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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泰斗陈寅恪传-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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狻⑷嗣衩裰髯ㄕǖ男灾饰侍夂透锩骋徽较咧辛斓颊咄涣斓颊叩墓叵导次薏准兜牧斓既ㄎ侍猓辉谡庖院螅狗⒊隽恕对诓煌厍凳┩恋胤ǖ牟煌呗浴返纫幌盗兄甘荆膊吃诨髡约旱恼咭云诰×ν沤岢窍缰械木蠖嗍丝凇�2月29日至3月3日，西北野战军取得宜川、瓦子街大捷，歼敌5个旅，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形势；4月21日，收复被敌人侵占了1年又1个月3天的延安；3月14日，陈谢部队和陈粟大军一部攻克秦晋豫要冲洛阳，歼敌1。9万余人，为再求歼敌有生力量，18日又主动撤出，4月5日再克洛阳，这场战役的胜利，使中原三军会合，共同歼敌；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南进以来，转战江淮河汉，形成“品”字形的态势，进而完成面的占领，建立了强大的中原解放区，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3月23日，毛泽东、
周恩来、任弼时率党中央领导机关在陕北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经晋绥解放区前往晋察冀解放区；以后于4、5月相继到达西柏坡，中央工委随之与中央合并；4月27日，山东兵团攻克“鲁中堡垒”潍县（今潍坊市），山东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举行会议，并有陈毅、粟裕、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等参加。会议研究如何发展战略进攻，采纳了粟裕等的意见，决定先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仗，尽可能多地把敌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会议还研究和决定如何在已经连成一片的华北、中原解放区建立、加强统一的中央局、政府和军区及其他多项夺取全国胜利的部署。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提出“打到南京去”的号召；5月4日，上海各大中学学生1。5万人在交通大学集会，发动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爱国运动；从上海、北平的学生大示威开始，许多大中城市的学生也举行了罢课和游行，一些教授、
文化人、社会名流、工商业者以至属于国民党的有些机构和人物也加入了斗争行列；5月9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两个解放区及其领导机构合并，组成华北局、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和华北军区。刘少奇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同时，还决定加强中原局势，成立中原军区，刘邓大军及陈谢部队改为中原野战军。5月17日，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经过72天的争夺，在这一天攻克晋南重镇临汾，晋冀鲁豫与晋绥两个解放区联成一片。敌人孤立据点临汾的解放，使我军围城兵力变成了战略机动兵力，并组成了华北军区第一兵团；6月1日至7月21日，这个兵团及地方武装进行了晋中战役，以少胜多，连续歼敌10万余人，解放了除太原以外的晋中地区；6月17日至7月6日，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进行了豫东战役（包括开封战役和睢杞战役），这是一次包括攻坚战和运动战在内的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大兵团作战，一度攻克河南省会开封，歼敌数量由过去一次战役歼灭一个整编师（军）增加到两个整编师以上的集团，计9。3万余人。全国军事形势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9月14日至10月31日，为配合东北大战，钳制傅作义集团，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进行察绥战役，歼敌2。1万余人；9月16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执行中央军委关于“攻济打援”的指示，进行济南战役，以参战总兵力的44％约14万人组成攻城集团，以56％约18万人组成打援集团，经过8昼夜的激烈攻坚作战，在徐州之敌尚未来得及北援的情况下，全歼守敌10。4万余人（包括起义1个军2万人），南京与天津间的最大城市、山东省会济南宣告解放；10月5日至12月4日，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并晋绥军区一部从南面突破太原外围防御，接着又对外围要点发起进攻，占领城南和东山各要点，紧缩了对城垣的包围，共歼敌5万余人；随后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为稳住平津之敌暂缓攻城。战争虽未及北平，但曾经是天子脚下的这一片土地大约已经可以闻见枪声了，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
无论你正视与否，一个基本的事实铁一样地摆在了人们眼前：北平就要成为一座孤城，而战争似乎也已不可避免。没有人喜欢打仗，陈寅恪也一样。他对兵荒马乱的日子烦得要命，兼之他身体素来赢弱，医生建议他“宜住南方暖和之地”，所以在他，其实早就有了南下的想法。1948年夏，医生提出建议后不久陈寅恪就和岭大的陈序经校长联系了赴粤疗养之事。对于竭力揽才以提高学校师资力量的陈来说这自然是莫大的好事，他爽快地答应了陈寅恪的要求并聘其为岭大教授。不过对北方还颇觉依恋的陈寅恪并没有马上成行。
然而大战就要来临，这对身体素来赢弱，饮食和生活又比较挑剔的陈寅恪来说不算个好消息。他决定离开。
邓广铭应胡适要求传信给他的当天中午，陈寅恪本说午睡过后再雇车去胡宅的，可邓广铭刚回胡适处复命不久他就掣妇将雏地赶了过来，显然是想早日离开这座风雨飘摇的古城。紧接着，胡陈两家就坐上了北大的汽车向宣武门驶去，准备出城。可在这样一个风声鹤唳、大战当前的时期，想出城，就算是北大校长胡适之，也已没那么容易。不得已，胡陈一行只好重返东厂胡同。白天不行，晚上以后胡适又一次联系傅作义，终于跟后者商定15日去换乘司令部汽车。当晚陈寅恪曾与邓广铭言：“其实，胡先生因政治上的关系，是非走不可的；我则原可不走。但是，听说在共产党统治区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体多病，离开美国药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联系陈寅恪此后包括此前的生活来看，这确非托词，当为实语。
就这样，第二天胡适和陈寅恪他们在中南海勤政殿门前乘上傅作义提供的专车，而后又经后者专门下令给守城卫队，才最终得以出城赶赴机场坐上相候一天的专机匆匆南下。就这样急急忙忙地离开自己工作和生活了好几年的城市，任谁的心里都会多少有些感慨甚或是悲哀，陈寅恪也不例外，离开中南海去机场的路上，种种滋味萦绕心头的他默成小诗一首志其心思。诗名《戊子阳历十二月十五日于北平中南海公园勤政殿门前登车至南苑乘飞机途中作并寄亲友》，曰：
临老三回北平卢沟桥事变、香港太平洋及此次值乱离，蔡威泪尽血犹垂。
众生颠倒诚何说，残命维持转自疑。
去眼池台成永诀，销魂巷陌记当时。
北归一梦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
凌乱和复杂的心绪昭然可见。而且事实上，正如诗中所说，这一去真的竟成了永诀。所谓一语成谶。此后，陈寅恪再也没回过记载着他灿烂学术人生的京华故地。
16日，胡陈一行抵达南京。之后不久他再次联系陈序经询以赴粤之事，后者的回答依旧相当肯定，这让寅恪感到颇为满意。
整整一个月后，陈寅恪携全家乘招商局“秋瑾号”客轮离开上海南下广州。三天后抵达，陈序经派一位与陈寅恪夫妇熟识的得力秘书在广州鱼珠码头专候他们的到来。用陆键东的话来说：“陈寅恪的到来，也使陈序经‘一手抓教授’的计划达到了高潮。陈序经懂得陈寅恪的价值。”
重要的一点在于又何止陈序经一人懂得陈寅恪的价值，行将溃退的
国民党政府更是如此。终于把陈寅恪接出北京的他们从来没有就此收手的意思，他们总是盼望着甚至是祈望着陈寅恪能走得再远一些。照理说也是，既然陈寅恪能够长途奔袭从
长城脚下至于南海之滨，再跨半步就到台湾了，这似乎也没什么不可能，甚至在许多已然浮海的学人来说大约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战事急转直下，1949年6月，国民党广州战时内阁成立。28岁即任中央大学教授的杭立武出任教育部长职。当时的情形已经很清楚，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民国”政府很快就会败出大陆，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新任的教育部长对此自然不会没数。他在不遗余力地派人做工作，动员学者们离开大陆，毕竟教师力量的丰厚和壮大是他以后有声有色展开工作的基本条件，没米下锅的日子任你怎么能耐也熬不出多少粥花，这是明摆着的道理。
身处广州的陈寅恪自然是重点中的重点。
然而事情并不顺利，杭立武的多次尝试均碰了钉子。据说9月的一天，杭携当时的财政部长一起去找陈序经，请他协助劝说陈寅恪，说是只要陈寅恪能答应去香港就马上给十万港币和一套新房。陈序经没好气地回答说：“你给十万我给十五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们住。”作为大学校长的他当然不会同意陈寅恪赴港。自然，陈寅恪本人也没走的意思。据说同年已为台大校长的傅斯年也曾多次电催陈寅恪赴台，也是了无所获。交待材料有云：“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陈寅恪素来不说假话，而且又是交待材料，所以说引文内容应该是肺腑之言。
据学生的回忆，陈寅恪“在成都华西坝居住时，牛津大学曾有一位高级讲师（Reader）来访，重申牛津过去的邀请，陈师谢绝了。他走后，陈师对石泉说：‘狐死正首丘，我老了，愿意死在中国。’这句话后来陈师在不同场合对石泉说过好几次”。陈家自一代豪杰陈宝箴到晚清公子陈散原再到不世英才陈寅恪，虽都曾逢种种变故而至命运多舛，但衷心爱国的家风一脉绵延，代代相传，从未或坠。后来的助手黄萱说：“陈先生是一位高度爱国的知识分子。他正直，黑白分明，实事求是。他很关心国家大事，是非得失，十分清楚。他希望祖国能早日繁荣富强起来的愿望是很强烈的。因此我认为他的去留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下来的。他留下来，反映了对旧中国的失望和对新中国的期望。我从来没有听到他对决定不离开大陆说过后悔的话。”
黄萱在陈寅恪身边工作有一十四年之久，她的话应该相当的可信。是否对旧中国失望、对新中国有所期望我们姑且不论，但有一点无疑非常地明确：对家国深沉凝重的爱恋是陈寅恪所以留居大陆的根本原因。这大约没有问题。
就这样，陈寅恪在一个距离北京非常遥远，但相去台北更加“遥远”的海滨城市留居了下来，在美丽的岭南大学生活和工作了起来：“无端来作岭南人，朱橘黄蕉斵岁新。食蛤哪知今日事，买花弥惜去年春。”
眷恋故国的陈寅恪最终没有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大陆。他的生命注定要在康南海的故地绽放新的光华。
第六章 晚年惬意与悲凉
一、才华流溢与岭南心香（1）
无论就东方故土还是从世界大势来说，1949年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这一年的9月19日，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率部起义，华北全部解放；25日、26日，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率新疆省军政人员先后通电起义，大西北全部解放；9月21日至30日，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的代表662名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军事上的空前成功强有力的推动着中华大地上共产党时代的必然到来！正如在开幕词中毛泽东所讲的：共产党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一点没有丝毫的夸张，共产党已经在创造着历史，他们差不多已经彻底打败了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这是一次顽强的东方意志同先进的西方科技之间的较量，相当程度上确是一个令部分人士费解的奇迹；而且当下的形势明白无误地显示，中国历史未来的样子也已抛不开共产党的如椽巨笔。当时的刘少奇说得没错：“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人民民主时代。”朱德也有发言，他相信：“我们既然能够团结一致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一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繁荣昌盛的境地。”想来，现代中国史上人们念兹在兹的民主，毕竟是个泊来的东西，中国社会的发展从来不曾有超越传统的迅速便捷的乌托邦出现，即使确有民主，毫无疑问，那也应该是一个结合了自己的传统的东西。共和国以后的发展以及陈寅恪自己的遭际对这些作了很好的史实性说明。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由毛泽东主持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同日，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就目前的资料来看，如上选出的高层人物如毛泽东、林伯渠、周恩来、朱德等都曾不同程度地在陈寅恪的晚年的生命中观见，从中我们既可以窥知陈寅恪的品格、情性和价值，也可以看到新中国高层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态度。
当日还举行了大规模阅兵，苏联作家西蒙诺夫曾写道：“北京故宫的前面是一个巨大的广场。这支中国人民的军队，从头到脚装备着从国民党分子那里缴获的美国武器……他们连续不断地通过广场，历经两个半小时。”朱德宣读了总部命令，要求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一切残余武装，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其后，11月上旬至12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将白崇禧集团余部约17万人歼灭于容县、博白、廉江、钦州地区。11月22日桂林解放，12月4日南宁解放。11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在重庆南部的南川地区歼灭了国民党宋希濂5个师和罗广文兵团。30日蒋介石匆忙逃离重庆，当天重庆解放。到本年底，除西藏外，全国大陆已全部解放。正如1948年后许多人所预料到的，在同国民党的博弈中共产党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然而，战争终究不是什么好东西。统计数字显示1949年底全年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66亿元，主要产品产量普遍低于解放前的最高水平，钢只有15。8万吨（解放前最高年产90多万吨），粮食只有2162亿斤（解放前最高年产2774亿斤），棉花只有559万担（解放前最高年产1698万担）；财政赤字庞大，通货膨胀，物价不稳，新国家建设的道路艰难险阻、困境重重。对于一路打仗的共产党来说，这绝对是个严峻的考验。
我们知道，在稍后的岁月里，共产党一直努力工作，力图向对其饱含希望的老百姓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由此，嗣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片片段段都和共产党的语默静止息息相关紧紧相连。
自然，这其中也包括陈寅恪。
不妨从陈毅说起。1923年入党、一路战功卓著的陈毅建国以后先后担任过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56年10月16日下午，陈毅携夫人张茜，在广东省长陶铸等人的陪同下到改名为中山大学的原岭大陈寅恪家中拜访。“有志艺文，但苦于行役和外务，业余捧场而已”的陈毅丝毫未谈及政治，而是很认真、很专业地同陈寅恪谈起了《世说新语》及魏晋清谈的话题。三年前陈寅恪还曾完成过一篇《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必条后》文字，所以这在陈寅恪很感舒适。讨论之余，陈寅恪对陈毅副总理讲他“对党和政府几年来给他的各方面的关怀与照顾，表示衷心的感谢”。
凭心而论，建国后相当一段时期内，陈寅恪的生活较诸解放以前好了许多，生活情况和工作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而这些都直接地与来自共产党高层的关心相关甚密。种种资料显示，陈毅之外，关心垂顾及陈寅恪的上层领导人还有周恩来、朱德、林伯渠甚至于毛泽东本人。竺可桢的日记就清楚记录了一次周恩来亲自过问陈寅恪的记录，应该是在1954年1月28日科学院在政务院作报告的一次会议上，总理在总结中强调“要团结一切爱国分子，如陈寅恪，要考虑科学家待遇”云云。就在同一个月，当年日本弘文馆同窗，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林伯渠在广州中大登陈宅看望了陈寅恪。20年代初曾
留学德国的朱德元帅1958年到中大时也曾向接待者关切地询问陈寅恪的情况。另据陆键东所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大约在建国初几年还有这样的有关陈寅恪的“神话”流传：其一，50年代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苏联访问，闲谈时斯大林向毛泽东打听陈寅恪这个人，并说读过此人的历史著作。毛泽东答应回国后查找，后来查知陈寅恪在中大，便嘱咐广东省政府注意优待。其二，周恩来有一次在正式场合说过，光是凭陈寅恪不乘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去台湾这一点，陈寅恪的所有问题都不是问题。毫无疑问，上引竺可桢的纪录完全可以为第二个神话提供一点相似性的支撑说明。关于第一条，我们在蒋廷枢所整理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54年条下所引陈流求转录1969年8月30日的吴宓日记有关李四光欲迎陈寅恪北上讲学事中找到了一点蛛丝马迹。文称：
〔寅恪兄精神极好，撮要谈述十二年来近况，始知李一平君有接洽龙云投依人民政府、和平收复云南之功，政府询其所欲得，以二事告：（甲）请迁移吴梅（瞿安）师之柩归葬苏州。立即照办。（乙）请迎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居庐山自由研究、讲学。政府亦允行。〕政府派李一平来迎，寅恪说明宁居中山大学，康乐便适（生活、图书），政府于是特致尊礼。〔毫不系于苏联学者之询问也。〕
由此来看，尽管不见得确是斯大林问过毛泽东，不过当时苏联方面在中苏外交往来中询问过寅恪的情况应该是确有其事的。
上面如此，下面的组织也是。中山大学和广东省对陈寅恪的工作和生活都相当地照顾。共产党人陶铸从心底里对知识分子陈寅恪的生活极是关切，甚至在他后来调北京行将被打倒的日子里还不忘打电话给有关方面要求保护陈寅恪。这份关怀相当地真诚。同样真诚的自然还包括中山大学的领导们。
用吴定宇的话来说，“校方对他是优渥照顾的”。据吴氏大作整理的资料来看，在沿袭着战争年代工薪分数制和供给制的20世纪50年代，陈寅恪的工薪分数是1000分，在整个康乐园中最高，约合人民币旧币270万元。而且由于陈寅恪家生活实行供给，所以这1000分属于净得，而且至少从1954年唐筼所填的《中山大学教师登记表》中备考栏来看，当时学校每月还另行给陈寅恪家补助60万元（折合新币60元），在那个年代这相当于三个学徒工人和一个半大学生的月薪。20世纪50年代中期实行工资制评定等级时，学校核心小组对陈寅恪的初评意见是“特级”。1956年在小汽车仅有三四部的情况下学校还做出决定，陈寅恪、姜立夫、岑仲勉三位教授可随时乘坐，享受校长级待遇。同一时期中大学报也作出规定陈寅恪的文章享受20元的特级稿酬，较之一般水准高出四分之三。
岭南的生活相当温馨。对比来广州以前的北平（新中国成立后已改名为北京）生活要好出了很多。从季羡林的回忆我们知道，“在解放前夕，政府经济实已完全崩溃。从法币改为银圆券，又从银圆券改为金圆券，越改越乱，到了后来，到粮店买几斤粮食，携带的这币那券的重量有时要超过粮食本身。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也不能例外。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后来季羡林把情况告诉已经回国的北大校长胡适，后者乃决定给陈寅恪“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素来不愿无故受惠的陈寅恪最后以一车价值远高于所得的珍贵藏书作为交换从胡适处收取了两千美金。①后来学界友朋要陈寅恪北返讲学，陈寅恪在回信内有“北地苦寒，煤炭火炉设备等等，耗费极巨，值此时艰，北地此项御寒工具，恐亦更难与昔比，弟性畏寒，兄等所夙知者也”②。可知陈寅恪怕冷应是实情。自然到了广州的陈寅恪再也不会有冬日苦寒的担忧，不过从我们见到的从上到下人们对他的礼遇来说，大约就算广州突然降温几十度来一个标准的北国冬季，抑或是陈寅恪再回京城重有寒冬难避的生活际遇，想来应该也再不会有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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