这也是他第一次被官方的报纸所评介，大概我没有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进行评价的缘故吧。王朔的语言影响的不仅是文学，还有影视，还有媒体，更有网络，现在打开报纸和网络，一不小心就能看到一个王朔味十足的标题。
我对王朔语言的认同是受到老舍的影响。
语文老师以为“那敢情好”是“那感情好”
很多人不知道我曾经是一个有点疯狂的老舍迷，我见老舍的书就买，买了就读，有一阵我读老舍的作品，就像有人读金庸的小说上了瘾一样，看了一本还想看第二本。我可能把老舍的小说全部看完了（至少1985年前出版的小说）。我知道这在同龄人中不多见。我起初看老舍的小说是因为《沙家浜》里沙奶奶有句台词，叫“那敢情好”，我们的语文老师硬认定这是错别字，应该是“感情好”，并写信反映到上级部门。后来上面解释说“敢情”是北京的方言，我当时就有些疑惑，《沙家浜》说的是我们苏南的事，怎么用起北京方言呢？这该是样板戏的败笔吧？我把我的想法告诉语文老师，语文老师胆战心惊地警告我，不要乱说，不许怀疑样板戏。
尽管如此，但我对北京的方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敢情”仿佛外语似的，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粉碎“四人帮”之后，老舍的小说是最先解禁的第一批作家作品，他的《骆驼祥子》和《龙须沟》、《茶馆》很快“重见天日”。虽说是“重见”，对我们这些在“文革”中读完中小学的青年来说，却是“首见”，非常新鲜的。“坦率”地说，我第一次看老舍的《龙须沟》、《茶馆》的剧本并没有感到特别激动，只是感到琐碎，感到一些“无聊”的人在说一些无聊的话，于我心中期待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相差甚远。那时候北京人艺上演的话剧是郭沫若的《蔡文姬》，没有电视，有广播来放演出的录音，我们喜欢听郭沫若带诗味的话剧。但等我读《骆驼祥子》时，我被祥子的命运打动了。在我以前的阅读小说中，从未读过像《骆驼祥子》这样以所谓“中间人物”为主角的作品，也从没读过这样零度感情呈现的生活状态、原生态的小说。我也不明白文学史为何说它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倾向，如果这样的话，批判现实主义是不是比现实主义更有力量？或许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对现实主义的问题进行思考，之后才会有“新写实”之类的话题，其实“新写实”就是一种回归，回归到老舍式的现实主义上面来，当然融进了新的技巧和观念。
老舍的小说让我明白了小说是生活不是“文采”
这是后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当时对我影响最深的是他小说的语言，在这之前，我常常听人说“学生腔”这个词，我并不是太明白，我甚至觉得那些学生腔还是一种文采呢可我读了老舍的小说之后，明白了什么是学生腔，明白什么是小说的语言，小说不是文采，小说是生活。记得《骆驼祥子》的开头这样写道：“我们所要介绍的是祥子，不是骆驼，因为‘骆驼’只是个外号；那么，我们就先说祥子，随手儿把骆驼与祥子那点关系说过去，也就算了。”地道的口语，地道的北京话，没有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子，也没有做出一副学问家的样子，像是聊天，又像是侃大山，完全生活化的叙述。老舍小说发出的那种特殊语言的魅力，深深地吸引住了我。我后来又买了《离婚》、《二马》、《四世同堂》、《正红旗下》等小说，一本一本地看，着了迷。更重要的是我对北京话的表现力简直推崇备至，我在老舍小说中不仅找到了“敢情”一词，还发现“敢情”除了“那敢情好”的语义之外，还有另外的语法，比如《骆驼祥子》中：“怨不得你躲着我呢，敢情这儿有个小妖精似的小老妈儿。”这儿的“敢情”是指发现了原来没有发现的情况，和“那敢情好”的当然之意不同。
老舍小说中大量的北京方言并不造成阅读障碍，在语境中能明白意思，但我不过瘾。为了更好地了解小说，也是更好地了解北京话，我还专门买了一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杨玉秀编著的《老舍作品中的北京话词语例释》，像读词典似的，读得饶有兴趣，我就能明白钱钟书读词典为什么读得津津有味。所以1987年到《文艺报》工作不久，我时不时地蹦出几句北京话来，让同事们一愣，你刚来不久，倒学得快！其实我只能说词儿，连不成句子，那些词都是当初读书读来的。
到了北京你就会发现老舍与这座城市是融到一起的
我是通过老舍的小说来了解北京，并且爱上北京这座城市的。除了对老舍小说中的语词感兴趣外，我对北京的地名也充满了兴趣。所以没有到北京之前，我对北京的地名已经很熟悉，一到北京就感到格外地亲切。北京城的可爱，除了历史、文物、风景之外，老舍也是北京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老觉得文学史对老舍的评价没有到位，仍然偏重于意识形态的标准。就文学本体的价值而言，老舍和鲁迅是一样的高峰，如果就语言的影响而言，他仅次于毛泽东、鲁迅，他们对中国社会文化特别是语言的影响，随处可见。以前我不明白汪曾祺、林斤澜为什么老爱模仿京腔说话，也不明白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为什么那么推崇老舍，但你到了北京，你就会发现老舍与这座城市是那样地融到一起，你会发现北京话是那么的迷人。
我常常听人说一本书、一个作家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有时候会觉得那是一种夸张。如果说谁的作品改变了我的一生，我自己觉得也有些矫情，可他又确确实实影响你的人生进程。比如我吧，两进北京，就是对北京城的一种迷恋，对北京文化的钟爱。第一次到北京是个青年，有闯天下的成分，1989年回到南京。12年之后，年近不惑，在南方已经过得上小日子，但北京在我心里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诱惑，有时候你会感到那种诱惑在心里燃烧，禁不住燃烧我又重返北京。很多人奇怪，我自己知道我的血液里有北京文化的基因，虽然这些年有到上海、广州、昆明和其他城市发展的机会，而且条件还不错，但我知道这些城市精神和我没有血脉上的联系，我宁可和那些刚分配的大学生住在一起。因为我能走在老舍写到的那些胡同里，呼吸到老舍小说里的空气，在北京的阳光和风里生活，哪怕有非典，有沙尘暴，那是一种宿命，也是一种关怀。
——王干
我和老舍说相声（节选）
老舍嘱咐我说：“说相声第一要沉得住气，放出一副冷面孔，永远不许笑，而且要控制住观众的注意力，用干净利落的口齿，在说到紧要处，使出全副气力，斩钉截铁一般迸出一句俏皮话，则全场必定爆出一片彩声，哄堂大笑，用句术语来说，这叫做‘皮儿薄’，言其一戳即破。”我听了之后，连连辞谢说：“我办不了，我的皮儿不薄。”他说：“不要紧，咱们练着瞧。”
相声里面的粗俗玩笑，例如“爸爸”二字刚一出口，对方就得赶快顺口答腔地说声“啊”，似乎太无聊，但是老舍坚持不能删免，据他看，相声已到了至美的境界，不可稍有损益。是我坚决要求，他才同意在用折扇敲打我头的时候，只要略为比划一下而无须真打。我们认真地排练了好多次。
到了上演的那一天，我们走到台的前边，泥雕木塑一般，绷着脸肃立片刻，观众已经笑不可抑，以后几乎只能在阵阵笑声之间的空隙，进行对话。该用折扇敲头的时候，老舍不知是一时激动忘形，还是有意违反诺言，抡起大折扇狠狠地向我打来，我看来势不善，向后一闪，折扇正好打落了我的眼镜，说时迟，那时快，我手掌向上两手平伸，正好托住那落下来的眼镜，我保持那个姿势不动，彩声历久不绝，有人以为这是一手绝活儿，还高呼：“再来一回！”
没想到胜利来得那么快，更没料到又一次浩劫来得那么急，大家的心情不对了，我们的这一次合作成了最后的一次。
——梁实秋
太平湖畔那一夜
文/舒乙（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父亲是清晨在后湖中被发现的。一位住在附近的演员到湖边来锻炼身体，发现水中有人，离湖边顶多有十几步。演员看见的是一点点露出水面的后脑部。演员跑去喊人，附近没人，只有远处有几户湖边的渔民。人们终于七手八脚地把他打捞上来，放在岸边。他的全身已经很凉很凉。人们发现岸边放着他的上衣制服、眼镜、手杖和钢笔，制服口袋里有工作证，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和职务，围观的人们哗然，整个上午和中午，这里人山人海，当天，消息很快传遍了北京城外的西北角。市文联的人、地段派出所的人和法医都到了现场，不知是谁找来一领破席，把他盖了起来。
据公园看门人说，头一天（指1966年8月24日），这位老人在这里一个人坐了一整天，由上午到晚上，整整一天，几乎没动过。估计，悲剧的终了是发生在午夜。老人手里还拿了一卷纸。清晨，湖面上的确漂浮着一些纸张。纸张也被小心地打捞了上来，是手抄的毛主席诗词，字有核桃般大小，是很工整的父亲特有的毛笔字。字里行间还有没有现场写的什么遗言留下来，则又是一个更大的谜。因为他有纸，有笔，有一整天的时间，有思想，有话要说，而且他是“写家”。
那一夜，我不知道在椅子上坐了多久，天早就黑了，周围是漆黑一团。公园里没有路灯，天上没有月亮和星星。整个公园里，大概就剩我们父子二人，一死一活。天下起雨来，是蒙蒙细雨，我没动。时间长了，顺着我的脸流下来的是雨水，是泪水，我分不清。我爱这雨，它使我不必掩盖我的泪。我爱这雨，它能陪着我哭。我只是感到有点冷。我开始可怜起父亲来。算起来，他整整两天两夜没吃过东西，没喝过水。他大概也像我这样，在这里，呆呆地坐过一整天和半个夜晚，而这一整天和半个夜晚他是怎么过的呢？他的思想该有多复杂，多痛苦，多矛盾。他一闭眼，一定，一生都会呈现在他的面前；他一睁眼，又会什么都不是，一片空白。我不敢往下想，可是又驱散不了这些想法，于是，想想停停，停停想想，越来越混乱，最后只剩下替他感到难受。
街上已经没有什么车辆行驶的声音了，我想，母亲也许应该来了，我便站起来跑到大街上迎她。谁知，就在这当儿，母亲和火葬场的人一同坐着车到了太平湖。她不知道父亲躺在什么地方，她便喊着我的名字往后湖的方向走。她的急切的嗓音感动了公园看门人，经他指点才算把父亲抬上了去火葬场的车。等我赶到火葬场补办手续的时候，两位办手续的姑娘看着我递过去的“证明书”说：“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一级的人，他是这样被处理的第一位。”所谓“这样处理”，就是不得保留骨灰。
就在父亲被彻底遗弃，甚至连骨灰也一起被遗弃的同时，国外在对父亲的遭遇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准备授予他一项威望很高的文学奖。后来，父亲已经离开人世的消息被证实，这项文学奖授给了另一位健在的杰出文学家，依然是一位亚洲人。消息传来，人们又一次痛感：老舍先生的死的分量多么沉重。
直到死，父亲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问题。他心中所关心的，并不是后来被随心所欲地到处乱扣的那些大帽子，而是对人民的态度。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自己是无愧的。他用死去证明了这一点。
在父亲去世前二十多天，在人民大会堂，父亲遇见巴金先生，他郑重其事地向巴金先生说：“请告诉上海的朋友们，我没有问题。”他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参加运动的，同样，怀着这样的信念，他迎接了8月23日的风暴。正是这几个字构成了活跃在父亲大脑中的最后几个字。
父亲的死，是场悲剧，他的舍身反抗精神，他的悲壮气概，在那非正常的特殊条件下，有着巨大的震撼力量。他的死，抛出了一串大小的问号和一串更大的惊叹号，好像是告诫人们：你们错啦，错啦！
十八年后的1984年，当我和我的朋友们拍照完父亲舍身之地走出太平湖遗址的时候，城市的喧闹重新包围了我们，阳光斜照着德胜门楼，我突然想起了《茶馆》的结尾。王老掌柜和父亲自己的结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还有那舞台上象征着转机的阳光和眼前的阳光也是何等地酷似，我吐了一口长气，踏踏实实地感到：悲剧终于完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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