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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赤然将军回忆录-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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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共80余人。
西府战役的战略意图是十分明确的，而实现彭德怀战略意图的重要关键是我军在扶风至风翔之问对敌裴昌会兵团的抗击。西北野战军阻援部队共3个旅，要抗击裴的4个整编师显然兵力不足，但若坚决抗击，给西进之敌以杀伤和消耗，就可以为我军争取时间，迟滞敌人进攻，从而实现我军整体战略目标。
但是担任这一关键阻击任务的第四纵队司令员却违背最基本的军事常识，未经请示报告，又不通知正在抗击敌军的友邻部队，不顾战局擅自将其指挥的第十旅、十一旅从杏林镇我军阵地撤走，把在乾陵抗击敌军的骑六师弃置于敌阵地中，使其处于孤立无援之地。并使友军独立第六旅十八团三面受敌，苦战至晚，才摆脱敌军，向西转移。
更为严重的是，他们的错误做法，造成敌人沿武功到凤翔大道长驱直人之势，使战场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而丧失了我军在战场上的主动权。27日下午敌援军到岐山、扶风间之益店，28日敌突然逼近凤翔，我主力陷入了背水侧敌的境地。这一突发的变化使我军处于敌军的围攻之中。而彭德怀同志的前敌指挥部被敌人重兵包围，我军各部队间的联系也被敌人破坏，前敌部指挥部的号令根本无法向所在部队下达，形势十分危急，彭德怀同志临危不惧，指挥若定，以一个军事家的胆略当机立断，决定撤出宝鸡，向北转移，收复陇东，粉碎敌人围歼我主力的阴谋。
在几近和敌人的肉搏战中，彭德怀同志冒着炮火，亲自指挥战斗。4月28日我撤出宝鸡，经过十数日的艰苦鏖战于5月12日我西北野战军终于突出重围，转移到关中马栏、转角等地，摆脱了胡、马夹击的被动局面，但我军也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大量物资丢失，西北野战军在西府战役中共计减员“1。49万人，其中伤亡6566人，失散、被俘、逃亡等8407人（后归队2500余人）”，“未能完成建立麟游山、陇山根据地及收复陇东的任务”（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第146页）。
如此沉痛的教训，本该使某些人清醒。造成这次战役失利的主要责任者进行了3次检讨，都是避重就轻，不敢正视现实。将擅自撤走十旅、十一旅的责任或者推到下面或者轻描淡写的表示一下自责。最后一次检讨才稍微提到因“没有大兵团作战经验”造成错误。彭德怀曾批评他拉山头，搞宗派，丧失斗志等。
四纵其他领导，有的也认识到自己斗志不强、学习不够，始终停滞在游击战的水平上，缺少大兵团作战的经验。这实际上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不顾整体的安危，因而造成很大损失。
与会者对四纵队主要领导人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特别是擅自撤走狙击部队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要求提交军事法庭审判。应该说这个要求并不过份。且不论这些人的品德、胆量、学识如何，仅由于人为的撤退而致原本可以取胜的战斗失利，就应该将其推上审判台。
会议进行了七天，彭德怀最后作了《春季攻势总结》的报告。关于西府战斗失利，他作了自我检讨：我对敌人的分析、认识不够，他们内部虽有矛盾，但在反共上是一致的，因而在必要时，他们会联合对付我们。而这次战斗中，我们自己却没有做到协同一致。另外，对于四纵，我只看到他们是老红军、战斗力很强的一面，却忽略了对指挥员的具体分析。某些干部思想上存在着山头主义、作风上不过硬等问题，我也没有及时解决，还把非常重要的任务交给没有大兵团作战经验的指挥员担任。总之，我有用人不妥的责任。
土基会议后，王世泰、高锦纯、黄罗斌等人被撤销了职务，由张达志、孙超群、贺吉祥、郭炳坤、李宗贵等接替。但是事隔不久，被撤职的四纵队个别领导人反而官升一级，成为兵团的领导，其实这种反常现象，答案并不难找。
几十年过去了，彭德怀同志在西府战役中运筹帷幄、英明决断、处乱不惊、力挽危局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失利后所表现的坦荡磊落、忍辱负重的伟大无产阶级军事家、政治家、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却不见经传，特别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这样重要的军史资料中也被有意或无意的遗漏了。对历史的评价，常因各种原因造成不公正、不客观的结论。我们亲身参加过西府战役的幸存的老战士，愿意把这段历史中鲜为人知的一面告诉人们，以此告慰彭德怀同志的在天之灵。
彭德怀同志的崇高风范犹如日月经天，永存于世。
总的来说，这是一次“新式整军”。3月7日发表了毛泽东为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评西北大捷并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的谈话，分析了西北战场我军转入进攻的形势和全国战局，着重说明了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新式整军的伟大意义。6月30日中央军委同意并转发了这个决定。8月10日，中共中央又转发了彭德怀作的《春季攻势总结》。
●解放西北重镇宝鸡
1949年2月，西北野战军将纵队编为军。第四纵队编为第一野战军第四军；辖第十、十一、十二师。我分配到第四军十二师任政委，师长郭宝珊，副师长白寿康，参谋长姚知一，政治部主任李超。该师辖第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共3个团。
7月11日咸阳战斗刚结束，标志着西北战场战略决战的“扶眉战役”拉开了序幕。根据彭总制定的“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计划，我师遵照军部的命令，下午4时从驻地泾阳县城出发，以12小时推进I50里的速度，在胡宗南部队的纵深密网中穿插，配合第十、十一师一举攻占罗局镇、眉县火车站等陇海线上的要冲，截断了敌人的退路。我军发起总攻后，敌人向第十、十一师阵地冲击，企图打开缺口挽救败局。但在我军的英勇反击下，粉碎了敌人30余次冲锋，将其压缩至预定地区，于7月12日下午4时全歼。
7月13日16时，接到由孙超群副军长口传的军部命令：“十二师要不惜一切代价于14日拂晓前攻克宝鸡重镇，并保证其完整无损”。我师立即以三十五团为前卫队，我与郭宝珊随团为第一梯队；三十六团为本队，白寿康随团指挥全师的调动；三十四团压后的序列行进，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以每小时14里的速度，横扫岐山、凤翔、蔡家坡之敌，于14日晨2时解放了西北工业重镇宝鸡。因我进军神速，攻击凶猛，敌还无暇破坏工厂、城镇的设施就被歼灭。从而也为西北野战军提供了面粉、布匹、军事物资等给养。
战后彭总来到宝鸡，看到它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欣慰地笑了，并将宝鸡军管任务交给我师担任。
宝鸡不仅是西北工业重镇，而且在军事战略上具有重要地位。其西直通天水、兰州；向西南可直达四川广元；又是西安西面重要的屏障。加之陇海路贯通东西，渭河绕镇南直向东流入黄河，因此是理想的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要地。
宝鸡又是国民党在陕西省的军统、中统、三青团的重要据点之一。各种反动会道门嚣张；嫖妓、赌博、吸毒、贩毒等活动猖狂；流氓、地痞横行；恶霸、地主以及叛徒也聚此处藏身。
根据彭总命令：要让人民翻身，工厂不能停工，学校不能停课，要保证各行各业以及小商小贩正常营业。要建立健全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会、青年会、商会等。必须遵守中共中央2月27日发出的《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指示，将宝鸡建设成模范城镇。
我师召集了连以上干部会，认真学习《关于工商业政策》和彭总的指示，对城镇进行了整顿。首先进行全面登记和集训，根据情况，依照政策，该取缔的就坚决取缔，该镇压的亦毫不留情，在20多天的军管期内，没有发生过任何违犯纪律、违犯政策以及不利于宝鸡市民的事，顺利将新宝鸡交给了新成立的宝鸡人民政府。
●高原古城兰州解放
宝鸡移交后，我师集结蔡家坡整训了7天，以参加兰州战役。我们随军部到达甘肃的张家川，此处是回民区，兄弟部队前一天在此曾歼灭马鸿宾部一个骑兵旅。随后部队经秦安、碧玉、华家岭、甘草店到达阿干镇。
我们的作战任务是通过阿干镇占领皋兰山、直插兰州市。但经我们仔细观察地形，发现与总部所掌握的“敌人不在黄河南设防，而在河北白塔山设防”的情况不符。我们推测敌在皋兰山上有重兵驻守，因发现敌之汽车往来频繁，往往是上山时因载重行驶吃力，下山时显然因空载而行驶轻快。我们立即召开党委会研究这一可疑现象。会上郭宝珊力主坚决执行总部命令，他认为情况不会变化这样快。而白寿康认为既然观察到情况有变，前卫部队指挥员有责任将新情况报告军部、总部，以便做两手准备。最后我决定：部队暂时集结于阿干镇沟口休息，快速吃早饭，保持攻击队形待命。由白寿康率一个营以火力侦察敌阵地，摸清情况真伪；同时通过电台报告军部、总部。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立即分头行动。
不久皋兰山之敌向阿干镇两座石山猛烈炮击，弹片和碎石填满了两山之间的狭窄沟道，堵住了我进攻的道路。这证实了敌人抗击阵地在南而不在北。此时总部复电：你们所报情况属实，立即撤到兰州市西沈家岭一带集结待命。
8月下旬，由于千里跃进、长途跋涉，后勤供给一时跟不上；加之部队多，生活发生了困难。一连数天，十二师和兄弟部队一样，靠吃洋芋、野菜充饥。一次外出筹粮的同志特意为师首长买回2斤小米，我为此批评了司务长：战士们吃洋芋，我们能咽下小米吗？！快倒到大锅里，大家一起吃。说话间敌人向师指挥所开了一阵炮，把煮洋芋的大锅给炸翻了。炊事班的同志只好把洋芋糊一碗一碗的收拾起来。他们把两碗稍干净一些的端给我和师长郭宝珊。我说不是刚才让炮火把锅掀翻了吗？为什么只把干净的糊糊给我们吃？战士们在一线战斗，他们最应吃饱吃好，快把这两碗倒在小锅里加点水热热，给伤病员吃。我深知干部只能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才能带出攻必克、战必胜的部队。
8月28日晨4时，由于张达志军长还未到任，我和郭炳坤、高维嵩、左爱等人组成攻城临时指挥所。攻城开始前，第十、十一师在夺取沈家岭、狗娃山的攻坚战中，一个山头、一个地堡的攻克，战斗极其残酷，团长王学礼、连长李国斌等几十名指战员不幸牺牲，他们的英名永垂不朽！
在进攻兰州的冲锋声中，我师冲向黄河铁桥，截击从马家山溃退下来的敌人。已攻克马家山的兄弟部队紧追不舍，将马继援的一个主力师压迫到黄河中喂了鱼。我们曾大喊“缴枪不杀”，原是想争取敌兵，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但在多次作战中，他们将我军战俘的头颅割下请功领赏，将其鲜血用来饮马，将其肠子作为玩具使用……！他们自知作恶多端难逃报应，加之宗教欺骗，一个个不战而投河自尽。
战斗结束后，彭总考虑急需一支作风好、纪律严明的部队来肃清残敌，安抚百姓，维护秩序。于是命令十二师担任军管部队。我接受任务后，召集了师党委扩大会，师长郭宝珊、副师长白寿康、参谋长姚知一、政治部主任李超以及各团的团长、政委共10多人参加了会议。我们又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指示，结合军管宝鸡的工作经验，大家一致通过以下实施方案。第一，“安民告示”，必须于29日晨8时前张贴到兰州市大街小巷，“安民告示”由我拟定草稿。第二，各团昼夜搜捕散兵、游勇、恶霸、流氓、市霸、特务，要在三天内恢复全城秩序。第三，取缔反动会道门、妓院、大烟馆、赌场。第四，部队不得进入民房，要清除死马、尸体、垃圾；清扫街道、公共场所以及处理黄河铁桥堆集如山的废物等。第五，被取缔单位必须在一周内登记完毕，逾期者酌情惩罚；特务、叛徒等必须在3天内自觉前来登记，逾期者严惩不贷。第六，工厂、商店、学校照常生产营业、开学；组织工人、农民、进步人士护厂、护会、护校，以协助解放军维护社会秩序。第七，救济赤贫市民和被马匪压榨无法生活者，及时建立健全工、农、学、妇、青等群众组织，支援解放军解放大西北。
29日，兰州市的大街小巷便贴上了布告。深受马家军反动宣传欺骗的兰州市民，看到解放军纪律严明，处处为民，打消了顾虑，纷纷上街欢迎解放军。30日，我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高原古城兰州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这是我们人民军队感到最幸福最自豪的时刻！任重道远，我们要永远向前！
○七、创办军队院校，培养建军人才（1952。8…1959。11）
●新的挑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了。我们为之全身心奋斗的革命事业，已取得了初步胜利。但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个人的经历也同样如此。
建国后，我被任命为四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达志军长和我分别担任正副书记。1950年12月军部进驻甘肃临洮，所辖十师进驻宁夏，进行剿匪任务；十一师进驻马继援的老剿青海临夏，追剿马家残部和散匪；十二师进驻通渭，进行剿匪并准备修筑天水到兰州市的铁路。四军各部胜利完成了各项任务。
1952年7月，四军改为轻装军，命令我到军委三部任政治部主任。正准备赴任之际，中央军委根据防空军司令周士弟的建议，又留我继续在四军工作。这是由于郭炳坤赴朝鲜战场学习后，途经北京时当面领受了任务，派他担任城防高炮学校政委。但他回到兰州后，经西北军区张宗逊副司令员一席话，又改任为西北军区干部部长。因郭分配了别的任务，只好撤消我的任命。此时，张达志已调出四军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长，四军只剩我一个负责全盘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在陆军基础上．相继建立了海军、空军、防空部队等技术军兵种。为了适应这一迅速发展的形势，中央军委决定从各大军区抽调大批干部和部队组建正规学校，为我军实现正规化培养各类干部和专业人才。一批久经沙场的指战员又走上需要重新学习的战斗岗位。
8月初，张宗逊电话通知我即到军区领受新任务。我从军部驻地临洮赶到兰州，张当面指示：防空部队是我军新成立的，需要大批干部，军委决定将四军军部调归军委防空司令部（简称防司）。因为四军是一支老红军部队，能征善战，英勇顽强，具有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他叫我立即去北京防司接受具体任务。
第二天，我赶回军部，准备好有关资料后，带着秘书马子苋，警卫员王增光赶到兰州，乘由苏联驾驶员开的军运飞机去北京。军委防司副参谋长梁军到西苑机场迎接。因防司还没有招待所，他把我们送到地安门附近一所民房住下，伙食自理，我们就到街上自己买东西吃，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也就是吃些面条、油条等。
到京第二天，军委防空部队周士弟司令员便和我谈了话。他对四军评价很高，赞扬四军是支过硬的红军部队。对四军军部调归防空部队表示热烈欢迎。他看了我带去的有关资料，了解了军部的实力。当时司、政、后机关共2600多人，大部分干部是红军老战士。对此他很高兴，说：“防空部队需要大批干部，特别是优秀干部，你们一定会有用武之地的。”他还对我详细地传达了军委以及彭德怀、刘伯承等领导关于成立防空部队的思想及有关指示。周说：全国大陆虽已解放，但领空的形势还是严峻的。虽然松花江小丰满电站防空保卫战取得胜利，使我们避免了重大损失；正因为有了一批高炮防空干部才适应了抗美援朝作战的需要，但是蒋介石依靠美帝的援助，仍经常派飞机到我沿海城市领空骚扰，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威胁。我们必须尽快培养大批防空指挥员以加强我军防空体系，适应防空作战需要。这次军委决定派你和孙超群同志去上海，以四军军部为基础组建高射炮兵学校，就是为了完成这个光荣任务。彭总、刘总都很关心这个学校，并决定该校暂定为军级。校址设在上海，还能得到陈毅的帮助。最后，周司令员关照我们在北京多呆几天，各处看看。
我们很快就从北京赶回临洮，途经兰州时，我向张宗逊作了汇报，他叫我回部队后做好动员工作，尽快去执行新的任务。
●率四军赴上海
在此期间，上级将四军第十二师调出改为公安师；将第十师调到东北，改为炮兵部队。这时，西北军区派到四军军部来的干部部长，本应帮助做好调防工作，但他利用正在准备实行军衔制的机会，到处封官许愿，造成部分干部的思想波动。
我从北京返回临洮后，了解到部队的现状，决定稳定干部情绪，进行深入动员，开展正面教育，以统一指战员的思想，做到坚决执行军委命令。为此，我主持召开了党委扩大会。参加人员：姚知一、李振华、杨万钧、薛健、高文书、许法善、骆柯良、孙时光、霍源丰、温亮忠、曹茂森、李红先、杨振东、张介夫、牛占彪等。
经过通宵认真讨论，会议决定，设法使各单位及每个人都要认识到军委把组建高炮学校的重任交给四军军部，是对我们的信任；我军历史上从来没有高炮部队，我们所承担的这个任务是神圣而光荣的。第一要使大家认清形势，把思想统一到主体任务上来。二是组织工作要深入、细致。具体分工如下：姚知一、李振华除负责司令部工作外还要编好物资、档案、器材、枪枝、弹药等运送工作的梯队，并协助后勤部、卫生部做好组织工作。骆柯良、许法善除负责政治部工作外，要拟出对全体指战员的动员大纲，做到人人皆知。要号召大家争做先进，保持四军的优良传统；要动员党团争做执行命令，维护纪律的模范。杨振东、温亮忠负责物资、枪枝、弹药、经费、马匹、车辆等的清点、登记、移交和运输工作，特别是移交西北军区的东西一分一厘不能带走。张介夫负责伤病员工作，要按照军委指示：“重伤病员交西北军区医院治疗，轻伤病员随军部医院去上海，途中要保证他们的安全。”曹茂森负责军民关系，召开军民座谈会征求意见，检查部队是否严格执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是对不符合婚姻法规的行为要坚决制止。李红先负责移交囚犯的工作，对案犯的材料、取证要登记清楚；量刑、定罪要拿出意见，不能含糊，不能给西北军区留下麻烦。并要求保卫部留下冯文华、邵永周两位科长处理完上述工作后，再赴上海归队。我承担全机关的总动员这项关键任务。各部部长承担动员后的具体工作。会议还决定务必在一周内将上述工作贯彻落实，定于9月5日前全面检查，6日第一批人员就要由临洮出发。
根据会议决定，动员工作由上而下逐级展开，经过反复深入细致的教育学习之后，2600多名官兵很快统一了认识。高度的责任感使他们决心献身于祖国的防空事业。
部队按照预定方案做好了行军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我们检查了群众纪律；解决了遗留问题；有关经费移交以及营房、民房整修等问题都得到妥善处理。当我们将一个整洁又设备齐全的营房移交给接收部队时，受到了赞扬。西北军区后勤部清点了各项帐目、财产、枪枝、弹药、物资、人员、马匹等无一差错时，我们受到了表彰。
9月6日和9日，军直人员分两批从甘肃出发，乘汽车到陇西，再改乘火车去上海。途中的行军指挥工作由姚知一参谋长、骆柯良宣传部长组织实施。由于工作细致、周到、组织严密，部队2600多人和大量物资在整个行军中没有发生任何问题。9月16日安全到达目的地，进驻上海江湾五角场营区，该区原是第三防空学校所在地。从此我们开始了组建炮校的征程。
●创办防空部队高炮学校
01。语重心长
1952年9月下旬，军委防空部队副司令员谭家述，华东军区防空部队司令员陈华堂，预定为炮校校长的孙超群与防空部队军校处处长梁家珍，提前到上海筹备校舍。在上海市人民政府我们受到陈毅市长的亲切接见。
陈毅非常爽朗，对我部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久闻四军这支陕北红军是作风硬、军事强、很能打仗的英雄部队。军委命令你们到这里办高射炮兵学校，上海市一定全力支持。你们需要什么，就尽力解决。江湾五角场的五个角就给了你们三个多角嘛！现在蒋介石的飞机经常空袭上海，我们很需要一支高射炮兵队伍教训他们。他还风趣地说，假如再有敌机空袭，五角场的防空就由你们包下来了。陈毅指示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尽快地把学校建立起来。大力培养高炮、防空专业干部，尽快输送到急需这方面人材的抗美援朝前线和各个城市，以保卫祖国的领空。
当时的上海正处于百废待兴、各项事业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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