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泰斗陈寅恪传-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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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风吹月到孤舟，哀乐无端托此游。　
　　影底河山频换世，愁中节物易惊秋。　
　　初升紫塞云将合，照澈沧海波不惊。　
　　解识阴晴圆缺意，有人雾鬓独登楼。①　
　　陈寅恪回到清华后，王国维和梁启超都已经先后入葬了。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虽到校最晚，且排名屈居末席，但他实为国学院之魂，特别是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1927年春节刚过，研究院师生平静的学术生活就被北伐军北上的隆隆炮声打断，已无法潜心向学于美仑美奂的清华园。6月2日又发生了举世震惊的王国维先生在颐和园鱼藻轩自沉事件。6月7日，梁任公又因肾病加剧，不得不归天津长期静养，基本无暇顾及院内事宜，不久就辞去清华一切职务。而另一位导师赵元任担任功课极少（新旧制均无课，仅每周研究院演讲吴语一小时），且自1927年10月起长期来往于江浙、江西、湖北、广东等地考察方言；讲师李济的田野考古工作，也不能在校内进行，只有陈寅恪常年住校，因此，清华国学研究院实际上只有陈寅恪一人大厦独擎，勉力支撑。这段期间，研究院中所有指导研究生，指挥助教办事，联系离校同学或者函复请教的各种问题，事无巨细，都由陈寅恪处理。陈寅恪原拟定增聘章炳麟、罗振玉和陈垣为导师，马衡为讲师。学校虽然一一致聘，但章炳麟不屑继王国维、梁启超之后，罗振玉也不愿就，而陈垣则自谦不足以继王、梁二师，只有马衡应聘。因为后继无人，学生人数也骤然减少，1927年、1928年录取的新生才二、三人。1928年6月北伐军攻占北京后，研究院由外交部划归教育部。1929年1月19日随着梁启超的溘然逝去，四大导师风流云散，名藻一时的清华国学院已举步维艰、形同虚设了，陈寅恪以一己弱躯勉力维持承当，虽殚精竭虑，但已回天无力，呈星散飘零状。终于，在1929年11月奏响广陵散曲，结束了一个极有风格而有希望的国学人才培养所。这是国家的损失，也是王国维和梁启超盛年早逝的不幸结果。一如前文已经引及的，时隔四十年后当时的一位研究生对此仍无限怀念：　
　　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每当春秋佳节，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院中都以学问道义相期，故师弟之间，恩若骨肉；同门之谊，亲如手足，常引起许多人的羡慕。　
　　1981年已臻九旬之寿的前清华国学院导师赵元任来清华寻旧，徘徊于其故居照澜院（旧南院），百感交集，久久不忍离去。物是人非，恍如隔世，老人用那特殊的浙江常州吴语声调长吟一阕老歌，系六十年前由赵元任先生亲自谱曲，老友著名诗人刘半农填词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一吐几十载思念之情。从去国四十多载的前清华国学院导师之口缓缓吐出的话语，柔肠寸断、力透千钧，令人不胜沉迷、低回。　
　　流芳百世　
　　虽然清华国学研究院只存在了四年，却绽放了无比耀眼的光芒。在这四年中，它培养了70多位学有专长的国学人才，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古文字学、中国文学、史学、哲学和考古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如王力、陈侃如、刘盼遂、徐中舒、刘节、高亨、谢国桢、吴其昌、姚名达、朱芬圃、姜亮夫、蒋天枢等，为国学的继承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面对如此辉煌的成就，使人不得不思考其何以人才辈出？　
　　首先，清华国学院的办学宗旨决定了其特别之处。“国学”一词，原本是对“西学”而言，是对“西学”的抗争和对“中学”的显耀，而这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已超出原意。前面已谈到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是面对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和中西文化的碰撞，为适应全国上下的文化热，正确对待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想通过这一学术机构来培养“国学”人才，通过对“中国固有文化”的精深研究，来继承、发展、弘扬我国　
　　传统文化。在他们看来，越是在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中，越不能丢弃本国优秀传统文化；学习国学应在国内，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所学且与国情隔阂。通过中西兼容，精深研究，使之在交流融合中创造出中华新文化。　
　　在关于“西学”与“中学”的讨论中，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吴宓都是“中国文化本位论”者。陈寅恪在20世纪30年代曾自我剖析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即是说近乎曾国藩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他也作过如下阐述：“窃疑中国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我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绝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家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之所昭示者也。”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针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即提出过“学无中西”，他说：“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①纵观所述，可见他们的主张，是与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的初衷一致的，是积极进取的，而不是泥古守旧，是朝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后来逐渐形成的“清华学派”，即萌发于此。　
　　其次，清华国学研究院，坚持学术与政治相分离，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充分发挥各位教师的特长和主动精神。《研究院章程》明文规定：“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方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就是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学，吸收了中西古今教育上的好办法，使之融为一体。根据《章程》的规定，其教学方法分为“普通演讲”和“专题研究”。所谓普通演讲即课堂讲授，由各教授就自己的专长和治学心得开课，供诸生必修或选修；如同一课几位教授都有精深研究，可同开此课各讲各自的心得见解，任学生自由选一位教授从业。所谓专题研究就是由教授个别指导，学生进行的课题研究，有点近似今天的学位论文；各教授就自己的专长提出指导范围，然后让各学生根据自己的志向、兴趣和学力之所近，从想要从业教授的指导范围内自由选定自己的研究题目，选定后不得中途变更。学生选定研究题目后，可随便向导师请业问难。《章程》规定“教授于专从本人请业之学员，应订定时间，常与接谈，考询成绩，指示方法及应读书籍。各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严格按照《章程》执教。”　
　　王国维开的普通演讲有：《古史新证》、《说文练习》、《尚书》、《仪礼》和《最近二、三十年来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等；指导专题研究的范围是：《经学》（包括书、礼、诗），《小学》（包括训话、古文字、古韵），《上古史》、《金石学》和《中国文学》。　
　　梁启超开的普通演讲有：《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儒家哲学》等；指导专题研究的范围是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和东西交通史。　
　　陈寅恪开的普通演讲有：《西人之东方学》、《目录学》和《梵文—金刚经》等；指导专题研究的范围是：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者之比较研究、摩尼教经典与回绝文译本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梵文、巴比利文、藏文、回绝文及中亚诸文字译本与汉文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　
　　赵元任开的普通演讲有：《方言学》、《普通语言学》和《音韵学》等；指导专题研究的范围是中国音乐学、中国乐谱乐调、中国现代方言。　
　　李济开的普通演讲有：《人文学》、《人体测验》和《考古学》；指导专题研究的范围是中国人种考。　
　　梁启超多次指出：“研究院的形式，很有点道尔顿制的教育，各人自己研究各人的嗜好，而请教授指导指导。”所说的“道尔顿制”，是美国柏克赫斯特于1920年创行的一种自由教育制度，其特点是：改教室为各科作业室，按学科性质陈列参考用书和实验仪器，供学生学习用；废除课堂讲授，把各科学习内容制成分月的教学大纲，规定每月应完成的各项作业，由学生自行学习。学生与教师订立学习公约后，即按自己的兴趣，自由支配时间，在作业室自学。各作业室配有本科教师一人，负责指导学生。学生学习进度快的，可以提前更换新学科，也可缩短学习年限。其优点是可以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缺点是易于放任自流。清华国学研究院在其创行五年，便把它学了过来，可见对学习西方先进教育制度的重视。且根据清华的具体情况，学其长，避其短，“废除课堂讲授”便没有学，而坚持设普通演讲，并规定每生一年内最少要修读四门课。　
　　梁启超又说：“我们觉得校中呆板的教育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想参照原来书院的办法——高一点说，参照从前大师讲学的办法——更加以新的教育精神。各教授及我自己所以在此服务，实因感觉从前的办法有输入教育界的必要。”他们在吸收西方教育先进教学方式、教学方法的同时，还继承采用了旧书院大师讲学的好办法，如课堂讲授与个别指导结合、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根据学生每人的具体情况施教等。　
　　清华国学研究院为了便于教授指导学生的学习研究，设立了5个研究室，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各负责一室。他们根据学生的“志向、兴趣，及学力之所近”因才施教，对学生的质疑问难极为重视，填密解答和指导，启发学生去博览多思。王国维一向认为：“考释古文字以阀疑为第一要诀”，“阙疑为进步的第一关键”。徐中舒在《追忆王静安先生》一文中说：“研究院于公共课之外，每位教授各设一研究室，凡各教授所指导范围以内之重要书籍皆置其中，俘同辈得随时入室参考，且可随时与教授接谈问难。先生研究室中所置皆经学、小学及考古学书籍。此类书籍，其值甚昂，多余在沪时所不能见者。余以研究考古故，与先生接谈问难之时尤多，先生谈话雅尚质朴、毫无华饰。非有所问，不轻发言；有时或至默坐相对，然卷烟以自遣，片刻可尽数支；有时或欲有所发挥，亦仅略举大意，数言而止；遇有疑难问题不能解者，先生即称不知，故先生谈话，除与学术有关者外，可记者绝少也。”　
　　其三，研究院各导师的研究方法也为学生的学术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开创了新史之风。吴宓在开学典礼上强调指出：本院“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研究国学者。”他们在教学上，重视给学生以治学方法的指导，多次申明：“研究院的目的，是在养成大学者，但是大学者不是很快很短的时间所能养成的。”“大学者，不单靠天才，还要靠修养。如果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并且要得精深结论，必须有相当的时间，并受种种磨练，使其治学方法与治学兴趣都经过种种的训练陶冶，才可以使学问有所成就。”“在研究院必须做到的有两件事：一、养成做学问的能力，二、养成做学问的良好习惯。”“设研究院之本意，非欲诸君在此一年中即研究出莫大之成果也；目的乃专欲诸君在此得若干治学方法耳！”可见他们对“治学方法”的重视。用新的“科学方法”研究“本国固有文化”，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他们成果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　
　　他们的“科学方法”，一是详尽占有史料，并鉴别其真伪，坚信“无史料即无史学”；一是由乾嘉考据法，融入西方的综合分析法实证论，“以事实决事实”。他们强调“从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所撰历史著作都贯穿着“通古今之变”的精神。到三十年代，哲学系教授张申府对“科学方法”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所谓科学方法，一言以蔽之，就是就事论事。换言之，也就是，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更简单地说，便是‘切实’二字。稍详细点说，对于一切都要看证据。证据强点，便信得强点；证据弱点，便信得弱点。不拘对于什么，没有证据，绝不算数；有证据而不精凿，也定不满足。”这些在《清华周刊》中都有详细的记载。　
　　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一课，便是以他以往研究成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商制度》等为基础，讲述时注入他的古史“二重证据法”。他在《古史新证？总论》中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始得为之。”这一由王国维首创的以实（即地下出土文物）证史（即书中所载），又以史证实研究古史的“二重证据法”，结束了以往研究古史从文献到文献，在版本和神话中兜圈子、翻跟头的历史，为古史研究开辟了新航道。不仅使其受业弟子深得教益，培育了一批史学大家，且在史学界广为采用，一时间成果斐然，极大地推动了史学研究工作。　
　　郭沫若在《革命春秋》中谈到他研究甲骨文字的经过时说：“在当初，我第一次接触甲骨文字，那一样一片墨黑的东西，但一找到门径，差不多只有一两天的工夫，便完全解决了它的秘密。这倒也并不是我一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而我是应该向一位替我们把门径开辟出来的大师，表示虔诚的谢意的。这位大师是谁呢？就是1927年当北伐军进展到河南的时候，在北平跳水死了的那位王国维了。”他所说的“门径”，便是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传授的古史“二重证据法”，其影响之深大由此可见。　
　　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为新史学树一坚实基石。他在《总论》中说：“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有目的。什么是历史学的目的？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事实，与以新意，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又：“吾人作新历史而无新目的，大大可以不作。历史要去研究，而且要常常研究，就是不断地与以新意及新价值，以供吾人活动的资鉴。历史所以要常常研究为此，历史所以值得研究亦为此。”“历史家的责任，贵在把种种事实，摆出来，从新估定一番。”“以史鉴今”、“以史育人”，是他重视历史、研究历史的出发点，也是他谆谆告诫弟子的珍言。他大力提倡“学以致用”，不同意“为学问而学问”。他说：“现在人很喜欢唱‘为学问而学问’的高调，其实‘学以致用’四字，也不能看轻。为什么要看历史？希望自己，得点东西；为什么作历史？希望读者，得点益处。学问是拿来用的，不单是为学问而学问而己。”“研究历史，也同看电影一样，吾人将许多死的事实，组织好，与以意义及价值，使之活动，活动的结果，就是现代人的应用。”梁启超的这些见解和话语，当年培育了一代学人，今天仍然闪跃着“至理名言”的光芒，值得后人铭记。　
　　梁启超的学生周传儒在谈到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学时说他“学识渊博，会通古今，贯串百家，既汪洋者若千顷之波，莫测涯涘，又扼要勾玄，深入浅出，使人人可游溯，处下可有得”。谓其“融会汉学家治经、治小学与欧洲治社会学、治历史学之方法，严正精审，密不透风。”“总论中泛论史料之搜集、审定、编比、考订。分论则注重如何写作，始足称核古证今继往开来之信史漱书。”①如实而公正地评述了梁启超最后几年的教学。　
　　王国维、梁启超相继辞世后，陈寅格为史学界泰斗。他们都是新史学的奠基人。　
　　其四，各教授的人格魅力感染着每个学子之心。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各位导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既向学生传授知识，又教学生如何做人，“治学和做人并重”。　
　　梁启超劝导学生说：诸位“既到这里，当立志很高，要做现代有价值的人”，“孟子说‘士何事？曰尚志。’孔子说‘吾十五而志于学’。立志高的人犹恐未必成功，何况立志不高的人？诸同学既在这全国最高学府内修业，必当发愤做一个伟大的人”。做人要有自己的理念，自己的人格，不能随波逐流。“不要学一般的时髦人，必要自己有所成就，做人必须做一个世界上必不可少的人，著书必须著一部世界上必不可少的书”。他们经常劝学生立大志，奋发图强，积极进取，将来造福于人群。他们心目中的好学生，是品学兼优，既有学识，又有高尚品德。从教育的角度看，一个学校有什么样的学风，对学生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梁启超鼓励学生努力“创造一个新学风”。他希望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新学风呢？他说：“孔子说过，‘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他号召学生共同努力创造一个“好学”、“力行”、“知耻”三者并行的新学风。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即是根据梁启超的一次讲演拟定的。他在那次讲演中，以《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勉励学生。他所倡导的“好学”“力行”“知耻”新学风，就是为改变中华落后状况，为雪外强侵辱之耻，勤奋学习，自强不息的学风。古人云：“有言无行，君子耻之”。国学研究院的师生卑视只说不练、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在短短四年里，“好学、力行、知耻”的学风已见形成。　
　　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和方式向学生进行“治学和做人”的言传身教。每到暑假，各位导师多约其弟子同游北海、万寿山等处。届时，师生亲密无间，畅所欲言。有时邀请名人同游并作学术讲演，有时由导师自己讲演其新近的研究心得或对学生的殷望。1927年6月，梁启超率其弟子作北海之游，发表了勉励诸生在学业和道德修养上力争上游的讲演。他最后说：“归纳起来，以上所讲的有二点：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二是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我希望在坐的同学们，能完全明了了解这二点——做人，做学问而努力向前干去呀！”所谓“不逐时流的新人”，就是具有主见，善于独立思考，表里一致，不随波逐流、见风驶舵的人。在那“紧跟”的年代，公开声明反对“批孔”，而遭到残酷迫害的三位学者吴宓、梁漱溟、容庚，前两位都曾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这种气质，正是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所倡导的，今天仍亟待重建。　
　　学生尊敬导师，虚心接受导师的教海，但学术上的不同见解却知无不言地进行讨论。“独立自由之意志”，是他们共同的理念。这也正是他们之间和谐关系所由生，以及在学业上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内在原因。　
　　清华国学研究院，避开当时盲目学习西方的狂热，积极延聘国学名师，坚持学术与政治分离，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充分发挥各位导师的专长和主动精神。在教学上，采用中西古今教育上的好办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课堂讲授与个别指导相结合；教师根据学生的“志向、兴趣，及学力所近”因材施教，重视治学方法和研究方向的指导。他们的教学实践，20年代在我国教育界大放异彩，培育了一批富有开创精神的国学人才，为继承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做出了贡献，在今天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关于教导学生立大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创造“好学、力行、知耻”新学风的教学做法和指导方向，在今天仍不失为一种良举和卓识。　　　
　　二、风义生平师友间（1）　　　
　　“风义生平师友间”，这是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中的一句。在现代中国学界，王国维与陈寅恪是两位著名的史学家、考证学家。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都为中国的学术事业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因而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尽管他们两人共事的时间并不长，政治思想也不完全一致，但是，由于学术渊源以及治学方法比较接近，彼此情趣也颇相投，因而结成了“风义生平师友间”的忘年之交，成为学术心境最为相知的挚友。　
　　陈寅恪与王国维都深受清代乾嘉学风的影响，特别受晚清学者沈曾植（子培）的影响更大。沈子培专精音韵训诂，又深通梵文，精研我国西北史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