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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赤然将军回忆录-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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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上海正处于百废待兴、各项事业都急待建设的时期。陈毅对驻沪所有部队要求非常严格，绝不容许多占一寸民用土地。可他对高射炮兵学校的筹建工作却非常支持。他的关怀极大的鼓舞了全校同志的建校热情。使我们更坚定了不向上级伸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决心。
不久，我随同肖克等到南京军事学院参观，并聆听了刘伯承院长关于办军事学院的精辟见解。他在同我们谈话时说，现在仗打得少了，就要抓人才，办学校，培养干部。想办好学，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要有好的教员，师不高、弟子拙。就像办医院，没有高明的医生是不行的。其次，要有坚强有力的领导。他还说，防空部队的建设是彭总根据朝鲜作战经验提出的。我们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要求防空部队迅速壮大起来。通过办学校来培养专业干部是个好办法，军委决定是英明的，希望你们尽快把这所学校办好。
为了迎接新的挑战，使自己的生命为国为民更加赤诚的燃烧，我将用了几十年的名字“李宗贵”改为“李赤然”。
02。学校的组织建设
根据军委7月21日电令，原第一野战军第四军直属机关2600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防空学校的大部分机构及其400余名人员；沈阳高射炮学校20多名干部教员；准备作为教员培养的120多名各校毕业学员；上海曹家花园军委防司高炮技术教训大队10多人和军委防司分配的10多名干部将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高射炮兵学校”。原步兵第四军副军长孙超群任校长，原第四军副政委李赤然任政委。
该校的任务是：培养与训练防空部队的战炮、指挥、观测排长和火炮观测技师及连队政工干部，使其成为政治品质优良，能保持与发扬我军光荣传统，精通各种条令、条例及熟悉本职业务知识和技能的德才兼备的军官。学校党、政、后勤、卫生工作由华东军区负责，教学工作由军委防司负责，干部与学员调配由军委统一筹划。
1952年9月，军委主席毛泽东签发了任命我为高射炮兵学校政委的命令。10月1日，在上海江湾五角场庆祝国庆三周年暨学校成立大会上，校长孙超群宣读了军委组建高射炮兵学校的命令。我作了合编报告。从此，一所专门培养高炮人才的学校诞生了。
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新学校的机构建设，其核心问题是干部的合理使用。要从不同的单位抽调大批人员并编制出有效机构，就必须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必须坚持正确的干部政策。
首先按照军委防空部队党委《关于第四军军直及第三防校机构人员之调配计划》的要求，需要把第四军军直、第三防校和军委防司的机构人员分编出来。我们从四军军部调出通讯营的200人，教导队的100人，去南昌防校；又调出干部战士60多人去军委防司；从第三防校调出训练处和6个学员中队，共计约150人去南昌防校；另调8名干部到军委防司。总计调出干部、战士500多人。
第二步进行“合编”，就是把原四军军部和第三防校各自的机构撤消，按军委防空部队党委所拟的高炮学校编组计划，建立起学校机构。把所有人员基本上归口编配到各机构中去，同时指定各级负责人。人员各就其位，思想趋于稳定。
在合编的基础上，我们根据军委防司颁发的《高射炮兵学校编制草案》进行整编。对某些机构和少量人员作了调整。按照编制建立了各级机构，基本上配齐了干部，并召开了排以上干部大会，正式宣布了全校编制和干部名单。
学校下设训练部、政治部、干部部、物资保证部、技术部和队列处；3个学员大队下分8个中队，1个高级班（有3个中队）和1个练习团，该团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处和2个炮营1个干部连。
杨易风任训练部部长，李振华任副部长。训练部设教务科、教材科、战术科、射击科、兵器系、观察系、雷达系、政治文化系、军事教育系和体育系。
政治部主任由李赤然兼任，骆柯良任第一副主任，张尚义任副主任。政治部下设组织科、干部科、宣传科、保卫科、青年科和俱乐部。
物资保证部由杨振东任部长，该部下设财务科、军需科、给养科、营房管理科、卫生科和运输连。
技术部由温亮忠任部长，下设修理所和3个仓库。
干部部长霍源丰兼管子弟学校和家属，这些均为非编单位。队列处由牛占彪任处长，该处下辖警通连、保密室和招待所，招待所亦非编单位。
在炮校机构的组建过程中，可以说正确使用干部是个关键，也是办好学校的前提。该校人员来自5个单位，情况比较复杂，有工农干部、知识分子、老红军，也有解放战争时期的自民党起义人员。我们牢牢把握住“德才兼备”的用人原则，坚持“五湖四海”，不搞任人唯亲，对每个干部的使用，都经认真酝酿和慎重考虑。比如：在训练部部长人选上，经反复比较和研究，认为沈阳炮校的杨易风虽然在国民党炮校学习过，可也担任过我民主政府县长。他学的是高炮专业，有办学经验。而另一位人选姚知一虽各方面条件比杨都好，但不懂专业，最后还是决定杨为训练部部长，以发挥其所长。实践证明，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
由于坚持了正确的干部政策，使整个机构组建工作进行得迅速而圆满。全校几千名来自四面八方的干部、战士和职工，决心为办好高炮学校而团结奋斗。
进行组织建设的同时，还把营区建设列入日程，动员组织全校干部、战士、学员掀起劳动建校的热潮。3个多月中，共计投入劳动力8万多人次，清除杂草3万多平方米，修排水沟1000多平方米，平整道路5000多平方米，修整运动场和炮场20多万平方米，打井70多口，植树7000多株。往日荒草丛生，垃圾如山，废弃了多年的侵沪日军旧营地焕然一新。居住在学校附近的群众以及复旦、同济大学的教授们，惊喜地赞不绝口。全校涌现出一大批建校劳动的先进人物，其中4名同志荣立二等功，100多名同志荣立三等功。
学校机构的组建工作，从9月下旬开始至10月底顺利完成。为学校教学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2年11月，防空部队副司令部员谭家述在庄严隆重的授旗仪式上向我校授予军级军旗。
1952年12月，高炮学校党委会经军委防空部队党委讨论通过并报总政批准，正式行使权利。校党委会由孙超群、杨易风、骆柯良、张尚义、杨振东、霍源丰、李红先、牛占彪、张思聪、魏建明和我共11人组成。经我再三推辞由孙超群任书记，我任副书记（1954年4月改由我任书记）。炮校党委会的成立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有力的推动了建校的各项工作。
03。尊师重教
学校工作中教员、知识分子是主要支柱。正如刘伯承所说：这是办好学校的重要条件之一。他们处于教学第一线，其他工作都应围绕教学工作进行。
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于那些来自硝烟弥漫的，来自山南海北的军队同志，可并不简单。特别是一些身经百战，久经沙场的指挥员、战斗员，现在要他们全力支持那些入伍没几天甚至从未参加过战斗的知识分子的工作，思想一下转不过弯子。学校里当时流传着顺口溜：“金教员、银学员、废钢烂铁工作员（指其他工作人员）”，就反映了一部分同志的思想情绪。
对此，我们召开了各种会议，通过耐心谈话，反复说明：现在的“战场”已经不需要枪炮弹药，只需要知识，需要专家。现在是教师身处前线，你们负责后方保证。前方后方协同努力，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革命工作从来没有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老革命，老战士，应该如在战场上一样，坚决服从党的需要。在说服教育的同时，我们对于错误的认识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了它对学校建设的危害性。我们要求各级领导都要尊重教员的工作。还号召工农干部努力学习科学文化，跟上时代的步伐。从此，学校各级机关越来越主动为教员解决生活、家庭等方面的困难，为他们创造了良好的工作条件。
另一方面，对教员、知识分子也提出严格的要求，希望他们虚心向工农干部学习，特别要学习这些老战士为革命不怕牺牲、不畏艰险、大公无私的高尚品质。我们对于教员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也从不姑息迁就。凡学校要求学员做到的，更要求教员首先做好。对教师的高标准严要求，才能训练出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教师们见学校如此重视、关心他们，更加严格锻练、努力工作。在全校的出操、列队中，动作最标准的是教员队伍；每次我校官兵受阅，方队的排面兵、基准兵都由教员担任。在学校建设初期的各项活动中，教员队伍总是全校的榜样。这对于我校良好校风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军委防空部队党委要求我校预科文化教育要于1953年1月开学，本科专业训练要于同年8月开课，学校初建时期各项工作都是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展开的。事实证明，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推动其它各项工作，才能完成学校的使命。
当时，学校师资远远不足，很多人还缺乏教学经验。我们从在职干部中选调了40多名文化程度较高、思想比较过硬的同志，充实了教员队伍。同时，对原有一些教员采取培训的方法，使他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有较大的提高，能尽快走上讲台。训练部部长杨易风还亲自示范。此外在教员队伍中还提倡以老带新，能者为师，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经过全校同志特别是全体教员的努力，开学前的各项教学准备工作顺利进行。不到3个月，全凭自己动手，完成了各类教学大纲、教材的编写工作，制作了大量教学用模型，保证了学校预科文化教育和本科专业训练按时开课。
1952年10月下旬，苏联专家捷尔卡基上校来到学校任首席顾问。一年之后，苏联专家金果夫中校、卡斯秋克中校也来到学校，分别担任射击、兵器和雷达专业顾问。他们的到来促进了学校专业化建设和正规化建设。在其帮助指导下，学校军事专业训练从教学大纲、教材教学活动、考试方法到规章制度等，都严格仿照苏军及其院校的一整套做法建立起来，一所正规的高炮学校初具规模。
学校坚持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民主集中制和政治委员制度。苏联专家也明确他们只是学校的顾问，仅需履行顾问的职责。双方各司其职，相互尊重、团结共事。
苏联专家在炮校工作期间，与学校工作人员、教员、学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他们撤回苏联以后，每年炮校校庆，捷尔卡基等专家都发来贺电，表示他们对中国同志的怀念和祝贺，从未间断，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1954年9月，国民党反动集团派遣飞机窜扰上海。我校担任战备任务的练习营炮连，同驻守上海的高炮部队一起，粉碎了敌人的罪恶阴谋，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上海各界人士对此曾向高炮学校表示热烈的慰问。陈毅也向我们表示了祝贺。
1954年10月，高射炮兵学校第一期一年制指挥学员毕业。为了严格考察学员是否达到教学大纲规定的要求并检验学校的教学质量，根据军队院校工作条例规定，要由国家考试委员会对毕业学员进行考试验收。军委防空部队党委决定：由防空军副司令谭家述任主任委员，我任副主任委员组成国家考试委员会。在对我校毕业学员的考试中，他们取得了总评良好的成绩，并评出了优等生。这是全校的光荣，更是全体教员的光荣。
●建设防空部队高级防校
01。赴京受命
经过两年多的边学习，边建设，边探索，高射炮兵学校初具规模，教育、训练和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随着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结束，中央军委及时提出了在全军开展正规训练和建设正规军校的方针。并强调指出，训练工作是全军的中心任务，培养好干部的途径是办学校。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学校工作在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为了适应防空部队发展的迫切需要，在成立了防空学校和高射炮学校之后，军委又决定成立高级防空学校，以逐步健全通过学校培养干部的体制。为此，1954年12月，军委决定调我到正在建设中的高级防空学校任政治委员。
接到命令后，我把炮校工作进行了安排和移交，即赶赴北京，到军委防空司令部报到。防空司令员周士弟是我的老首长。1936年红军东征时，他任十五军团参谋长，我是该军团所属的八十一师的政治部主任，1952年我到上海高射炮兵学校任职时，也是由他亲自交待任务。此次见面周司令非常热情，谈话内容也很广泛。他首先询问了炮校的建设和教学情况。听后点头表示满意。他说：过去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是为了推翻“三座大山”，夺取政权，靠的是小米加步枪。现在全国胜利了，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国家政权，保卫胜利果实，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必须建设技术兵种，掌握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经验，建设、发展防空部队刻不容缓。我们现在的防空部队和指挥机构都是新建设起来的，它担负着保卫国家大、中城市和重要目标的空中安全的任务。是现代化主体战争中积极防御的主要力量。
在谈到如何建设好由多兵种组成的现代防空部队时，他强调说：关键是要培养干部，而培养好干部的中心是办好学校。因此军委下决心选调优秀领导干部创办学校。这些话是彭总、刘总讲的，也是军委的精神。
在谈到高级防校的性质和任务时，他说：近两年来，我们已经建立了防空学校和高炮学校，基本解决了初级干部的培训问题。新建立的高级防校就是要担负培养防空部队中、高级干部的任务。高级防校的校址，军委已确定在北京。11月，军委已调王智涛任高级防校校长。他原任防空学校校长，曾长期在红大、抗大任过教，并到苏联学习过。调你们去办高级防校，是因为你们已有创办防校和炮校的经验，要集中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尽快开学。相信你们能完成这一重要使命。
我表示建高级防校担子很重，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还不够，我会随时请示领导，得到苏联顾问的指导帮助，会和王智涛校长团结共事，会虚心向他学习。我要边干边学，依靠群众，大家齐心协力就一定会把学校办好。
02。迫在眉睫
第二天一早，我乘车去到清河镇附近的高级防校工地。只见施工现场一片紧张忙碌，大家正在刚建好的一些营房内办公。因王校长带领一些干部教员到外地军事院校参观学习去了，由先期到校的原二十四步校校长、高级防校副校长宁贤文向我介绍了学校的建设计划、工程进度、组织状况和教学准备情况。从中使我深感中央军委和防空部队党委对高级防校的建设非常关心和重视。学校建设不仅规划早，而且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都投入了很大力量。对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上级领导均亲自调查研究，及时解决。
早在1953年初，防空部队首长就提出了筹建高级防校的设想。防空部队党委在《防空部队学校五年（五二一五六）干部培养计划》中提出“在建设防校和炮校以后，应尽快建立高级防空学校，形成防空部队现有各兵种之初、中、高级指挥干部的学校培养体系。”1月10日，该计划上报中央军委后，仅隔一周，即1953年1月23日，毛泽东即批示“同意”。同年6月15日，军委命令将桂林原第二十四步兵学校领导机构划归军委防司，将其机构改建为高级防校，并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高级防空学校”。
军委规定高级防校的训练任务主要是培养与深造高射炮兵，对空勤务（雷达、地面监视部队），探照灯兵的营、团指挥干部和营以上干部，并轮训防空部队营以上的指挥干部。学员定额为400名，其中高级班（师以上干部）25名，高炮班200名，对空勤务班175名（其中雷达50名，地面监视25名，探照灯班25名，政治班75名）。学制定为一年。计划在5年内将防空部队在编的营以上指挥干部普遍轮训一遍，尽快改变当时防空部队相当一部分中、高级干部不懂防空业务，不会指挥、训练部队，甚至贻误战机的状况，推动防空部队及机关的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
建设高级防校的任务非常紧迫，当时虽然确定以原第二十四步校的机构改建为高级防校，但由于需要另选校址，并且训练任务，对象，内容及武器装备等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不仅要新建校舍，还要充实改变原有的组织机构，补充干部及教师队伍。因此，学校建设采取了边建设、边组织机构、边进行教学准备的方针，实行统一领导、齐头并进，从而加速了学校的建设步伐。
03。营房建设
确定校址、抓紧营房建设、争取早日开学是当时最紧迫的任务。原二十四步校先期到京的同志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1953年7月，由宁贤文带领步校少数干部由桂林赴北京。8月，在军委防司直接领导下，于北海后门桥拐胡同，成立了驻京办事处，开始着手选择校址和营房筹建工作，为时几个月。经多次到现场察看研究，新建校舍定在清河镇以北西二旗与西三旗之间。此处远离市区，安静幽雅，四周开阔，交通水电都较易解决，有发展余地。1953年12月报军委批准后，留桂林的人员于1954年2月和5月分两批赴京。这时一部分从防空部队、机关、学校选调的干部也陆续报到，建校工作逐步全面展开。
此前，防空司令部军校处曾组织部分同志到解放军后勤学校、坦克学校、高炮技术学校等兄弟院校参观学习；还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研究营建的总体方案和设计图纸，并广泛征求意见。1954年2月，专门成立了工地办公室，以协助总后勤部工程公司监督质量和进度。3月，开始征购土地工作。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帮助下，购地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在一个多月里，先后5次完成了勘探、丈量、定桩、审批等繁重任务。共购地470多亩。1954年4月中旬破土动工。
12月我到校时，四周空旷的田野上幢幢新建的校舍已拔地而起。
军委和防空部队党委对高级防校的营建始终非常重视。当时国家正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财力并不富裕，却一次就拨营建费484亿元（旧币）。
营建过程中，全校员工怀着创业者的光荣感和责任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克服了种种困难。开始没有现成的营房，所有干部、战士、职工及家属，分散在附近十来个村庄老乡的房子里吃、住、办公。负责营建工作的同志，自己动手搭草棚，垒锅台，吃住在工地。开大会就在露天，办事情就得步行。到市里联系工作要走几里到清河镇乘公共汽车。虽条件简陋，生活艰苦，但大家没有怨言，一心扑在工作上。特别是广大干部和党员接受任务不讲价钱，苦活累活干在前。
在营建中，我们还十分注意尊重地方干部，遵守地方政府法规，开展驻地附近的群众工作。经常为他们演戏、放电影，做到“三净一满”，即街道净、院子净、住房净、水缸满。农忙时帮助收割、播种、储运等。此外还注意与施工单位搞好团结协作。
经过8个月的奋战，到54年底，建成11幢教室、特种教室、宿舍、办公楼等，峻工面积达2。1万平方米，为顺利开学创造了基本条件。
04。选调人员 建立机构
在学校动工建设的同时，防空部队领导机关和学校着手各级干部和各类教员的选配与训练工作。根据军委颁发的编制，学校下设训练部、政治部、干部部、物资保证部、技术部、队列处、财务科，并直辖5个学员班和1个练习营。其中训练部下设教务处、教材处、翻译科、政治系、战术系、探照灯系、电工无线电系、火炮仪器系、射击系、雷达系、对空勤务系、汽车和电源站系、体育训练科等。
原二十四步校来京的干部教员，绝大部分经过革命战争考验，军政素质好，而且有丰富的办校经验，但普遍不懂防空业务技术，还有不少同志文化较低。符合要求的教员缺额较大，特别缺少教员领导干部和防空专业技术教员。
针对这一情况，我们一方面从原二十四步校的干部中选拔了130多名文化较高、有培养前途者到汉口防校、上海炮校、济南航校和防空部队学习。另一方面，请示防空部队领导机关为我校调配所需干部和教员。
军委和防空部队党委决定从防空部队、机关、学校选调一批既懂防空专业，又有作战和教学实践经验的师、团以上干部到校任各部、系领导或教员。各单位服从大局、大力支援，对我校急需人员，即使本身工作受到一些影响，也坚决调给。1954年下半年防空部队首长多次亲自签发电令，点名为高级防校选调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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