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狂欢-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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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州当地人认为《金瓶梅》中描写的西门庆花园，是以西溪南大盐商吴天行的“十二楼”为原型，并称“十二楼”遗存的假山，与书中写到的“藏春坞”很相像　
　　“瓶外学”中第一个焦点是《金瓶梅》作者问题，有人称为“金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向为海内外研究者所关注，发表了二百来篇论文和多部专著。“兰陵笑笑生”的候选人被“研究史会编”著录的就有57人之多（近年又有新说出现）。无论“瓶内学”还是“瓶外学”都离不开坚实的考证。对于坚实的考证，我从来就极为钦佩。如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以三十多年的心血，著书十五六种来解《金瓶梅》的成书与版本之谜，将“瓶外学”做到了极致，全球难寻第二例，其治学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兰陵笑笑生”的候选人中几乎每个人都有与天下第一下载联盟相对应的传奇故事，已构成了“金瓶”文字中独特的风景线。但问题的另一面是，这些候选人“皆无直接证据，都是间接推论”，更何况其间“标新立异、弄虚作假、东搭西凑、哗众取宠者，时见其例”吴敢《〈金瓶梅〉及其作者“兰陵笑笑生”》，《文汇报》2003。12。14……新近徽州有人考证《金瓶梅》作者是汪道昆，其科学性留待历史检验，这里不予评说。匪夷所思的是徽州地方据此斥巨资建《金瓶梅》遗址公园，《金瓶梅》本小说家言，作家的“白日梦”，何来遗址可言？徽州文化亮点何其多，又为何来凑这份虚热呢？　　　
　　众声喧哗中的辉煌与遗憾（3）　　　
　　前不久，我在为朋友策划的《是谁误解了红楼梦》一书所作短序中有这么一段话：　
　　说起考据，我主张重温胡适“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方法。在胡适那里，这十字真言是分三步走：其一，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其二，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其三，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胡适称之为“科学方法”。实行这科学方法，还有两个前提，一为科学精神，一为科学态度。胡适说：“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胡多次论及科学方法，而《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的上述云云，当是最为明彻的。　
　　而就文学研究而言，无论考据，还是索隐，其归宿应当是有助于人们去把握文学作品的美学内核，从而担当起陶冶情操、塑造性格的审美使命。　
　　眼下索隐派的先生们只有大胆地假设，没有小心地求证；他们的“求证”不是跟着证据走，而是跟着感觉走。于是，他们将本有一定生命力的治学手段：考据与索隐，蜕化为猜谜了。长篇累牍的文字，徒见猜谜这智力游戏的翻新。拙作《几回掩卷哭曹侯》，《是谁误解了红楼梦》卷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　
　　我的这段话是送给典型的“红外线”产品——刘心武的“秦学”的。　
　　《金瓶梅》作者问题既是“哥德巴赫猜想”，若能解答自然与数学家陈景润一样功德无量。但若这是个无解的“哥德巴赫猜想”，则有请金学家们从“红外线”中吸取教训，将聪明才智投之于有益有趣的文本解读，让“瓶内学”得到更健康的发展。　
　　临清——《金瓶梅》故事背景地　
　　说起“瓶内学”，我在欣喜其“百花齐放”之余，也有点遗憾。那就是有两个流行观念似不利于《金瓶梅》文本研究。其一，是卢兴基首倡的“新兴商人”说，有悖《金瓶梅》文情与宋明时代的国情，倒有以时下主流文化图解古代作品之嫌。其二，对女性评价中浓烈的男权主义心态，金学队伍主体是大老爷们，国内男士有男权主义观念固然不可原谅，而美籍华裔著名学者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所表现的男权主义观念的强烈程度，使我感到惊讶；其著作已被国人奉为“经典”，而其中的经典谬论却迄今无人质疑，这就更使我感到不安！因将质疑之意书之于导言的“副标”，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　
　　不敢说拙著就是一部挑战之作，但它确为有感之作。我在书中对这两种流行观念多有质疑与论辩。我主张切实从文本实际出发去解读《金瓶梅》的两大主人公，平心而论，既不溢美，也不贬低。对于女性的评论，我既不支持女权主义，也非“哀妇人而为之代言”，却主张至少可以“妇女之友”（非金莲之友）的立场，设身处地去解读她们。以慈悲为怀，在同情中了解，在了解中同情，切忌以骂代评。此番微衷，相信能获得读者认可。我对《金瓶梅》是在看中思、在思中看，看了思了，然后更懂得珍爱生命、珍爱女性、珍爱人性；欢快地告别昨天，从而更珍惜今天，轻捷地迈向明天。也愿以此期之于本书读者。　
　　《金瓶梅》乃天下第一下载联盟，《金瓶梅》研究也堪称天下第一奇观。金圣叹评《水浒》有句名言：不读《水浒》，不知天下之奇。我则将之置换成本书导言的正标与结语，曰：　　　　　
　　上篇：以性为命，为爱而亡　　　
　　小引：在同情中了解，在了解中同情　　　
　　——换副眼光看金莲　
　　潘金莲与西门庆无疑是《金瓶梅》中的两大主角，也是全书写得最成功最灵动的艺术形象。要写《潘金莲论》，我提起笔来，却颇为茫然，不知从何下手。因为潘金莲早就以“天下第一淫妇”的美名被钉在耻辱柱上，供人詈骂数百年。　
　　潘金莲　
　　金莲不是人。（张竹坡《金瓶梅读法》）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432页。　
　　潘金莲者，专于吸人骨髓之妖精也。若潘金莲者，则可杀而不可留者也。赋以美貌，正所谓倾城倾国并可倾家，杀身杀人并可杀子孙。（文龙《金瓶梅》第二十八、四十一回批语）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601、611页。　
　　这是清代人的评论。张、文于《金瓶梅》多有卓见，但对潘金莲的评说却终未摆脱“红颜祸水”的封建男权主义的观念。鲁迅不止一次清算这种谬见，先有《女人未必多说谎》，再有《阿全》，皆有高见。仅引后文：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鲁迅全集》第六卷第20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令人遗憾的是，解放以来，虽说时代不同，而评论《金瓶梅》，尤其是评论潘金莲的男权主义观点，非但没有根本改变，反而似乎是有增无减，甚至愈演愈烈，这也堪称是中国当代文化领域的一大奇观：“淫妇”、“恶毒妇”、“妇女中的魔鬼”、“西门庆家的女恶霸”、“天下第一淫妇”、“第一可恶可憎之女人”、“催命榜上第一人”、“罪恶之花、戕身之斧”……无所不用其极，以至说潘金莲是“一个最淫荡、最自私、最阴险毒辣、最刻薄无情的人”。国内学者如此固不可原谅，最令人不可理喻的却是美籍华裔著名学者夏志清的浓烈的男权主义观念。无可非议夏氏对中国古典小说、现代小说都有精到的研究，以至被国人奉为“经典”。但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第五章《金瓶梅》（单篇译文被冠名为《金瓶梅新论》）中，夏氏将潘金莲定性为“一个非常狡猾和残酷的人物，一个为满足其性欲无所不为的占有性色情狂”，西门庆反倒“是一个做事鬼鬼祟祟，为自己辩解的丈夫，而潘金莲则是个名正言顺地发号施令的妻子”，“她依然保持着对她们公有的丈夫的绝对控制权”，“西门庆是她取乐的工具”，西门庆之死实际上给人的印象是：“他被一个无情无义而永远不知满足的女性色情狂谋杀了”。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第194、214、215、216页，胡益民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9月版。仿佛从西门庆的死到西门败落的责任都要这潘金莲来承担，已将“红颜祸水”论推到了极致。这令我深为惊诧。　
　　如果没有鬼才魏明伦以“荒诞川剧”《潘金莲》抒发他的异端之见，如果没有美籍华裔女学者田晓菲的《秋水堂论金瓶梅》发表了对潘金莲极为慈悲的评说，我真怀疑历史在这里停止了它前进的脚步。或许是“红颜祸水”论裹住了中国男士前进的脚步，因为自明至今，中国“金学”的基本队伍是由男性支撑。男人们对潘金莲骂声不绝，而《金瓶梅》又曾久禁不止，有学者指出，不少男性在玩弄一种自欺欺人的解读游戏：睁开眼骂潘金莲，闭上眼想潘金莲。虽有些刻薄，却似乎不无昭示意义。　
　　骂不妨骂之，想不妨想之，那是别人的自由。但我却认为，对于一个复杂而成功的艺术形象，靠“以骂代评”似乎简单化了一点。骂固然也是一种评论，而且可解一时之恨，却终替代不了入情入理的审美解读。鲁迅所论《红楼梦》的“读者学”观点，对谈《金瓶梅》人物也有意义。他在《〈绛洞花主〉小引》中说：　
　　《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不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全集》第八卷第145页。　
　　可见读者自身的眼光是何等重要。有道是：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理，有一千个读者就该有一千个潘金莲。而我却希望读者诸君不妨先撇开成见，搁起感情，换一副眼光，心平气和地读读文本，以一颗平常心看看这位潘女士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然后再作分解。在同情中了解，在了解中同情，方能持平。　　　
　　评头品足说金莲（1）　　　
　　——身体的诗意书写评头品足，是国人的嗜好。这种嗜好，既可以是审美的，也可能是世俗的。评头品足，多从头说起。我今面对潘金莲这一特殊审美对象，却反其道而行之，从足说起。　
　　一、三寸金莲：万般风情始于足下潘金莲在《金瓶梅》中出场是从足开始的。作者写道：这潘金莲，却是南门外潘裁缝的女儿，排行六姐。因他自幼生得有些姿色，缠得一双小脚儿，所以就叫金莲（按，《金瓶梅词话》说她“小名金莲”，但书中并不见其“大名”）。（第一回）娇小绣鞋潘金莲在《水浒》中就是“尖尖的一双小脚儿”，那是王婆为西门庆设计勾引潘金莲，西门庆在王婆家与之对饮时故意拂落筷子而发现的，只是一笔带过。《金瓶梅》却格外注重那三寸金莲。三寸金莲既是她勾引浮浪子弟的资本，也是她与西门庆幽会的先导。西门庆借拾箸之机“便去他绣花鞋头上只一捏，那妇人笑了起来”（第四回），没逗两下嘴，好事就做成了。潘金莲因三寸金莲而骄傲，也因此而与宋惠莲（另一个金莲）结仇，并由此演出种种美丽的战争，直至生命的终结。三寸金莲竟成为她女性美与情欲、性感乃至命运的象征。　
　　其实“三寸金莲”是由中国古代男性变态的审美心理所铸造的畸形肢体。《南史》记载，东昏侯“凿金为莲花以贴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花也”。从此女性被裹的小脚有雅号曰“金莲”。“潘金莲”之名应是从这里获得灵感的。据说南唐李煜为其宠妃娘设计的莲花舞是中国女性缠足之始，后来此风愈演愈烈，直至民国后而止。冯骥才的小说《三寸金莲》写的就是那段历史的陈迹。“三寸金莲”的标准为“小、瘦、尖、弯、香、软、正”。要达到这种“境界”，被缠足的女性要承受多大的苦难，现代人简直无法想象。只知时人有所谓“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的说法。就是这人为致残的畸形残肢，却一度成为中国文人如痴如醉的嗜好，以至形成一门特殊的学问——莲学。品味鉴赏小脚的方法竟多达几十种，诸如嗅、吸、舐、咬……无所不用其极。　
　　女子裹脚的不同式样和小脚中国男性为何曾对小脚如此迷恋？说到底，恐怕来自于性幻想与性虐待两相交织的潜意识。清末的辜鸿铭是位莲迷，他说：“中国女子裹足之妙，正与洋妇高跟鞋一样作用。女子缠足后，足部凉，下身弱，故立则亭亭，行则窈窕，体内血至‘三寸’即倒流往上，故觉臀部肥满，大增美观。”（转引自《采菲录》）性学博士张竞生则进而说：“裹小脚的女人在行走的时候，她的下半身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这使她大腿的皮肤和肌肉还有她阴道的皮肤和肌肉变得更紧。这样走路的结果是，小脚女人的臀部大，并对男性更具性诱惑力。”莲学著作《采菲录》认为纤足可包含女性全身之美：“如肌肤白腻，眉儿之弯秀，玉指之尖，乳峰之圆，口角之小，唇色之红，私处之秘，兼而有之，而气息亦胜腋下胯下香味。”参见李书崇《东西方性文化漫笔》第249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12月版。还是荷兰汉学家高罗佩说得现代化，他说，三寸金莲，是以儒家风范塑造出来的女性端庄淑静的标志，能引起阴阜与阴道特殊的反射，增强其性敏感。以致一个男人触及女人的脚，往往是性交的第一步。〔荷兰〕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第284—28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版。西门庆所为就是证明。明人恋小脚尤甚。西门庆与金莲相交得意时，竟以她的小鞋套杯饮酒，视为风流韵事。　
　　万般风情始于足下。不管造就一副三寸金莲是历经何等苦难，但已有三寸金莲的潘金莲，以明人的审美眼光（尽管其不失为变态心理）来看，她自然是位具有“魔鬼身材”的性感美人。　
　　二、帘下勾情：勾起的审美第一印象由足往上看，金莲之美远不限于三寸金莲，她早在张大户家就“出落得脸衬桃花，眉弯新月，尤细尤弯”。　
　　俏潘娘帘下勾情选自作者私珍《清宫珍宝百百美图》（第一回）其整体形象美在“俏潘娘帘下勾情”中有淋漓尽致的描写。因风吹落金莲手中挑帘的叉竿，不偏不倚正打在从帘下路过的西门庆的头上，于是他们有了首次致命的邂逅。西门庆待要发作时，回过脸来看，却不想是个美貌妖娆的妇人。底下的文字，则是西门庆审美第一印象中的潘金莲：但见他黑赛鸦鸰的鬓儿，翠弯弯的新月的眉儿，清冷冷杏子眼儿，香喷喷樱桃口儿，直隆隆琼瑶鼻儿，粉浓浓红艳腮儿，娇滴滴银盆脸儿，轻花朵身儿，玉纤纤葱枝手儿，一捻捻杨柳腰儿，软浓浓粉白肚儿，窄星星尖趫脚儿，肉奶奶胸儿，白生生腿儿，更有一件紧揪揪、白鲜鲜、黑、正不知是甚么东西。观不尽这妇人容貌，且看他怎生打扮。但见：头上戴着黑油油头发髻，一径里垫出香云，周围小簪儿齐插。斜戴一朵并头花，排草梳儿后押。难描画柳叶眉，衬着两朵桃花。玲珑坠儿最堪夸，露来酥玉胸无价。毛青布大袖衫儿，又短衬湘裙碾绢绫纱。通花汗巾儿，袖口儿边搭剌。香袋儿，身边低挂。抹胸儿，重重纽扣香喉下。　
　　往下看，尖趫趫金莲小脚，云头巧缉山鸦。鞋儿白绫高底，步香尘，偏衬登踏。红纱膝裤扣莺花，行坐处，风吹裙。口儿里常喷出异香兰麝，樱桃口笑脸生花。人见了魂飞魄丧，卖弄杀俏冤家。（第二回）　　　
　　评头品足说金莲（2）　　　
　　相对于《水浒》仅简略的一句介绍“是个生的妖娆的妇人”，《金瓶梅》则重铸了她的美貌。在这里，已不只是某个局部，而是从眉、眼、口、鼻、腮、脸、身、手、腰、肚、脚、胸乃至酮体等各个部位，全方位地展示了潘金莲的形体美。如果排除种种杂念，静止地观赏这幅人体素描，宛若工笔丹青绘成的中国维纳斯，煞是美丽。如同黑格尔所说：“人体到处都显出人是一种受到生气灌注的能感觉的整体。他的皮肤不像植物那样被一层无生命的外壳遮盖住，血脉流行在全部皮肤表面都可以看出，跳动的生命的心好像无处不在，显现为人所特有的生气活跃，生命的扩张。”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188页，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版。　
　　其实在《金瓶梅》之前，据传为辽时耶律乙辛所作的《十香词》，从发、胸、颊、颈、舌、口、手、足、阴部等十个部位，全面描写了女性的体味，是支香艳浓郁的女性人体美的颂歌：　
　　青丝七尺长，挽作内家装；不知眠枕上，倍觉绿云香。　
　　红绡一幅强，轻阑白玉光；试开胸探取，尤比颤酥香。　
　　芙蓉失新艳，莲花落故妆；两般总堪比，可似粉腮香？　
　　蝤蛴那足并？长须学凤凰；昨宵欢臂上，应惹领边香。　
　　和羹好滋味，送语出宫商；安知郎口内，含有暖甘香。　
　　非关兼酒气，不是口脂香；却疑花解语，风送过来香。　
　　既摘上林蕊，还亲御院桑；归来便携手，纤纤春笋香。　
　　风靴抛合缝，罗袜卸轻霜；谁将暖白玉，雕出软钩香。　
　　解带色已战，触手心愈忙；那识罗裙内，销魂别有香。　
　　咳唾千花酿，肌肤百和香；元非啖沈水，生得满身香。参见钟雯《四大禁书与性文化》第344—346页，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7月版。　
　　《金瓶梅》对潘金莲人体美的礼赞，或许受了这《十香词》的影响，其艺术效果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见中国古代文人面对女性人体美，既非真的麻木不仁，也非一味淫心荡漾。西门庆既为“嘲风弄月的班头，拾翠寻香的元帅”，见的女性自不会少，他却对金莲之美惊愕不已。　
　　美，本是位伟大的教师，她能教人尤其是男人立即斯文起来，温和起来，可爱起来。西门庆在潘金莲眼中也是“张生般庞儿，潘安的貌儿”的美男子。这意外的命定的相逢，充满着诗情画意，立即表演出才子佳人般的一见钟情的浪漫剧。先是“可意的人儿，风风流流从帘子下丢与个眼色儿”，即刻使西门庆心头有触电之感：“先自酥了半边，那怒气早已钻入爪洼国去了，变做笑吟吟脸儿。”接着是世俗久违的动人一幕：　
　　这妇人情知不是，叉手望他深深拜了一拜，说道：“奴家一时被风失手，误中官人，休怪！”那人一面把手整头巾，一面把腰曲着还喏道：“不妨，娘子请方便。”……那人笑道：“倒是我的不是。一时冲撞，娘子休怪。”妇人答道：“官人不要见责。”那人又笑着大大的唱个喏，回应道：“小人不敢！”那一双……眼，不离这妇人身上，临去也回头了七八回，方一直摇摇摆摆，遮着扇儿去了。　
　　这一幕发生在三月春光明媚时分，作者情不自禁地礼赞道：风日晴和漫出游，偶从帘下识娇羞。只因临去秋波转，惹起春心不自由。（第二回）　
　　潘金莲与西门庆“帘下勾情”，各自在对方的审美第一印象中都是极其美好的。审美第一印象，往往是以极富穿透力的直观直感所捕捉到的审美对象最鲜活最典型的特征。“鲜活”则令人振奋，“典型”则令人难忘。这又往往是因熟视无睹而审美疲惫，或因审美疲惫而熟视无睹的审美仪式中所无法达到的佳境。因而审美第一印象，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审美评判，并演绎出种种故事。　
　　试想，潘金莲、西门庆“帘下勾情”的一幕，如果没被那间壁卖茶的王婆子看见，不经这“积年通殷勤，做媒婆、做卖婆、做牙婆，又会收小的，也会抱腰，又善放刁”的罪恶导演的歪导，仅作为一个生活的艺术片断来鉴赏，它难道不可以与《红楼梦》中宝黛首次相见，那似曾相识的心灵感应情节相媲美？这对男女如果只是幽会了，而没在王婆的导演下走到谋色害命的境地，那么这“帘下勾情”也堪与《西厢记》“惊艳”中莺莺与张生“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的动人场面相提并论。　
　　令人遗憾的是：这美丽的情景是通过西门庆“那一双积年招花惹草、惯觑风情的贼眼”摄取的。既以其主观镜头观照潘金莲，就不该有由外入里的透视；既以作者全知全能的视角叙之，就不该有西门庆的“贼眼”窥视。两者齐备，却正是中国小说叙事视角的特点（尽管其矛盾混乱），如之奈何？！而且上述对潘金莲人体美的透视，亦难排除被鲁迅所讽刺的国人心理联想路数不端之嫌。鲁迅在《小杂感》中说某些人：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鲁迅全集》第三卷第533页。（《而已集》）　
　　这其间似乎就有西门庆的“贼眼”在闪烁，从而削弱了我们对金莲人体美的第一审美印象。　
　　三、月娘惊艳：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　　　
　　评头品足说金莲（3）　　　
　　如果说通过西门庆的眼睛来看潘金莲，可能有异性相吸的偏爱。那么再让我们通过西门庆正室、后宫领袖吴月娘的眼睛来看潘金莲。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