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泰斗陈寅恪传-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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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盲和多病摧毁了他赖以维持生存的希望，他觉得他的生命早已完结了，只剩下一具空空的千孔百疮的躯壳在等候着不可避免的那一天的到来，于是，在他预先给夫人唐筼写好的挽词中就出现了如此令人心碎的句子：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上苍对于陈寅恪虽然未必公平，但也未必绝情，他没有把全部不幸都加在陈寅恪一人身上，让他彻底沦为一个悲剧人物。这不仅指他曾得到一个学者可以享有的盛名，学术界众口皆碑交口称誉对于陈寅恪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他的抱负远不止此。更重要的一是陈寅恪在那个时代选择了他唯一可以自我实现的职业即学术生涯，他的知识在学术生涯中得到了尽管不是淋漓尽致但至少是比较充分的显示，那一部部学术论著尽管未必被人理解但至少可以在他身后让人记住他的存在，“剩有文章供笑骂”也罢，“文章存佚关兴废”也罢，文章使他的生命和精神在身后延续，虽然哲人已逝，毕竟哲思犹存。　
　　自由往往是一种感觉，没有自由意识的人虽然没有自由却拥有自由感，自由意识太强的人即使有少许自由也没有自由感，这也适用于陈寅恪的心态。越是对自由空间需要强烈的人越会感到自由空间太小，即所谓“天地一牢笼”。诗集里抑郁的情绪太压迫人，“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学人的理性使那些痛苦压抑积存在心底而不得宣泄，“玉溪满贮伤春泪，未肯明流且暗吞”，于是盘旋纠缠，欲哭无泪，欲语又止，化作了晦涩深奥的诗句，在譬喻、典故、成语包裹了一重又一重的诗句中一滴一滴地向外渗露。这个久负盛名的学者心灵深处竟缠绕纠结着这么复杂难解的情结，它不仅笼罩了陈寅恪的心，也浸透了陈寅恪的诗。　
　　陈寅恪绝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又是一个自视极高的学人，而这也就决定了他不能不时时从书斋中伸出头来探望一下他身边的祖国，并时常为这多难的祖国发出一声叹息，于是他需要太多的自由空间来伸展他的思想和智慧。一间书斋对别人也许绰绰有余，但对他就十分局促，可是，时代给他的只是这一间书斋四壁书。他不像有些文人，可以冲出书斋可以歌可以哭可以用文章为匕首为投枪，纵然没有荆轲的壮举，但也可以用易水萧萧的悲歌宣泄出胸中的郁闷。他只是一个学者，多年理性的训练使他习惯了理智的生活，于是他只有深深地埋头伏案于书斋中，只是在写诗的时候，才允许心底的忧郁稍稍渗透出来，而这忧郁和愤懑还被种种典故包裹着并掩饰着，于是他的诗中那份悲凉又多了几分哽咽几分苦涩。“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陈寅恪治史的观点认为文化超越于政治、经济、民族等之上。在现实生活中，也贯彻了这一思想，对国家与文化的看法，实际上是合为一体。因各人对此文化感受和发扬的程度有差别，所以遇到激刺而产生的反应，其表现的强度或情况，也是不同的。这在其所作《王静安挽词》的短序，已经有明确的启示，短序里对文化的解释说：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这虽然是对王静安先生所说的，然而这也可以说明那个剧变的时代是所有苦痛的由来。　
　　陈寅恪对已经衰微数百年的华夏民族学术文化，具有振兴之意志并指出振兴的途径。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他说到：　
　　吾国今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　
　　“本根未死”，本根明显是指宋学，以宋学为根底，在适宜及有利的条件下，建立新宋学，就会实现华夏民族学术文化的复振。对华夏民族的学术文化，寅恪有自己的深刻理解，继承并发展之，爱护并保护之。他是华夏民族学术文化复振的指导者和先驱者，对于华夏民族文化的未来，寅恪坚信必将复振，并孜孜一生为其开辟复振之途径。　
　　陈寅恪对于朋辈的学术造诣，向来是备加推重的。他尊杨遇夫先生为“汉圣”，杨先生在回忆录中一再提到陈先生对他的鼓励。对于后辈，只要有一得之见，他总不吝嘉奖，不少后辈的论著都有陈先生加以勉励的序文。周一良在清华中文系开设“佛典翻译文学”课时候，也是在系主任朱自清咨询陈寅恪这个课的时候，在陈寅恪表示赞成的情况下，最终得以开设的。陈寅恪对学生的爱护，真是无微不至，不但在学术上的个别引导，使学生个个走向专门研究能渐渐有新的发现的境地，就是对学生的日常生活，乃至于毕业后的就业情况，也非常关心。　
　　师友情　
　　吴宓可以说是与陈寅恪相交最早、相知最深，他们的友谊让人感动和赞叹。在《吴宓文集》有记载：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寅恪，两人一见如故，经常相偕散步于查理士河畔。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陈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即以诗一道，历年所以启迪予者良多。①1925年，他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第一件要做的便是聘请陈寅恪为“导师”。此后两人共事于清华，朝夕往还，吟诗唱和。吴宓因离婚问题，外界很不谅解，唯有陈寅恪尊重他个人的决定；人人都欣羡吴宓担任《学衡》、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拥有自己的地盘。陈寅恪却希望他屏除杂务，专心读书著作。相对地，吴宓也视陈为终身师友。　
　　抗战爆发后，清华园内“恒闻炮声”，教职员工多疏散入城，陈寅恪和吴宓仍然留在清华。后来，清华大学校址临时南迁，他们又相继离开北平南下。再次聚首在云南蒙自，由于住的地方相隔不远，陈寅恪与吴宓经常在湖边散步，共论时局，忧叹国事。虽然那个季节的蒙自风景如画，但是在赏玩之间，思念的还是难归的故土。1939年春天，陈寅恪受到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英国牛津大学教授之聘，准备于是年夏天离开联大赴英讲学。陈寅恪接受聘请，主要是因为晓莹屡病需要照顾，想通过携家赴英讲学，使家人得以共聚于一地。陈寅恪为此向梅贻琦校长写信，向清华请假一年，很快得到批准。旧历端阳，吴宓在昆明海棠春餐馆为陈寅恪饯行，并赠诗《己卯端阳饯别陈寅恪兄赴英讲学》。3月14日，陈寅恪临行在即，吴宓不胜依依，又赋诗《陈寅恪兄赴牛津讲学行有日矣》惜别。因为欧战，陈寅恪没有能够赴英，在港滞留到9月，重返昆明授课。国难、离恨、家愁，陈寅恪的失望与苦恼可以想见。回到昆明不久，陈寅恪写给吴宓的诗《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充分表达了自己当时的复杂心绪。吴宓为安慰老朋友，时往陪伴，并帮助料理一些琐事。1940年陈寅恪仍在西南联大任职，授《隋唐史研究》、《白居易研究》课。春天曾经生病，吴宓前往探望并帮助料理。陈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诗稿，吴宓都有收藏，这些都成为现在理解研究陈寅恪的重要材料。陈寅恪和吴宓经常“同散步翠湖”，叹国事，谈校事家事。陈寅恪经常惦念唐筼，因为当时唐筼卧病在床，为此，陈寅恪心神不安，吴宓总是尽量安慰。吴宓有烦心的事情，陈寅恪也及时劝说开导。那些年，日本侵略军的飞机，不时飞袭昆明上空投弹骚扰。联大师生员工和城内居民，不得不远赴郊外躲避。吴宓有这样的诗句形容当时的情景：“远看投弹雾烟飞”，“同遭横祸几人归”；“入夜盲鸡栖密架，凌晨队蚁涌空城。”陈寅恪与吴宓虽然不住在一处，但是有时候也一起“跑警报”。　
　　1940年暑假，陈寅恪再次去香港等候赴英时机。因为时局关系，赴英意愿再次落空。于是在香港大学讲授。陈寅恪当时笺注了韦庄的《秦妇吟》，吴宓认真研究过老友为《秦妇吟》所作的笺注，认为独具新解，并写诗一首以表达对老友的思念之情。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陈寅恪离开港大，在香港闲居，生活十分艰困，但是仍然发愤读书研究。吴宓当时在昆明西南联大执教，非常担心陈寅恪情况，直到陈寅恪脱险归来，才放下心来，并互赠庆祝平安归来的诗。1943年2月，吴宓以半个月的时间重读了陈寅恪父亲陈三立的《散原精舍集》四册，写就《诗话》五页。1944年吴宓也来到燕京大学执教，与陈寅恪共事共学。他们非常高兴在燕京大学重逢，只是在谈到国事战局又难免忧虑郁悒。别后四年见面，吴宓感到陈寅恪显得苍老许多，心里不免有些难过。使他更为担心的是陈寅恪的视力，右眼久已失明，唯一的左眼劳累过度，当时程度的医疗水平又非常有限，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严重，从吴宓的日记中片言只字，可见出一二：“晚无电灯，早寝”；“无电灯，燃小菜油灯”；“窗破，风入，寒甚”；“晚预警，途入驰奔”；“旋闻紧急警报，宓与诸生立柏树荫中，望黯淡之新月，远闻投弹爆炸之声……”①　
　　吴宓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944年12月，陈寅恪的左眼看不到东西，入院治疗，吴宓得知后，几乎每天前往探视，有时候一天就去两次。这在吴宓的日记中都有详尽的记载，可见两者感情的深厚。吴宓担心陈寅恪的情绪焦躁影响病体的恢复，便招呼燕京同学们仔细伴护，自己也经常去看望和宽慰，每次前往总是久陪坐谈。手术没有成功，对每个人的打击都很大。在亲朋好友的鼓励中，最终陈寅恪以坚强的毅力面对现实，情绪稳定下来，吴宓对此感到高兴。陈寅恪出院回家，吴宓经常前去坐谈，谈中外近今政治外交，并为陈寅恪读报、录诗。这段时间，陈寅恪作诗较多，吴宓都一一作了整理和钞存。一次吴宓回西安省亲，不顾旅途劳顿，硬是搜购带回二箱枸杞子、黄芪以给陈寅恪治病。　
　　1945年秋，英国牛津大学约请陈寅恪去伦敦治疗眼睛。大家对这个机会都抱有很大的希望，希望陈寅恪的眼睛可以医好，留在牛津讲学。吴宓得知消息后更是高兴，到处为他安排机位，办理出国手续。最后自己累倒了，因为身体和旅费的原因唐筼不能陪同陈寅恪，吴宓便恳请西南联大正要前往讲学的邵循正教授在路上陪伴陈寅恪。即使这样，吴宓还是一直担心陈寅恪一个瞎眼人到了伦敦该怎么办，他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陈寅恪的病情，甚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为老友可以顺利医好眼睛恢复视力而默默地祈祷……令人失望的是，在英国，陈寅恪的眼睛虽然经过了两次手术，但是没有治好。万里求医，未能复明，陈寅恪的心情沉重忧郁。这一心情在陈寅恪回国后寄给吴宓的一些作品中，深有体现。后来，清华在北平复校陈寅恪回到清华，吴宓留在武汉大学任教。但是，他们依然通过书信或者报刊、亲友、学生的书信中来了解对方的情况。这份沉甸甸的友谊，一直贯穿于两位学者的一生，平淡但不凡，持久但浓烈，无论身处什么环境，他们彼此挂念着对方，并且在学术的道路上，互相鼓励，互相切磋，留下了一笔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年吴宓《答寅恪》诗曾说他“心事早从诗句解，德名不与世尘灰”，又说他“诸诗藉闲情以寓意，虽系娱乐事，而寅恪之精神怀抱，悉全部明白写出”。的确，我们从陈寅恪的论著中可以看到的，是一个陈寅恪，而从陈寅恪的诗集中可以看到的，是另一个陈寅恪，而后一个心灵中充满自负又充满悲哀的陈寅恪，也许更为真实，文人的真实情感从“文”中逐渐退却到“诗”，诗言志的说法又把心底情怀大半逐出诗歌领域以来，诗已经不那么让人感动了。可是，《陈寅恪诗集》却写下了这个一代学人的心路历程，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心灵深处，那深处有一种无法排遣的悲哀。这也许是作茧自缚，也许是自寻烦恼，可是，“入山浮海均非计，悔恨平生识一丁”，但凡人一识字，又有谁能逃脱这命运之网的纠缠和悲剧心灵的笼罩呢？陈寅恪精研韩愈，却没有注意韩愈《感春四首》之诗中“今者无端读书史，智慧只足劳精神。画蛇著足无处用，两鬓雪白趋埃尘。乾愁漫解坐自累，与众异趣谁相亲”这样的箴言，他总是希望自己能有一个足够广阔的自由空间伸展自己的怀抱，而当时代和社会根本没有给他半点羊角旋风供他鲲鹏展翅九万里的时候，他感到了深深的悲哀和无奈。“青山埋名愿已如，青山埋骨愿犹虚”，他自知不容于世，不容于人，所以他写道：“废残天所命，迂阔世同嗔”。这种悲哀横亘在心头，又纠结成绝望盘旋在诗中，于是他的诗集里有那么多痛苦，那么多艰涩。　
　　在吴宓心目中，陈寅恪不止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还是一个“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的卧龙式人物。吴宓的观察没错，读《陈寅恪诗集》时你会顿时发现一个与撰述学术论著全然不同的陈寅恪，他的所想所思，大大超越了学术的畛域。从他今存第一首诗即青年时代所作《庚戌柏林重九作》“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的句子里，到他晚年目盲后所作《答王啸苏君》之三“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的句子里，我们都能感受到他心中时时萦绕的一种情结。他总觉得自己对于政局有着他人不及的睿智见解，诗集中两用“读史早知今日事”，三用“食蛤哪知天下事”，都隐隐地流露出卧龙式的自负——“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　
　　当然，吴宓、陈寅恪的理想最终归于幻灭。究其所以，除了外在情势，他们始终未能沟通道与术、体与用即终极意义与现实价值的转换通道，也是他们未能成功的原因之一。道不能只是一个不可道的虚幻理念，它必须在每个人心中确立一种实实在在的信仰，而这信仰又必须在这世间生活中体现其意义与价值，正像陈寅恪自己所指出的，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当然，因为他们不是达而兼济天下的政治家，而只是不达而独善其身的文化人，不是为现实设计运作秩序的思想家，而只是为人类寻求永久价值的学问家。他们没有能力沟通属于他的道和不属于他的术。同时，他们也不可能向世人展示出精神世界的永久性价值，因为道不同不相与谋，在那个时代里，世俗世界需要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利来抚慰慌乱的心灵。这就是悲剧所在，也是吾道孤的原因所在。吴宓与陈寅恪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终又无法逃避这一点。吴宓曾以二马裂尸为例与陈寅恪谈及他入世积极活动以图事功与怀抱理想恬然退隐的心理矛盾，陈寅恪则以解救及预防疯狂的五个策略为吴宓、也为自己的痛苦心灵寻找缓解冲突的镇静剂。因此，他们只有退一步，以精神的学问为学问的精神，在漫天狂潮中保持心灵这一叶扁舟不至倾覆。他们以书斋的生活为实现道的途径，以学者的执着为捍卫道的堤坝。虽然道并没有如他们所想的那样浸漫全人类心灵，但道也以其纯粹的色彩成就了他们个人。在他们学术生涯中，他们实践了对精神的追寻，实践了对信仰的执着，也实践了对学问的专一。　
　　吴宓、陈寅恪虽然不是冲决一切的激烈先进，却也绝非抱残守缺的旧式鸿儒。如前己言，依吴宓的介绍，陈寅恪并不是时下想象的埋头书斋的考据家，而是洞察幽微知晓天下事的卧龙式人物，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而据吴宓自述，吴宓不仅是一个热心各种社会事务的学者而且是一个极有责任感的文人，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神魂俱碎。何况他们在欧美留学多年，又亲历过20世纪初的风云变幻，所以他们心目中的道也许不会是旧式文人“致君尧舜上”的入世抱负或“怅然吟式微”的出世理想。　
　　吴宓所记陈寅恪1919年末“纵论中西印文化”的谈话值得注意，其中陈氏说道：　
　　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　
　　显然这里所说的精神之学问便是吴宓、陈寅恪所谓的道，在他们看来，中国古代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现代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希慕富贵，不肯用力于学问，都是一种希图速见成效的方法，用古代的话说是揠苗助长，用现代的话讲是急用先学，一旦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适用。即使是在危机四伏、亟待复兴的时代，也不可忽视的精神学问，因为“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于是，吴宓以其《学衡》，欲植立中心，取得一贯之精神及信仰，陈寅恪以其学术，昭示他们的别一种拯世觉世之道，一则为中国人重建终极意义的根基，一则为自己寻觅安身立命的归宿。吴宓是白璧德、穆尔的学生，始终认定人文主义理想综合古今东西的文化传统，是超国界的。陈寅恪在哈佛期间也曾由吴宓介绍与白璧德多有交往，而白璧德也对张海、楼光来、汤用彤、陈寅恪及吴宓期望至殷，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思想的根深蒂固处更多体现了理学中不断追寻心性自觉与精神提升相结合的力量，所谓中体西用的“体”似乎便是以此为核心精神。　
　　后来情势的变迁不必多说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潮大势，实在与吴宓、陈寅恪们太背道而驰，实用倚师夷长技之思想传统，挟科学主义之威势，借西学诸子之阐扬，靠救亡背景之胁迫，迅速蔓延为主义为思潮。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们似乎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具体、有效上，现实的有利无利成了价值的尺度，短视的好取恶舍成了行为的准则，对于永久的、超越价值的信仰却以不切世用而无人问津。于是，吴宓也罢，陈寅恪也罢，只好独坐书斋，以学术研究继续寻觅他们理想中的道。昔日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的追怀早已是一枕幽梦，今时人文主义的理想的道也早已荒草丛生，吴宓诗云：“世弃方知真理贵，情多独叹此生休。”陈寅恪诗云：“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似乎早就透出吾道孤的悲凉，此生也休，来生也休，真理固贵，但在鲜有人问时便成了暗途之珠，世外文章，世内人作，不能媚俗，便只能归于自媚自娱，在书斋孤灯下，在考论文章中，我们便只见到两个孤独的学者的背影和20世纪中国最真挚的友谊，如果要选，吴宓与陈寅恪近半世纪的交往至少应该排行前几名。这段情谊，除了个人私交之外，更是学者面对时代风暴，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最好脚注。吴宓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1921年回国后便与梅光迪等人创办《学衡》杂志，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跟陈独秀、胡适之、鲁迅等人的《新青年》打起对台来了。这种文化保守主义，在当时以及后来的革命氛围中，根本是逆流而行，当了10年总编辑的吴宓在时人心目中的评价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吴宓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思想，其实是受到了陈寅恪很深的影响。　
　　陈寅恪与胡适的殊途同归。胡适与陈寅恪年龄相差不到一岁，两人家庭背景不同，二家并无渊源。1929年两人在北平初识，这个时候，两人都是在外游历多年归国的。胡适推重陈寅恪可见之于抗战爆发后，陈氏申请牛津中文讲席，胡适随伯希和之后，大力推荐，但是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未实现。陈寅恪对胡适的推重，可见之于蔡元培逝世后，陈寅恪主张胡适继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大家想要选胡适一票，连平素不管别的事情的陈寅恪也是极为关心的，“矢言重庆之行，只为投你一票”。当蒋介石下条子指定顾孟余继任时候，“我辈友人”，“颇为激昂”。信中又说：次日晚，翁（文灏）任（叔永）出名请客，谈此事，寅恪发言，大发挥其“academic　freedom”说，及院长必须在外国学界有声望，如学院之外国会员等，其意在公，至为了然（彼私下并谓，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意指翁、朱、王也）。①1948年，朋友们对陈寅恪离开北平表示突然，这之间胡适的邀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胡、陈在抵达上海的时候，胡适曾经劝说陈寅恪到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