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狂欢-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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擂，自露其馅：《儒林外史》书影那韩道国坐在凳上，把脸儿扬着，手中摇着扇儿，说道：“学生不才，仗赖诸位余光，在我恩主西门大官人做伙计。三七分钱，掌巨万之财，督数处之铺。甚蒙敬重，比他人不同。”有谢汝慌道：“闻老兄在他门下做，只做线铺生意。”韩道国笑道：“二兄不知，线铺生意只是名目而巳。今他府上大小买卖，出入资本，那些儿不是学生算账！言听计从，祸福共知。通没我，一事儿也成不得。初，大官人每日衙门中来家摆饭，常请去陪侍，没我便吃不下饭去。俺两个在他小书房里，闲中吃果子说话儿，常坐半夜，他方进后边去。昨日他家大夫人生日，房下坐轿子行人情，他夫人留饮至二更方回。彼此通家，再无忌惮。不可对兄说，就是背地他房中话儿，也常和学生计较。学生先一个行止端庄，立心不苟，与财主兴利除害，拯溺救焚。凡百财上分明，取之有道。就是傅自新也怕我几分，不是我自己夸赞，大官人正喜我这一件儿……”刚说在闹热处，忽见一人慌慌张张走向前，叫道，“韩大哥，你还在这里说什么，教我铺子里寻你不着！”拉到僻静处，告他说，你家中如此如此，（中略）这韩道国听了，大惊失色，口中只咂嘴，下边顿足，就要翅走。被张好问叫道：“韩老兄，你话还未尽，如何就去了”这韩道国举手道：“学生家有小事，不及奉陪。”慌忙而去。（第三十三回）《儒林外史》则几乎是如法炮制了严贡生的吹牛情节：张乡绅道：“总因你先生为人有品望，所以敝世叔相敬。近来自然时时请教。”严贡生道：“后来倒也不常进去。实不相瞒，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所以历来的父母官，都蒙相爱。汤父母虽不大喜欢会客，却也凡事心照。就如前月县考，把二小儿取在第十名，叫了进去，细细问他从的先生是那个，又问他可曾定过亲事，着实关切！”　
　　范举人道：“我这老师看文章是法眼；既然赏鉴令郎，一定是英才。可贺！”严贡生道：“岂敢，岂敢。”又道：“我这高要，是广东出名县分。一岁之中，钱粮耗羡，花布，牛，驴，渔船，田房税，不下万金。”又自拿手在桌上画着，低声说道：“像汤父母这个做法，不过八千金；前任潘父母做的时节，实有万金。他还有些枝叶，还用着我们几个要紧的人。”　
　　说着，恐怕有人听见，把头别转来望着门外。一个蓬头赤足的小使走了进来，望着他道：“老爷，家里请你回去。”严贡生道：“回去做甚么？”小厮道：“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严贡生道：“他要猪，拿钱来！”小厮道：“他说猪是他的。”严贡生道：“我知道了。你先去罢。我就来。”那小厮又不肯去。张范二位道：“既然府上有事，老先生竟请回罢。”严贡生道：“二位，老先生有所不知，这口猪原是舍下的。”（第四回）　　　
　　少不读《红楼》，老不读《金瓶》（1）　　　
　　少不读《红楼》，老不读《金瓶》　
　　——自跋　
　　我从小爱读小说，到“恋爱季节”才读到中国古代的“青春之歌”——《红楼梦》。我在“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期间的那段恋爱生活，毫无浪漫情调且以失败告终。苦闷之余，就钻进《红楼梦》，与宝玉们同苦同乐去了。书是从小镇上一位医生朋友那里借来的。那时我边看边抄录里面的诗词，后来在大学二年级时以此为底本在师友的协助下做了本《红楼梦诗词评注》，竟成了我治中国小说的起点。　
　　我在大学上的是中文系，却无缘读到《金瓶梅》。第一次读《金瓶梅》，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游学南开大学朱一玄先生门下时的事。1982年寒假前从图书馆借了部所谓《古本金瓶梅》，带回家看了一个春节，勉强疗饥。　
　　田晓菲称《金瓶梅》为“成人小说”，信哉斯言。但与《红楼梦》对读，我则主张以成人心态读《红楼梦》，以少小心态读《金瓶》；若是倒转过来，那你读了《红楼》就永远长不大，读了《金瓶》就被沧桑感堵住胸口，难有审美好奇心。理顺了就叫“少不读《红楼》，老不读《金瓶》”。　
　　在南开时，我就拜读了宗一师振聋发聩的大作《试论〈金瓶梅〉萌发的小说新观念及其以后之衍化》（油印稿）和朱星先生启风气之先的《金瓶梅考证》，于是蠢蠢欲动，也想写点关于《金瓶梅》的文字。当我与学报编辑言及这一意向时，他善意地劝我缓行，说正在清理精神污染，别自找霉头吧。《金瓶梅》研究涉嫌“污染”么？未及细论，就去忙别的事了。而对《金瓶梅》研究动向的关注，我却从来没有懈怠过。　
　　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见到卢兴基先生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论〈金瓶梅〉——十六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那令人耳目一新又让人疑窦重重的大作，才真正思索起《金瓶梅》的问题来：“新兴商人”说符合《金瓶梅》的文情与自宋到明的中国国情么？带着这个问题，我重新读起了《金瓶梅》，同时对自宋到明的中国经济状况进行了研究。大概是1995年清明前后，我推开手边所有的事，一鼓作气写了篇三万多字的长文《流氓的喜剧——论西门庆》，与卢兴基的“新兴商人”说商榷。　
　　长文撰讫，把卷迎风，如饮醇醪，快慰无如。但敝帚自珍之后很快陷入难以排解的郁闷之中。那就是拙文如我一样背运，在大陆若干大杂志间漂泊了两个年头无着落。于是我一方面在大陆拆整为零卖，一方面投寄海峡彼岸的《大陆杂志》。大陆先是《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1期发了一节，名为《西门庆是“新兴商人阶级”的典型吗？》，再就是山东济宁的朋友向我约稿，正好又给他一节，叫《十六世纪一个新型流氓的喜剧——论西门庆》，刊《济宁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台湾《大陆杂志》第99卷第3、4两期（分别于1999年9月15日、10月15日出版）以上、下篇的形式全文刊登了拙文，冠题为《流氓的寓言——论西门庆》。《大陆杂志》寄给我近百份的抽印本。除了广送师友之外，2000年10月我扛着这些抽印本赶到山东五莲参加了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被友人称为“迟到的金学家”。“金学家”不敢冒充，“迟到”则为实情，一则我在这个队伍中露面甚晚，二则那次会议是10月23日开幕，我从长江之滨乘汽车颠到五莲已24日了。好在师友们宽容地接纳了我这个迟到者，对拙文亦多有美言。最令我感动的是，香港梦梅馆主梅节先生几番为之举杯邀饮，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归台后立即寄来条幅以予勉励，并有幸结识了吴敢等实力派的金学家。　
　　此后虽有吴敢先生不断赐我以《金瓶梅》研究书刊，但我除有《〈红楼梦〉：从深得到超越〈金瓶〉壸奥》发表于《红楼梦学刊》1999年第2期之外，并未继续写《金瓶》文字。　
　　再次为之一鼓作气，并写一部关于《金瓶梅》的书，则是去年暑假以后的事。陕西人民出版社刚出版了我的一部拙著《文人陈独秀：启蒙的智慧》，出于友谊与信任，他们又邀我写这本书。师友常谬夸我治学勤奋，其实我是个散淡之人，很少一鼓作气写完一本书。有的书断断续续写了一二十年，如《西游记》研究，朱一玄先生的序早发表了，我的书却至今未完工，每念及此，实愧莫能当也。这次如此痛快地写完了这本书，真得感谢鲁小山、李向晨两位编辑朋友笑嘻嘻地又鞭又策，让我挥发潜力加快了写作步伐，也享受了写作的快感。　
　　九十五岁高龄的朱一玄先生仍时时悬念着我的小说研究，为我写此书，他三番两次地寄来《金瓶梅》资料。南京大学的新锐学者苗怀明先生对古小说文献有一网打尽之势，他也慷慨解囊，为我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文献。吴敢先生是中国金学界的领军人物，胸有金学全局，他的序自然更实在。他称我为“金学”界的新人，我不禁狂喜，仿佛又回到了煤油灯下读《红楼梦》的年代。从当年的写《红楼》文字，到今日的写《金瓶》文章，我虽老不长进，吴先生却估量我这奔六的老少翁还有余勇可贾。另，愚笨少有如我，在“现代化”时代至今没有“换笔”，仍持着杆“金不换”在那里作手工劳动，使得同仁中若干少帅为我又敲又打，耗费了许多美好时光。凡此种种，岂一个“谢”字了得？！　　　
　　少不读《红楼》，老不读《金瓶》（2）　　　
　　罢笔临窗，遥望云天，不知东方之既白，恨不能把酒邀秦淮。　
　　钟扬2006年2月18日（丙戌年元宵后六日）凌晨于秦淮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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