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泰斗陈寅恪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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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自然，教师也不能包懂的，但对学生能否提出适当的问题，也可以知道学生是否曾用过工夫，可以略约分别成绩。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而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此时，他的考证主义倾向已经越来越明显，在一篇文章中，他的学生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对陈寅恪的中肯评价，季羡林先生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陈寅恪先生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亨利希？吕德斯，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以道里计。然而，茫茫士林，难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学人的所谓“学者”骄纵跋扈，不禁令人浩叹矣。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从季先生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陈寅恪的独特学术魅力，无怪乎清华许多教授都去旁听他的课，“教授中的教授”这个称呼就当之无愧，十分贴切了。　
　　陈寅恪深受后人追忆，不仅表现在迄今学人都难以超越的学术成就上，他在研学执教同时给予后辈学子的真情关怀，更体现了其高尚的人格，为后人所推崇。　
　　1928年，陈寅恪给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写信，其文道：“顷有两事奉告：一、前清华研究院出身之戴君家祥，於古文字学确有心得，因渠本孙仲容先生之姻家子，后从王观堂先生游，故有殷周字例之作，现虽未完成，而其他种解释龟甲文、金文之著作，亦散见於清华国学论丛。现在上海无所事事，欲求介绍於广州中山大学朱骝仙、刘奇峰两公，而弟素未通问，不便作书，即请兄代为推荐，必能胜任，不致贻荐者之羞。且弟与戴君甚熟，若其不得事，必来北平，又无以对付之，敢请拨冗作一书致朱、刘两公为感；为感！二、浦君江清至今尚未得清华聘书，弟已催志希，亦尚（未）得其复音，如清华不再聘浦君，则须改中央研究院，此节乞兄预为之地，因八月浦君若不接清华聘书，则中央研究院似宜由八月起即致浦君一聘函。此事虽未能确定，然总希望志希能继续浦君聘书，免历史语言所多出一分薪水，或再少待，然不能不预备耳。”而后来戴家祥和浦江清得以分别进入广州中山大学与清华任教，不能不说与陈寅恪先生大力推荐有一定关系。　
　　从此信中，我们可以获知陈寅恪荐人并不是毫无原则，以亲疏熟陌为标尺，而总要以被荐人有某种特长或专业为推荐之基础。如对戴家祥的从学经历与学术成果的介绍等即是。否则，难免获贻。这亦可从1929年陈寅恪写给时任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的另一信件中得到证明。陈寅恪曾说：“吴君其昌清华研究院高才生，毕业后任　
　　南开大学教员，近为美国斯丹福大学经济学会搜集　
　　中国经济史材料。吴君高才博学，寅恪最所钦佩，而近状甚窘，欲教课以资补救。师范大学史学系，辅仁大学国文系、史学系如有机缘，尚求代为留意。吴君学问必能胜任教职，如不能胜任，则寅恪甘坐滥保之罪。专此奉陈，并希转商半农先生为荷。”这说明如果没有对于吴其昌的学识有十分清晰的了解，陈寅恪也不会用自己高尚的人格作担保。　
　　在近代中国，受经济不发达和人事体制不健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对于没有拥有权力资源和话语权力的普通民众来说，要想找到一份如意的工作，是十分艰难的事。近代学人处境虽艰，但陈寅恪仍不放弃对后进的真切关怀。这正如尽管在“若其不得事，必来北平，又无以对付之”而己尚难的情况下；对傅斯年如能致书朱、刘二人接连表示“为感；为感！”此种胸怀是如此的高尚！我想这恐怕也就是大师道德文章永被后世所仰慕的原因吧！实际上，为能帮助戴家祥寻得差事，陈寅恪先生不仅要傅斯年帮忙，而且，在致容庚的信中也已经提及：“兹有戴君家祥及颜君虚心皆前年清华研究院学生，戴君则公所知，而颜君则贵同乡也。弟欲代介绍於学校授国学课，不知有机缘否？顾颉刚先生如已北来（如已北来；即乞示知），拟托其转荐於广州中山大学。若燕京或其他学校，不论职务如何，务求公一言以增两君之身价（以公为文字学专家故也），不胜感激之至。”如此多方出击，为青年学辈致书，亦可见陈寅恪的古道热肠。即使在戴家祥觅得广州中山大学的教职（1929年9月）以后，1933年，陈寅恪致傅斯年的信中还在为其推荐，信中说：“又前数年清华研究院王静公之弟子戴君家祥者，本孙仲容先生姻家子。自幼即传渠文字学研究之习，后又从王公游，所得益深。大约担任文字音韵古代史之类功课，必能胜任愉快。闻其流转失所，颇为惋惜。其人年甚少而志颇高，文采不艳发，而朴学有根底，因此弟欲请兄酌量情形，转荐适宜之大学或专门学校担任数点钟功课。如中央大学有机会，则弟当致一保任负责之荐书与志希兄及汪君旭初（如其尚为中大国文系主任）；若他处有机会，亦无不可。希转托志希兄或其他友人，至感！至感！。”此时距离戴家祥任教中山大学已是四年左右，陈寅恪虽不知，但仍为其觅事，其执着可见一斑。其实；对推荐后辈和人材的不遗余力，不是那时某些个人所独具的行为，而是陈寅恪、蔡元培等上辈先生们所共有的优秀品质之一。　
　　1931年，陈寅恪先生在致胡适的信中，对已是清华教师的浦江清也作过赞赏并评之译书。说道：“浦君本专学西洋文学，又治元曲，於中西文学极有修养，白话文亦流利，如不译此书，改译他书，当同一能胜任愉快也。又清华研究院历史生朱君延丰（去年曾为历史系助教，前年大学部毕业生）欲译西洋历史著作，不知尊意以为如何？是否须先缴呈试译样本，以凭选择？大约此二君中，浦君翻译正确流畅，必无问题，因弟与之共事四五年之久，故知之深。”由此观之，陈寅恪对后辈的关心并不是一时之举，而是长期不懈、一如既往的。以上仅是陈寅恪爱护后进的几例而已，尚有许多未曾列出，如陈寅恪为张荫麟、谢国桢等人荐事，以及为姜亮夫、吴芳圃等人荐文于《燕京学报》等事，还可见到很多。实际上，学人之间的相互关怀，无论是前辈对于后学的提携，还是同辈、同行之间的互为欣赏，是与陈寅恪先生同辈或者其年龄前后相去不远的诸多学者们之所以享誉海内外的潜在因素之一。　
　　因此，广而论之，陈寅恪先生不吝笔墨亲为学生作荐书，一方面体现着延绵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古来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却更深刻地展现了那一代学者长辈对于后进学子无限的人文关怀。逝者其人虽成绝响，但身前其事，如余音袅袅，绕耳不去，如今看来，仍让人感怀追慕不已！　
　　独当一面　
　　看似宁静的清华园并没能成为一个世外桃源，暗藏的波涛汹涌打碎了它表面的平静。陈寅恪在清华园度过最平静的两年，但最终没能逃过外面的风起云涌。　
　　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排名在第一的当属王国维。王国维是当时公认的学术大师，像梁启超、陈寅恪这样的具有国际声望的学界巨擘对王国维也由衷敬佩。他七岁读私塾，十六岁入州学，读前四史，兼骈、散文，始知有新学，于是弃科举而神往数理之学，二十一岁入《时务报》，二十二岁到上海学习日、英、德等文，醉心于康德、叔本华、尼采之说，后留学日本，二十八岁《静庵文集》问世，三十岁后研究文学，于诗词、戏曲小说用功尤勤，三十一岁经典的学术奇葩《人间词话》脱稿，三十五岁推出《宋元戏曲考》。中年以后又治中国古代史，在甲骨、钟鼎方面成就卓著，奠定国学大师之位。梁启超曾语学生曰：“教授方面，以王静安先生为最难得，其专精之学，在今日几为绝学；而其所谦称为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我于学问未尝不可有一精深之研究……王先生则不然。先生方面亦不少，但时间则较我为多，加以脑筋灵敏，精神忠实，方法精明，而一方面自己又极谦虚，此诚国内有数之学者。故我个人深以得先生共处为幸；尤以诸君向学亲师，勿失此机会也。”陈寅恪屈居末席，是由于他的辈份较低，对梁启超以“世丈”相称。与王国维为学术同道，精神契友，年龄相差13岁，当为“平生风谊友兼师”。而赵元任在哈佛的资历较陈寅恪早，当他接聘清华国学院导师一职时，尚任教哈佛，哈佛亦有让陈寅恪接任赵职之请，所以虽年小三岁，排名亦在陈寅恪之上。　
　　王国维是最早就聘清华国学院导师一职的，作为入值“南书房行走”的帝师，其学涯如海、浩瀚精湛、声望甚隆。原拟请他来清华研究院任院长一职，但其以“院长须总理院大小事宜”，怕影响他的学术研究而坚辞不就。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任教期间，担任经学、小学、上古史、金石学、中国文学等学科的指导，精力旺盛，学业成熟，著作彪炳。他的学术研究由《耶律文正年谱》转入《西北地理》和《蒙古史》，致力于四裔金石文献的考证；先后完成《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宋代之金石学》、《鞑靼考》等近四十篇著述。王国维通晓西方哲学理论，受过严格的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训练，翻译过形式逻辑的书籍，从而能突破旧有史学方法，提出新的“二重证据法”和“阙疑法”为主要特点的新史学方法——所有的历史文本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它必须接受来自“地下新材料”的挑战，“以实证史”而又“以史证实”，开以科学方法研究史学之新河。他在其《古史新证》中这样解释：“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苟考之史实与制度文物，以知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由此而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然后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近之矣。”陈寅恪在论及王国维的治学方法时写道：“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蒙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是时中国正处于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北伐军的隆隆炮声已隐约可闻，刀光剑影已逼近京师。“感于事变”的帝师王国维先生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1927年6月2日夜草拟遗书怀之，“是夜熟睡如常，翌晨盥洗饮食亦如常，忽于友人处假银币五枚，独行出校门，雇车至颐和园，步行至排云殿西鱼藻轩前，临流独立，尽纸烟一支，园丁曾见之，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不及二分钟已气绝矣。”他在遗书上说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一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蒿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文化神州丧一身”，“海内同声哭郑君”。如果说王之华诞预示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光辉序幕，那么王之自沉则成为盘桓在中国学术史上一阕永恒的悲歌，至今仍为学界所聚讼不已。　
　　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举身赴清池的诀绝身影震惊海内外。社会上众说纷纭，察察为揣，纷纷撰文释其原因。唯独最知静安心境的陈寅恪从文化兴衰和一代学者的命运角度对其死因拨冗驱雾，给以正解，廓清那些“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在清华国学院师生向大师遗体告别之际，陈寅恪出人意外地行三跪九叩大礼，并以一诗一词寄托哀思。在挽词中陈寅恪写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1934年，陈寅恪又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言：“自昔大师巨子，其关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对王国维的死因升华至“承续先哲将坠之业”、“文化托命”、“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的深度。　
　　1929年夏，清华国学院师生在王国维辞世二周年之际，募款为他修立了纪念碑。陈寅恪又撰写了碑文；建筑大师梁思成勘定碑址，并亲绘彩色大样；书法家林志钧特为书丹；“北大三马”之一的马衡亲为篆额；名刻家李桂藻敬工刻字。纪念碑于1929年7月15日落典。据载：“此碑位于科学馆南土山东麓两槐树之间，碑之本身，约高七尺，挺立于四尺许高之碑基上，色呈淡黑，颇足表出哀思之意。”碑之正面，大书“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上刻着陈寅恪先生撰写的碑文。　
　　从此，陈寅恪从“静安自沉”事件中提炼结晶放大出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成为学人精神和魂魄的八字真言。　
　　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排名第二的就是梁启超。梁启超在任国学院导师前，已经有了很大的社会名望，且与清华有着很深的渊源，因此，他对清华的发展，影响可谓广博。举凡董事会的组成、校长的人选、校训的制定、科目的安排乃至每一个学生的特点及发展方向，都渗透着任公的拳拳之心。1929年9月梁启超在《清华周刊》发表《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着重地谈了清华设立大学部及国学研究院与中国学术独立的关系，提出“一国之学问独立，须全国各部分人共同努力，并不希望清华以独占。但为时势便利计，吾希望清华最少以下列三种学问之独立自任。1．自然科学——尤注重者生物学与矿物学；2．工学；3．史学与考古学。”1925年9月23日，在清华国学院首届学生开学前夕，他与研究院学生就“人才的培养与养成问题”以及研究院的培养目标等问题深入交谈。他负责的课程达11门之多，包括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通史等。梁启超学识广博、学养深厚，且又是天生的演说家，能言善辩，口才极佳，绕梁三日，独具魅力。他经常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顾右盼，光芒四射，其课程最受学生的欢迎，一时“学子景从，风气大开”，在清华园留下了众多的传奇与掌故。他授课之余，勤于著述，昼夜不辍，以至积劳成疾，体质弗抗。其许多著述都是抱病完成，许多著述由其口述弟子，笔记成篇。早在1925年，因患便血病不得不入协和医院割去一内肾。但割肾后，便血仍时发。在略为好转时，仍然教课。1926年，以久病之躯完成《中国文化史》，此书分三部29篇，上自叙述历史之朝代篇，下至研究图书之载籍篇，凡中国文化之一切关涉，几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极类似一部文化百科全书。1927年5月，梁病加剧，无法持笔撰稿，仍口述弟子周传儒、姚名达、吴其昌速记成篇，集为《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后陆续完成《合传及其作法》、《年谱及其作法》、《专传的作法》、《孔子传的作法》，至秋后“体不能支而止”。1928年梁启超肾病加剧，再入协和医院检查身体。遂于5月末“收同学论文评阅竣事，即辞回天津养病。”9月中旬，病发作，乃入协和医院就医，仍撰读如初，病未愈而归天津，“执笔侧身卧，仍扶病继草此稿”。终因病入膏肓，一病不起。与南海学堂、公车上书、戊戌变法、亡命东瀛、护国之役等大气磅礴、风云跌宕的历史事件融为一体的一代天骄梁任公，遂于1929年1月19日谢世，年仅56岁。　
　　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梁任公其业绩实不止湟湟七百万言的《饮冰室合集》所能涵盖。作为代表其成就的《饮冰室合集》分文集、专著两部分，包括论文七百余篇，诗话一种，诗词三百余首，书一百零四种，大都有其独得和创见，如此深学独造兼及文史哲诸方面皆广博精深的大家硕儒古往今来实是罕见。授人一物，不如授人一技；授人一技，不如授人一法。作为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清华国院导师，他认为做学问须具备“明敏、密察、别裁、通方”的能力和“忠实、深切、敬慎、不倦”的习惯及治史的科学方法，认为有价值的学问的标志是发明新原则，应用已发明之新原则研究前人未曾研究过的现象，从而为新史学确立了全面和系统的学术规范。他认为为人师者的首要责任为培养学生的独立钻研能力，“做学问之要点，吾以为以开发本能为不二法门。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苏格拉底亦云：‘余非以学教人，乃教人为学。’……是以教授之法，系教师引导学生做学问，教师给学生学问之责任也。……学而能触类旁通，开发真本能，以致用，而为已也”。其弟子周传儒曾这样忆及先师：“他不是思想家，不是经师”，“讲整理国故，而不讲训诂、考据、名物。他是一个史学家，特别是学术文化史专家”，“他既富有渊博的学识，又富有综合之才能，扼要钩玄，深入浅出……同时代的人如胡适、梁漱溟、陈垣、丁文江，皆视新会如宾如师。又如蒋百里和徐志摩，则持束修贽见跪拜称弟子。一般均认太炎为南方学术界的泰山，任公为北方学术界的北斗。”“独为神州惜大儒”，“千古文章未尽才”。斯人其逝，国宝云亡，山河同悲。任公之殇，于中国学术、于八方学子之损失不可量也，这一点我们在今天仍能感觉得到。　
　　这期间，陈寅恪在上海省亲，并于1928年7月17日与唐筼女士在上海结婚。唐筼字晓莹，广西灌阳人，祖父是前清台湾巡抚唐景崧。父亲早故，依母居天津，曾就读天津女子师范；毕业后留校任附设小学教员。后由女师报送上海体专就读，卒业后回女师体育系任教，与母同住。后又移居上海任教，母死后与陈寅恪结婚。婚后先后生女三人，分别为长女流求、次女小彭、三女美延。　
　　陈寅恪在上海婚后不到一个月，因开学在即，先行回京。当时新婚不久，而政局变易，再加上王国维的逝世，使其不免有家国之思：　
　　天风吹月到孤舟，哀乐无端托此游。　
　　影底河山频换世，愁中节物易惊秋。　
　　初升紫塞云将合，照澈沧海波不惊。　
　　解识阴晴圆缺意，有人雾鬓独登楼。①　
　　陈寅恪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