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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泰斗陈寅恪传-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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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费以及可随时乘坐小汽车的权利。乙未除夕还因生病而伤感地哀叹“无能搜鼠雀，有命注蠹鱼”“遮眼人空老，蒙头岁又除”的他，和唐筼一起赴从化温泉开会期间，愉悦而略带戏谑地写下了他的《从化温泉口号两首》。其中第一首有谓“火云蒸热涨汤池，待洗倾城白玉脂。可惜西施心未合，只能留与浴东施”，这当然是在和唐筼戏耍谈笑，具体内容也与别人无关，不过有一点应该强调，就是作为后来者的我们从诗中仍能清楚体会出寅恪当时心情的无比舒畅，而从化之行也是晚年陈寅恪唯一的一次远游，值得尊崇抑或同情陈寅恪的人们珍视。以从化赋诗为浮点，1956、1957两年，陈寅恪的生活不时流溢出让后来人感到庆幸的明丽色泽。
秋天，随着新学期的开始，又一群选择中大历史系的新同学加入了陈寅恪新学生的行列。9月22日，历史系为他们举行了迎新联欢会，5点左右，一群新生在几位历史系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东南区一号拜访陈寅恪。年轻学子的尊敬和热情显然也感染了年界古稀育人数载的老教师，陈寅恪热情地询问同学们有多少人第一志愿报中大历史，多少人报北大②，强调问题并不在于中大或北大，而在于个人要努力。谈话临近结束时，还善意地提醒新同学们注意学好古文和外文①，注意锻炼身体，以免半途而废。我们不清楚对陈寅恪的这一次拜访是否对当时每一个同学后来的求学道路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有一点非常明确，那就是从当年《中山大学周报》的报道来看，当时的陈寅恪情绪颇高很是高兴。这是新生。
其实，早入学的高年级同学一样地常带给陈寅恪欣喜和欢乐。比如说1957年的高守真同学。
高守真身出诗书之家，祖父是光绪十四年（1888）的举人。一次课后关于韦庄《秦妇吟》的请教引起了陈寅恪对她的注意，并从此开始了师生间两年多的融洽交往。期间在高守真有病的一段时间，同样很喜欢高守真的唐筼甚至曾以托辞的形式要守真连续四个月早上去陈寅恪家喝牛奶。三年级的时候，高守真作论文，根据其本来的兴趣方向陈寅恪帮她想了个研究太平公主的题目并亲任导师。同一学年，1957年阳历元旦（1月1日）那天，高守真代表“史三级”同学向“大家所敬爱的”的陈寅恪老师送上了一张元旦贺卡。当时陈寅恪正在白色甬道上散步，接到高年级同学的贺卡自然令他很是高兴，特别是当高守真将卡片上写的“百家争鸣时节，带来桃李芬芳”的贺词念给他听的时候，经年执教的陈寅恪更是甚觉喜悦和欣慰。②在善良而又慈祥的教书人眼里，学生总是年轻、灿烂、朝气蓬勃，他们的祝福无论怎样的简单和稚嫩，都会给真正的师者带来不错的心情乃至饱满的欢乐。教师，真诚的教师，古往今来，总是很让人感动。
空闲没事，陈寅恪最喜欢听听戏，这也是老辈人常有的爱好。
手头资料来看，这段时间里，早在1952年春天，那个开着杜鹃花的春天，陈寅恪就为听戏这种赏心乐事写过诗句。日子是这一年的正月十五，陈寅恪从收音机中听到一段张君秋唱的《祭塔》，听着雷峰塔白娘子的故事，再念及自身遭遇不禁百感交集，遂成诗一首托寄胸臆：
雷锋夕照忆经过，物语湖山恨未磨。
唯有深情白娘子，最知人类负心多。
元夕闻歌百感并，凄清不似旧时声。
天涯谁共伤羁泊，出得京城了此身。
看得出此时陈寅恪的羁旅漂泊之感仍很强烈，全诗显得颇为苍凉和落寞。
五年以后①，又是一个开满鲜花的季节。1954年拒绝了郭沫若北返之邀，1956年以来舒服沐浴在中大知识分子政策里的陈寅恪，此时已没有了“瘴江收骨殊多事”的苦恼，他在渐渐习惯着岭南的生活，也开始认真享受着岭南的生活。元旦的时候，也就在写下“万竹竟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一联的那天，陈寅恪家里的桃花就已经暗示性地盛开了，农历寒食节那当儿窗前的紫藤花也早已静悄悄地堆起了笑脸。②
像花儿一样灿然开放的，还有陈寅恪多年来鼓荡着飘零之感的内心世界。
不妨先来看看蒋天枢整理呈现给我们的本年里陈寅恪部分诗作的目录：《丁酉上巳前二日广州京剧团及票友来校清唱即赋三绝句》、《丁酉春日听唱西厢记戏题一绝》、《丁酉首夏赣剧团来校演唱牡丹对药梁祝因缘戏题一律》、《听刘映华张淑云演唱穆桂英剧戏题三绝》、《听演清宫怨感赋一律》、《听新谷莺演秦香莲京剧》、《丁酉小雪后六日晓莹以微病未能偕往市区听新谷莺演王宝钏意有不乐赋此慰之》。答案已经非常明显，1957年的陈寅恪连听好戏，从开春（起码）听到小雪，过足了戏隐。对于戏迷的他来说那自然是高兴。不幸的是这些载记着陈寅恪欢快生命鼓点的诗作而今大部分都已散失不见，唯《丁酉上巳前二日广州京剧团及票友来校清唱即赋三绝句》、《丁酉首夏赣剧团来校演唱牡丹对药梁祝因缘戏题一律》幸得残存，让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仅有的遗迹去窥探和猜测寅恪当年那充溢着阳光气息的恬适乃至兴奋的精神世界。《丁酉上巳》三绝作：
其一暮年萧瑟感江关，城市郊园倦往还。
来谱云和琴上曲，凤声何意落人间。①其二沉郁轩昂各有情，好凭管弦唱升平。②杜公披雾花仍隔，戴子听鹂酒待倾。③其三红豆生春翠欲流，闻歌心事转悠悠。
贞元朝士曾陪座，一梦华胥四十秋。④《丁酉首夏》作：金楼玉铭了生涯，⑤老去风情岁岁差。
细雨竞鸣秦吉了，故园新放洛阳花。
相逢南国能倾国，不信仙家果出家。
共入临川梦中梦，闻歌一笑似京华。
有意思的是《丁酉上巳》三绝。所谓上巳，魏以后一般即指农历的三月三日，上巳前两日即三月初一，阳历的3月31日，再过四天就是寒食（阳历4月3日），此时陈寅恪家的紫藤花差不多也已开放，这三首绝句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事实上在此之前大约一个星期，陈寅恪和唐筼已经乘学校的小汽车去城里看过一次剧团的演出了，后来经由学校工会戏剧小组的穿针引线，京剧团的一些名角又来康乐园为中大的教授们献艺。陈寅恪自然是剧团礼敬的首选，31日京剧团的主要演员就去陈宅为他清唱了几段，对于戏迷的陈寅恪来说，享受到如此快事及礼遇自然是兴奋无比，于是一挥而就了三首绝句志其快意并为对剧团演员的答谢。①第二天，剧团继续为中大教授表演，陈寅恪将三首绝句送与中文系三位知名教授詹安泰、王起、董每戡，并谓请“祝南、季思、每戡先生一笑”，希望能得同道的唱和。对此，布满了沉重感的陆健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也认为：“太不容易了。这是陈寅恪晚年唯一的一次公开向‘同道中人’求心灵的和鸣与回应。其情不自已于今亦能感受到生命的欢欣所带来的喜悦；沉重的历史亦因为这一连串发自灵魂深处的欢声而抹上了淡淡的一道油彩。”如果不是用后来者的聪明来看历史，而是从陈寅恪当时的生活状态来分析，我们说，完全没有必要站在十年以后陈寅恪遭遇不幸的那个历史节点上来给予如此保守的评论。我们坚信，当时陈寅恪的生命是明媚绚丽的，曾经苍凉的内心如静开着的紫藤花一样充满着欢喜的谐和乃至亢奋的惬意。对此，董每戡的和诗便即是绝好的赞词，让我们借来作为对上述沐浴在丝竹管弦中的陈寅恪阳光心境的束尾之语，恰所谓：花前杖策听莺语，清兴来时妙句成。
硕学先生非古董，风流诗笔压群英。②后来三位教授的和诗与前此已经刊发的陈寅恪绝句一样发表在4月20日的《中大周报》上，从而为美丽的康乐园再添一段学林佳话。
尽管建国后直到1957年这段时间也曾有过一些不甚愉快的经历，③但整体而言陈寅恪的生活是舒适而又惬意的。一个侧面但颇重要的说明是期间在助手黄萱等人的协助下，双目失明的陈寅恪仍然持续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文字。
在晚年陈寅恪的生活中黄萱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黄萱小陈寅恪20岁，父亲黄奕是名动一时的商界精英，起先在印尼发展后到厦门鼓浪屿定居并继续在商界驰骋。优越的家庭条件让黄萱从小就接受了很好的教育，特别是国文基础很扎实，这是后来她所以被选中并能较好胜任陈寅恪助手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25岁时黄萱与后来的爱人当时北平协和医学院博士周寿恺结婚。1949年的时候，以少将教务长身份任职于上海国防医学院的周寿恺随院迁台湾，但很快又因对故国的眷恋跑回厦门，后受聘岭大医学院，遂举家迁来广州。由于前此的助手程曦以种种原因最终离去，从1952年开始经别人介绍的黄萱开始担任陈寅恪兼任助教。1955年陈寅恪提出、由陈序经亲自操办，中大正式聘黄萱作陈寅恪的专任助教，此后一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黄萱在陈寅恪身边任助教前后共一十四年。打一个不合适的比方，勤奋细心又任劳任怨的黄萱就像被陈寅恪礼赞过的手杖一样支撑着失明以后的他得以在人生的航程上继续前行，依赖后者陈寅恪可以平稳地到白色甬道上徜徉和漫步，而前者则支撑了其在学术长途上的跋涉和远足。并不夸张地说，没有黄萱的帮助，陈寅恪欲以“残废十年身”（语自陈寅恪《咏黄藤手杖并序》一诗）在建国后的研究中走完“崎岖万里道”，是有很大困难的。让人起敬的是，对此，黄萱并不居功，她说：“先生晚年完成的著作，是得到各方面的支持的。特别是他早年的学生，也就是现在的专家教授们常为他找材料。如蒋天枢教授、王永兴教授常给他寄来有关的书籍等等。在校内的资料，多数是周连宽教授从图书馆给找来的。在同事和同学中，也时有人给他抄来应用的东西。助手的工作非我一人的微力能全部负担得起，顺便声明一下，希各位鉴及之。”①说的自然是事实，不过这似乎更加坚定了后来者普遍认可的陈寅恪选黄萱那是选对了的共识性结论。
就这样在助手的协助下，目盲以后的陈寅恪继续在他艰难却又绚烂的学术天空中翱翔着，从此间所发表的作品中，我们所看到的还是那个身体康健、满腹诗书、一心一意搞学问的翩翩佳公子，长衣过膝，英俊帅气，浓眉大眼，侃侃而谈，……在学问的世界里，他仍是我们自由自在的王子。下面的小节里我们将辟出专门文字向大家展示陈寅恪如何自在着的自由风姿。
二、学术道路上的欣慰与凄苦（1）
我们从政治的角度上来看，在“文革”前十年那段时期，1957、1958年是比较特殊的两年。
1957年的12月底，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超额完成。同1952年相比，这一年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9％，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5％，国民收入总额增长了53％，全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增长了23％。新生的共和国用铁一般的数字向人们证明着自己选择社会主义方向实在是非常地正确。然而，道路的正确并不意味着前进中没有曲折和坎坷。在为新中国能在短时间内拿出经济建设如此的辉煌成就而兴奋的同时，我们还是得承认，掌握一个有着几千年专制传统，人口多达好几亿，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又千差万别的庞大国家，对于成立尚不到四十年，主政尚没有十载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那还是不折不扣的一个新鲜事。对象状况的复杂和自身质素的欠缺决定了，新中国的前进之路不会是一马平川、平波无澜。
就在陈寅恪写下“闻歌一笑似京华”的1957年5月份，小他几岁的毛泽东在中旬的时候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文章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作了相当严重的估计，“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1％到10％，党内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强调现在应该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还应注意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带领中国共产党百折不回、浴血奋战，穿风破浪一路走来的毛泽东，对矛盾问题有着深刻的研究，由此建构起来的他的斗争哲学显得内蕴深厚而又精恰实用。熟悉他的战友们，甚至我们这些对近世中国历史比较熟悉的教育工作者都能很轻松地看出，这是一招战争年代里解放军惯用而又屡试不爽的诱敌深入。
同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指示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出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是“那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此后，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反击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虽然有其必要性，但并不需要为此发动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运动中发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把许多的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和党外爱国民主人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是即众所周知的“反右扩大化”。其后，1958年又延伸出了批判“厚古薄今”运动，多年来因为身体原因和各种照顾政策一直都“窝”在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的陈寅恪开始受到真正的冲击。
事实上，1949以后的新中国很长时间里一直都处在运动当中，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工作传统因为惯性的缘故仍在顽固地延续。而陈寅恪的被波及也非只有1958年这一次。三年前，时任党委书记、在中大领导了数场运动的龙潜便曾在“肃反运动”期间，多次在会议上揶揄和讽刺陈寅恪，认为“看陈寅恪的著作不如去看《孽海花》”，有一次更当众作诗对陈寅恪行其骂人嘲笑之能事。用陆键东的话说，“这件事开了陈寅恪自1949年以后遭受政治冲击的先例”。
较之后者，批判“厚古薄今”运动期间，陈寅恪的遭遇要严重得多。这里，我们扼要而言，当时的情况大体如下：
1958年3月10日，陈伯达应郭沫若之邀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厚古薄今，边干边学》的报告，痛陈“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缺点是言必称三代（夏、商、周），脱离革命的烦琐主义。有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逃避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企图躲到‘三代’的象牙塔中去，只喜欢讨论几千年前至少是一百年前的事，对几千年前的事津津有味，对现实问题不感兴趣。哲学、经济、历史等等都如此，这是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风气”。一个月后的4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范文澜《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强调：“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还必须分出一部分力量去占领古史的阵地。古史是资产阶级学者进行顽抗的据点，他们在古史上占了些点或片断，就在这些小角落里称王称霸，目空一切。其实，他们所占据的地盘，不过是若干个夜郎国而已。……郭老曾用不多的功夫，研究甲骨文、金文，把这个阵地占领过来……这个经验是值得学习的。我们只要花点功夫，任何一个学术部门都可以压倒他们。”6月11日，同样是《人民日报》刊发郭沫若《关于厚今薄古问题》的通信，有言：“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史料，我们对这样的人不求全责备，只要他有一技之长，我们可以采用他的长处，但不希望他自满，更不能把他作为不可企及的高峰。在实际上我们需要超过他们。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话我就当对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当仁不让于师’。陈寅恪办得到的，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我才不相信。一切权威，我们都必须努力超过他！”
平心而论，郭沫若的话并没有表现出对陈寅恪特别的不敬，相反，他所引的那句话让我们在其鲜明的超越性目的中感受到了一份可贵的尊重。毕竟也是读书人。然而，可悲的在于，一如诠释学理论已经告诉我们的，文字一旦形成就会在阅读者那里获得无数次的重塑式的新生，人的社会行径又何尝不是这样。没法否认，那时的郭沫若毕竟也已不是单纯的书生，《人民日报》也不是一份平常的小钞，而且，更要命的，1957年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取得不错成绩的新中国，开始变得相当浮躁。
3月到6月份的新中国：陈伯达报告的一周前，3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强调要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开现场会议和展览会等形式，“揭露和批判浪费、保守的现象和它们的危害性”，并说这是一个“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抓紧这个运动，“就可以用同样的人数和同样的财力、物力，办出比原定计划多百分之几十以至数以倍计的事业”。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等37个文件。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继续批判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指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已经基本形成”。讲话提出我国当前还存在着所谓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并认为崇拜有两种，除错误的个人崇拜外，还有一种“正确的个人崇拜”。4月，北京大学开始批判该校长马寅初，采用大字报、辩论会等方式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及其整个学术思想、政治观点进行错误的批判。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中，其他高等院校和一些报刊也发表大量文字，对马寅初进行公开的指名批判。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予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确认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左”倾理论。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在15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作的创造精神。会后，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6月1日，《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表毛泽东4月15日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文章认为“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6月19日，华东地区召开农业协作会议。会议不切实际地提出，今明两年把粮食产量提高到每人平均1 000斤到1 500斤（按：1958年全国每人平均粮食406斤），并认为“在3年到5年内，使粮食增产到每人平均有2 000斤是完全可能的。”7月，西北、华北、西南等区农业协作会议，也都相继提出农业“大跃进”的奋斗目标，西北地区竟提出1962年粮食产量每人平均突破3 000斤。农业方面的高指标、浮夸风和瞎指挥迅速发展起来。6月22日，毛泽东转发冶金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的报告》。报告说：华东区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800万吨。各大协作区也分别召开冶金工业规划会议，研究各区明年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根据各协作区会议情况来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 000万吨，而1962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争取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报告转发后，工业上的高指标、浮夸风日益泛滥。
事实已经相当明显：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已经高涨得有些疯狂！
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几十年躬耕教坛、潜心著述的陈寅恪，在美丽的中大也避无可避地被“革命热情”灼伤了。
事实上，在江西剧团来中大演出的5月份之前，中大的大字报已经开始漫天狂舞了。陈寅恪以外，历史系的刘节、梁方仲、岑仲勉每人都被辟了大字报专栏，4月7日那天，贴给梁方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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