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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建设60年-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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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这些工程的建设竣工，使淮河流域人民摆脱了水灾的威胁。同时，各地积极改进和推广农业生产技术，加强良种的选育繁殖和普及推广，改进耕作技术，开展群众性的积肥、造肥活动，努力改变农作物种得过稀、耕作粗放、生产水平低的状况。
这期间，广大农民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开展轰轰烈烈的爱国丰产活动，掀起增产竞赛高潮，涌现了山西李顺达、曲耀离，河北耿长锁等一大批劳动模范和高产能手，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表彰奖励。全国范围的爱国丰产和生产竞赛活动取得的丰硕成果，开阔了农民的视野，鼓舞了农民的生产劳动热情，促使他们把“爱国增产，支援国家建设”与“劳动发家致富”紧密结合起来，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新中国建立后的短短3年时间内，在经济拮据、生产条件差、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由于经过土地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广泛开展爱国丰产和生产竞赛活动，引导和鼓励农民组织起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以及采取以提高粮食、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为目标的生产技术措施，终于胜利完成了这一时期恢复农业生产的历史任务，全国农业总产值和农、林、牧、副、渔各业产值以及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总产量都超过了解放前的历史最高水平。这些成就大大地巩固了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信赖党和政府，激励人民投身于生产建设事业，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国家，建设美好幸福的新生活。
·第二节 农业合作化与统购统销
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3年的经济恢复时期，国民经济情况得到基本好转，人民民主政权得到巩固，国际形势也不断朝着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发展。从1953年开始，国民经济建设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根据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安排，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同时在农村掀起了全面生产建设的高潮。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期间，为了满足国民经济建设和城镇人口增加的需要，我国实行了粮食、食油、棉花等基本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合作化进展，确保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
一、土改后的中国农村
土地改革后，我国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就在这种变化尚未定型和尚未被人们完全认识之时，农村又出现了中农化和“两极分化”的新现象、新问题。
我国农村发生的最深刻变化之一，就是日趋形成了一个新的格局。这个格局的基本形态是：
（1）土改结束后，以小块土地私有为特征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逐渐在我国农村的经济生活中占据了主体地位。据统计，当时我国农村中自耕农占总农户的85％—90％。
（2）农业生产快速增长和发展，基本恢复到解放前水平，但农业生产力水平却仍十分低下，不仅缺乏现代化的生产要素，而且就连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维持简单的再生产，许多农户也有很大的困难。
（3）农村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农村居民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昔日生活在农村社会最底层、在政治上毫无地位可言的贫雇农成为农村社会的主人，而昔日把持农村社会政治生活的地主却落到农村社会政治生活的最底层。农村社会政治生活的戏剧性变化，使农村贫农、雇农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逐步确立。
与此同时，伴随我国农村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中农化和“两极分化”的现象也开始出现。随着土地的重新分配和农村经济的恢复、发展，农村中原来的贫、雇农生活水平逐步改善，上升为相当于土改前中农水平的农户越来越多，从而使中农的户数逐渐增多。中共东北局写给中共中央的一份报告反映说：“（1）绝大多数农户目前的经济生活已超过了他们刚刚实行土地改革之后的情况（如松江上升户占60％—70％，吉林占2/3，黑龙江上升比较显著的户占14％）。（2）一部分（占20％左右）保持原状（实际上也有某种程度的改善）。（3）另一小部分（约占户数10％以下），或因缺乏劳动力，或因疾病灾害，或因缺乏生产资料，或因好吃懒做，经济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这个典型的材料表明，土改后我国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平的确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较之土改前的农村阶级结构，中农化趋势确实存在。
在农村出现中农化趋势的同时，“两极分化”现象在农村也呈现蔓延之势。据当时对东北地区18个村进行调查，富农占农村户数的1。8％，人口的2。6％，土地的3。9％，耕畜的6％，车辆的7。7％。另据山西省静乐县五区19个村的统计，这些村共有5758户，有880户农民卖地，其中有167户老中农因出卖土地下降为贫农，471户土地改革中分得土地的新中农因出卖土地又恢复到贫农的地位，两项共计638户，占卖地户72。5％，占农村总户数的11。09％。这些下降户当中有6％—10％的户变成了赤贫户。上述调查、统计表明，土地改革后，各个农户在生产条件、劳动力多寡和经营能力高低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导致了农民在生产发展和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同时，农村中一部分经济上升较快的农户开始购买土地、雇工经营，而另一小部分农民则出卖土地，受雇于他人。这些现象的出现表明，农村中的贫富差距正在逐步拉开，并呈现“两极分化”加剧的势头。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农村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在当时曾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很多人担忧，农村社会是否会走向资本主义。同时，围绕土改后的何去何从问题，党内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面对这一新情况新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运用了合作社的形式，实现了对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运动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底，是组织互助合作阶段。1951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以下简称《决议》草案）。《决议》草案指出：党中央从来认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贫困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同时，《决议》对当时全国各地出现的互助合作形式进行了概括，总结为三种主要形式：第一种形式是简单的劳动互助，这是最初级的，主要是临时性的、季节性的。第二种形式是常年的劳动互助组。第三种形式是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或称为土地合作社。《决议》草案公布后，从1952年初开始，互助合作运动迅速掀起了热潮。到1952年底，全国共建有互助组802万个，参加互助组、合作社的农户为4536万户，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40％；而1951年底时只有19。2％的农户参加了互助组、合作社。
至1953年初，虽然有部分地区出现了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但就全国而言，仍然是以季节性或常年性的农业生产互助组为主，并且这种互助组仍在全国各地以较快的速度铺开。但在1953年8月中共中央公布了修改后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后，各级农村初级社的数量迅速增加，一些地方出现了盲目追求初级社的发展速度与数量、急躁冒进、贪多求大以及强迫命令等现象。据此，中共中央在1953年四五月间发出指示，要求各地正确地组织领导农民，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切实纠正互助合作运动中急躁冒进的倾向，并对全国互助合作五年计划和合作社的规模作了调减和限制。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较好地遵循了“逐步过渡、循序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我国互助合作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互助合作运动原先把分散的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克服了生产中缺乏耕畜、农具等困难，保证了生产的正常进行；提高了耕作水平，改进了生产技术、生产条件，增加了单位面积产量；激发了农民的集体主义热情，使生产经验、先进技术推广更快，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所有这些集中体现在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上。1949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1132亿公斤，棉花总产量为890万担，而到195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695亿公斤，棉花总产量达到2130万担。
第二阶段：从1953年初到1955年上半年，是大办初级社阶段。1952年下半年，随着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逐步展开，我国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与落后农业之间的矛盾开始显露，由于农业很难在短时期内跟上工业的发展，也由于工业化发展与落后农业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粮食的购销关系上，中共中央在1953年夏秋开始酝酿和提出统购统销的粮食购销政策。与此同时，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开展起来。为了更好地实施国家统购统销政策，推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中共中央决定加快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步伐。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农业要走由初级社到集体所有制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路子。《决议》指出，根据中国的经验，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就是要通过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实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决议》的发表，在全国农村引起强烈反响，合作化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但由于中共中央在工作指导上采取了既积极又慎重，既注意克服保守思想，又防止急躁冒进，既坚持发展合作化的方针，又注意团结个体农民，随时纠正侵犯中农利益的倾向，所以从1953年至1955年上半年，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比较健康。同时，由于初级社是以保持土地、耕畜等基本生产资料私有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组织，既实行按劳分配，也有按股分红，初级社的规模较小，这些都比较适合农业生产力水平、基层干部的管理水平和农民的愿望，受到农村干部群众的普遍拥护。1953年底，全国初级社发展到1。4万个；1954年底，初级社猛增到48万个，入社农户达228。5万户；到1955年底，初级社发展到190多万个，入社农户达7100万户，占农户总数的比例达到60％。在建立初级社的同时，农村还建立了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与农业生产合作社形成了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合作经济体系。
第三阶段：从1955年秋季到1956年底是大办高级社阶段。围绕农业合作化运动，党内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搞农业合作化，是逐步过渡，稳步推进，还是跨越阶段，急速前进。在农业合作化初级社阶段，虽然出现过急躁冒进的倾向，但是基本上遵循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农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农村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但是，从1955年夏季以后，情况有了变化。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出要批判所谓“小脚女人”和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并把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不同意见的争论说成是“一场阶级斗争”。从此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1955年11月，国务院公布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同年12月，毛泽东主持主编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之作序，介绍、推广办社经验。这就大大助长了党内已经出现的急躁冒进情绪，致使各地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指标层层加码，高速拉进。从1956年春开始试办土地等生产资料归公有、取消土地分红、实行按劳分配的高级社，就带有强烈的你追我赶的竞赛色彩。在初级社立足未稳的情况下，至1956年12月全国农村就基本实现了以高级社为主要形式的合作化。1957年进入高级社发展的扫尾工作，至年底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已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0％以上。实现全国合作化的时间比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的时间至少提前了10年。
由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过快，过早地完全否定了私有制，没有严格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则，形式过于单一，甚至侵犯了一部分农民的利益。因此，1955年秋收分配前后，不少地区出现了群众纷纷要求退社的风潮。尽管经过1956年冬和1957年的整顿，使高级社得以巩固下来，但是高级社这种组织形式为以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奠定了基础，在农村经济体制上留下了后遗症。
三、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
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城镇人口的增加，对粮食、棉花、油料的需求日益扩大。虽然新中国成立后三年经济恢复时期的农业生产有了一定发展，但供需矛盾仍十分突出。加上一些不法私商的投机倒把活动，在青黄不接之际压价预购和抬价销售，从中盘剥农民，导致物价暴涨，对人民生活和社会安定造成严重影响。
为了较好地处理国家与农民、国家与消费者、国家与商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保持物价稳定，保证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1953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会议经过讨论，同意中央的决策，即在农村中采取征购粮食的办法，在城镇中采取配售粮食的办法。会议上，粮食部部长章乃器提出，“配售”这个名称不好听，建议叫做“计划供应”，征购也可以叫做“计划收购”，简称“统购统销”。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决议》规定，一是国家对粮食实行计划收购，也就是统一收购；二是对城市居民和农村缺粮户的口粮实行计划供应，即统一销售；三是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四是在中央统一管理之下，由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管理粮食。《决议》确定在当年11月底以前完成各级的动员和准备，12月初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决议》强调指出：“实行上述政策，不但在现在的条件下可以妥善地解决粮食供求的矛盾，更加切实地稳定物价和有利于粮食的节约，而且是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建设的轨道之内，引导农民走向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所必须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它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单纯是一个解决经济问题的具体措施，而且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条件和步骤。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决议》的精神，确保城乡居民生活的稳定，中共中央还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办法。具体如下：
关于1953年粮食征购数量，中央估计国家必须掌握700亿斤商品粮，才能有把握控制市场，满足城市人民和乡村缺粮人民的需要。根据1951年和1952年农民每年实际拿出600多亿斤粮食，过去三年丰收农民手中存有若干余粮，1953年粮食产量略高于上年情况，中央决定计划收购431亿斤（加上全国农业税收粮食275亿斤，可达706亿斤），这个数字估计是可以完成的。
关于征购的具体办法，中央规定：
（1）统购价格必须合理，国家所定的统购价格，在大体维持现有的城市出售价格的基础上，以不赔不赚为原则。
（2）统购价格及统购粮种，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以便于合理地规定地区差价和调节品种比价，消除粮食投机的可能。
（3）统购价格必须固定，以克服农民存粮看涨心理。在既定的收购数字和收购价格下，农民可分期交粮，分期取款。
（4）实行统购时，必须加强农村的物资供应，使农民出卖粮食所得之现款，能够买到生产和生活必需的物资。
（5）统购面宜于稍大，不宜过小，才有利于完成统购任务。
（6）实行统购必须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采取由上级下达控制数字（即指标）和群众民主评议相结合，乡、村两级的控制数应公布，使群众心中有数。
关于统销的具体办法，规定：
（1）在城市，对机关团体、学校、企业等的人员，可通过其组织进行供应，对一般市民，可发给购粮证，凭证购买，或暂凭户口簿购买。
（2）在集镇、经济作物区、灾区及一般农村，则应采取由上级颁发控制数字并由群众实行民主评议相结合的办法，使真正的缺粮户能够买到所需要的粮食，而又能适当控制粮食的销量，防止投机囤积。
（3）对于熟食业、食品工业等所需粮食，旅店、火车、轮船等供应旅客膳食用粮及其他工业用粮，应参照过去一定时期的平均需要量，定额给予供应，不许私自采购。
在制定上述具体政策和办法的基础上，1953年11月19日，政务院第194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政务院的命令，全国农村于1953年12月开始进行统购工作。由于中央把粮食统购统销提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高度来宣传和教育全党及全国人民，在管理体制上严格实行统一领导、分工负责，方法上考虑得较为细致得当，各省都抽调、训练了数万名干部到农村进行统购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所以在实行征购的第一个月内，便扭转了购少销多的局面，粮食收购量比1952年同期增加38％。按照全国粮食会议的决定，从1953年7月1日到1954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连同农业税在内，国家应获得粮食709亿斤。而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在这一粮食年度内，全国实际收入粮食784。5亿斤，多收入75。5亿斤。购销相抵，国家库存粮食增加50％左右，一举改变了1952年至1953年粮食年度内销大于购的严重失调现象。这样，我国终于渡过工业化建设之初粮食供不应求的难关，供应紧张的形势开始缓和下来。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施不久，我国又于1953年底和1954年夏分别对食用油和棉花实行了统购统销。1952年，我国食用油的总产量为196万吨（各种油料作物折油），只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前最高产量的76％，供需十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从1953年开始，随着总人口，特别是城镇人口的迅速增加，食用油供应的紧张局面越来越严重。此外，为了工业化建设，我国还得拿出部分食用油换取基建物资，这就使得原本紧张的供应更加紧张。为了解决这一严峻的问题，根据陈云的建议，政务院于1953年11月15日作出《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开始在农村实行油料的计划收购，食用油的供应也随之实行计划供应。在粮食、食油实行统购统销后，1954年9月9日，根据当时棉花供销的实际情况，政务院第224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关于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对棉花的收购和棉布的供应也开始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至此，我国的粮、油、棉全部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
由于统购统销牵涉农民保有和出卖自己生产农产品的自主权利，在统购过程中，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曾一度紧张。一个原因是统购制度缺乏严密的调查统计工作基础，全国购销指标虽大体切合实际，但分配下去，难免发生区与区不平衡、户与户不平衡的情形。另外，由于征购任务重，并要求限期完成，一些地方出现严重强迫命令、乱批乱斗等偏差，甚至发生逼死人命现象，个别地方还发生聚众闹事的事件。同时，粮食的计划供应，牵涉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引起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关注，以致全国城乡出现“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的局面。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党和政府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于1955年3月3日发出《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提出在全国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要求各地在春耕开始前，以乡为单位，将全乡的计划产量大体确定下来，并将国家对本乡的购销数字向农民宣布，使农民预先知道自己全年生产多少，国家收购多少，留用多少，缺粮户供应多少，以稳定农民的情绪。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又发出《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两个文件，对农村中的“三定”制度和市镇中定量供应办法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和说明。1956年10月6日，根据农村实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化后变化了的情况，国务院又作出《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统购统销的规定》。《规定》要求，今后粮食统购和农村统销，“不论高级社或初级社，一般以社为单位，根据1955年分户、分社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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