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泰斗陈寅恪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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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出任广西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陈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表示自己的无奈和愤慨。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发表了不少著述。　
　　1941年，陈寅恪在香港完成《唐代政治史略稿》一书，后来印行时改名字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原稿序末署“辛巳元旦陈寅恪书于九龙英皇太子道三百六十九号寓庐”。书稿成时，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年陈寅恪携稿子到桂林，钞改后交商务印行。钞改后的手写稿，本名《唐代政治史略稿》，写成后寄往上海。这些存下的稿子，是陈寅恪居港时候最完整的墨笔直行手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从民族升降，党派关系，外族盛衰及外患与内政关系三处落笔，深入剖析了一代政治，建立了以氏族门阀兴衰为背景，认识魏晋南北朝史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的创新深刻影响了近现代学者，对日后这方面的研究起了引航灯的作用。比如关陇集团问题，大概是近现代史学界争论最久，卷入知名学者最多的问题之一，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进一步提出唐朝的南朝化，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等名作，都是陈寅恪学术领域的不同程度地延伸。　
　　杨遇夫（树达）先生1942年赠陈先生诗云，“朋交独畏陈夫子，万卷罗胸不肯忘”。①陈寅恪研究领域极为广泛，并在中国比较语言学研究各个方面都深有造诣。他致力于汉、中古和六朝的历史，而他的著述表面上以微不足道的枝节为基础，但成果的影响却相当深远，堪称学术界真正的贡献。他在西方比较语言学方面受过的训练是一流的。他曾经学过梵文、藏文及蒙古文，尤其精于藏文。他不但能够同时使用中国和西方历史学家的方法和文献，并且善于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利用。由于历史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要结出最好的硕果，必须具备深厚的知识和批判的态度。在现代中国，历史研究真正的进展，是透过运用批判性的方法达致的，唯应用范围一般仍十分狭窄。近来，研究领域已有所扩展，但方法一般仍欠严密。欧洲正统比较语言学的影响，只是在最近的历史著述中才开始感觉得到。陈寅恪能够掌握其他人忽略的某些事实的真正意义，利用一些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事实论证意义极为重大的事件。以前的中国历史学家，要么就是对细微的事实感兴趣，故他们的成绩不免支离破碎；要么就是对通史有兴趣，因此过于理论化和太具想像力。　
　　陈寅恪对魏晋南北朝的民族问题，唐代的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庶族地主与士族地主的关系问题，隋唐制度之渊源等问题的研究，无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严谨精邃，自成一家。因此，从治学方法论的层面来说，陈寅恪的史学方法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重要补充。陈寅恪虽然未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但他并不缺少历史主义的史识和朴素的辩证观点。他治史视野开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钩稽史料，抉幽阐微，因小见大，长于在别人不注意处发现问题，找出内在联系，揭示出带有规律性的重大历史现象，言人之所未言。　
　　陈寅恪治史以中古史为先，他曾经不止一次说过：“上古去今太远，无文字记载，有之亦仅三言两语，语焉不详，无从印证。加之地下考古发掘不多，遽难据以定案。画人画鬼，见仁见智，曰朱曰墨，言人人殊，证据不足，孰能定之？中古以降则反是，文献足征，地面地下实物见证时有发见，足资考订，易于著笔，不难有所发明前进。至于近现代史，文献档册，汗牛充栋，虽皓首穷经，迄无终了之一日，加以地下地面历史遗物，日有新发现，史料过于繁多，几无所措手足。”由是可以看出，陈寅恪治史以中古史为易于见功力之微旨，非以上古与近现代史为不可专攻也。①　
　　1941年12月14日，校读《新唐书》第二卷，书后附自记。次年正月，陈寅恪仍然校读《新唐书》。这年冬天，在坊肆中购得商务国学基本丛书本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十二册，排印字既小，且多双行注，字尤小，陈寅恪现在的眼疾已经厉害，做这些研究非常吃力。第十二册末的跋中提到，他是在无意中于书肆廉价卖到了这本书。不过几天世界大战起，在万国兵戈饥寒疾病之中，研读此书也有利于消磨时光，于是匆匆读了一遍。以前家藏的殿本及学校所藏的本子都要远胜于这个本子。②以前陈寅恪读这本书的时候是在太平之世，而现在读的本子时值乱世，反而给人一种亲切熟悉的感觉，身逢乱世，能坐下来安静地读一本自己喜欢的书也许已经是很大的享受了，而对于那段时间长期辗转奔波的陈寅恪似乎更是难得和珍贵。　
　　动荡岁月的纷乱，阻挡不住为学的热情，这一年，陈寅恪还著有《读东城老父传》、《读莺莺传》、《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诸文。　
　　1942年春，陈寅恪一家仍然困居在香港。有《壬午元旦对盆花感赋》诗，末联：“劫灰满眼看愁绝，坐守寒灰更可哀”，由此可深刻的感知到陈寅恪当时困居香港的苦闷心情。这个时候，艰难的生活中却出现了另外的不尽人意的插曲。据陈流求笔记记录，这年春节过后不久，陈寅恪旧时的学生来访，说是奉命请他到当时沦陷区的上海或广州任教。陈寅恪对于日本人，身负国耻家仇，岂肯为侵略国家的敌人服务，他坚决地拒绝了。吴雨僧《答寅恪》诗自注有言：“闻香港日人以日金四十万圆强付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寅恪力拒之，获免。”③日本人三番两次的骚扰利诱，这个时候陈寅恪想到的是，香港不是久留的地方，应该想办法尽快逃脱，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5月5日，有船到广州湾（即湛江），陈寅恪一家带了简单的行李乘坐海轮由香港取道广州湾准备返回内地。途中，遇到风浪，一叶扁舟，惊险万状，但为了归死故丘，毫不犹豫。好不容易到达湛江，住进了一个嘈杂拥挤的旅社，与内地取得联系后，又由旱路经过赤坎、廉江、郁林、贵县，在贵县换船到桂平，换拖轮到柳州，在1942年六月末抵达桂林市。　
　　陈寅恪在桂林留一年多，并任教于广西大学。　
　　驻足广西大学　
　　陈寅恪一家成功逃离香港抵达桂林后，他的亲朋好友都非常高兴。其兄陈隆恪有《闻六弟携眷自香港脱险至桂林》一诗：　
　　蝉雀相乘劫，恢恢食报才。　
　　穷愁羁我在，辛苦识君来。　
　　正气吞狂贼，余生息祸胎。　
　　危邦占剥复，未许后人哀。　
　　吴宓听到老友脱险，亦有《答寅恪》诗：　
　　喜闻辛苦贼中回，天为神州惜此才。　
　　心事早从诗句解，德名不与世尘灰。　
　　这段逃难经历陈寅恪深有感慨，有《壬午五月发香港至广州湾舟中作用义山无题韵》、《予挈家自香港抵桂林已逾两月尚困居旅舍感而赋此》，又有《壬午桂林雁山七夕》诗。从吴宓日记中又有《夜读简斋自湘入桂诗感赋》诗：　
　　我行都在简斋诗，今古相望转自疑。　
　　只谓潭州烧小刃，岂知杨獠舞多姿。　
　　还家梦破恹恹病，去国魂销故故迟。　
　　谁挽建炎新世局，昏灯掩卷不胜悲。①　
　　陈寅恪原计划到四川李庄历史语言研究所，中英庚款会和广西大学既然相约讲学，就决定在桂林暂时休息，乃致书傅斯年辞去中研院专任研究职务，接受广西大学的聘任。任教广西大学的时候，陈家搬进背傍石山的广西大学宿舍中。据陈流求记录，当时敌机常来轰炸惊扰，经常逃警报。陈寅恪曾经冒着被轰炸的危险到粤边坪石当时的中山大学临时校址短期讲课，有“清谈与清谈误国”和“五胡问题及其他”两次学术讲演。陈寅恪到中山大学讲演是有一定原因的。老教育家金曾澄教授于1942年5月被当时的行政院任命为国立中山大学代理校长，他上任后，注意物色学有专长的著名学者来校任教。陈寅恪当时以教育部部聘教授身份任教于国立广西大学，金曾澄代校长只好用特殊的方式处理，用特约教授的名义聘他来校为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讲学。于是便有了这两次著名的在中山大学的讲演，讲学的简况，当时的《国立中山大学日报》作了扼要的报道。　
　　有了这段自港逃出的经历，陈寅恪虽然庆幸生还，但是“国门生人有新愁”。1943年春夏间仍然任教于广西大学，居住在桂林雁山别墅。陈寅恪有《癸未春日感赋》诗，给李庄史语所第一组诸友：　
　　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世俱新。　
　　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　
　　九鼎铭词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　
　　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　
　　这首春日感赋，内含深意。首联是说时局好转，美国参战。次联藉汉时楚元王故事，喻士人不为世人所重视。穆生初受元王敬礼，因不嗜酒，王乃以醴，后王忘设醴，穆乃谢病去，且说：“醴之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第三联讽刺当局之虚矫，曾有请顾颉刚写九鼎铭词为元首祝寿一事，而不知道当时社会伤贫已甚，国家元气殆尽。末联之典出自《南史》：周颙、何胤崇佛法，但是周有妻子累，何有肉累，之所以不能摆脱世俗诸累，因为有身。老氏有言：“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战事艰苦，物价飞涨，伤贫日甚，士人的生活穷困，此诗已经略见端倪。另一在桂林所作挽张荫麟二首之二，表达得更加清楚，隐约间我们还能感觉到那份深深的哀愤：　
　　大贾便便腹满腴，可怜腰细是吾徒。　
　　九儒列等真邻丐，五斗支粮更殒躯。　
　　世变早知原尔尔，国危安用较区区。　
　　闻君绝笔犹关此，怀古伤今并一吁。　
　　陈寅恪任教广西大学一年多，他平日教人，言必信，行必果。奖掖后学，不遗余力。不但对古人不轻加訾议，即对当代人物亦不轻加品评。先生为人谦逊，虚怀若谷，而于学术问题上，是非分明，不以人废言，亦不以言废人。尊重历史事实，追求客观真理。著文立论，无一字无来历。每能因小见大，多发前人所未发之覆。博大精深，自辟蹊径。不特能阐事理之当然，且能解其所以然。①　
　　陈寅恪重点的治学方面落在历史领域，对于历史的研究，他提到，其中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而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凡是前人对历史发展所流传下来的记载或者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是比较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的，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然全部查过了，但是可能还有地下未发现或者即将发现的资料仍然可以证明其并非“无”。陈寅恪的话分量是很重的，对日后扎根在史学研究的学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黑色岁月里，稳定的时候是很稀罕的，平静的日子是一点不敢奢望的。是年八月的一天，他们一家又不得不从桂林启程北行，原因是1943年的夏天战火逼近湖南，长沙等地的形势日益紧张。在这种形势下，无奈的陈寅恪携全家再次登上艰难漫长的逃难旅程。先是搭乘货车由桂林出发，经过宜山、金城江进入贵州境内，过独山到都匀后，唐筼染上痢疾，勉强走到贵阳市后，病情加重，中途暂时停下休养，找到中西药品，慢慢调理，但是疗效很慢，大约经过一个多月，她的病情才慢慢好转。于是，又勉强地登上川黔公路，这一路，波折坎坷，陈寅恪又着急上火，路上也患病，1943年冬天的11、12月间才到达重庆暂时在观音岩俞大维家休养。　
　　这个时候蒋天枢与蓝孟博同在夏坝　
　　复旦，听到老师陈陈寅恪到达重庆，住在观音岩俞宅，两位约同往谒。蓝氏往购奶粉，仅得三罐。陈寅恪和夫人都还在病中，虽然稍微痊愈，但是仅仅能在床上倚靠着被子坐起来。当时，陈寅恪说道：“我就是缺乏这个，才会病成这样。”战时学者之清苦，令人心寒。①　
　　这一路走来真可谓身心俱疲，备尝艰辛。陈寅恪病情稍为好转之后，启程去了成都，抵达成都时，已在1943年的12月底，后任教于燕京大学。　
　　这是一段辛苦波折的历程，顶着巨大压力的陈寅恪在1942年到1943年年间，依然写出了《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序》、《陈述辽史补注序》、《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等文，这种治学的毅力和精神是令人佩服和感动的。　
　　执教燕京大学　
　　1943年冬天，成都燕京大学校长梅贻宝在学校的周会上说：“我校迁徙西南，设备简陋，不意请得海内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前来执教。陈先生业已到校，即可开课。这是学校之福。”不久，教务处公布了陈寅恪所开课目，当时陈寅恪兼任历史和中文两系，所开课为《魏晋南北朝史》及《元白诗》。下半年陈寅恪又开《唐史》及《元白刘诗》。那个时候，燕京大学借一女子中学的旧址上课，地小房少，听陈寅恪讲课者为教室所不容，且先生住房亦狭隘。所以，第二年开设《唐史》及《元白刘诗》时候，改到城外华西大学广益学舍之大教室，以便所谓华西五大学学生，均可共同听课，陈寅恪亦迁至广益学舍居住。　
　　陈寅恪先生在燕京大学教书，一直到抗战胜利。在抗战胜利的前二三年间，通货膨胀厉害，物价飞涨，生活极为艰苦。执教燕京大学的时候，陈家与李方桂教授家同住在陕西街燕大校本部宿舍，李家住楼下，陈家住楼上。那时物质条件很差，灯光昏暗，物价飞涨，间或还要躲警报，生活如此艰难，陈寅恪用唯一还有视力的左眼，仍然不断地从事着学术研究和著述。　
　　1944年，陈寅恪仍然执教燕京大学，因为燕京大学上课地点改在华西大学文学院，所以又要搬家到华西坝广益宿舍居住。在华西坝期间，陈寅恪除了上课外，基本上完成《元白诗笺证稿》一书。此书意在阐述唐代社会史事，不是在说诗。陈寅恪凭藉其精深的旧学根底和深厚的史学素养，把史学和文学打成一片，以诗证史，以史证诗，融会贯通，在史学和文学研究中开创了一条新道路，他的《元白诗笺证稿》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前面陈寅恪所作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略稿》二书，一论唐代制度，一论唐代政治，此书则言唐代社会风俗。　
　　陈寅恪刚到燕京大学不久，先开设“魏晋南北朝史”和“元、白诗”两门课，讲课的地点就在城内陕西街燕大校本部。到1944年秋季，又继续开“唐史”和“晋至唐史”专题研究两门课。这时，陈寅恪已经搬到城外华西坝华西大学的广益宿舍，住房条件有了改善，课堂也随之移往华西大学文学院。当时陈寅恪的右眼已盲，走路略感吃力。穿长袍马褂，手拿黑布包袱，包着书本、讲义，另手拿着一瓶冷开水，步入教室，入座即开课，了无闲言。陈寅恪一面讲，一面板书，不时喝水。由于他讲课内容精辟，极富启发性，当时慕名前来听讲者，不乏百数人，讲堂座无虚席，待立门窗两旁，几无容足之地。听讲的不仅是学生，华西坝其他大学也有不少教师来听课，当时学术界不少人私下里尊称陈寅恪为“教授之教授”。他在讲述曹魏之所以兴起与南北朝之所以分裂，以及唐初李渊起兵太原，隋何以亡，唐何以兴，源源本本，剖析入微，征引简要，论证确凿。陈寅恪的课程每一堂有每一堂的创获和新意，多发前人未发之覆。陈寅恪讲诗亦如讲史，即以诗证史，而非纯诗之讲解。不先读元白（后加刘禹锡）之诗，是听不懂陈寅恪所讲的。追忆他所讲的内容，既专且深，自然有诸多听不懂的地方，两课能坚持听讲到底者，不过二十人，其中大多数今已成为在文史研究方面学有专长的专家。①　
　　陈寅恪当时将元白诗并讲是有自己的深意的。当时比较研究之法已有所滥觞，陈寅恪对此有独具的看法，以语言为例，他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即指出各种语言有其特殊之文法，比较研究之法，非在同系语言如梵语、波斯语等中进行，不能得其功。“故欲详知确证一种语言之特殊现象及其性质如何，非综合分析，互相比较以研究之，不能为功。而所与互相比较研究者，又必须属于同系中大同而小异之语言。”所以陈寅恪对马建忠之仿印欧语系而建立中国文法之作不以为然，斥之为：“《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语言如此，文学更然。陈寅恪说：“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盖此种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无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空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这种议论，在今天看来，应该已经成为定律，但是退回五六十年前，则不能不说是一种卓见。即使在今天，胡乱比较之妄人也还有之。元稹、白居易处在同一个时代，同为元和体的创始人，两人多有同一题目之作，所作又互相影响，先生并讲元白诗，恰当至极。　
　　多事之秋，在辗转逃难的路上，陈寅恪在不同的大学里留下了坚实的脚印，每到一处讲学，他都努力做好自己“教书匠”的本职，给曾经上过他课的学生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陈寅恪一直认为讲课必须有新意，使学生每听一堂课都有听一堂课的收获，这样自己的课才没有白讲，学生增长了知识，才是为人师最大的成绩。如果所要讲课的内容已经写成文章发表，或者著书出版了，人人都可以买到看到，这样陈寅恪就不会再花时间开这门课了。他反对照本宣科的读讲义，认为这是在浪费听讲者的时间，他一再主张讲课必须讲出自己的创意和见解，给人以启发。例如，陈寅恪发表了不少关于魏晋南北朝的文章：《桃花源记旁证》、《东晋南北朝之吴语》、《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等等，这样他就不再开魏晋南北朝的课了；又如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书后，就不再开隋唐史一课了；当油印出版了《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也就不再开元诗一课了。此特点为陈寅恪先生毕生教书育人的一大特立独行之处，为很多学者大儒所不及。为人仪表，师风泽传，影响了一代代人，遍天下的桃李，也是陈寅恪先生一生最大的收获和喜悦。　
　　因为生活艰苦，营养很差，左眼视网膜剥离加重。1944年冬天，陈寅恪在课堂上对学生说：“我最近跌了一跤，唯一的左眼也不行了，说不定会瞎。”事过不久，在1945年春天的一个早上，陈寅恪突然发现两眼一片漆黑，唯一可以依靠的左眼忽然看不到东西了，随后住进成都燕大校址对面的存仁　
　　医院，进行治疗，住在三楼73室。陈寅恪平日食量极少，主食但吃面包一二片，副食亦仅啖瘦肉一二片而已。既病，食量大减，靠打针和服维生素B来补充营养。须知当时打一针的费用昂贵，维生素B价格亦不菲，而且不容易购得。唐筼为买一药，四处奔波，实在是煞费苦心，尽力支撑。虽然偶尔亲戚好友解囊相助，也只是应付一时，而长年累月，膳食药费，开支日益紧张，艰辛备尝。陈寅恪住院期间，虽然辍讲，但是他还是热情地欢迎大家与他一起讨论学术问题。他带的研究生经常就病榻前请益。此外，国内外学者途经成都时候，亦必躬谒面教，质疑问难者颇不乏人。对来访者提出之问题，不论用英、德、法语还是汉语，陈寅恪多先闭目沉思，然后作答，纵使答话只有只言片语，也是深入辟里，给人启发，令人信服。①　
　　是年12月18日，存仁医院大夫对陈寅恪进行手术治疗，手术前后，燕京大学老师同学们非常关心，很多同学轮流照顾，但身体、生活条件太差，加上当时医疗条件的限制，手术后仍旧没有恢复视力。反而为他日后赴英治疗留下了隐患，因为这次手术导致视网膜皱在一起，到英国医治，也没有办法弄平。人言时势造英雄，但那样的时势却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