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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泰斗陈寅恪传-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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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因为这次手术导致视网膜皱在一起，到英国医治，也没有办法弄平。人言时势造英雄，但那样的时势却在一步步地扼杀贤才，时代的苍凉带来多少无奈的伤悲。
1945年的除夕，陈寅恪从存仁医院回家，外面的爆竹声声更加衬托出了陈寅恪内心的伤痛与对眼睛不愈前途未卜的忧心。作为一名学者，从事学问研究，不能用眼睛读书，前路何去何从，心中的苦闷只有在诗中去寻求一种发泄和寄托：
天其废我是耶非，叹息苌弘强欲违。
著述自惭甘毁弃，妻儿何托任寒饥。
西浮瀛海言空许，北望幽燕骨待归。
弹指八年多少恨，蔡威唯有血沾衣。
以书为生的学者，双目失明，著述立作的理想难续，牛津讲学的意愿化为乌有，身边的妻子女儿如何照顾，老父的遗骨待葬，恨愁交加，对人生多舛的无限感叹溢于诗表。一年之计在于春，可是这年的春天，陈寅恪的眼睛变坏，春天的大好时光还没有来得及好好欣赏，一年的所有计划都在不可意料中被打击得凌乱不堪。以往美丽的东西也不再可以用眼睛来细细地审视了，化作了回忆，只能努力用心来寻找那份原来属于自己的美丽。没有春天可见，独自对着繁枝茂叶怆神，在病中，往往倍添思念先人故居的感情，这个时候，陈寅恪内心的悲凉和无奈无以言表。
1945年5月17日，是陈寅恪56岁生日，悲恨交集，内心痛苦之情可由他所作的三绝察知：
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通。
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
鬼乡人世两伤情，万古书虫有叹声。
泪眼已枯心已碎，莫将文字误他生。
女痴妻病自堪怜，况更流离历岁年。
愿得时清目复朗，扶携同泛峡江船。
陈寅恪哀感自己的人生不幸遭遇的时候，仍然不忘记国事。1943年冬，刚到达成都的时候，深刻感到太平盛世难以见到，胜利的日子不知道何时到来，难以让百姓过上平静祥和的生活。那时的日寇在中国的侵略气焰仍然嚣张，兵尘漫漫，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物价飞涨，“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1945年，盟军攻陷德国柏林，胜利的曙光姗姗来迟，倭寇已经穷蹙，迎来了“破碎山河迎胜利”之感。中国的抗日胜利，更是喜不自胜，国耻家恨经历了艰难曲折，伤痛累累的八年后终于有了个完满的句号。陈寅恪作了《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
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
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
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这首诗虽然读来简单平易，却是寄意深远，饱含胜利到来时复杂的喜悲交织的深情。其中，陈寅恪所引杜甫、陆游的典故妥帖确切。内心复杂的感情以一种婉转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历经磨难终于感受到了胜利的喜悦，历史性的再次感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的情境。欢庆胜利的时候，不觉想起这近十年来的辗转艰辛，情何以堪，于是喜极而泣，这种复杂的感情，又掺杂进了对国家的前途，对自己的命运的忧虑，心情不禁转喜成悲。
虽然眼睛病情不断加重，生活也日益窘迫，但陈寅恪仍然没有放下他钟爱的学术研究。1945年陈寅恪动手术无效后，出院回家。此后不久，石泉开始兼任他的助手，每天上午到陈寅恪家中，首先是念报。陈寅恪听得很认真，往往还插几句精辟的评论。读报之后，经常要问：外面有何消息？特别注意当时的学生民主运动。读报之余，石泉还经常为陈寅恪做一些查阅材料、校对文稿、代拟代写信件等工作。所有这些都要全文读一遍给陈寅恪听，陈寅恪的记忆力特别好，听一遍后，事隔多日还能记得，往往联系前后诸事，提出见解和要求。照办之后，再读给陈寅恪听，直到满意为止。①
斯时斯地的苦与难，反而更加激发起了投入学术的热忱，凭借顽强的毅力，陈寅恪这段时期依然有不俗的成绩。1944年到1945年陈寅恪先生的著述有：《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梁译大乘起信论伪智恺序中之真史料》、《长恨歌笺证》、《元微之悼亡诗笺证稿》、《白乐天之先祖及后世》、《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之关系》、《论元白诗之分类》、《元和体诗》、《白乐天与刘梦得之诗》、《白香山琵琶行笺证》、《元微之古体乐府笺证》、《读吴起昌撰梁启超传书后》等文。
陈寅恪做学问并不主张“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方式。陈寅恪曾经谈到当时的学生运动，他说：“我班上的好学生大都是共产党。我怎么知道的呢？抗战前那一两年，上我的课的学生中有些人学得很好。后来有一天我去上课，他们忽然都不见了，我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因为
国民党要抓他们，都躲起来了。我由此感到共产党将要成功，因为好学生都到那里去了。”在二次大战后期，盟军方面曾经酝酿着要定日本天皇为战犯。陈寅恪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说：“这事绝对做不得。日本军人效忠天皇，视之为神。如果我们处置天皇，日本军人将拼死抗争，盟军则要付出大得多的代价才能最后胜利。如果保留天皇，由他下令议和，日本军人虽然反对，也不敢违抗，就会跑到皇宫门前切腹自杀。这样，盟军付出的代价就会小得多，而且日本投降也会较容易。因此，希望盟军不要做那样的蠢事。”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陈寅恪的意料。①陈寅恪一贯注意观察世界潮流，关心祖国的前途，有强烈的正义感，看问题客观、敏锐，具有高瞻远瞩的历史眼光。正是这种正义感和历史责任感督促着陈寅恪在教书和治学的路上抛开艰难险阻，一步步坚实的走了过来。
关于治学与政治的关系，陈寅恪先生有言：“古今中外，哪里有做学问能完全脱离政治之事？但两者之间，自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如果做学问是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做学问。因为做学问与政治不同，毕竟有它自己的独立性。”据王钟翰先生记载陈寅恪先生一事，当时蒋介石喜欢以唐太宗李世民自比，他听说陈寅恪为当代海内外隋唐史名家，曾托人以重金请先生写一部唐太宗传。陈寅恪当时患病，生活十分艰辛，得到这笔钱无疑会解决燃眉之急，但对奉命写书的事情，陈寅恪毅然拒绝。此事十分清楚地说明，陈寅恪先生是言传身教相一致的最好典范。②
陈寅恪治学态度十分谨严，既有开拓性的学术眼光与气魄，又有深邃敏锐的洞察力，他善于从极普通的史料中挖掘出自己的东西来，发现一些新问题。陈寅恪的考证极精，但又绝非烦琐考证，所考问题，都是小中见大，牵涉到重大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陈寅恪常说，他最欣赏法国学者写文章的风格，证据够用了，就不多举了，不多罗嗦。英国人的文章也不错。他最厌烦繁复冗长、堆砌材料的文章。陈寅恪掌握的史料虽然极丰富，但为文绝不广征博引以自炫，而只引用最必要的材料，因此行文十分简洁。他的治学态度、眼光与方法，从多方面启迪、教育了后来人。
五、黑色岁月，真情永驻（1）
目疾加重
陈寅恪在中年双目相继失明，是他一生最大的憾事，对于终身以读书、教学、研究学问为己任的陈寅恪而言，其痛苦是他人难以体会的。他的孩子那时虽然年龄尚幼，但已能理解父母内心的悲楚，能感知到那个时候全家都笼罩在忧郁的气氛之中。关于陈寅恪失明的记载，她们在回忆短文中分别有载。
陈寅恪自幼秉性好静，嗜阅读，常深思，不喜户外游戏。因为出生在一个世代读书的家庭，家中藏书丰富，自五六岁入家塾启蒙后即嗜好读书。毫无疑问，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好读书这一点成就了后来的陈寅恪。
先贤老子早就给人们讲过了福祸相倚伏的道理，《易经》也早就给我们提供过否极泰来的成语，爱读书这一点对于陈寅恪来说其实也有它不好的一面。这在第一章我们已经约略提到。
陈寅恪读书极勤，早年读书用眼过度，长期伏案写作，加之岁月艰辛身体劳损，致使目力严重受损；由于好学和勤奋，陈寅恪的眼睛过早成了高度的近视。在国外的多年求学生涯中，他嗜读不倦，不图虚名，不拿学位看重知识，不为学历而读书，为知识而读书。用功颇勤，经常废寝忘食地扎于书堆之中，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其乐无穷，并且掌握了阅读十多种语言的能力，通晓十多种文字。年轻的陈寅恪将有限的青春全部寄托于迷人的知识殿堂里，加上国外求学，花费高，资金来源不充足，虽然一同在国外求学的朋友会互相帮助，但是异国他乡，求学的路程都是极其艰辛的。处在13岁时候，正值少年生长发育旺盛，也是眼球长轴发育趋向稳定之际，陈寅恪在这个年龄即东渡日本求学，他曾经谈到昔日伙食非常差，每日上学所带便当只有点咸萝卜佐餐，偶尔有块既生又腥的鱼就算是改善生活了。即便如此，陈寅恪在异乡仍苦读不辍，以致营养不良，引发“脚气病”，不得已返国。后来再度出国留学的时候，为了节省时间可以多学点东西，他经常带着点面包作午饭，这样在图书馆里一呆就是一整天，学到的东西是越来越多，可一定程度上，身体营养长期跟不上，身体也在变得虚弱起来。他逃难离开北京的时候，右眼视网膜已经出现剥离的现象，若能够及时到达英国，眼疾当可以医治得到痊愈，不会导致失明。但是战乱生活困顿，没有及时赶到英国治疗，导致目疾进一步加重。①
陈寅恪的眼睛过早成了高度近视，由是鼻梁上总离不开眼镜，抗日战争爆发前在清华园里，无论是夹着布包袱上课堂或回家伏案工作，以及生活起居都离不开它。陈寅恪的眼睛近视缘由是否有遗传因素，很难考察出来。因为散原老人80高龄后仍能阅读，陈寅恪的母亲也没有视力不佳之闻。最重要的原因应和环境因素、陈寅恪孩童时就开始长期近距离用眼，加上光照严重不足等有密切关系。
回到国内，陈寅恪任职清华国学院，这对于陈寅恪而言是一个研究学问的黄金时期，在“教书匠”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不遗余力地教导着求知若渴的学子们。在授课之余，利用点滴时间，夜以继日地从事着自己钟爱的学术研究事业，在这稳定安静的十年里，也是陈寅恪著述最丰盛的十年，这么多著作的出世，自然包含了陈寅恪的全部心血，是在油灯下、铅字中遨游数年的硕果，著作中的每一句、每一字，都包含辛酸的汗水，长期的超负荷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无影无形中加重了陈寅恪本已高度近视的眼睛的疲劳，直至演变成让人遗憾和辛酸的难以治愈的病痛。
时局多难，万事无常，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国的旷世灾难拉开序幕。那个时候陈寅恪刚满47岁。不久日军攻占了北平，陈寅恪父亲散原老人怀着对祖国深深的感情，憎恨日寇，感慨国运，忧虑国难，生病后毅然拒绝服药，甚至以拒食相抵抗，最终于9月14日在愤懑中带着无尽的遗憾与当时那个纷乱动荡的社会长辞，享年85岁，此为陈家最重大的变故。经历了父亲临终前后的这段日子，对陈寅恪的影响和打击是巨大的，为父亲拒食抗日不幸辞世的伤痛和震撼、为时局如此不堪的忧虑和苦闷、为日寇入侵带来苦难的憎恨和愤怒，如此种种，错综交织，如针刺一般，根根深深再度刺痛早已身心俱伤的寅恪的心。经历了如此大的家庭、国家的变故，还有身边的妻子孩子需要自己的照顾，身上的责任感一时间也变得沉重起来，在这些苦痛与压力的双重打击中，陈寅恪的身体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远比学术研究的困难和坎坷严重和残酷得多。加上以往眼睛的过度劳累，这个时候陈寅恪的右眼视力已经开始急剧下降，渐渐的右眼失去了视力。
那时陈寅恪的兄弟均在南方，交通阻隔，奔丧来不及赶回，陈寅恪是当时家中唯一的儿子，先行主持丧事。国事、家事令他心情十分沉重；又极劳累，亲友来吊唁时家属均一一还礼，叩首或鞠躬，频繁弯腰、低头，以后方知，此类姿势对高度近视者极不相宜，可能诱发视网膜脱离。可能正是这诸多因素促使陈寅恪在父亲治丧期间右眼视力急剧下降。不得已到同仁医院检查，诊断为右眼视网膜剥离，医生叮嘱及时入院手术治疗，不可延误。决定是否施行手术，对陈寅恪夫妇是一次严峻的选择。陈寅恪一度住进同仁医院眼科病房，他不仅向医生询问有关病情，手术前后事宜及成功或失败的预测等，还向病友及病房工友探询。考虑到当时接受手术治疗，右眼视力恢复虽有希望，但需费时日长久，而更重要的是当时身负国耻家仇的陈寅恪想到绝不能在沦陷区教书，若在已陷入敌手的北平久留，会遭到种种不测。
在这种情况下，陈寅恪经受住打击，以在沦陷区教书、任职为耻，料理完父亲的丧事，悄然离开京城。虽然当时他的右眼视力已经开始急剧下降，仍携全家辗转南渡逃难。当年，陈美延刚出生，陈流求八岁。陈寅恪夫妇经过反复商量，他们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是很慎重和认真的，同时也是极艰难的，因为当时的陈寅恪对于身体健康而言是极需要这样一个及时的手术的。但是最后，他们决定放弃手术治疗眼疾，准备迅速赶赴清华大学内迁之校址。此时陈寅恪四兄弟均已抵达，共议散原老人的身后事，在父亲逝世后刚满“七七”尚未出殡时，陈寅恪考虑当时局势隐瞒了教授身份，于1937年11月3日，携妻带女，离开北平，决心用唯一的左眼继续工作。
历经逃难的各种艰辛，才到达湖南长沙，不久因战局关系，学校迁往云南。他们不顾路途的劳累，再度南下。到达香港的时候，唐筼身体抱病不能跟进南下，暂时留在香港。陈寅恪只好独自到西南联大任教。在此期间他时常患病，视力模糊，阅读、书写吃力。战火纷飞的时局，北京寄往长沙的书籍，在一场大火中付之一炬。在长途跋涉中，随身携带的珍藏的书籍又时有丢失，一些著述及未成之稿亦不复存在，这直接导致了日后很多著述难能完成，很多研究的心血付诸东流。陈寅恪可谓痛心疾首，目疾遂逐渐加剧。蒋天枢先生在记述的按语中写道：“先生离北平时，右眼视网膜已发现剥离现象，若得至英伦，眼疾当可医治痊复，不致终于失明。”蒋先生叹曰：“天欤，际遇之不幸欤？”凡此种种的不幸，陈寅恪的情绪极度低落。据当年同在昆明的俞启忠表兄相告，逢空袭警报来临，他常陪同陈寅恪去躲避轰炸，以防陈寅恪因视力缺陷发生意外，可见当时陈寅恪的视力下降得厉害。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月，辗转逃难、敌机轰炸、贫病交加，几近失明的陈先生授课不掇，著述不掇。备课从不懈怠，所授课业让许多后辈受益多年。经虎门抵达香港时，已经是1937年末。①初到香港，陈家暂时住在罗便臣道104号地下室。人地生疏，听不懂广东话，使用港币，生活费用昂贵，生活极其艰难。春节过后，陈寅恪必须赶赴西南联合大学上课，但是唐筼原患心脏病，旅途劳顿，体力不能支持，陈美延也得病，不能再走，陈寅恪决定只身取道安南、海防，到云南蒙自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授课。路上书籍的丢失，无疑增加了现在校读工作的繁杂和难度。陈寅恪校《新唐书》时，已远不如校《旧唐书》时的悠闲。流离西南，生活极不安定，现在他的眼睛视力已经大大不如以前了。传世的《唐代政治史略稿》、《元白诗笺证稿》的大部分文字是这一时间完成的。
战争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导致万千人民流离失所，陈寅恪这个时期，接应牛津之聘的愿望也一再因为战争因素受阻隔，最终抱憾放弃。逃离沦陷区香港后，曾经逃难到桂林，暂时任教广西大学。之后由于时局紧张，又开始了漫长的辗转历程，陈家几经逃难，陈寅恪的体质愈加衰弱，唐筼及幼女时有病痛，终于在1943年底到达四川成都，执教于燕京大学。先住入学校租赁的民房内，此时正值抗战后期，物价飞涨。灯光昏暗，且常停电，陈寅恪用唯一高度近视的左眼视力，在极端简陋的条件下照旧备课并从事学术研究，完成多篇论著。寅恪的视力在那个时候已经日渐减退，那时他的手写字迹已较前明显增大，记得一次期末评卷后，陈寅恪因视力不济，已无法按校方要求将考分登录在细小的表格内，无奈之下只有叫陈流求协助完成这项费眼力的工作。
陈寅恪在燕京大学教书，一直到抗战胜利，在抗战胜利的前两三年间，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生活极为困难。执教燕京大学的时候，陈家与李方桂教授家同住在陕西街燕大校本部宿舍，李家住楼下，陈家住楼上。所谓“宿舍”，不过是用篱笆隔成的极狭的小屋，陈寅恪一家５口挤住３间小屋，颇为简陋。那时物质条件很差，灯光昏暗，物价飞涨，间或还要躲警报，生活如此艰难，陈寅恪用唯一还有视力的左眼，仍然不断地从事着学术研究和著述。1944年秋，陈家迁入成都华西坝广益路宿舍。相比抗战以来的颠沛流离，陈寅恪在华西坝的生活，虽说仍不免清贫之困，却总体上说是平稳安宁，也是做学问难得的平静时光。除上课讲学，偶尔应酬交往，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舍中读书著述。尽管眼疾病痛困扰，陈寅恪在成都，共写就12篇论文，其中有9篇后来收入晚期名著《元白诗笺证稿》中。当时的华西坝，真算得上大师云集，盛况空前，顾颉刚、钱穆，萧公权，李方桂，许寿裳，吕叔湘……每个人都是其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然而，陈寅恪却如众星捧月，成为其间翘楚。1944年5月6日，华西坝上的华西、燕京、齐鲁、金陵4所大学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５校中文系举行联谊大会，众学者公推陈寅恪为大会主席。陈寅恪众望所归地登台讲话，除阐明此会意义外，着重对５校中文系今后应着力方向做了详细阐述。遗憾的是陈寅恪这篇精彩深刻可列为珍贵文献的讲话，因其时未有详细纪录而流失。
有意思的是，陈寅恪因名气太大，学问精深，其授课时，台下听课者除学生外，竟时有林山腴先生，著名学者程千帆、沈祖棻（被朱自清誉为“现代李清照”）夫妇，以及诸多慕名而来的文化艺术人士。可见当时陈寅恪声名及影响之大。
然而，好景不长，也可谓乐极生悲，随着眼疾恶化，“天才学者”陈寅恪最终在成都华西坝失明。这个意义上说，抗战后期的成都，以及风光秀丽，人才荟萃的华西坝，就成了留在一代宗师陈寅恪眼中“最后的清晰世界”。也由此，成都及其华西坝，在陈寅恪脑际中，印象深刻难忘。以至1964年2月，已目盲近20年，偏居岭南“康乐园”的陈寅恪，忆起成都，还吟诗一首，曰：“昔年人日锦官城，曾访梅花冒雨行。岭南今朝头早白，疏枝冷蕊更关情。”表达了对当年成都岁月深深的怀念。
1944年11月中旬陈寅恪的左眼已经恶化，但未休息仍继续授课，石泉（刘适）、李涵（缪希相）先生在《追忆先师寅恪先生》文中提到，陈寅恪在课堂上对大家说：“我最近跌了一跤后，惟一的左眼也不行了，说不定会瞎。”1944年11月23日陈寅恪致函中央研究院李济、傅斯年二先生，谈到：弟前十日目甚昏花，深恐视网膜脱离，则成瞽废。后经检验，乃是目珠水内有沉淀质，非手术及药力所能奏效。其原因想是滋养缺少，血输不足（或其他原因，不能明了），衰老特先。终日苦昏眩而服药亦难见效，若忽然全瞽，岂不太苦，则生不如死矣。《吴宓日记》1944年12月10日记有与父亲同在燕京校楼晤面事，过两天后12月12日记：宓访寅恪于广益学舍宅，知寅恪左目今晨又不明，不能赴宴。
在这样一个寒冷的早晨，陈寅恪突然感到左眼失去光明，忙叫陈流求去通知学生：他当天不能上课。并即刻到存仁医院诊视。12月14日，因左眼视网膜脱离，住入该院治疗。入院后由陈耀真教授主持，于12月18日进行手术。唐筼给傅斯年先生的信中说：寅恪经手术后，今日为第九天，内部网膜究竟粘合成功否？尚看不清楚，又须平睡，不许稍动，极苦，而胃口大伤……
唐筼昼夜在病榻旁，又急又累，旧病复发。此刻燕京大学的师友、学生非常关心，轮流在床边守护如同家人，此情此谊，感人至深。陈流求、小彭正念初中，每日午后由家里送汤水到医院，但陈寅恪进食很少，体质更加下降，对伤口愈合殊为不利。术后一月，医生告知第一次手术未成功，准备再施二次手术。陈寅恪夫妇甚为踌躇，唐筼曾向亲友征询意见，最后陈寅恪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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