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我一辈子去忘记-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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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是何等……”

是，何等的似锦繁华。

门外车响，他女儿，孙子要离家去香港。他低下身，小孩子在两颊一边亲一下，挥下手，转了身。

“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重新坐定后，他无意中把这句话说了两遍。黑狗在他膝边伏下，在一地的阳光里微微打着盹。

四壁都是窗。于是我们聊他一生的窗口。他最初的记忆是在湖南凤凰，两三岁时的“棘园”——矮棘树上青嫩的大刺，细碎浅白的花，黑瓦檐，远一点，是蓝的山和闪光的河流。“最留恋的窗，是它了。”

彼时人生忧患未生。小孩子，躲在窗台上，贪婪地看早春三月。

12岁时离家，颠沛流离。

并无人敢欺侮他，“小的不用说，大的，打了我，我就缠着他阴魂不散地打，他睡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一连打三天。”

打架，穷，饥饿，冷，热，寂寞。抗战时期的流亡。几卷书。狂热地刻木刻——一个十几岁男孩子的江湖。

1943年在江西信丰，贴街的大窗，没有窗框，每日一早，雾，阳光，满城鸡啼都进来，他斜靠着窗，吹法国小号，给远远走来的女朋友听。

“咦，那么穷还交到女朋友？”

“是呀，不知道她为什么喜欢我。”

桌上有他当年的照片，十几二十岁的年纪。我看了看，对他说，“我知道为什么。”

他得意地笑。

当年与褐颊大眼的女友告别时，他说，“等赚到勉强生活钱就来接你结婚。”

一等到了1948年。新家，在香港九龙，极小的屋子，窗用漂亮的印度浓花纱装点，叫做“破落美丽的天堂”，窗前有木瓜树和井泉，还有“钻石般的夜城”。

当然仍然穷，几个朋友一起吃“童子鸡”，吃完面面相觑。他说：“快，给《星岛日报》叶灵凤打电话。”一边拿纸对着饭店水柜里的热带鱼画张速写，手指蘸点酱油抹几笔上色。等他的老主顾叶先生赶到，一边微微笑拿过画，一边支稿费给他。付过账还有节余，几个穷朋友分一分，呼啸而去。

什么都做，投稿，画画，写电影剧本。攒够钱，夫妇两人“装了一大袋钞票”，回湘西看看。一路枕着满是幽兰和芷草的辰河，听对岸终夜的渔鼓，月琴，大筒，唤呐，三弦……

河街一带尽是灯火。

唉唉。听的人眼神飘散，只顾叹息。

他看一眼钟，忽然说到别的事上，“上次杨振宁夫妇，范用夫妇，丁聪夫妇……来了一大桌，我一一给介绍一遍，入座。过一会大家又互相客气地问，‘您是？’我说，‘别问啦，再说一遍呢，还是会忘。先吃饭要紧’。”

于是，我们先吃饭。

自家窑里烧的陶碗，每人一碗面。我学他的样子放一勺猩红的辣椒进去。愁眉苦脸地吃了一半的时候，他看看我，“没事，剩下吧。我是要吃完的。”他连汤也喝下去。

吃完饭。坐在玳瑁做的美丽的雪茄盒，无数的烟斗，“黄家制造”的橄榄油……中间。头发盖住脸的沙皮狗睡在我手边。

我们坐一圈，喝茶，听他说从香港回到北京后的掌故。

是年他28岁，是中央美术学院最年青的老师。住大雅宝胡同。同住的有李苦禅、李可染、黄胃、张仃……

高朋满座呢。

他笑，“那年韩素音回国，请大家吃饭，也说到这个词，我问旁边的夏衍，“‘高朋满座”出自哪里？，他一怔，‘是的哦，哪里？’乔冠华坐他旁边，接口说，‘《滕王阁序》’。”

他的书里多的是这样的掌故，亲切得很。写齐白石，从乡下来个70多岁的儿子，来要钱，“不给，就在地上打滚”，齐白石到李可染家避难，全身衣衫里挂满小金条。

看的人都笑。

“哦，齐白石，不大理人的。”黄永玉仰在椅子上学他懒洋洋的样子。“周总理去看他，跟他说以后画不要卖了，有一幅国家就收购一幅。他也那样靠着，爱答不理。送客到门外。回来时身边人提醒他，‘你知那人是谁？’

“‘谁？’他慢吞吞问。

“‘周总理呀，周恩来。’

“‘哦’，他拇指悠悠一挑，‘角色’。”他学着齐白石用浓稠极了的湘潭话说。

那是50年代刚开始，尚有古风。每天晚饭时，“大雅宝”的小孩子拿着青花小提粱壶去打酒。大伙在大葡萄藤底下，喝茶吃饭。“说笑没有个尽头”。寒冷天气里，在半夜街头，隔着窗子，能听见提着蓝印花布篮子的中年人，卖硬面饽饽。“皮脆，心是软甜的……”

呵。满屋子老昏的秋阳，兜着旧事，陈酒，老友。

文革时也是这些人，都关在一起。李可染每次被喝令发言，连手臂，嘴唇都在颤抖。黄永玉在心里喊，“顶住啊老头，怕不怕都是一样，一定不要倒下。”

轮到他被两个极凶恶的男子批斗，他想，“要是平时，老子一手一个把你们挂在树上，现在，我就尝尝被打的滋味。”

皮带抽在背上，他数着，“二百八十四下。”

整个背都打烂了。

我低下头。

“回到家，老婆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他笑了，“我跟她说，倒是吃了一顿笋子烧肉。”

“要从容。”这是他的表叔沈从文，当年那个令人战栗的年代中，在大街上与他错肩而过时，低声说的。

那时他住的地方只供存身，窗子被墙堵上，他画了一副大大的，开满鲜花的窗口，挂在那个位置。1970年在农场劳动时，弓着身子打着电筒在被窝里写情诗，题目叫《老婆呀，不要哭》。“你的眼睛，像故乡三月的小窗和棘园……”

日后在意大利，他的房子，为了坚持要巨大的哥特式的窗，还与政府小小地交涉了一番。

在达芬奇的故居旁，他一年中画40多幅画，翡冷翠，婀娜桥上的黄色月亮，还有湘西的虹桥。

我看过他画《罗马，最初的黄昏》，两颊发麻。

“呵，那幅。”他欲言又止。

那样古旧败落的房屋，和老得快要死去的夕阳。他在斯时斯地会想起在北京时常去的十三陵的那些废陵吗？

他在书里写过的，　“荒草颓垣……山影似的远处高耸的陵殿……静得很，偶尔才一两声鸟叫……有时下午去，有时早晨就去了，开着那辆现在已经报废的白车，坐到黄昏。放羊的来，就叫他一起坐下喝茶。他说，‘老头，你不怕？’我拍一拍身边的双筒猎枪，‘怕谁？我有枪’。”

在西雅娜，两只老狗陪着他，“隔着老玻璃看雨，听雨，看雪，听雪……”

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于是辗转来去，以为在香港与家人一起终老，却又买100亩田，留在这个有满塘荷，有飞起的檐角和老锈的铃铛，有火红榴花与暗香腊梅，有旧雨新知的地方。

“是最后一个窗口了吧。”他悠悠地说，“在湘西长大，从小看杀头，生死的概念不一样……将来，骨灰也是不要的。”

是的，生命倏忽。

但是我猜他一定痛恨过老。痛恨过这样涩的眼，这样侧过身才听得清的耳朵。这样在阴凉的大屋坐久了，腿会痛的年纪——那是67岁时带着他在“全巴黎的街头巷尾到处乱跑，随地画画”的双腿。是26岁带着他从福建永春走两个月回湖南的双腿。是17岁时爬上树去摘弘一法师的玉兰花的双腿，是

两三岁时爬在窗栏上往外看的双腿……

“什么时候，再回凤凰一趟。”他转头对侄子说。《小说下载｜wＲsＨu。ＣoＭ》

“等三月间杏花开了，下点毛毛雨，远近都是杜鹃叫，哪儿也不想去了……”

十几年前，沈从文病前，也是他这样劝着，陪着回去过。十几个人带着锣鼓来唱“高腔”。

“头一出是《李三娘》，唤呐一响，从文表叔交着腿，双手置膝肃穆起来。

“……不信……芳……春……厌，老，人……”

听到这里，他和另外几个朋友都哭了。眼睛里流满泪水，又滴在手背上。他仍然一动不动。

那时的黄永玉，还不到60岁吧。

我们看10年前香港电视台在意大利拍他的纪录片——他身子在草地上打滚。我回头看看他，他斜在椅子上，也忍不住微微笑。

仿佛着到河流从他身上穿过。

我轻声问他最朴素的人生哲学。

“平常。”他想想，举七仙女的例子，“她是玉帝的女儿，谁都可以嫁，孙悟空，猪八戒……或是凡间帝王家，有的是高干子弟，可她嫁牛郎，因她什么都有，只缺平常。”

他现在庭园恬淡，岁月不惊。每日上午，下午，晚上，写作，画画，正写20万字的小说。

“写我自己，和经历的世事。”

我忍不住说：“回头看这些年，也许会像杜甫写的‘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他沉默一瞬，明净的秋光照在他脸上。院子里风吹过草木，有温柔的脆响。

“嗯，”他点一下头，“相对如梦寐。”

临走时，我扶扶他的臂，他穿着深绿的手织毛衣，粗棒针的，粗糙地，温暖地，硌着手心。心里也像被轻轻地擦一下。

回去的路上，太阳斜了。路真长，都是灰尘和人群。我翻开他送的诗集，有一首，是纪念保罗·安格尔的。

我低低读出声。

“莲花说，我在水上漂荡……再也不能回到故乡。”

写在1991年，香港。

流金岁月

看见丁薇会知道，那些镜头上、照片上的彩色织锦，金锁片，坠满流苏的头发，都不是她。

她瘦，穿牛仔裤，深灰毛衣，平跟鞋，容色清楚。

坐定后，要一杯咖啡，“热热的。”

然后咬一支眉笔，一手将头发拢后去，开始为一个小时之后的演出化妆。微卷的发从耳后散下来，拂到膝盖，裸出光洁额头与颈，还有浓眉重睫。

喝咖啡时，贪婪地喝一口，大眼眯起来，差点“唔”一声表示享受。

她和一切生于70年代的女孩子没有两样……

7岁时因为爸爸有个同事“会点儿二胡”，加上“能买得起”，开始音乐生涯。

12岁时的梦想是不想做一个平庸的人，不想朝九晚五地生活，不想接受“这样可能就是人生吧”的规则。

16岁时听苏芮和齐豫。喜爱唱歌，但从没有被人赞美。

20岁时，她是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大三的女生，心事青涩。

“遇到感情上的挫伤，坐在钢琴边上，随手弹出来。叫做《猜》。”

那年暑假几个朋友要跟大地唱片公司谈签约的事，“跟着去玩玩吧。”于是一起坐火车到北京，住在地下室。

“特别潮湿”，她侧侧头想了一会儿，扑一点粉，补充一句。

去公司时她站在人群后面，大家都谈完了。她轻咳一声：“我也有一首，要听一下吗？”

三宝听的时候一直低着头，看不清他的表情，然后他抬起脸问：“你要不要转学到北京来？”

回上海的夜车上，一路上摇摇晃晃，她还有一刹那的怔忡，“不会吧？真的？这样就行了？”

“太恐怖了”这边三宝正拿着小样到处给别人听，“这个女孩会写词，而且写很爵士的东西，又唱成这样……”

过了一个月，公司到上海来找她签约。

很快出第一张专辑，叫《断翅的蝴蝶》。那是1995年，乐评人难得见这样清新的女孩子，“又有一点蓝调，另类”。众口一词地说好，但紧接着是销售上的失败。

“对我打击很大”她低下头，细刷在眼睑上扫过，“我在想，做音乐，天真就够了吗？”

她决定停下来，只给别人写歌。《女孩与四重奏》的第一个版本，写给马格，公司的企宣。一个“挺噶”的“长得不好看”的戴眼镜的姑娘，“平时喜欢听一点欧洲的……像Massive　Attack那种小小的感觉。”她说。

她和金武林跟马格开玩笑，“你想唱歌吗？”

“想啊，我能唱吗？”

“怎么不能？我们帮你做。”她说起当年的对白，微微笑，“金武林一个特别喜欢做种种不可能的事的人。他觉得一个人只要感觉好就可以唱歌。”

她负责写歌词，名字叫做《女孩与四重奏》。她试着忖度他人心事，“那样的人，表面上很平凡的，但内心里和大家一样很努力地渴望被人爱吧，她应该代表大部分人歌唱，这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第一句是，”她唱给我听，“我该不该穿那件花衣裳在等你/……”

我心底轻轻晃了一下。

当年听到马格的这首歌时，我还是个台DJ，那时候每天有大藏，字母，大地……各色唱片公司寄来的小样，……沈庆，郁冬，呼啦啦一大批人，好像一下子从地里长出来的。但是黄金岁月的光在他们身上闪了一下，又过去了。

“马格现在呢？”

“她？”她笑了，“不知道，可能在哪个公司上班吧。”

5年过去了。

“我等得太久了／等得心也灰了，我想得太久了／想得人也累了”今天她再出新专辑，重填再唱这首同名的歌时，竟然红得不得了。只是，歌词中已经满是时光的痕迹。

“我在学习。”她递给我那张叫做《丁薇＆开始》的唱片，封面是她在行走。两侧是砖墙，塑料，铁栏……粗糙坚硬的世界。她不言不笑，光从四面八方来，照在她脸上。

当年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在这个“可以穷，可以普通地活着的城市”，四处搬家，几乎没有工作。但作曲系的经验是可以帮助一个人一天写10首歌来谋生。

“所以我要学着忘记这个，干脆不写。等。”

灵感？我好奇极了。

“是那些上天放在你脑子里，放给你听的，你听到了，就记录下来。”她放下睫毛液抬起眼，坦白地看着我，大眼在夜里晶光闪烁。

我“嘎？”一声，想了想自己，心里叹口气，才继续往下问。

“是的，”她说，“音乐是很神秘的，我在这个世界上行走，有时候可能什么也看不到。但在我想要发现的，什么都看得到。所以为什么我的专辑有特别北京冬天的感觉，因为我的确在那个季节写作。不管走在哪里，你都躲不过那样的冬天。像风声……还有，下雪的时候……人要在窗前站很久，在那里沉浸下去。想起可能是内心里最痛苦的事。”

然后在一本日记里，用支离破碎的字句，写下一个人的疼和孤单。然后变成歌。“雪渐渐停了/安静了。路灯熄灭了/天亮了。”

她的歌大多有冥想的气息。很女性，但毫无脂粉气。

“我强调女性的角度，以前我总在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上绕弯子，想不通，很较真。为什么他会这么想，为什么他会那么做。长大之后，发现并不是这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两性世界的矛盾就很强烈。男人和女人就是不一样。有些东西就是沟通不了的。甚至有时两个人在一起像是一场战争。我会明白这个，接受这个。因为有些事情不是我的力量能够改变的。”

所以这自省的女子，歌中充满如蛭附骨的孤独与疏离感。

“开始/怀疑自己……开始/嘲笑自己的扭曲。”

那样凉的歌词。几乎碰不到精神的热度。可是，音乐却带着兵气，用低鸣的弦乐编排和强劲的House节拍交合来衬出异样的绝望与狂乱，甚至妖异。

“在音乐上我比我的人更放肆，更张扬。”她用指尖蘸一点蓝染在眼角，睫毛的阴影盖下来，像只小手掌。“我真正喜欢的生活……是很懒散的。在百无聊赖中看看书，写写东西，然后90％的生命给音乐。”

朋友也都是幕后的音乐人，金武林，刘效松……大家聊天，吵架，吃饭，做音乐，把每个人的东西，一点一点加进来。

“结果像化学反应一样奇妙，每一步都知道是自己做的，可是最后那一瞬间，都怔住了——是吗，这是我们创造的吗？怎么会鬼使神差地变成这样了呢？”

她侧过脸去和助理商量用哪种唇彩时，我把唱片放进随身听，戴上耳机。

她声音清越，“树叶黄了，就要掉了，被风吹了，找不到了……”

背景却是北京首席合唱团的和声。啊，她的声音几乎淹没在那样苍茫的人声里，像青春，不自觉地沉浮于万人之海。而弦乐翻卷，如有另一个人在对岸注视这女子，悲悯拍打着心。

编曲是金武林。

“他在我的音乐里放进了自己。”她说。

于是这样重的力与这样轻的美。这样的男子与这样的女人。如逝如流的人生也有了庄严。

他处处都在。《你的独舞》中，他，化作一架钢琴，体贴地和着年青女子沉静寂寥的声线。如同无言的赞美——赞美她在雪的光与线条中旁若无人地沉溺。赞美只有女性才做得到的哀伤无邪。

“我需要他的力量，”她说，“加入女性毫无侵略性的美感中。”

那曾是令很多人怀恋的她在青春期时洁净清浅的情调。

“他们停留在那个年代的气氛里，但我已经来到这里”，她的话清坚决绝，有金石声。

我问她这些年在她身上最大的变化。

“在音乐上更自信，更主动。”她什么都做，写歌，编曲，制作助理，包括钱怎么报销和分配。

“我明白了什么是流行音乐，明白了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歌手。”

她要做Richie　lee　Jones和比约克，不见得有年度奖和唱片销量，只是一直存在下去，“无可替代，无法划分。”

她咬住下唇，有一丝出神，面容明净，没有一丝尘土气。像禅语中说“银碗里盛雪”。

“我希望一直跟上这个时代，和另一些人，慢慢地，一点一点地，随着岁月增长，走在一起。”

是吧，应该是这样。一群人，浑然不觉地爱了，忘了，笑了，吵了，累了，病了，老了……但是应该有那样的时刻吧，“音乐响了/让我哭了。”

是了解，也是安慰。

她解开发夹，长发散落两颊，她揽镜自照，“唱堂会去”，自嘲地笑一下。

我们站起身，握一下手。

然后她穿过藏蓝色的夜，穿过了很多灯，走进声色喧哗的人群里去了。

我转过身，走到街角，耳机里她正唱到“冬天来了，觉得凉了/水不流了，你也走了……”

弦乐骤起，漫山遍野都是。头顶是巨大的星，巨大的月。

我的心遗落在1989

那天下午，上海的雨正下得巧，若有若无。

一架钢琴，背景是满天的金色碎星。一场人，穿西装的中年男子，结伴来的成年女人，大学女生和染金黄头发的少年。500多人，密密地坐着，低声私语。

他穿酒红色衬衣，大步从甬道来。人声与灯光立刻铺天盖地而来。

他站在话筒面前，一挥手，声与光俱灭。

然后《一场大雨》的电子乐轰然而起。他在台上，与冶艳女郎以舞姿周旋，戴墨镜的造型像极詹姆士邦。

事隔10年，费翔开始他在内地的第一场新专辑的歌友会。

场边有人手持一张1980年的《流连》，有他极年青时照片，头带花环走在海边，宛若希腊传说中的美少年，淡蓝眼眸和扑朔迷离的眼睫毛，当年曾俘惑众生。《流连》在那年的排行榜上是第一位，第二位是罗大佑《恋曲1980》。呵呀时光。

他唱完第一支歌，我们坐在场心的吧椅上做访问，这样近地看他，确是像异族人。

我问他哪一首是他心爱。

“嗯，那一首，”他轻唱，“再见了关于你和我的对与错，我站在屋顶望着遥远闪烁的灯火……我第一次在唱片公司听到时，愣在那里，这是写给我的歌，怎么会在这里和它相逢？”

那一瞬，看到这人骨子里属于中国男子的那一点酸楚与怅惘。

“你能觉得你和这片土地之间神秘的联系吗？”

“1986年我回到北京，第一次见到我姥姥，一个戴老花镜，穿对襟袄的老太太，她张开手拥抱我。几十年过去了，她居然没有诧异她有一个这样高大的外孙，而且有一半外国人的血统。她只是用怀抱接受了我。”

场上大多数人笑了，都还记得198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那个坐在台下的著名的姥姥。

“她已经过世了。”他忽然低下头，下巴微微颤抖。全场悄无声息，像潮水落下去的一瞬间。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他缓缓唱。

这是当年曾使他一夜声名翻卷的歌，当时年青的他每在人群中唱这一句，立即尖叫四起。他为这骤然的红，深觉人生安排令人茫然无措。此时唱来，只是一名男子，仰面向天，寻求生命来处的感怀。

1989年，他走遍国内，最后一场演唱会，在长城。我看过照片，狂热的人群，举着长长的标幅，上面只有反反复复的三个字“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

他还是走了，去过“虽然不知道未来，但一定朴素的生活。”

初到纽约时，一年时间没有事做。与一只弃猫，在异乡夜里相互取暖。

然后是歌舞剧……百老汇的《西贡小姐》……世界巡演。

这40岁的男子，世路如今已惯，一只笔记本电脑，三只手机，行李寄存在各座城市的酒店，随时起脚去往天涯。

台湾《超级星期天》的主持陶子是他的拥趸，为了这个女子的心愿，节目组辗转在纽约找到他。得以重回故地。竟由此勾连起旧日的歌手生涯，人生传奇如是。十几年前已离散的人群，凭据他的歌声，得以重聚：

当年的青涩少女在大雪中的别离时听《我怎么哭了》，一群莽撞少年在夏日的某个下午合唱《牵引》……一时间，大家对他诉说，仿似他便是一去不回的青春。

送花的人，与他拥抱的人，上台对唱的人，都哭了。他温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